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祠堂与客家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论文,祠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大陆的客家地区，祠堂建筑可谓是星罗棋布；在海外，客家祠堂的数量虽不及大陆，但在部分客家人聚居区，祠堂也随处可见。客家祠堂既是历史的产物，又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一个祠堂犹如一个巨大的符号，其间，蕴含着许多的信息和密码，对客家祠堂进行研究，破译这些信息密码，将有助于我们解开客家历史和文化之谜，并促进我们把客家研究引向更深层次。本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文献、谱谍材料和作者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的采访所获。本文拟对客家祠堂的历史、现状及其组织结构略予论述；重点探讨客家祠堂的文化内涵以及客家祠堂与客家文化的关系，以期就教于方家，并引起学者同仁对客家祠堂研究的重视。
一、客家祠堂的兴建与祠堂组织
客家祠堂的建立，可追溯至宋元之际。
在中国古代，祭祀祖先虽是天经地义之事，而设立宗庙祭祖却是君主贵族的特权。其中，允立庙数的多少又与立庙者的等级身份成正比，例如，周王朝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候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1]“庶人”即平民百姓则不能立庙，只能“祭于寝”。在有的朝代如秦王朝，甚至规定，除天子之外，任何人不得建宗庙。到了宋代，由于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及势力的扩大，加上张载、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大力提倡祭祖敬宗收族、重建宗族制度，这就促使统治者在祭祖礼制方面出现了放宽的倾向，祭祖之宗庙——祠堂开始在民间出现。在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礼制荒疏，相应地在礼制方面的控制也更为松懈，祠堂在民间得以进一步发展。宋元之际，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时期，除语言、民俗等方面外，人口的增长及达到一定的量是判断一个民系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志。据《元丰九域志》，到宋神宗元丰年间，梅州的户数为12272户，福建汀州为81454户，赣南（括虔州、南安）更达133929户，三地人口加起来达二十多万户。约百万人之众。这个人口数字，比起前代已有相当大的增长，从绝对值来看也颇为可观。这些人口中，大多为从北方南迁的汉人，他们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值此客家民系初步形成之际，正当民间祠堂开始出现之时，而客家人正好赶上了这时代潮流，有的宗族建起了早期的祠堂，例如兴国枫边的夏氏、宁都黄石的郭氏、赣县蟠龙的彭氏等都是在宋中后期或元初建立了本族祠堂。但这时所建的客家祠堂，从数量上看还非常的少，奉祀祖先的代数仍受到限制，建筑规模也远不能与后世相比。
及至明朝，客家祠堂的兴建进入到大发展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统治者方面的原因，在明朝，统治者对祭祖礼制方面的限制继续松动，尤其是明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关于“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议”[2]的上疏被采纳，这就开了允许民间各同姓宗族联合祭始祖的先河。其后果，既导致了民间大宗祠的出现，又激发了民间大建宗祠的热情。其二是客家民系本身的原因，到了明代，客家民系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客家的宗族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财力，都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增长；客家民系还有其特性，如更为重视传统、崇祖观念更强烈、生存条件的艰难使其更需要用祖宗的旗号来团结族人以克服困难等等，因而此时，客家修建祠堂的积极性就尤为高涨。我们通过翻阅族谱或察看祠堂碑记发现，客家祠堂中有不少是在明朝建的，例如，五华卓氏宗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连城张氏宗祠建于明天启年间，守都石上李氏宗祠建于明天启年间等等。据大致的统计，现存客家祠堂中，有一半左右是始建于明朝的。
在清代，客家人营建祠堂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就使得客家祠堂的数量在清代达到高峰。当时的客家地区，“族必有祠”，“巨家寒族，莫不有家祠，以祀其先，旷不举者，则人以匪类以摈之。”[3]不仅乡村大建宗祠，不少宗族还将祠堂建到州城县城，例如，据清道光四年的一项资料，当时宁都州城的各项建筑中，宗祠竟占去其中的“十之三四”，由此可见当时兴建祠堂之盛况。清代期间，许多宗族还对以前所建祠堂进行翻修，重修后的祠堂，规模更为宏大，装修得也更加精美。
民国期间，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既有少量客家祠堂新建，也有一些祠堂毁于战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客家祠堂中，有的被毁，更多的是成为生产队部、民居或学校。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客家地区的许多祠堂被修复，并重新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目前，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闽粤赣地区的客家祠堂，现保存较为完整仍有万余座。
如果认为，客家的一个宗族就建一个祠堂，或者认为，一个客家祠堂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那就错了。一个客家宗族的祠堂数量，视其宗族历史的长短及人丁的多寡而定，大的宗族往往建立数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祠堂。每个祠堂并非是完全独立的，它与同宗族的其它祠堂共同构成一个网络，形成一个祠堂组织系统。
客家祠堂的组织系统，一般由如下层次的祠堂组成。
1.总祠，合族为祭祀始迁祖而立的宗祠。该族之人，人人“有份”。它既是宗族祭祀祖先的中心，又是宗族议事、执法，实行宗族统治的中心，其建制规模比宗族其它种类的祠堂要较大。
2.分祠，宗族的分支——“房”所建立的、奉祀该房直系祖先的祠堂。然而，并非所有的“房”都建祠堂，一个房是否建立祠堂，除了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即财力之外，还应符合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人丁兴旺并且达到一定的量。这个量又是多大呢？根据我们在客家地区所作的调查，发现许多宗族都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房当其男丁超过100人时，始得建分祠。
3.支祠，房有各种类型，某房人丁兴盛，支派蔓延，往往再次分房，原来的房为大房，后分的房为支房或小房；当支房或小房人财俱旺，达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建立起祭祀该支房或小房直系祖先的祠堂，是为支祠。
下面，以宁都洛口南岭村卢氏祠堂的兴建情况为例，来说明客家祠家祠堂的一般组织。
总祠分祠 支祠
叔雅公祠
政凯公祠——汉冲祠
公明公祠政瀚公祠匪谷祠
政器公祠
提示，有时，同一个远祖而居处各异的同族，合建成跨地域（乃至跨国）的规模宏大的宗祠，称为大宗祠或合祠，以祭祀其共同的祖先；另，当支房人丁繁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下又可分成若干房，而这些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可建立该房的祠堂，形成房下不断分房，支祠下仍有支祠的局面。可见，客家宗族的祠堂，常常是以总祠（或大宗祠）为其端，层次复杂，支脉繁多的组织系统，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纽带就是血缘关系。
二、祠堂：客家人崇祖观念的凝聚点
在世界各古老民族中，都无例外地出现过对祖先的崇拜。在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产生了崇祖观念及相关活动。由于后世儒家的倡导以及中国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崇祖的传统一直得以沿续了下来。纵观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王朝盛衰相因，制度新旧交替，而宗庙制度与祭祖制度却始终未遭中断直到清朝崩溃，这是令人惊叹的。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他们迫于战乱等因素，举家南迁，历经千辛万苦，但虽适新土，不忘本源，重视传统，崇敬祖先，许多客家人的祖先中都有显赫人物，对于客家人来说，祖先是其骄傲，又是其精神支柱。因而，客家人在艰难的南迁中，仍不忘肩负祖先骸骨，到了新的定居点，则将之擦洗干净，置于“金罂”，重新埋葬，其浓厚的崇祖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祠堂放置祖先的牌位，是祖先的妥灵处，既是祖先的象征，又是宗族祭祀祖先的最重要场所，是客家人崇祖观念的凝聚点。祠堂内的神牌、对联及祭祀祖先的活动等，集中地反映出客家人的的崇祖文化。
祖先牌位，又称神主牌、家神牌，置于祠堂上厅的神案上。一块神主牌代表一位祖先，历史悠久的大宗族的祠堂，往往分几层陈列着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神主牌，密密麻麻，蔚为大观。神主牌上写着祖先的名讳、生卒时间，祖先若做过官、中过举，或者有什么荣誉称号，一般都是要写上去的。神主牌的制作有一定的讲究，北宋时期程颐曾经对神主牌的材料、形状、尺寸等作了规定，说：“主”要用栗木，“趺”（神主牌的座）方四寸，主高一尺二寸，身博三十分，厚十二分，剡上五分为圆首。实际上，后世祠堂神主牌的制作，并未完全按照程赜的设计。客家祠堂的神主牌多为一种带座的、可以竖立的长方形小木牌，制作较为精细，一般都涂饰以漆，有的是红底黑字，有的是黑底金字，既可长期保存，又显得庄重、典雅。客家祠堂的大门两侧、厅堂的墙壁及柱子上，镌该着许多对联，其内容以颂扬宗功祖德的居多。例如：
南康凤岗董氏宗祠对联：
堂势尊严昭奕代祖功宗德，
宗支蕃衍喜联科秋解春元。
赣州郭氏宗祠对联：
祖德不须夸我，先公勋冠皇唐，久炳 乎史册，但愿合族中人人法祖，无坠忠武家声便是孝子；宗功宜必报予，总祠合营赣郡，隆祭祀于春秋，惟欲同姓内人人敬宗，常念汾阳世泽即是慈孙。
对联中表达了子孙后代对祖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祠”的本意就是在春天祭祖，祭祀祖先是为祠堂的最主要功能，在客家人的各项祭祖活动中，祠祭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仪式之一。
举行祠祭的时间，在客家人的各宗族中并非是千篇一律的，较为普遍的是奉行春、秋二祭。春祭，有的家族定在春分，有的在春分后三日，有的在清明，有的在春节期间，有的则择吉日而祭；秋祭，有的家族定在秋分，有的在霜降前三日。此外，也有不少家族在冬至日举行祠祭。
祠祭的参加者为族中男丁，如宗族太大，则由每家或每房派代表参加。祭祖仪式多由宗子、族长主持，还有司礼等执事人员。祭礼举行之前，族众依长幼尊卑次序排列在厅堂，要求“位卑让尊，阶同序长，次第昭然”，如“敢有越位乱阶，欺尊凌长”，则“屏之祠外，决不少宽”。[4]祠堂祭祖仪式隆重而烦琐，各家族的仪式也不尽相同。大致过程是：迎神，唱着祖先的名字，把祖先的神灵请来；献食，向祖先神灵奉献上精美的食品；敬酒，向祖先神灵敬奉香醇的美酒；念祭文，由司仪朗读，内容主要是颂扬祖先功德，表示后代对祖先的仰慕、怀念之情；焚烧祭文，在堂中焚烧祭文，使其化为灰熔，让祖先神灵皆能收到祭文；结束，众人依序退下。在祭祖过程中的每一个程序，主祭人都要向祖先的神主跪下叩头，然后，全体与祭者跪下叩头，气氛庄严、肃穆。
祠祭结束之后，参加祭礼的全体人员可在祠堂用餐，宴席由祠堂出资，酒、菜非常丰盛。族人们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思祖之情融于佳酿，崇祖观念进一步地得到强化。
三、祠堂与客家教育
客家人中英才辈出，世所公认，究其原因，这与客家人重视教育关系密切。客家人对教育的重视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尤为突出者是兴办祠校和助学奖学。
客家祠堂（特别是总祠）高大、宽敞、采光好、肃静，加上门厅、柱子上隽刻着许多文采飞扬的对联，形成一种激励向上的文化氛围。利用这样的场所办学，在古代或近代，都可谓是理想之地。客家人本来就是务实的民系，他们因地制宜，利用祠堂得天独厚的优势，办起了一所所的学校，是为家族学校或祠堂学校。客家祠堂学校的兴办，在清朝后期及民国初期达到高峰。那末，当时有多少祠堂办了学校呢？法国神父赖里查斯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他在《客法词典》中描写嘉应州：“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是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5]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事实上，其它客家地区这方面的情形也是大致相同的。根据我们的调查采访，崇义关田的甘氏宗祠、瑞金叶坪的曾氏宗祠、宁都东山坝的李氏宗祠、兴国枫边的夏氏宗祠、上犹李氏的“五福堂”、南康龙华的陈氏宗祠，连城新泉的张氏宗祠、清代隘子的官氏宗祠……，都曾经办过祠堂学校，据粗略统计，客家祠堂曾经成为办学场所的有数千座之多！甚至在现在，仍有少量的客家祠堂作为村级小学的教学场所，客家祠堂与教育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客家祠堂办学的宗旨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办学来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并期翼能培养出人材，以光宗耀祖、提高本宗族的声望和地位。因此，客家人办祠校舍得花本钱，尽可能聘请学问较好，水平较高的人来任教，为延揽人材，不惜重金。在民国期间，有的祠校竟聘请到著名学府毕业的高材生来校执教。
祠堂学校的学生，起初一般为本族子弟，后渐放松，除允许外姓亲戚子弟来就读外，有的也接纳无亲戚关系的外姓子弟入学。区别在于，本族子弟就读于祠校是无须缴学费的，外族子弟则须酌情缴纳学费。
一所祠堂学校，有的就设一个班，有的则按学生年龄或文化程度的不同分为两个或更多的班。后来，有的祠校逐渐向正规学校看齐，将学生分成若干年级。祠校所采用的教材，明清时期多为四书五经类和少儿启蒙读物，及至民国期间，一般就采用当时教育部所规定的课本。
客家祠堂除办学设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部分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同时，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过去，祠堂都有祠产，有不少的田地，叫作“公堂田”。公堂田的收获除用来举办祭祖仪式之外，有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称为“学谷”。宁都李氏规定，族中子弟考上秀才的，由祠堂出谷12担，以资奖励。赣县温氏宗祠：族内子弟外出参加考试的，提供路费，考取的，祠堂出资助学。信丰胡氏宗祠：子弟考取高小以上的，由祠堂资助一切学习费用。于都刘氏为族中中举者立一块巨大石碑于祠堂门前，石碑为大理石，长0.5米，宽0.3米，高5-6米。将其刻苦读书、功成名就的事迹刻在碑石上，并用祠堂经费大摆宴席，以示嘉奖与祝贺。
个案：赣县湖江夏府戚氏宗祠办学、助学与奖学。
夏府戚氏宗祠始建于元代，该族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在宗祠内办起了一所小学，名叫瀹智小学。这所小学主要招收戚家子弟，此外，戚家的外甥也可入学就读。学校开支由祠堂支付，学生免交学费。祠堂以每人年薪50担谷的待遇招聘教师，所聘来的教师素质都较高，例如，在民国时期长期在该校任教并担任校长的戚修辉先生，就毕业于著名的两江师范。该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开设数学、语文、美术、音乐、军事等课程，教学颇为正规，教学质量良好。清末赣州府的长官以及赣县的县长等地方官曾亲临该祠堂学校视察，视察结果十分满意，特奖励该校全体学生每人一套衣服，教师也相应获得奖赏。本世纪三十年代，戚氏又支出其宗祠财产、租谷的一部分，与同村的另几个大姓一道投资兴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夏府中学。该中学建在距戚氏宗祠不到1华里的赣江之畔，校舍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两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村庄拥有这样气派的中学，在全省是不多见的。该中学所聘教师素质较高，教学质量可靠，吸引了远近各地学生来就读，甚至有县城人家的子弟慕名前来入学。戚氏宗祠的财产，不仅用来建校办学，还用来奖励、资助学习优秀的戚家子弟，规定：考上秀才奖励24担谷，中了举人的，奖给50担谷，参加县考录取入学的，一年给予12担谷作为奖励和资助，考上大学的，一次性奖给100担稻谷。[6]
客家人利用其宗祠的场所和资产，办学、奖学和助学，对提高客家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祠堂与客家民俗
祠堂作为一个家族的中心，又具有宽阔的空间，尤其是作为祖先神灵所在地这一象征意义，这就使得客家人的许多活动在祠堂内举行，客家的不少民俗与祠堂有关，客家祠堂，是了解客家民俗风情的重要窗口。
1.婚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自古人生的两大喜事，但在传统的观念看来，这又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家族的事。特别是结婚，关系到传宗接代，关系到祖宗烟火的继承问题。因此，它必然要与祖宗祠堂发生联系。
在客家地区，一般的情况是：新娘离别祠堂（或“老厅”），出嫁到男方，到了男家，先到祠堂祭拜男家祖宗，再成婚礼。但“十里不同风”，各地又有所差异，兹以南康凤岗一带的民俗为例，来谈谈婚事与祠堂的关系。
男子谈上对象，女方会到男家来“采家风”。这时，由男方族中辈份大的牵头，在祠堂里置茶果酒饭，盛情招待女方亲人；姑娘出嫁时，迎亲的男方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均须把车推进祠堂，且车头对着祖先以示尊重，不能马上掉头，把车尾对着神主牌，否则，会被认为不懂规矩，且很可能会被女方亲戚索要钱物；出嫁前，新娘要拜过祖宗、父母，然后由其兄弟将她背出祠堂，接着，随着男方迎亲队伍，一路上吹吹打打，来到男家；到男家之后，首先须到男家祠堂拜其祖宗，然后，一般就在那里举行婚礼。这样做，一是表示对祖先的尊崇，二是让祖先分享喜悦，三是祈求祖先的保佑。
2.丧事 过去，客家人认为，人死了之后，要到老祖宗那里去。而实际上，祠堂的规矩亦如此：人老死之后，其后代为他制神主牌置于祠堂，他也成为列祖列宗之一。因而，客家人的丧事就与祠堂分不开。
根据客家习俗，人若是正常死亡，在老死之前、弥留之际尚未断气时，就要赶紧抬到祠堂，若死在祠堂，其灵魂就可与祖宗的灵魂在一起，而若死在外面，其灵魂就可能会成为孤魂野鬼。有不少地方规定，人在断气之后就不能再抬进祠堂。因此，有的老人在病重垂亡时，就会主动要求子女将其抬进祠堂。有的祠堂在厢房设立“养老房”，就是用来安置垂死的老人。有的祠堂还专门设置“棺材间”，堆放备用棺材。老人死后，子女们要到祠堂守灵几天几夜，有的还要请道士超度亡灵，之后，才能出殡安葬。出殡时，祠堂门上方悬一张大红纸，寓“趋吉避凶”、“否极泰来”之意。老人死后的49天内，每逢7天，死者子女要到祠堂悼念死者。
然而，并非所有的客家人都可到祠堂举行婚丧活动，有的祠堂规定，新娘超过25岁就不能进祠堂办婚事，二婚亲也不能进祠堂。至于凶死的、夭折的、被族内除名的人，被普遍认为死后不能进祠堂。就是同一宗族的人，甲房的人死了，一般不能抬进乙房祠堂，反之亦然。
3.娱乐 客家祠堂固然有其庄严、肃穆的一面，但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
逢年过节，有的祠堂装饰一新，族人带着自家做的果子、酒来到祠堂，大家坐在一块，相互问好，大人喝酒、聊天、下棋，小孩嬉闹玩耍，其乐也融融。元霄节时，有的祠堂陈列着图案精美的各式灯笼，举行花灯展，于都周氏宗祠更有一种“跳元霄”活动：是日夜，周家嫁出去的姑娘聚会在娘家祠堂，手拉着手，在天井周围跳跃、转圈，谓之“跳元霄。”
许多的客家祠堂还没有戏台，戏台一般设在下厅，与上厅的祖先牌位相对，一年中要演几次戏。各祠堂演戏的时间并不一致，但较为集中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和秋收时期，每次演戏，不会是演一、二天，而是演一段时间，短至三、五天，长至一、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演出的剧种有祁剧、采茶剧，黄梅剧等，剧目都是传统戏。
笔者曾几度前往观看祠堂的演出，看到祠堂内人山人海，挤满了观众，台上台下，情绪热烈，气氛活跃。1994年6月，在宁都洛口邱氏宗祠的演出期间，我采访了几位兴高采烈的观众，我问他们能否听懂剧中的唱腔，他们大多数回答听不懂，当我问他们，既然听不懂为什么还来看戏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这里气氛好，热闹”。这使我感悟到，有时，一种文化氛围往往比其内容更为重要。
五、客家祠堂建筑及祠堂对联的文化意蕴
客家祠堂的建筑颇具特色，其文化意蕴又非常的深厚而丰富，耐人寻味、启人深思。客家祠堂一般地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规模宏大。客家祠堂（尤其是总祠）的建筑规模一般都较为宏大。大多为上、下两厅结构，每个厅面积都很大，厅的边侧有厢房，两厅之间有天井。也有的祠堂为三厅结构，例如定南钟氏宗祠赣县戚氏宗祠、谢氏宗祠、宁都郭氏宗祠、黄氏宗祠等均为上、中、下三大厅，其祠堂建筑面积都在一千平米以上，可容纳数千族众从事祭祖或其它活动。在客家乡村，祠堂建筑显得分外壮观、气派，鹤立于鸡群。
第二、造型庄重。客家祠堂大多讲究门面造型，其样式很少混同于普通民居建筑，使人一看便知是祠堂。客家祠堂最常见的造型是牌坊式和庙宇式两种。牌坊原是统治者赐立的，用以表彰显宦望族、忠义之士和贞节之妇的一种荣誉建筑，立于被表彰者的住宅前面，是独立的建筑物，后来，有的官僚望族就把这种建筑造型运用到自己的住宅建筑。客家祠堂建筑中，有不少也是采用这种造型，其特点是高大、庄重而气势非凡。庙宇式建筑造型在客家祠堂建筑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因为祠堂就是由宗庙、家庙演变过来的，其性质也是“庙”只不过普通庙宇供奉的是佛、道之神，祠堂供奉的是祖先神而已。这种建筑造型与普通庙宇的门面造型相似，显得庄重、肃穆而颇具气派。
第三、建筑精美。这包括用料、施工和装修三个方面。首先是用料，客家祠堂的建筑，在用料方面是很讲究的，砖要用上好的青砖，木料要用粗、直、结实的，厅堂的柱子若是石柱子，则尽可能采用质地好、坚实、完整的。例如，赣县戚氏宗祠大厅中的20根石柱子，其直径均超过60厘米（一人不能合抱），高达8米，全是采用完整的石料制成。在建祠堂时，每一根巨大、沉重的石柱子，都是由36人从河边将其抬到建筑工地的。其次是施工，原则是宁愿慢但要好，工匠尽可能请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工程质量当然也是一流的。在客家地区，百年祠堂，甚至几百年的老祠堂还可见到，就是对这种建筑质量的说明。客家祠堂大多还要装修，殷富大族的宗祠装修得较为豪华，厅堂（尤其是上厅）要加顶棚，有的甚至在棚上使用藻井，在檩条梁枋、斗拱等部位做上彩画，有的做旋子彩画，有的做苏式彩画，画上各种花草、鸟兽、仙桃、石榴等吉祥物，显得富丽堂皇，同时，又不失庄重、高雅、肃穆。
以上是客家祠堂建筑一般具有的几个特点，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建筑学或单纯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特点的话，我们的认识就太肤浅了，实际上，客家祠堂建筑的上述特点，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首先，它是客家崇祖观念的反映。客家人的崇祖观念不仅导致了祭祖宗祠的兴建，而且决定了祭祖宗祠的建筑规模和水准。在这方面，先秦时期古人就有认识：“君子营建宫室，宗庙为先。”[7]把祭祖宗庙建筑置于各种建筑中的优先地位。客家人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传统，对祠堂建筑：“厌其卑陋”，要求建筑规模宏大、庄重而精美的祠堂，“以抒其报本追远之诚。”[8]在这点上，客家人的思维、言论、行动与结果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其次，是族权意识的体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族社会，统治者对于民众的统治，往往是通过宗族这一环节得以实现。宗族权力很大，族权意识也很浓，而祠堂是一个宗族的中心，是宗族议事、聚会、执法的场所，为了体现族权，建祠堂就要讲究其规模和质量，并以庄重肃穆的形态来显示族权的威严。
其三、是光宗耀族思想的表现。客家人重传统，重祖先荣誉，重宗族声望，并且不遗余力地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做的目的，对内可增强族众的荣誉感、宗族观念及凝聚力，对外可显示族威，抬高其宗族的地位，而建造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庄重威严的宗祠，是光宗耀族的有效方法。
客家祠堂的建筑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是讲究风水，体现出风水的观念。
祠堂兴建之前，要请地理先生或族中懂风水的人认真察看地形，观其山川走势、“龙”、“局”、“水”情况，审其阴阳凝聚、南北朝向，精心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以建祠堂。祠堂建成后，如感到风水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还可以“改造”风水。例如梅县松源王姓总祠，“它所对的山峰中间低一点，不成笔架，后风水先生指点在中间的山峰上建造一塔，从此在该祠堂前向远看，对面山已成笔架。寓意文峰极显，文人辈出……。”[9]客家祠堂的大门前，多半筑有一口半月形的水塘，祠堂的上下厅之间，必有一块天井，这都与风水观念有关。
风水观念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与崇祖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客家建祠堂讲究风水，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做来更好地获得祖先的保佑，以使得族运长久，人财两旺。
在客家祠堂中，对联是一大景观。其特点一是数量多，一座祠堂的对联，少的有二、三幅，多的七、八幅，甚至十几幅；二是内涵丰富，意蕴深刻，依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是颂扬祖先功德（前已述，从略。）
其二是追溯家世源流，如：
堂基开宋代，昔自苏州分派，
世系出临辕，频看赣水发祥。（赣县戚氏宗祠对联）
祖迹发山西，想当年八男显爵，七婿官高，半壁宫花直极人间直富贵；
祠基建城北，看此寺五岭峰徊，双江水汇，千秋享祀从此世绪延箕裘。
（赣州郭氏宗祠对联）
其三是叙述历史上本家族杰出人物的事迹，如：
珥直笔于晋延良史风规高百代，著鸿文于汉策醇儒品望播千秋。
（南康董氏宗祠对联）
注：上联写春秋史官董狐，下联写董仲舒。
知音杳矣，谁想着山高水流偏寄琵琶鸣雅操；
书法佳哉，那晓得鸿飞鹤舞犹伴双龙绕秀毫。
（定南钟氏宗祠对联）
注：上联写钟氏先贤钟子期和俞伯牙之间“高山流水”的千古佳话，下联写三国时魏太傅钟繇的著名书法。
其四是劝善戒恶或勉励后代努力上进，如：
祖宗有灵，孰是孰非祸福终有报应，
天地无私，为善为恶休咎总无负人。
（上犹黎氏宗祠对联）
修先人祀兴序昭序穆，
启后代书香报德报功。
（上犹陈氏宗祠对联）
此外，还有阐述人生哲理、旨趣方面内容的对联，例如：“人生义命千锤铁，天地规模一部书。”（崇义萧氏宗祠）“官场率性脂书缺，林下陶情岁月长”（大余李氏宗祠）等等。
客家祠堂中的一幅幅对联，有的犹如一部部客家家族简史，它对于我们研究客家源流以及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至于客家祠堂中的崇祖、劝勉、哲理内容的对联，有的显然已落伍于时代；有的则直到今天，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客家精神之光。
综上可知，客家祠堂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权力中心，也是其文化中心，它的文化内涵是极为丰富的。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客家文化事象，以及形象化了的客家观念和客家精神。
* 收稿日期 1997-04-09
注释：
[1]《礼记·王制》
[2]夏言《桂州夏文愍公奏议》卷21
[3]杨龙泉《志草》载《同治赣州府志》
[4]《道光浒江谢氏族谱》
[5]转引自宋径文《客家民族文化侧议》载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编《客家纵横》1992年202页
[6]关于赣县戚氏宗祠办学的情况，笔者所采访的主要对为戚修雍、戚齐平、戚齐孟
[7]《礼祀·曲礼》
[8]《上西关右边老祠堂记》
[9]王心灵《粤东梅县松源镇郊宗族与神明崇拜调查》，载房学嘉主编《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海外华人研究社，1996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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