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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具有重要认识价值的“发展质量”概念，并从质与量的规定性、科学性和价值性、协调性与持续性、相对性与动态性、效能性与调适性的相互关系中具体揭示了这一概念的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同西方的把手段当成目的、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划清界线，在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条件下，走出一条以质取胜的、持续与协调的发展道路。在操作层面，我国应努力研究探索如何凭借相对少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而充分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路子。
中国现代化同任何复杂系统的运行一样，它的发展既有数量的规定性，又有质量的规定性。两者动态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发展的完整涵义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本文从数量和质量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提出一个“发展质量”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阐释我国实现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发展质量”概念提出的现实依据及其涵义的界定
如果从发展的数量观和质量观的特定视角审视迄今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我们会看到，二战以后，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关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传统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单线式的进化论发展观和“量的扩张”基础上的。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学派看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普适性，发展的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只要经济增长了就会发生“涓流效应”，使许多社会问题迎刃而解。也就是说，量的扩张自然会解决“质”的问题。建立在市场竞争、殖民掠夺和不平等贸易基础上的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只是在西方国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单纯追求“量的扩张”的片面发展观在发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因而随着认识的提高，国际社会对发展概念不断进行修正。总的演进脉络是从“数量偏好”转向对发展质量的关注。例如70和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命题，对增长、发展、进步概念作了区分；有的提出“质量增长”的概念，认为：“如果忽视了增长的质量，也不注意进行社会改革，就谈不上什么发展”；〔1 〕有的提出“生活质量应被看作是发展的重要指标”；〔2 〕还有的学者及国际组织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提出了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注重质量的发展道路，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比如在社会学界，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理论，吴忠民提出“社会质量”概念等等。
但迄今为止，不少国家的学者在发展理论的研究上，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影响，对于发展质量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进行理论阐述；在发展实践上，也尚未走出量的冲动的误区和传统的“增长第一”发展观的影响。 由此带来的问题必然是“工具挂帅”、 “GNP崇拜”和“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以及经济因素支配非经济因素， 量的考虑压倒质的追求等等。许多人对“后发现代化”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一点烙印很深，但对“后发现代化”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质量这一点则没有明晰的概念。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同样存在。为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在以往发展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中，已经对发展的质量问题有了逐步加深认识的基础上，把“发展质量”作为一个新的科学范畴和一个有认识价值的新的概念工具提出来。
对于“发展质量”这个科学范畴的“新成员”，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发展质量是指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时点上，社会在以其所拥有的资源总量满足其自身需要上所呈现的全部功能特性及其社会整体运行的优劣状态。这一定义所强调的是：第一，由于我们的发展研究是以“现代化”为特定的考察对象，所以在定义中设定的前提是“现代化进程”。第二，发展质量概念的提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现代化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在运用社会资源满足社会需要时，社会功能特性是否得到了最佳展现，社会运行是否达到了优化状态。因此它考察的侧重点不是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而是其优化、完善状况。第三，发展质量以“社会整体”为考察单位，强调的是整体性品质，是社会有机体的全部功能特性所呈现的整体运行状态，而不是社会有机体某一单项要素的品质或局部特性。上述特点决定了“发展质量”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特性复杂的概念。我们将用以下几对概念关系来阐释“发展质量”概念的特性：
（1）“量”和“质”的规定性的统一。 这是发展质量概念的基本内涵和表述方式。这里所说的“量”是指以物质形态方式存在的各种可统计实体的数量。首先，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时，自然涉及到“量”的状况，如GNP、增长率、经济效率、生活水平、 消费水平等等。一个国家或地区创造的物质资源越丰富，那么它为人们提供的活动空间和选择范围也就越大，也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扩大社会资源的总量。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时期发展速度很慢，就说不上它的发展状态是好的。因此对“量”的追求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资源匮乏时更是如此。
但量的扩张又不是发展状态良好的充分条件，它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质”的提高。相反，有时过高的增长速度对社会整体的运行质量会有负面影响。比如，为追求工业产值而造成环境严重恶化；为治理环境又投入份额越来越大的“防御性”资金，其量的扩大不能都视为贡献指标。再如，我国有3亿多吸烟者，占世界总量的31%。 为满足烟民的不良嗜好而发展起来的烟草产业成为我国第一利税大户；因吸烟引起疾病的增多又支撑起庞大的医药产业等等。这些因素都刺激了GNP 的增长，但不能说这种增长是有益的。因此，增长可分为良性增长和非良性增长。即使是“良性增长”，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多益善”，也需要对其增长进行调控。总之，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量的增长必须在保证质量或以“质”为导向的条件下进行。没有质量的速度不是真正的速度，不可能做到“健全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没有发展的增长”。所以，在现代化的每一个发展时点上都有一个发展质量问题，质量对数量具有规定和制约的关系。否则，“获得的所有经济‘进步’到头来只不过是买了一张走向社会与环境退化的头等车票”。〔3〕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质量概念虽然内在地包含着发展数量的规定性，但它却不同于“发展水平”的概念。“发展水平”表述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所达到的发达程度，侧重于“量”的规定性；而“发展质量”概念则在“量”与“质”的辩证统一中，侧重于“质”的规定性，表述的是在一定的社会资源总量的条件下，社会运行的优化、完善状态。
（2）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我们在上面界定发展质量概念时作的最基本表述是，社会拥有的资源总量在满足自身需要时所呈现出的功能特性和运行状态。这里所涉及的“社会资源总量”和社会的“自身需要”两个概念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从而也就涉及到对发展状态评价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需要，这也就内在地规定了发展质量概念的科学性特性和价值性特性及其两者的关系。衡量现代化的发展质量，自然离不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程度这些反映历史进步客观进程内容的考察，但也离不开这种进步和发展对人类的意义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离不开对经济发展的目的性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组织的下述观点是可取的：除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之外，发展具有社会性的内涵；发展意味着“扩大人们进行选择的范围”；〔4〕“发展应以人为核心”。而这方面的内容， 常常不是可用数量加以测量的。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关系，在不同的场合，又可用社会发展的“硬件”和“软件”关系、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关系、以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以表述。
（3）协调性和持续性的统一。 发展质量的协调性特性是指社会各子系统互动和结构要素的配置状态；持续性特性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险”〔5 〕的发展状态。我们在定义“发展质量”概念时，之所以突出强调以“社会整体”运行状态为考察对象，是因为无论是发展的涵义还是现代化的涵义表述的都是社会整体的进步过程，是社会结构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改变。因此，不能把发展仅仅归结为狭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没有社会整体系统的协调发展，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是有质量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整体系统简单地划分为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的话，那么发展质量应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三个组成部分及其良性互动关系。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又是若干代人共同完成的事业，发展的成果也需要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因此有质量的发展应是可持续性的发展，今天的发展能为未来更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要真正做到持续发展，又有赖于社会整体系统的协调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既应遵从“自然契约”，又需遵从“社会契约”。
（4）相对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发展质量的相对性是指社会在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定时点（如人均GNP达到600美元、1000美元、2000美元时，等等）所具有的发展优劣状态，即达到了既定时代的“发展美”。如果在不同的时点上做到了发展的量和质、科学性和价值性、协调性和持续性等等的优化配置，即使发展水平尚不高，我们仍可以说是获得了较高的发展质量；相反，虽然人均GNP达到10000美元的较高发展水平，却未能实现各种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发展质量是不高的。比如中东地区的一些石油主产国按人均GNP 计算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但其他社会要素较为落后，我们不能说这些国家的发展质量是高的。一些西方国家人均GNP水平很高， 社会其他要素也达到很高发展水平，但却因存在结构性失调的问题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种种弊端，那么我们也只能说这些国家的发达程度高，而不能说他们的发展质量高。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出的发展质量概念才有助于为我国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的优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而这正是我们提出发展质量概念的意义所在。
以上说的是发展质量的相对性品格，但是发展质量的概念又是动态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发展质量有不同的要求和评价标准；而且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张力不同，可“互换”的情势也不同。比如，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发展的速度可以牺牲一定的质量；有时又可以用适当减慢发展速度为代价去换取较高的发展质量。所以我们说发展质量概念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相统一的特性。
（5）效能性与调适性的统一。 发展质量的效能性表现为在运用社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发展目标时具有集约性，能做到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从而使社会运行成本低，损耗少。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效能性，必然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活动力得以充分发挥，同时也意味着对原有的缺少效能的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改造、改革。但旧的结构平衡的打破容易引发失序、波动和冲突，使社会运行的不稳定因素增加。而有质量的发展则表现为社会对其自身运转中出现的矛盾、冲突、故障具有化解和修复能力，以及在社会运转出现失衡时具有建立新的结构平衡以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的能力。这就是发展质量的调适性特性。效能性和调适性统一，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对发展质量概念的内涵特性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质量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丰富属性的新概念，在现有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还没有一个概念能代替它的认识价值，因而有其“出生”的理由。运用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工具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也必将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中国的现代化要坚持“以质取胜”的战略思想
以上我们对发展质量的概念做了阐释。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应当做到质与量、速度与综合效益的统一。但质的要求是量和速度的基础。从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特定发展条件及其所确定的发展目标出发，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不但应该保持较高的赶超速度，而且从一开始就要走注重质量、“以质取胜”的路子，并以此贯穿现代化的全过程。这就应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之所以要如此，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必然要求”所决定的：
（一）“后发现代化”之发展条件的必然要求
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中国作为现代化的“第三梯队”，其发展条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独特的现代化必要条件”，不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但二战以后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学派却以西方国家为蓝本来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现代化发展模式。比如罗斯托就是一个典型代表。1975年，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再版时，他在原有的现代化社会成长五阶段说的基础上，又在“高额大众消费”阶段之后，把“追求生活质量”作为第六阶段。按他的“阶段说”，只有达到高额大众消费之后才能把改善生活质量（也即发展质量问题）提上日程。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可取的。
第一，罗斯托直到70年代才把改善生活质量问题提到日程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在解决发展质量问题上是很不自觉的，是在走过漫长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后，已经出现“发展性危机”时才提出的。比如，与罗斯托的理论表述相适应，美国在本世纪60年代末，面对着经济繁荣背后的“人的困境”和“现代贫困症”，才提出“社会指标运动”，去解决生活质量下降问题。美国在人均GNP达到1.1万美元时才提出解决环境问题，日本提出环境问题也是在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之后。 即使只按日本的标准，中国也要到下个世纪中叶才能把环境保护问题提上日程，这显然是不可行的。
第二，如按罗斯托的说法，发展中国家在“高额大众消费”阶段之后才去解决生活质量问题，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追求生活质量”问题提上日程只能是遥遥无期的事，因为发达国家获得的高额大众消费，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之上的。差不多每一个西方国家的发家史都是一部对殖民地国家的血腥掠夺史。当这些国家进行工业化时，可以不加限制地利用全球的资源，而那时全球的生态系统也没有象现在这么脆弱。今天，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却消耗了世界能源总量的90%； 为了开动生产和生活中的机械装置，每个美国人的年均消耗相当于500个人工作的能量； 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6%，但却消耗世界1/3以上的原材料和能源。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到高消费，是发展中国家做不到的。
第三，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在客观上具有“赶超”的性质，因此在“早发”国家现代化中的历时性矛盾在我国则表现为共时性矛盾，因而要保障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必须善于解决好各种复杂矛盾，提高社会运行的质量。这就正如一辆超高速行驶的汽车，对车体的结构和部件的质量都得有更高的要求。否则，一个局部出了问题，整部汽车就会倾覆。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同早发国家不同的特定的发展条件，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初期就把发展质量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二）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
“早发”国家的现代化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终点，我国的现代化所确立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要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根本的社会弊病时曾指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 〔6〕这也即是今天许多西方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是“单向度的人”、“畸型的人”，以及造成了物质和精神生活严重失衡等许多社会问题。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质量的问题和如何向人们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问题。这个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下才能完成。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把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结合起来，它不仅要消除贫穷，使人们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要“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能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所以， 社会主义的选择开辟了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发展新方向，并且能够为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确保社会高质量地发展提供制度容量。
（三）中国国情特点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少自然资源和产品产量的绝对数字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计算便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如，我国耕地、草地、水资源以及主要矿物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而且分布极不平衡。 且我国的生态系统相当脆弱，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能源枯竭、气候反常、人口爆炸等六大问题都可能在我国大地上出现。不仅如此，我国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也很狭小，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或1/15。〔8〕我国目前的钢、煤、原油、 水泥的人均消费量也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21世纪我国的人口峰值将达16亿。而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已不具备“早发现代化”那样宽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不允许用“早发现代化”的发展方式进行现代化。加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统脆弱性，以及巨大的人口压力等等，都决定了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如果把自然资源无限制地转化为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可能做到持续发展的。我们无法支撑起全民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不可能重走“以量取胜”的路子，只能走高度资源节约型和适度消费型的发展道路。
（四）回应21世纪全球挑战的必然要求
根据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我国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步骤，我国要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已不单纯要完成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标志的传统的工业化任务，而且也要完成自本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化”任务，即实现现代工业化。而在实现上述现代化任务时又将面临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这种竞争包括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以及在冷战结束后突显出来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等等。同时，由于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国差不多都已分布在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时点上，将给全球的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这就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更大的环境、资源的约束。此外，还有某些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国实行扼制政策的因素等等。面对着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严峻环境，我国要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最根本的是要把自身的事情办好，最大限度地聚集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动力资源，并通过结构优化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和我们民族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这就要求我们尽力提高社会运行的质量。
另外，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从全球的视角回首看20世纪，应当说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全部世纪的总和还要多，但人类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精神发展的问题，也即人自身的问题。21世纪人类社会显然将更加注重解决自身的生活方式问题和文化问题。关于这一点，包括西方一些学者也都认为，在21世纪，西方的单纯追求“量的扩张”的发展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将失去影响力，文化和制度变化的作用将上升，而与之相关的是对总体生活质量的强调。面对世界的这种发展趋势，也需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念和选择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
以上我们讲的是中国现代化应坚持“以质取胜”的战略思想的根据。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走“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不但有必要性，而且也有可能性；不但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空前的机遇。
在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不仅关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更为关注这样的问题：早发国家现代化使其物质生产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却陷入了“人的困境”。中国的现代化能不能避免这种“发展性危机”，走出一条物质和精神发展相互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呢？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只有中国具备求解这道难题的条件和机遇。原因是：（1）中国现代化具有起步滞后、发展迅猛、 道路独特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另一方面现代化中的负效应沉积尚少，走创新发展之路的可塑性强，选择余地大，这同早发国家“发展性危机”已积重难返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2）中国的现代化后发优势显著， 可借鉴和采借的历史经验、先进技术多，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3 ）中国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丰厚文化遗产和文化底蕴，在同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可以为求解摆脱“人的困境”的世界级难题提供新的文化和社会资源；（4）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就为优化、 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条件。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拥有的时代机遇并不能自动地把我们引上高质、优化的现代化发展轨道上去，而且由于当代社会发展极其迅速，机遇也是稍纵即逝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正向和负向因素都在迅速增长，如果我们放任某些力量发展下去以至于难以控制，或听任某种社会的调解力量受到消弱再难以发挥作用的话，社会中的消极因素就会膨胀起来，同样会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使我们的社会走入付出过高痛苦的社会代价的老路。
三、走“以质取胜”发展道路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以上我们论述了“以质取胜”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在我国实现以质取胜的发展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把握住哪些发展环节呢？我们认为以下各点是重要的：
（一）坚持创新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综合创新之路。在各种创新中，最难的和最关键的环节是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创新。没有这些创新，其他方面的创新也将其行不远。在这方面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那种把发展手段当成发展目的本身、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战略选择应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本位，努力使发展的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取得动态平衡，从而在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条件下，走出一条以质取胜的、持续与协调的发展道路。
在操作的层面，我国应努力研究探索如何凭借相对少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而充分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路子。因为物质消费水平同生活质量既相关又不对等，两者的关系具有弹性。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得好不好，社会发展质量高不高，不完全取决于人均GNP。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物质载体。在我国， 人们的物质生活越丰裕，就越能为发展精神生活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我们可以试把人的物质需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满足人体的生理需要，另一种则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而后一种物质需要同生活质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一般地说，依据“需要上升规律”，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精神需要呈递增的函数关系；而在社会发展水平很高的历史条件下，物质需要的增长相对来说有饱和点，而精神需要的发展是无限的。特殊地说，由于物质消费水平同生活质量之间具有弹性关系，因而有时较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又不一定以很优厚的物质资料作为载体。在具备一定的物质生活的条件后，精神生活越充实，生活质量就越高。正象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凭借简陋的舞台设施，就可以演出最壮美的激动人心的戏剧来。所以我国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达到“小康”标准的条件下，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人们高尚精神生活需求的满足，努力在全社会中培育起一种文明程度含量高的、优雅的生活方式。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人文因素，它可以为我们建构不同于西方那种建立在对“物”的占有欲基础上的，而是使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更加和谐的生活方式提供丰富的文化底蕴。
（二）科学认识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又会在造就现代人和培育现代观念方面起到“伟大的文明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过去长时期内我国一直排斥市场经济，搞起市场经济之后又出现了“神化”和“泛化”市场功能的倾向。这种现象正好同国际上商品经济文化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时间错位。19世纪以前，西方启蒙学者极力论证商品经济发展之要求的合理性，认为他们要建立的理性王国即是理想化的商品经济王国；而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们已从早期对市场经济的热情中摆脱出来，对商品经济进行了理性反思和尖锐的文化批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今天，发达国家的很多弊端都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品市场运作机制有关。所以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当今人类世界凡属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行为，几乎无不体现出对传统商品社会强烈的批判和超越意识。”〔9〕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发展时期。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从人的发展状态看，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阶段。如果以“最初的社会形态”为参照系，商品经济无疑具有伟大的解放作用。我国尚未完全走出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阶段，因此自觉地选择“物化”过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今天，以市场价值为基础、以获利多少为尺度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和它的“物支配人”的本性已暴露得很清楚，而中国现代化所处的时代条件已不允许它再走西方早期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它必须以当代人类文明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自己活动的起点和目标体系，它的发展道路必须经受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双重检验。它既要经过又要超越“物的依赖”阶段，使我国的现代化较少付出痛苦的社会代价。否则，如果听任自发的市场力量无限膨胀，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早发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也会以某种方式重现。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市场日益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体，经济的自组能力增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管理。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将相对分离，在社会生活领域许多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务将由各种社会组织承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社会的自主性也将增强。但是经济的自组性和社会的自主性的增强，并非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削弱，而只是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改变，政府的职能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原则并不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市场行为往往具有短期行为和局部利益化的倾向，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许多精神文化、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事务，仍需由政府来统筹规则和发挥宏观调控功能。政府将处于交响乐队指挥的地位，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不是把自己摆在演奏员的位置，去对具体的社会、经济生活滥加干预。为此，政府应加强自身建设，反腐倡廉，提高工作效能和领导艺术，加强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建立制衡机制。同时也要适当扩大政府可用于调节社会运行的资源，增加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等等。
（四）提高全民素质，走科教兴国之路
全民素质既是经济与社会快速、高质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其根本保证。不少西方学者提出，在未来的世纪，知识将取代金钱的地位主宰一切，因而应该强调人的素质重要性。但他们所说的“人的素质”主要是技术、工艺素质，这是不全面的。在我国，提高全民素质不仅应包括工艺、技术素质，也应包括人文、道德素质；不仅要为现代化提供丰厚的人力资本，而且也要塑造出有较高需求质量、社会现任感和大公无私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特别是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造就出一批目光远大、洞察社会发展规律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精英，将有决定性的意义。
提高全民素质，必须超前发展教育，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同时，全球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和社会的信息化，为我国发展和采借当代最先进的技术提供了契机，我们应该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力发展物质资源消耗少的新一代产业，从而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手段。
（五）探索和制定评价现代化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
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对于现代化发展过程将会起不同的导向作用。同以往关于发展概念偏重于“数量”的理解相适应，直至目前人们用来反映发展速度和量的增长的指标偏多，如被称为“最具魅力”的GNP 指标等等。但GNP指标并不能完整反映发展状态，而陷入“GNP崇拜”后又会引发诸多的负效应。所以随着人们的发展观念从偏好数量向注重质量的位移，人们也在逐步探索能反映整体发展状态的指标体系。这种探索到目前大体经历经两个过程：第一步是从GNP向“经调整的GNP指标”过渡。“经调整的GNP”指标主要是纳入了社会、环境因素， 如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R·洛索从可持续性发展角度提出的NNP（净国民生产总值）指标； 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师赫尔曼·达利等人提出的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W·诺德高斯和J·托宾提出的NEW（经济净福利）指标等。第二步是从“经调整的GNP指标”向“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测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过渡。这方面的探索有社会进步指标（ISP）、生活质量综合指标、 以及我国学者朱庆芳研究员提出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等等。应当说，目前的研究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远远还没有制订出令人满意的指标体系。我们应当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探索。我们认为，“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应大体由以下5 组指标组成：（1）发展水平指标，（2）发展目标值指标，（3 ）发展协调度指标，（4）发展持续性指标，（5）发展集约度指标。这样的指标体系在理论上能克服原有发展理论过份偏重数量指标的弊端，在实践上则能为规划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导向作用。
注释：
〔1〕[德]维利·勃兰特：《争取世界的生存》，中译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49页。
〔2〕[印] 苏·贾塔克：《发展经济学》，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页。
〔3〕[美]保罗·斯特里滕：《关于人文发展指数的导论》，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13—1期，第39页。
〔4〕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13—1期，第9页，第31 页。
〔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中文版，第41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322页。
〔8〕参见何祚庥：《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再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44—51页。
〔9〕杨魁森：《商品经济的哲学透视》，《新华文摘》1995 年第11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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