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视点三人谈之追寻２０世纪的图书馆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图书馆论文,精神论文,新视点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并思：延绵不绝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
20世纪是现代图书馆学迅速发展的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现代图书馆学从它的萌芽状态起步，沿着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和实用性技术传统这二条路线艰难发展，创造了数不胜数的极为丰厚的理论遗产。数年前，当人们感觉到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许多图书馆学家都试图解读20世纪的图书馆学史，发掘20世纪图书馆学的精神财富。现在，20世纪已经成为了历史，令人稍有些不安的是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图书馆学理论遗产的研究逐渐也成为了历史。从国内外图书馆学主要学术刊物与会议中的主题看，人们对20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已没有太多的兴趣。
记得十多年前，在中国图书馆学一片沉闷气氛下，我与葛民、党跃武等学友写过一篇名为《弘扬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的“三人谈”文章（注：范并思等.弘扬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加藤一英《图书馆学导论》三人谈.图书馆.1991（1））。当时谈“图书馆精神”是因为深切感受到精神这个东西对于理论氛围的绝对重要，多少有些悲壮的心情。今天的中国图书馆事业高歌猛进，大环境已远远优于1991年，我们为什么又想到谈“精神”？
在信息技术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图书馆学的确面临许许多多技术问题及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其它问题。因此，现在的主流图书馆学家们必须更多地关心我们身边的与信息技术有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总结、发掘与研究20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遗产抱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其实，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发掘与理解前人的理论精神，对于当前的理论创新决不会是一种负担，而应该是当前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当前世界和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都处于急剧变革的过程中，影响变革的主要因素无疑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图书馆的工作方法与工作流程，也深刻影响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为了适应急剧变革的环境，需要深入研究技术发展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影响，发掘与新的信息环境相适应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以促进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处在急剧变化的信息环境中，正确地理解历史上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继承优秀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有助于我们把握住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与基础体制，并通过开发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健全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使图书馆的发展与新的信息环境相适应。因此，在当前应用图书馆学轰轰烈烈研究信息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新课题之际，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系统地总结20世纪的图书馆学，发掘与研究20世纪的图书馆学精神。
受到个人理论兴趣的限制，我更想谈的是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者的理论成就、研究兴趣、个人品行等综合因素组成的“精神”，或称为图书馆学理论精神。
不少图书馆学家不愿回首20世纪图书馆学的原因，是我们将20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与19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相比，难免产生一丝遗憾。尽管19世纪的图书馆学家在图书馆学道路上行进艰难，处境远不如20世纪的图书馆学家们，但他们创造的理论精神的光辉却远远盖过了20世纪的图书馆学家。
19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近代图书馆学理论精神最伟大的奠基人与实践者——爱德华兹。出身贫困的爱德华兹毕生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理想奋斗，他的一份报告为英国下院通过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公共图书馆法奠定了基础，他也因此被誉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爱德华兹出任过世界上第一个根据立法建立的公共图书馆——曼彻斯特市公共图书馆的馆长，为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撰写了著名的“图书馆”词条， 并在一部长达200 页的巨著《图书馆纪要》中系统表达了他对各种开放式图书馆的关注及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前景的信念。爱德华兹的探索为世界亿万人可以永远地享受信息公平与信息民主带来了一种新的机构／制度——公共图书馆（尽管这种机构／制度在20世纪中后期遭遇强大挑战），仅有此，爱德华兹所追求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就是无人可比的了。
19世纪后期，随着公共图书馆运动中心移到美国，美国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图书馆学家。他们继承了爱德华兹的务实精神，顺应公共图书馆运动潮流，投身图书馆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杜威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在理论上，杜威是世界第一部采用了现代标记符号的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创始人，他们抓住了当时对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影响最大的图书分类的技术问题予以解决，使分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效益。杜威《杜威十进分类法》前言中表现出的对理论适用性的执著是倍受争议的，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检验，特别是经历了现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文献处理方式的挑战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杜威所追求的图书分类的简明性的价值比那些“科学性”的图书分类更具有生命力。杜威还是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学校——哥伦比亚图书馆管理学校、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世界第一份图书馆杂志——《美国图书馆》的创始人，而图书馆的学校、协会与专业刊物正是当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支撑体系。只要拥有这些贡献中的任何一项，他几乎就可以超过所有20世纪的图书馆学家了。
19世纪不但有爱德华兹与杜威，还有施莱廷格、艾伯特、狄扎兹克等德国学院派图书馆学家，前者被我国学者认为是最早提出图书馆学和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人；还有在图书馆管理、文献收藏、编目、图书馆建筑方面有卓越贡献、当时名气远大于爱德华兹的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帕尼兹，还有与杜威在分类法领域进行过激烈竞争的克特、布朗。
总之，19世纪是近现代图书馆学奠基的时代，亦是图书馆学家巨星倍出的世纪。经过19世纪图书馆学家的努力，以对社会开放为主要精神特征的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已深入人心，包括文献分类编目处理和开架借阅在内的近现代图书馆工作方法体系已初步形成，经验图书馆学确立了以实用性与效益性相结合为特征的理论价值体系，而理论图书馆学也在探讨图书馆学的定义、体系等“纯科学”问题方面进行了颇为轰动的尝试。
在整个20世纪中，图书馆学家们对以爱德华兹的人文主义图书馆学理论精神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理论精神进行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那么，除此之外，20世纪的图书馆学家们还有哪些醒目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
1.首先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图书馆学家确立的科学、理性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家看来，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理性的理论精神无疑是20世纪中最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师生们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具有独到的建树，他们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探索图书馆学理论的体系化，培养博士层面的高层次人才，促使图书馆学从一门“职业”变成了一门“专业”。在理论精神方面，华普斯、巴特勒等教授能够顶住来自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巨大压力，执意在学术立场上反叛“杜威的传统”，以一种社会科学中通行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学，仅这一事例表现出的勇气，就足以使我们对“芝加哥学派”肃然起敬了。世界图书馆学史中通常公认，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早期学术探索是图书馆学从人文科学转变为社会科学的里程碑。
代表着20世纪科学、理性图书馆学理论精神的，还有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与芝加哥学派的华普斯、巴特勒尝试以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研究图书馆学不同，数学家出身的阮冈纳赞尝试的是以数理科学的方法研究图书馆学。阮冈纳赞讲解他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时一再宣称这是一套最基本的、可以演绎出其它图书馆学理论的定律，就象物理学中牛顿三定律可以演绎出其它物理学定律一样。阮冈纳赞称其发明的《冒号分类法》也是图书馆学五定律指导的产物，并且他在研究分面分类方法的那种精细与执著，也完全属于数理科学的方法论特征。
2.另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理论精神，是图书馆界追求馆际间合作与文献资源共享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理念，是真正贯穿整个20世纪的，最值得图书馆学为之自豪的理论财富。尽管这一理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它真正起步应该从190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集中编目开始。在经历了《美国图书馆馆际互借规则》（1917年）、“法明顿计划”（1948年）、“斯堪的亚计划”（1955年）、MARC（1966年）、OCLC（1967 ）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 直到出现以OhioLINK为代表的“书目利用共同体”（即Bibliographic Utilities，黄纯元据日本译法译为“书目信息利用共同体”）。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领域是20世纪中理论创新成果最多、实践形式多样、成效卓著的领域之一。整整一个世纪中，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观念经历了从重收藏到重分工，再从重分工到重存取的重大变化。目前，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观念已经成为图书馆界应对信息环境变化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图书馆学家们进行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创造性活动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对图书馆界而言，这一活动改变了图书馆员数千年来由于关注文献“拥有”而形成的封闭心态，激发了他们充分利用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开发信息资源，发掘自身信息服务潜力的欲望。
3.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环境剧变后，20世纪留给我们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还有图书馆人的技术情结。
不能说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图书馆学家不关心技术，但他们关心的分类编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而只是一种方法。图书馆学对技术的关心始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编制机读目录。MARC虽然与编目相关，但它却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框架内研究编目，解决的是与计算机有关的编目技术问题。由于设计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联机检索系统的需要，大批研究技术的学者进入图书馆领域，如G.索尔顿。同时也有人从图书馆学进入与技术有关的领域，如兰开斯特。1990年代网络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完全改变了图书馆生存的信息环境，图书馆学也产生剧变。技术领域的科学家对图书馆问题更加关注，如美国数字图书馆先导计划第一期（1994年）和第二期（1998年）就吸引了大批美国著名高校的计算机专家，其中也有人关心纯粹计算机技术问题转而关心与图书馆有关的技术问题，如《D－Lib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康内尔大学教授W.阿蒙斯。而从图书馆学进入与技术有关的领域的人则更是多得不胜数，许多原图书馆学专业的学者对信息技术的关注，已使人分辨不出他们的学科背景了。
图书馆学对计算机技术的关注在学术期刊上表现得最为充分，目前国内外学术刊物上技术性文章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数字图书馆或网络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技术问题成为了经久不衰热门课题，“元数据”、“都柏林核心”、Z39.50等技术性术语频繁出现了图书馆学刊物上。不但《美国情报学会会刊》（J.of ASIS）、《情报处理与管理》（Information Process & Management）、《联机》（Online）一类原本技术色彩较浓的刊物如此， 一些新创刊的刊物如《图书馆高技术》《Library Hi Tech》如此，就是《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图书馆》（Libri）、《图书馆趋势》（Library Trends ）等一些原本具有人文色彩的刊物也如此。在我国，也出现了《大学图书馆学报》一类原本基本属于“文科”，而现在极度关注信息技术的图书馆学刊物。尽管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但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的技术情结已是非常清楚了。
19世纪形成的追求信息公平与信息民主的精神、务实的理论精神，20世纪形成的科学、理性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合作与资源共享的精神、关注技术的精神，这就是图书馆学鲜明的理论精神。我执著地以为，若一位理论家不能读懂这些理论精神，或者不愿尊重这些理论精神，他最好不要奢谈理论创新。
邱五芳：挥之不去的图书馆学的技术情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迎来的是“中国图书馆业超常规发展”，“我国各地兴起了一个全面建设公共图书馆的热潮。”（注：上海《文汇报》.1999－8－12）如果说我国的图书馆发展是因为原有底子薄需要发展，加上改革开放使近10多年国力大增等国情因素使之然的话，那么没有这些国情的其他国家也在大力建设图书馆，超大型的图书馆不断涌现。进入新的世纪，图书馆不但没有消亡的征兆，相反，世界范围的图书馆新馆建设高潮为上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制造这种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它以其他载体所没有的优势对传统的信息知识传播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其发展趋势之猛足以令人相信足以取代已延续了千年的纸质媒体，于是就有了“图书馆消亡说”。但是，预测家们只看到了电子文献的优势，却没有考虑到纸质文献独特的人文魅力和特有的阅读便利。更没有想到电子传媒改变的是传播方式，而任何一种传播方式的广泛应用都有赖于受众的接受，只有在电子传媒熏陶下长大的一代取代了他们的前辈，成为社会的主流后，这种新的传播方式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传播方式。这需要时间。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的剑，在带来信息传播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造成社会信息的空前污染，给有效的利用带来极大困难，社会的信息知识整序任务越来越重——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的信息知识整序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与此相适应，图书馆学对技术的研究热潮也空前高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图书馆学主流基本上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整个学科弥漫着浓厚的技术情结，学科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笔者曾对那段时期我国12种主要的图书馆学刊物的论文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研究信息技术的论文遥居首位。而且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很难发生逆转。因为在培养图书馆事业后继人才的专业教育中，传统的专业课程已大大削减，有关信息技术的课程则大幅度增加。可能若干年后，图书馆从业人员极可能对我们今天的感叹遗憾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们所学的图书馆学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对这种技术情结仍存疑义，颇多贬词，认为偏重技术研究，使图书馆学与图书馆管理学混同，“名为‘图书馆学’，其实难副”。（注：蒋永福.图书馆学哲学散思.图书馆情报工作，1998（9））
其实，重视技术研究可以说是图书馆学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图书馆学普遍存在的现象。19世纪，图书馆学兴起于欧洲，早期的大家施莱廷格、艾伯特和爱德华兹等，虽对图书馆学有各自的认识，后人也据此将他们分为不同学派，如管理学派、技术学派等，但各学派的研究内容大部分是重合的，都局限于图书馆实际工作。图书馆学中心移到北美后，杜威于1887年创立了以传授图书馆工作经验为主的图书馆管理学院，他的实用主义图书馆学一直是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我们经常称赞美国图书馆学，但它却是公认的最偏重技术研究的。20世纪30年代的巴特勒从社会环境的角度考察图书馆的功能职责，试图使图书馆学研究“更科学一些”。在传统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出宏观的理论研究新天地。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图书馆学稍许增添了一些理性亮色。但到50年代，他便自我否定了，认为图书馆学“科学得真是太过头了”。他的这种转变也得到了谢拉的赞同。（注：谢拉.图书馆学引论.见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6：310）据黄宗忠教授统计，美国1959－1964年有902个图书馆学研究项目，属理论性的只占5％，绝大多数是技术应用研究。60－70年代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90％是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只占4.3％。1990－1993年，美国产生的图书馆学博士论文256篇， 其中实际工作研究144篇，理论研究仅6篇。（注：黄宗忠.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价（下）.晋图学刊，1998）
前苏联的图书馆学具有鲜明的特点，我国的图书馆学者常常将美国图书馆学与其相比，一般认为前者偏重技术，后者重视理论。但俄罗斯人自己却不这样看，他们把图书馆学“定义为功能科学，即服务科学，这种关于图书馆科学的体系开始形成于20年代末。40年代后，这个体系在O.C.丘巴良的教科书《普通图书馆学》中得到理论论证，而后在名为《图书馆学〈普通教程〉》（1988年）的集体教学参考书中得到了发展。”显然，苏联（俄罗斯）图书馆学尽管非常重视图书馆职能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图书馆教育职能的理论探讨，但主体仍是如何开展服务即应用技术研究，否则何以“定义为功能科学”，“服务科学”。
图书馆学浓厚的技术情结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实践工作是图书馆学发展演变最主要的动力。科学的发展一般有双重动力，理论研究者的思辨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实践活动。这两者的影响因学科性质不同而不同。在图书馆学发展进程中，实践活动对图书馆学发展演变的影响远远大于思辨研究，只要回顾以往图书馆分类编目对传统图书馆学的影响，正视当今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对今天图书馆学的影响，再相比一下曾红火一时的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的喧闹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而技术的影响却要长久得多。从图书馆工作实践中产生的，一直以研究社会文献（知识）如何科学便利地利用为己任的图书馆学，其发展演变只能依据文献（知识）利用工作的发展，而不会取决于哪个理论家的苦思冥想。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应用日益广泛普及而崛起的“新技术学派”，与以往的图书馆学技术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以往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是馆内的技术，而信息技术在很多图书馆人看来属计算机等学科的专业范畴，是馆外的技术。图书馆学研究馆内技术是理所当然，偏重馆外技术研究则属越俎代庖，这也是一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技术情结感冒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近十多年来图书馆活动所发生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活动已经从人——文献的直接交往转变为人——机器（计算机、网络）——文献的间接交往，越是大型的图书馆，越是高层次的图书馆服务，这种间接性的特征越是明显。机器已经成为图书馆活动正常、顺利开展不可或缺的基础。重视对图书馆活动基础的研究，是图书馆学的职责所在。因此，加强对“机器”的研究，是当代图书馆学不容回避的课题。
从表面看，信息技术研究指向的都是物质层面，图书馆活动更注重文献内容，用时髦的词语就是知识。然而，信息技术是当代知识流动的基础，许多知识必须借助于它才能呈现于世。试想，网络信息资源的收集、整序、传递、利用哪一个环节离得开信息技术，有时甚至直接地、具体地表现为信息技术。大家很熟悉的搜索引擎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知识（文献）整序与利用技术，很难讲它到底是指向物质层面还是内容（知识）层面。现代传播学有句名言：“媒介即是信息”，对今天的很多图书馆来说，“机器（网络、计算机）即是知识”。如同文献是内容与载体的统一一样，基于物质层面的信息技术也是内容与载体的统一，起码对电子文献而言就是如此。因此，对信息技术的研究决不只是物质层面的研究，它与知识内容的整序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
在正视信息技术发展必然加深当代图书馆学技术情结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图书馆技术的运用除了需要社会的允许（即物质设备、技术水平）为前提外，同时又要以社会的需求为基础。技术本身固然无国界，但技术的应用则必须立足具体的国情、馆情。正是在这点上，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对国外的了解、对现代技术的了解，多于对国内图书馆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图书馆的现状和我们身边读者需求的了解，进而造成对图书馆××化认识的超前和行为的超脱。我国图书馆水平较低，技术以从国外引进为主，自己的原创很少，研究论文以现象技术和情况介绍为主，技术研究整体水平本来就低，而当这种描述和介绍又与实际工作差距较大时，怎么会没有不满呢！所以图书馆人对技术情结的责难，并不在于技术研究的本身，而在于研究的立足点偏移和目的性模糊。
进一步深究，图书馆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明显地与图书馆的特点、职能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则潜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方面对图书馆技术应用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改用一种技术方法，却难以在短时间改变公众日常的文献查阅方式和习惯，因为这一改变意味着公众整个日常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而脱离公众现实需求和实际水平的技术实在是不应该在图书馆这样一种公益性的服务机构中存在的，即便勉强采用，也决不可能长久。客观地讲，图书馆作用绝不象我们一些理论文章所说得那么大（承认这点对一个以图书馆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并不愉快），起码对公众文献查阅方式和习惯的改变难有大的作为。这种改变对图书馆而言实际上是一个较长期的等待过程，图书馆能够引导，但无法决定过程的进展和终结。因此，图书馆学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但不能盲目；应该注意技术前沿研究，但更需要立足现时、现地、现馆的实际。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韩继章：学科精神和行业精神——图书馆精神的双翼
图书馆精神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表现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学理观念，一种是贯穿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中的行业精神。前面并思和五芳先生所论及的总的看是属于前者，是一种关于学科理论的认识。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鸿沟，在学科精神与行业精神之间亦有许多融合和交叉。总的看，学科精神强调“学”与“术”的关系，强调理性与实践的关系，而图书馆行业精神则较为广泛，如程焕文先生曾将其概括为5个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与自强精神； 强烈的自爱、自豪与牺牲精神；大胆的吸收、探索、改革与创新精神；读者至上精神；嗜书如命精神”。当然，作为一种表现行业风貌和特征的精神，也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概括。然而，不难看出，不论这种行业精神表现得多么广泛，不论其在各个时期的表达方式又是多么不同，然而我们都可以将其归纳为“人文”的。而学科精神则是科学与人文兼有的。并思和五芳先生不是都提到“技术情结”吗，这充分表现出学科精神的双重性。当然，学科精神中科学与人文是有主次之分的：科学性是主体的，非功利的；人文性是附属的，因为科学研究的主体是人，由于人的情感弱点常伴随于科学研究之中，因而产生了带有功利色彩的人文性。
对于图书馆的技术情结笔者深有同感。之所以滋生出这一情结无疑是科学技术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巨大影响。技术在人类文化结构中处于外层，因而最易为人们感知和接受。传统图书馆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中间无疑是印刷技术的进步和飞速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又如我国图书馆界长期致力研究而未获解决的文献资源共享问题，今天看来，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技术的发展对理论的催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最近梁灿兴在文献的可获得性理论框架中所提出的一些新的观念（注：梁灿兴.可获得性论体系结构中的文献单元网络（上）.图书馆，2002（2））就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之上的。纵览已经形成的庞大的实用图书馆学体系，无一不与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图书馆技术情结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由于一种心态的影响。图书馆现代化中的某些技术，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不是滋生于图书馆，而是图书馆从外部引入的（如某些大型图书馆的一些信息技术项目往往委托一些专业公司来做），因而这些技术往往带有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就使图书馆人的这种技术情结常常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状态。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因而技术对于它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图书馆学又不是纯粹的技术学科，它还较多地含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份。谢拉（J·H·Shera ）曾说：“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人文主义。”“图书馆学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图书馆学引论》）他又说“图书馆员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实体。”（《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在这里，谢拉将文化内层的观念形态提到了应有的位置，应当说是有道理的。图书馆学的发展没有技术的支持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在充分估价科学技术的作用时，切不可陷入科学主义的巢臼。让技术情结仅仅作为一种情结而存在吧，只要这种情结的存在不妨碍图书馆人以科学的理念和健全的心态来审视整体的图书馆学。特别在实践领域要防止“技术决定论”的危害，造成一个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合的氛围。在我国图书馆人的技术情结是容易产生的，而人文关怀则是一个严峻课题。
人文关怀既蕴含于学科精神，又贯穿于行业精神。卢泰宏认为，强调人文传统已成为图书馆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点和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注：卢泰宏.图书馆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3））；而当代美国的一些学者则强调指出， “人文价值观念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注：肖希明.图书馆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图书馆，2000（1））分别从学科精神和行业精神角度强调了人文传统的重要。在技术情结中注入人文理念，无疑是当今图书馆走向电子化、虚拟化和数字化时的第一选择。就以当前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而言，它可以说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但它又不是纯技术的，它还关系到诸如法律、信息传播和利用方式、对社会的长远影响等非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从人文的角度予以审视和解决的。美国“数字图书馆先导计划”（DLI ）的一期目标基本上是解决技术问题，而到了第二期，则确立了3个中心：以人为中心， 以系统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此外，国外从“数字图书馆”到“复合图书馆”的理念变化也说明了人本思想正成为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注：张杰.建立以人文关怀为基础的现代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2002（2））对于我国图书馆来说，人文理念和人文传统是比较薄弱的，因而，在技术情结之中注入人文的内涵，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应当是十分重要的。
以上所涉及的大多是关于图书馆的学科精神，笔者认为似亦称为学术精神更准确，就上面讨论的话题，不外理性精神和技术情结，用“学术”来概括就都包容了。理性精神属于形而上的“学”，技术情结属于形而下的“术”。下面就尚未涉及的行业精神略陈己见。
最近读到一篇论述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的文章，文章谈到的我国图书馆的办馆思想和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别，中国的图书馆思想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特质。（注：吴星溪.20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论纲.图书馆，2002（2））那么， 中国的“图书馆精神”也应当会有自己的许多特色。
20世纪中国图书馆精神（行业精神）有多方面的体现，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种执著的、坚毅的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精神。这种精神在20世纪图书馆发展的两次高峰期间，即20－30年代、8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能体察到产生这种精神的文化背景。这两段时期都是西方思想涌入的时期，世纪初的那次图书馆发展期正是中国思想启蒙的时代，知识界打出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而实现科学和民主，必须依靠教育，必须开办新式学堂和图书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图书馆先贤们便有了一种济世救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大概就是图书馆精神的来源和基础。80年代有与20年代相似之处。封闭多年的国门打开，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图书馆是传播外来文化的主要媒介，同时又是推进教育实现现代化的知识库，这时图书馆的历史使命感便再次燃起。这种基于济世救国使命感的图书馆精神，当是中国图书馆精神的主体。
不难看出，图书馆人的这种精神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精神。其来源含有较多传统的成份——儒家的入世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图书馆人这种基于使命感的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程度不同的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拯救天下唯我图书馆的使命感是否也曾给图书馆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呢？而恰恰在这方面人们未予注意，以致思想上产生一些误区。
这些认识误区是多方面的。下面试举几例较为典型的。
在事业发展上，往往难以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在事业发展顺利时容易沾沾自喜，或者好大喜功；在事业发展陷于困境时则又怨天尤人。这在1980年代后表现得十分明显。1980年代初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时，图书馆界出现一种追求规模、轻视效益的倾向，那时图书馆盖了许多有一定规模的馆舍，藏书量成倍增加，然而，图书馆的效益并没有大的改观——藏书利用率仍停留在50％左右的水平，与国外一些图书馆100％－200％的利用率相差几多！这种盲目扩大规模而不讲效益的思想只能用“好大喜功”来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图书馆精神的误读。因而，基于这样的“精神”的人们，其思想就显得十分脆弱了，当几年后事业发展遭遇困难时，情绪就显得十分低迷和不安，感到不可理解——图书馆这座知识宝库为什么竟没一个人能认识到它的作用？
这种精神的误读也表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上。1980年代图书馆学的长足发展应当说与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事业的成功、学术研究的成就也同样给研究者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对学术的价值观产生迷惘，他们将事业的价值观等同于学术的价值观，将科学价值观换为功利价值观，误认为一门学科只要人们努力就可以创造出来，就象造出一个图书馆来一样；而不懂得人们只能认识一门科学、探索一门科学、描述一门科学，而不能创造一门科学。科学的结构、学科之间的关系与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决不会以人们的好恶而改变。图书馆界（包括目录学领域）一些研究者往往喜欢从功利价值观出发来策划研究，而使之不具备客观性和科学性；有的同志还总是担心在科学的不断分化和综合中自己的学科被别人兼并或吃掉——这是非常可笑的，科学的发展总是在不断进行，任何个人（或一群人）都无法改变科学发展的进程。
虽然我不能苟同以上这些在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中由于“精神”的过度膨胀而产生一些误读的同仁，但是我仍然由衷地对图书馆精神孕育出来的一代代图书馆人有一种深深的敬意——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才有了图书馆的今天，才有了图书馆学的今天。
精神之中蕴含有一种凝聚力，它是使事业获得发展的重要元素。图书馆精神所具有的凝聚力和特有的魅力是十分明显的。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出现了诸如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这样一批执著追求的先贤，以及更多的继承先辈精神的后学，一代一代，薪火相传。前几天突然接到远在深圳的张克科先生（早已离开图书馆界）的电话，他说读了范并思先生的回顾1980年代的文章（注：范并思，催生新图书馆学的理论碰撞.图书馆，2002（1））非常有感触，1980年代初，刚从高校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学子们，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刚刚起步的新一轮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诸如张克科先生这样英语基础好的学子们，当时出国较易，但是为了图书馆事业，他们毅然放弃了出国，而决心回湖南干一番事业。他回忆在韶山举办为期一年的图书馆干部培训班，为市县馆培养事业骨干；聘请湖南大学土木系专家走遍三湘四水，研究县馆新馆舍建设问题；发起组织湖南省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讨活动，等等。我从克科先生激动的话语中感悟到一种精神，一种凝聚一代代人为之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在1980年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
中国人是非常崇尚精神的， 确实， 精神可以创造出许多奇迹。 1960年代在物质那么匮乏，设备那么简陋的条件下中国人可以自己制造出原子弹。这是非常好的例证。然而，精神又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内才会产生力量，如果超出了范围它也许就不灵了。
从对图书馆精神的考察来看，这种精神的凸现和发扬在某些时期——即在事业发展的高峰期——尤为突出。精神既具有传承的一面、坚韧的一面，又有其脆弱的一面、变化的一面。当1980年代未1990年代初图书馆事业步入低谷时，作为整体的图书馆精神便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大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势。为了使一种精神更具坚韧性，就必须更多地关注人，使人对某项事业具有认同感。
现在图书馆界开始较多地关注人了。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失去了往日的敏感，远没有对“市场经济”、“互联网”这些反应得快、反应得强烈。只是当社会上人们将人的现代化视作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时，图书馆才出现几篇关于人本主义的文章。这种状况仍然可以从文化结构说中找到答案——人文理念是属于文化的内层，它较之“经济”和“互联网”等属文化外层的东西自然较难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而要提倡一种精神，还是要从根本上刷新人的观念，让人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与事业整体的关系，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加强事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不能说图书馆界在这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因为不容乐观的现实就摆在面前——图书馆界已经流失了大批精英。我曾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叙及过曾经与我们杂志有过友好交往而先后离开图书馆界的一些朋友。他们之所以要离开，大概他们感觉在这里自身的价值难以充分实现。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四川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张晓林先生感叹地说：“图书馆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人尽其才，如果我的学生在图书馆长年守阅览室，我会觉得作为一位老师愧对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其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常常听到一种对离开图书馆的人们的责备，在今天人才已经市场化时，我们亦应以新的观念看待人材流动——流动是绝对的，不流动是相对的。重要的是图书馆应当在创造一种能留住人的环境上下功夫，当然，这种环境应当包括硬环境（物质方面）和软环境（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自身价值的方面）。
人文观照是培育图书馆精神的重要方面，但尚有另一个方面亦不容忽视，这就是作为精神基础的理念。要重视学科理念和事业理念的培育。只有当一名图书馆员自觉地认识到图书馆学是一门值得探讨的充满魅力的学科，图书馆事业是一项充满希望的有待发展和建设的事业，他才有可能树立为这门学科和这项事业献身和奋斗的精神。因而理念和人文都是重要的，有的学者提出要发扬图书馆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非常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