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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7)01-0003-07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现实生活中福利常常是指安宁、幸福或效用。虽然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到福利一词，但要给福利下一个具体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不同情况下的福利具有不同的内涵，如社会福利、经济福利、保险福利、工资福利等。因此，本文简单地将福利、幸福或效用理解为人类各种偏好的一种满足。人类偏好得到的满足越多，福利就越好。根据这种定义，不难看出收入并不是创造福利的惟一要素。其他如健康、教育、自由、自治、休闲等，都是影响和促进福利不断改善的因素。如何评价福利水平的高低，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提出了许多评价指标，最有代表性的是：1972年，James Tobin和William Nordhaus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NEW)；1973年，日本提出了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NNW)；1989年，Rober Repetoo等提出了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NDP)；1990年联合国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日益严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威胁，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于是以布伦特朗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可持续性是维持福利水平在较长时期内不下降的能力所需基本条件保持不变的特性。自从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之后，人们又开始关注如何评价可持续发展进程。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是：1990年，Herman Dalv和John B.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简称ISEW）；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以及真实储蓄率指标(Genuine Savings,GS)；1996年Wackernagel等人提出了“生态足迹”指标(Ecological Footprint)。
从福利的内涵来看，它侧重于当前的生活状况和满足程度，可持续性侧重于未来的生活水平。为了使“维持福利水平在较长时期内不会下降的能力的基本条件”这个概念具有可操作性，经济学家把这种“维护能力”演化为保持全部资本价值（即基本条件）不变。这里的资本通常包含制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有时也包括社会资本。制造资本具体包括工厂、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类似资本品；人力资本是指人的技能和知识；自然资本涵盖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提供福利的一切东西，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吸收污染的能力；社会资本很难界定，通常是指诸如社会信用、社会关系网、人与人之间愿意交往合作的能力。虽然有关可持续性的定义意见基本一致，但对实现可持续性的条件，依然存在概念上的差异。弱可持续性认为自然资本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资本取而代之；而强可持续性则反对这种弱可持续性概念，侧重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何将可持续发展指标与福利指标结合起来应用，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本文首先将评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该指标试图将福利评价指标和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完全综合成一个指标。但是，该指标存在难以解决的概念问题。因此，有人提出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中结合运用福利评价指标。其次，将对这些建议进行述评。虽然所有的建议都强调将可持续性纳入人类发展指数(HDI)中考虑，但没有哪一项建议完全令人信服。再次，提出将真实储蓄率作为可持续指标，并以此来评判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性。也就是建议根据人类发展指数和真实储蓄率指标来综合评价一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和福利水平，即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性。
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述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的核心指标GDP主要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用于分析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是否有效，而不是反映经济福利的指标。可是，政策制定者、媒体及社会公众等却将GDP等同于福利指标。在国际比较中，我们通常认为GDP很高的国家，不仅是富裕国家，也是福利很好的国家。然而，众所周知，收入只是决定福利水平高低的因素之一，但长期以来GDP受到各方面的指责，认为用它来反映福利好坏容易产生误导，是一个有缺陷的福利指标。因此，人们一直试图设计出能较好反映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自从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之后，学者们又试图将可持续性完全综合到反映福利水平的测度指标之中。这类指标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最主要的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目前计算ISEW指标的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智利、德国、意大利、荷兰、苏格兰、瑞典、泰国、英国、美国，其中美国称之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虽然各个国家计算ISEW的方法有细微的差异，但依据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
测算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的基本原理是：(1)根据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对个人消费支出进行调整，减去国外净借入或净借出以及耐用消费品成本。(2)减去所谓的社会成本，如犯罪成本、交通事故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离婚成本、就业不充分成本、闲暇时间损失等。并需要扣除一些涉及环境污染成本的项目，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环境退化成本，如湿地、农田、原始森林等方面的损失，以及自然耗减。计算这些减项时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利用可再生资源代替不可再生资源时假设单位替代成本每年上升3%；二是假设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未来或长期损害成本，是逐年累积的。(3)加上有利于增加福利的因素，如家务劳动的价值、义务劳动价值、耐用消费品的服务价值、公共基础设施和净资本投资。
所有计算过ISEW的研究成果都得出了相似的基本结论，即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开始（各个国家时间上有所差异），ISEW不再有多少增长，甚至出现下降，但GDP持续上升。针对ISEW与GDP之间不断扩大的趋势，Max-Neef提出了所谓的“临界点假设”：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按常规方法测算）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上升到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如果经济再快速增长，生活质量反而开始下降。在最近几乎所有有关ISEW的研究中都会提及“临界点假设”，Max-Neef自己认为这些研究结论恰好证明了其“临界点假设”的存在[1]。
其实，ISEW也受到许多批评。其中受批评最多的是自然资源的耗减和长期环境损害成本的计算。对于自然资源，批评者认为由于错误地假设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成本不断递增，导致偏差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致使替代方法高估了资源价值的实际损失。实际上，再生资源成本如风能、太阳能的成本随着时间的变化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另外，如果目前还没有面临大多数不可再生资源被耗尽的风险，那么其隐性假设，即当前全部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都需要被可再生资源取代，也值得质疑。关于长期环境损害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的假设也因为存在重复计算的缺陷而遭到质疑。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损害成本已经覆盖了未来全部按净现值折算的损害成本，这样，根据累积效应假设就会不断重复计算相同的损失成本[2]。ISEW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Osberg和Sharpe提出的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IEWB)中已经避开了。譬如，IEWB中包含了不同时间期望寿命增加带来的价值，这个内容在ISEW中被忽略了。他们估算了闲暇时间的价值，既没有像ISEW那样将教育支出的50%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以防护支出的形式计入经济福利指数，也没有像ISEW那样对排放二氧化碳引起的长期环境损害成本进行重复计算。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环境要素考虑不多，没有纳入资源消耗价值，惟一考虑的污染因素是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污染[3]。
然而，完全综合了福利与可持续性两个方面的指标，不论是ISEW还是IEWB，都遇到了另外一个基本问题，即我们不应该试图将福利和可持续性完全综合成一个单一的指标。因为，影响当前福利的因素不一定影响可持续性，反之，影响可持续性的因素并不一定影响当前的福利，即使有影响，也不会都产生交互影响，至少影响的方式不一定相同。当前资本总量的使用方式影响当前的福利，只有当资本总存量本身受到影响时，才会影响可持续性。
例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和长期环境损害，这种损耗和损害影响可持续性，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会减少将来世代人的可用资本总存量。所以，理所当然是可持续性指标的构成要素。但是，不管是资源损耗还是长期环境损害都不会对当前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它们影响未来的福利而不是当前的福利。因此，那些影响当代人福利的因素不应该包含在可持续性指标中。在ISEW和IEWB中含有这类影响当前福利的要素，如果与可持续性有联系，也只是松散的联系而非紧密的联系。以收入分配不公为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这些福利指标就会下降。因为非常不公的收入分配必然对一个社会的当前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社会，其可用的资本存量提供的当前福利，要少于资本存量相同但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社会。但是，对于可持续性而言却并不一定是这样。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平本身不会减少未来世代人可用的资本总存量。然而，由于收入分配会影响储蓄，储蓄会影响投资决策，投资会影响资本存量的变化，从而影响可持续性，这只是一种间接影响。如果能够证明，因为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边际储蓄倾向使得收入分配不公对未来一代人有利，那么，可以认为收入分配越是不公，就越能降低当前福利而增强可持续性。
像ISEW这种试图完全反映可持续性和福利水平两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指标中提供的信息不明确。因为这个综合指标上升或下降时，我们不知道是福利上升或下降还是可持续性上升或下降。一个综合指标上升，会有不同的情况，既可能是福利提高，可持续性增强；也可能是福利提高，可持续性下降（此时，可持续性下降的价值低于福利上升的价值）；还可能是福利下降，可持续性上升（此时可持续性上升的价值高于福利下降的价值）。究竟是哪种情况，并不清楚。因此最好使用两个独立的指标来反映福利和可持续性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
三、福利指标与可持续性指标的结合应用
（一）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
如何结合应用福利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人们提出了许多方案，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将可持续性指标与联合国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结合起来应用。迄今为止，HDI是最重要最著名的福利指标。HDI的具体计算方法自第一次应用以来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但涉及的主要内容没有变。HDI由权数相等的三个要素构成，即收入、教育和寿命。其中前两个要素需要根据基础数据计算一个变换变量。对于收入，需要进行对数变换，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取对数以后可以降低高收入的影响；对于教育因素，其变换变量由两部分合成，一是所有成年人的识字率，二是根据中小学毛入学率计算的一个指标。前一个指标的权数是2/3，后一个指标的权数是1/3；寿命因素直接根据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计算。对每个变量给定最大值和最小值。HDI可以计算如下：
对每个变量都按这种方法计算出指数，一个国家的HDI就是这三个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收入指数＋教育指数＋寿命指数）
HDI作为福利指标的有效性在许多方面受到争议，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些争议，主要讨论如何将福利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应用的问题[4]。
（二）与HDI结合应用的可持续性指标
如何将环境方面的内容或者可持续性指标与HDI结合应用，以弥补该指标的不足，人们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指标：
(1)环境利用强度指数(Index of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Exploitation,IIEE)。这是1995年Desai提出的指标。该指数是根据人均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每年国内可再生水资源的用水率以及单位GNP的能源消耗量等指标计算的一个复合指数，按该指数对各个国家进行排序，所得结果与按HDI排序结果类似。但是，Desai并没有试图将该复合指数综合到HDI中去[5](P21-36)。
(2)可持续生活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Living,ISL)。1996年Sagar和Najam提出设定一个能反映生活质量最高水平的临界值，一旦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了这个临界值，人类消费对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就变得过重，生活质量指数应该能够通过对该指数的一种惩罚以反映不可持续的生活水平。根据设计要求，“可持续生活指数”的结果应该趋近可持续人类发展指数(SHDI)。
(3)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指数(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SHDI)。1998年Dahme提出根据各个国家对原材料的需要总量来进行排序，并以此数据来建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扩展指标，并称为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指数。原材料需要总量是指生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产出所需要投入的原材料总量。所有投入的原材料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如非生物原材料（矿物能源资源）、生物原材料、土地（农业和林业用地）、水和空气，这些要素都通过加权进行汇总处理。
(4)环境危险指数(Environment Endangerment Index,EEI)。1999年Ramanathan提出的建议与HDI的方法有些接近，也是设定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计算综合指标。采用的指标有森林采伐指数，稀有、濒临灭绝物种的数量指数，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含氯氟烃排放量指数。将这些指数结合起来计算得到综合环境危险指数。再根据总量EEI来计算所谓的环境敏感性HDI，它等于HDI和EEI的乘积。然而，他并没有试图计算一个纯粹的环境敏感性HDI指标[6]。
(5)环境行为指标(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dicator,EBI)。2001年De la Vega和Urrutia提出对HDI中的收入因素进行调整，以反映收入形成过程中对环境的损害。由于反映各个国家不同时期污染数据的指标只有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建议采用该指标。并设定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大值为60吨，最小值为0吨。然后计算一个环境行为指标EBI,EBI=1-CO[,2]/60。EBI和HDI中收入指标的几何平均数就形成所谓的污染——敏感收入要素。最后根据这个污染——敏感收入要素与HDI中的寿命因素和教育因素按常规方法计算HDI，并称之为环境敏感HDI[7]。
（三）对上述建议的述评
1995年Desai提出的建议对环境污染考虑得非常不全面，甚至有些内容与环境无关。比如，一个国家每年从国内可再生水资源中的用水率究竟为多少比较合适，完全取决于地质和气候条件，用水率较高的国家，其状况不一定就比用水率较低的国家差。类似地，单位GNP能源消耗量只是一个能源使用效率指标，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是一个相关指标，但只反映了环境污染的一个方面。而且，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国家进行排队既不能告诉人们二氧化碳排放实际造成的环境损害，也不能说明其不可持续性。
1996年Sagar和Najam提出的建议过于简单。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收入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之后就意味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将因为“过度消费”而导致不可持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说明消费水平对环境的影响情况，就不能推断是否存在可持续性。
1998年Dahme等人提出的建议与实际环境损害相隔太远。从环境角度来看，两种具有不同环境损害影响的物质流量不能仅仅因为其计量单位相同而进行简单加总。既不对物流流量的构成做进一步分析，也不对其环境影响的内容进行分析，只是简单地根据这两种物质流量的大小对各个国家进行排序，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2001年De la Vega和Urrutia提出的污染敏感性HDI与Desai的建议相似，注重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试图将污染指数合并到收入要素之中，却没有考虑估价问题。这是其建议存在的主要缺陷。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如中东主要石油生产国、卢森堡、澳大利亚、挪威及美国，如果按照污染敏感性HDI排序，排位都下降，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的国家，其排位上升了。根据这个排序，会错误地提示人们这些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比原始HDI反映的进步降低了。可是，实际情况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高只是表明这些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是以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代价的，从全球角度来看，这种进步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发生剧变。假设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因为人类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HDI本身并不受到影响。根据ISEW和IEWB，如果将当前福利相关的要素与可持续性相关的要素进行简单合并，由于这些要素具有异质性，将会得到有缺陷的综合指标，从而既不能正确测度当代的福利，也不能正确测度可持续性。1999年Ramanathan提出的建议存在同样的问题。
四、利用真实储蓄率评价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性
真实储蓄(Genuine Savings,GS)就是根据所有资本形式体现的总投资减去所有形式资本的总折旧之后计算的储蓄额，相应地可以计算真实储蓄率。这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指标。如果GS是负值，下一代人可以利用的资本存量总和小于当代人可以利用的资本存量总和，显然，说明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将HDI与可持续性测度指标GS结合起来应用，可以表明已经取得的人类发展水平能否持续到将来。如果一个国家的真实储蓄率小于0，则可以判别这个国家的HDI是不可持续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原理适用任何一个福利指标，而不仅仅是HDI。
自1994年Hamilton和世界银行环境署首先提出真实储蓄率指标以来，世界银行在其每年出版的统计概略《世界发展指标》中公布GS数据，取名为“调整的储蓄率”。在GS的计算过程中，世界银行计算自然资本存量的折旧时考虑了以下自然资源的损耗：石油、天然气、无烟煤、褐煤、矾土、铜、铁、铅、镍、锌、磷酸盐、锡、金、银和森林。可以看到，测度指标非常重视不可再生资源，因为对于市场性资源而言，获得必需的估价资料并不十分困难。采伐的林木是惟一考虑的可再生资源，其他诸如水资源损耗、鱼类的捕捞、生物多样性损失、土壤浸蚀等等，都面临难以解决的数据问题。环境污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资料原因，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只是近几年才纳入GS中的惟一污染指标[8][9]。
如果一个国家某年的GS为负值，则认为其取得的人类发展水平（福利水平）具有潜在的不可持续性。基于众多的技术性原因，这种判断只表述为“潜在”的不可持续性，而不表述为“完全”的不可持续性。首先，因为有时数据的质量不一定完全可靠，我们在做出很肯定的判断时必须小心谨慎。其次，世界银行将资源损耗的全部价值都计算为自然资本折旧（（价格－平均成本）×开采的资源总量）。根据自然资源开采总值计算自然资本折旧可能会存在高估问题。虽然人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修正这种向上偏差需要有关资源储存量的信息。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不可能获得多年的多种资源的储存量资料。
根据2005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03年度有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国家和地区共177个；有真实储蓄率(GS)数据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20个，其中26个国家的GS为负值。仔细对比反映福利水平的HDI和反映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的GS，发现几乎所有人类发展指数高(HDI≥0.8)的国家没有表现出弱可持续性。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造资本投资远远超过资本的折旧。只有那些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开采的国家，如科威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家，其真实储蓄率为负值。人类发展指数处于中低水平(0.5≤HDI＜0.8)和低水平(HDI≤0.5)的许多国家，由于其真实储蓄率为负值，需要对其取得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仔细评判。数据显示，那些某年真实储蓄率为负值的国家，在随后的几年也会出现负值。但是，不可持续性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像牙买加、乌拉圭等国，开始几年的真实储蓄率为负值，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变为正值。许多地处次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国家，其真实储蓄率为负值，显示了不可持续性，但是，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提取自然资本折旧之前的净储蓄本来就是负值，如利比里亚(-6.7%)、马拉维(-13.2%)、尼日尔(-2.5%)、塞拉利昂(-5.1%)、几内亚比绍共和国(-12.6%)。因此，其经济走上弱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因为自然资源开采从而提取折旧完全没有关系。
中国2000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26，排第96位，真实储蓄率25.5%，中国2003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55，排第85位，真实储蓄率34.5%。这些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的福利水平不仅进一步得到提高，而且具有可持续的特性。
当然，本文建议根据GS来评价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性，并不说明它没有问题。一个问题是目前并不是所有计算HDI的国家都计算GS，2003年就有57个国家和地区没有计算。使用GS作为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只是想说明对那些能够计算出GS指标的国家而言，GS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指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纳入核算的自然资本范围有限，像水资源、土地资源、鱼类资源等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包括的越多效果就越好。对污染也是一样，如果能够考虑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颗粒物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产生的污染，评价效果将会更好[10]。
五、结语
(1)通过上述讨论，我们认为ISEW除了在方法方面存在特有的缺陷外，试图将福利和可持续性两个方面的内容完全综合在一个指标内，将会遇到基本的概念问题，即影响当前福利的因素不一定影响可持续性，或者影响的方式并不相同，反之亦然。
(2)完全综合的指标也许会合并两个异质指标，而实际上应该保留这两个指标在概念上的差异。福利反映的是可用资本存量的当前使用对人们偏好的满足程度，而可持续性反映的是为使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不受到影响而应该持有的资本存量总额。如果假设当代人的福利完全可以考虑到下代人的福利，在一个当代福利测度指标中包含可持续性的内容是合理的。可是，如果因为下代人不可能关心当代人的福利，在可持续性指标中就不应该包含那些只影响当代人福利的因素，却难以做到。
(3)虽然将福利指标与可持续性指标结合起来应用有时也会遇到问题，但这样处理既体现了两类指标的结合应用，又可以避免将两方面内容完全综合为一个指标遇到的矛盾。福利指标按常规方法计算，再利用GS对已经取得的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性进行检验。当GS小于0时，说明已经取得的福利水平是不可持续的。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调整投资结构，增加人造资本投资、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从而降低自然资本折旧，提高真实储蓄率，促进福利水平持续提高。
(4)2003年没有GS数据的5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8个属于HDI高水平一组，占该组57个国家和地区的32%；30个属于HDI中低水平组，占该组88个国家和地区的34%；9个属于HDI低水平组，占该组32个国家和地区的28%。可见，是否计算GS指标，与人类发展水平高低没有本质联系，关键是政府部门是否重视。为了客观比较各个国家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所有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计算目前综合性最强的GS指标。
(5)根据GS检验没有显示发达国家是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进行测算所依据的可持续性是弱可持续性，而不是强可持续性。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弱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是强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处于弱不可持续的贫穷国家，如何使这些国家进入弱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关注的重点。
(6)中国目前非常关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绿色GDP问题，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短期内难以计算出反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因为，要比较各个省区的人类发展水平，不妨参考本文提出的方法，计算已经比较成熟的HDI指标和GS指标，再通过GS指标来判断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性，并进行省际、区际之间的比较。
收稿日期：2006-10-15
标签：人类发展指数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完全成本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