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书论文,文心雕龙论文,是一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3.05.006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3)05-0068-09
《文心雕龙》的部类归属，古今不同。我们今天认为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或指导文章写作的著作，在图书分类上将它归为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在古代目录著作中的归属，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隋志》将《文心雕龙》与《文选》放在一起，归入总集。然《隋志》的总集类实际包括“文集总钞”和“解释评论”两类书籍，[1]1089-1090《文心雕龙》之列在总集，是因为它属于“解释评论”之书。后来的目录学著作又进一步将集部的分类细化，诗文评论类作品或被归为集部“文史类”，或被归为总集“诗文评类”，《文心雕龙》也多被列在这些类别中，前者如宋人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后者如实际由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①这些基本代表了古人对《文心雕龙》目录学性质的认识。也有极个别目录学家将《文心雕龙》归为别集，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今天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普遍接受《四库全书总目》对《文心雕龙》的归类，这不仅是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广被学界，而且“诗文评”的说法与今人使用的“文学批评”一语对接较为自然而妥贴。不难看出，《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与《隋书·经籍志》“解释评论”的说法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古人对《文心雕龙》的图书属性还存在另一种认识，那就是将它当作子书，而不是当作集部的著作。如刘知幾《史通·自叙》列叙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相继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同列诸书皆属子书看，②刘知幾显然是将《文心雕龙》当成子书。据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著录》，在我国唐昭宗时，日本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文心雕龙》分别归入子部“杂家”和集部“总集”，可见以《文心雕龙》为子书确实是唐代时候一部分人的看法。杨明照先生还列出明清(主要是明)人将《文心雕龙》归入“子类”或“子杂类”的七种书目。③再如清人徐乾学《读礼通考》卷首列“引用书目”，依经、史、子、集顺序排列，《文心雕龙》列在子部书目刘义庆《世说新语》和桓谭《新论》之间，这说明徐乾学视《文心雕龙》为子书。清人所修某些方志的书目，如《(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四《经籍志》将《文心雕龙》列入“子总目”，不列入“集总目”；编者说明编纂“子总目”的原则是：“凡纂修著作，自成一家之言，而专一门一类者，皆许以子类收，所以别于集也。”[2]《文心雕龙》因其“自成一家之言，而专一门一类”，被理所当然地看作子书。《(雍正)云南通志》卷七《学校》附《书籍志》载“新建五华书院藏书”目录，有雍正九年总督鄂尔泰置《万卷书目》，其中子部之《诸子奇赏》收“刘子《文心雕龙》”。明人刊刻的少数子部丛书(或丛书的子部部分)也收录《文心雕龙》，詹锳先生《〈文心雕龙〉板本叙录》著录《两京遗编》、《奇赏汇编》、《合刻五家言》、《增定汉魏六朝别解》等四种。④[3]又有署归有光辑明天启六年序刻本《诸子汇函》也收录《文心雕龙》，辑者将书名改为《云门子》。⑤
还有少数学者在评点和分析《文心雕龙》时，认为它是一部子书。⑥如明人曹学佺说：“彦和以子自居，末《序志》内见之。”[4]63近代谭献说：“彦和著书，自成一子。”⑦刘永济先生说：“历代目录学家皆将其书列入诗文评类。但彦和《序志》，则其自许将羽翼经典，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又说：“彦和之作此书，既以子书自许，凡子书皆有其对于时政、世风之批评，皆可见作者本人之学术思想(参见《诸子》篇)，故彦和此书亦有匡救时弊之意……按其实质，名为一子，允无愧色。”[5]彭玉平先生对明代以来的《文心雕龙》子书论作了梳理，对《文心雕龙》研究中这一被普遍忽视的问题作了回顾和思考。[6]
这些都是将《文心雕龙》看作子书的极为确然的例子。虽然这些不是主流意见，影响也远不能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相比，却反映出人们对《文心雕龙》图书类属的认识存在明显分歧，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尤其是曹学佺、刘永济将《序志》、《诸子》两篇相联系的思考，很有启发性。
《文心雕龙》究竟是属于集部还是子部，对于这个问题，目录学家无论给出哪一种结论都是有道理的。一本著作在目录学上归属哪一类，这除了决定于著作内容之外，更多地决定于他人对这部书的认识，所以人们对《文心雕龙》部类归属有不同认识很自然。然而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刘勰究竟是将《文心雕龙》当作集部书还是子部书来写的。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至两晋荀勖、李充已经完成，当时以甲乙丙丁为分类名目；荀勖《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指经、子、史、集，李充《晋元帝书目》则用以指经、史、子、集。在刘勰时代，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已经基本定型。对于那时候的著作人来说，他们对自己作品的门类归属是很清楚的，刘勰也不会例外。他在精心酝酿《文心雕龙》的时候，对于该著的类属定位当然会有清楚的意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的内容区分以及众人的共识，刘勰绝然不可能将《文心雕龙》归入经部或史部；若有选择的话，也只会在子部和集部之间取舍。对此，刘勰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不过间接表达还是可以从《文心雕龙》读出来，刘勰是将《文心雕龙》当作子书来写的。前面介绍的《文心雕龙》是子书的认识虽非主流意见，庶几得作者之“文心”。
这一点只要将《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与《诸子》篇对照读，对它们相关的内容加以分析，就大致可以得到证明。下面即以两文比较为主，再结合其他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略述看法。
首先，刘勰对他为何撰写《文心雕龙》的说明与他论子书的写作相一致。《序志》篇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7]⑧“拔萃出类，智术而已”，“腾声飞实，制作而已”，这是说超出庶众者必是智术之士，声名留世者必是创造者。“智术”、“制作”可以有各种表现；对君子而言，各种表现皆莫过于建德、立言之重要，而又以立言最为切实可行。这些都是刘勰自道其著《文心雕龙》的大胸襟语，说明立言不朽是刘勰重要的价值观，追求不朽是他撰写《文心雕龙》最重要的原因。“岂好辩哉”云云，借用《孟子·滕文公》“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语，然含义已有改变。孟子表白自己好辩，是针对当时是非淆乱的社会状况，激浊扬清，维护正义正理，是不得已而为之。刘勰主要是说人的生命有限，写作可以使人的声名“踰金石之坚”，自己“好辩”是不得已。刘勰之意是追求不朽，是以声名不朽抗衡死亡，“好辩”是他强烈的求名意识的体现。“好辩”不是指与别人争辩，而是指立言。《序志》的“赞”也说：“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作为对全篇总旨的概括，“赞”更是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以寄托心愿、留下不灭名声的目的表达得非常醒豁。这样的表述，我们在《诸子》篇也可以读到。他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这是《文心雕龙》每篇文体论“释名以章义”部分的内容，解释各类文体的含义。⑨从他对“诸子”的释义看，诸子著作的写作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的内容“入道”，二是作者用以“见志”。“入道”留待下面说，这里先说“见志”。他所谓的“见志”，不是泛指著作应当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而主要是指作者通过著述来体现追求不朽的抱负和志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以立言为三不朽之一，是指大夫有善言嘉语为世人所传诵，后来立言不朽则主要指作者立一家之言，创一家之说，而且又经常是指诸子著述。刘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诸子著述是“见志”之书的。刘勰以为，诸子撰写著作⑩是因为他们“疾名德之不章”，才借助于撰述文章“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使自己的名声永垂。《诸子》篇正文最后又说：“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钟惺评曰：“数语严然以子自居。”纪昀也评道：“隐然自寓。”[4]65将刘勰这些话与《序志》篇“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那段话相对照，无论语句还是意思，都如出一辙。可以说，《序志》篇的文字简直就是《诸子》篇这段话的改写，借用钟惺、纪昀的评语，《序志》篇数语也表示刘勰隐然以子自居。《诸子》篇“赞”还说：“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这既是强调诸子著作是“含道”的，同时也是强调诸子“怀宝挺秀”，通过撰述来表现志向，与《序志》篇“赞”意思相近。通过对读和比较，很容易发现，刘勰《序志》篇说的“余心有寄”就是《诸子》篇说的“见志”。两篇文章不仅表述的意思，而且使用的语言、言说的方式、段落安排(都出现在开篇和结尾)，都极为相似，这在《文心雕龙》全书再也寻不出第二个例子。仿佛刘勰撰成《文心雕龙》正文四十九篇后，又将《诸子》篇单独取出，当作撰写《序志》的主要参考，否则很难解释这些行文高度一致的现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刘勰对诸子写作原因和目的的说明，恰好也是对他自己撰写《文心雕龙》之原因和目的的说明，这说明刘勰是以撰写子书的态度撰写《文心雕龙》的，也就是说，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就是撰写一部他个人的子书。
其次，刘勰关于《文心雕龙》、诸子作品与儒家经典关系的论述相一致。《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是从辅翼儒家经典的角度肯定文章的功用，也说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是帮助作者更好地写作文章，以起到“经典枝条”的作用。这与他在《诸子》篇定义的诸子著作两大特点之一(“入道”)，完全吻合。《诸子》篇具体论述“入道”的意思曰：“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老子)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这一方面固然是在追溯经、子分派异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指出周师鬻熊与周文王的友朋关系、老子与孔子的师友关系，说明圣人所著为经，贤人所著为子，强调经、子关系密切。刘勰对子书的认识显然受到《汉书·艺文志》的影响。班固说：诸子各家“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8]1746刘勰用最早的子书(《鬻子》)和最佳的子书(《老子》)，证明经、子之间保持这种密切的关系十分重要，从而为他“入道”、辅翼经典的子书观张目。事实上，子书内容复杂多样，三教九流皆杂糅其中，并不以儒家思想为唯一或主要思想成分，然而这并不影响刘勰对子书提出这种要求。后世子书作者共同的写作原则是，成一家之言而辅翼(至少是弗畔于)圣人之道。刘勰以高标准要求子书写作，也这样要求他的《文心雕龙》撰写。《诸子》篇的这种要求与《序志》篇关于《文心雕龙》写作目的(佐助儒家经典)的说明是一致的。《诸子》篇还说：“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意思是说，子书虽然繁杂，它们的“本体”却可以总结为“述道言治，枝条五经”。这是对他用“入道”两字定义诸子内容的最好说明。“枝条五经”与《序志》篇“经典枝条”的说法相同。所以从“入道”的要求来看，刘勰也是用子书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文心雕龙》撰写的。
最后，刘勰自述《文心雕龙》取名是受了子书启发。《序志》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他这段话举出的例子，分别说明组成书名的“文心”和“雕龙”两个词语取自何书。关于“涓子《琴心》”，《汉书·艺文志》载道家有“《蜎子》十三篇”，原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颜师古注曰：“蜎，姓也。”[8]1730，1732学者认为涓子即蜎渊，《琴心》即《蜎子》。[9]而署刘向《列仙传》卷上《涓子传》则曰：“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著《天人经》四十八篇……受《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10]《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列仙传》提要指出，这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不相符合，《列仙传》“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于(刘)向耶?”[11]1248无论刘勰“涓子《琴心》”一语是依据《汉书·艺文志》还是《列仙传》，《琴心》是一部子书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关于“王孙《巧心》”，《汉书·艺文志》儒家载：“《王孙子》一篇。”原注：“一曰《巧心》。”[8]1725关于“驺奭之群言雕龙”，驺同邹。《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载：“《邹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8]173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张守节《史记正义》：“《驺奭》十二篇，阴阳家。”[12]由此可知驺奭从邹衍学，他在当时有著作流传，是阴阳家。刘勰《序志》列举《文心雕龙》命书之意的出处，无一不是受启发于先秦子书，这直接说明他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仿效子书，将它当作子书来写的。
《序志》、《诸子》说明，刘勰将《文心雕龙》当作子书来写。但《文心雕龙》又是一部有些特殊性的子书，它的内容和主题都非常集中，或是“论文叙笔”(《序志》)，或是阐述普遍而重要的写作道理，是属于“论”的著作。《诸子》篇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据此，似乎子书与论著有严格的区分，《文心雕龙》既然是“论”著，就不当归入子书的范围。其实不能这么机械地理解刘勰这句话，也不能这么机械地看待这个问题。《诸子》篇列入《文心雕龙》文体论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诸子是对各家著作的统称，其本身不是具体的文体，诸子的著作可以包括多种文体，而又以论说文为主。正因为《诸子》篇与其全书文体论各篇存在这种不对等性，所以刘勰认为，论著与子书的界限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跨越的。《诸子》篇说：“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陆贾、贾谊、扬雄等人著作中的内容，都有标出“论”名的，然而因为这些著作论述的对象广泛，不限于“一理”，故依然应当归入子书的范围。建安七子之一徐幹著有《中论》，该书虽以“论”名，其实是子书。《文心雕龙》集中介绍文体知识，广泛评论作者作品，深入论述文理，其实际涉及的范围和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集各类著作的特点、源流变化，以及文学史、学术史上众多复杂的现象等等都为之穿贯覆盖，正如佘诲《文心雕龙序》所说，是“网罗古今，弥纶载籍”。[13]他对经、史、子都有专篇论述，它们是《宗经》、《史传》、《诸子》等篇，全书没有论集部的专文，那是因为他论述的各类文体叠加在一起(无论集合一类文体的作品，还是集合多类文体的作品)就是集部，所以不必分别论述了。这与以前的文论在撰写体例上有很大不同。《序志》篇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又说，他所作“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这些话都在强调他论文所及范围广大，问题众多，不是拘囿于某一文理。若依视陆贾、贾谊、扬雄书为子书之例，刘勰显然也将《文心雕龙》视为子书。刘勰在《论说》篇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接着他举《庄子·齐物论》、《吕氏春秋》作为对“论”定义的证明。庄子、吕不韦所著都是子书，这也可以看作刘勰把研精文理、“弥纶群言”的《文心雕龙》视作子书的旁证。所以，上文所引刘勰关于“论”与诸子有区别的话，不会影响他对《文心雕龙》是子书的认识，《文心雕龙》的某些特殊性不足以消解其作为子书的整体属性。
从著书人与子部和集部书籍的互相关系看，《文心雕龙》也应当是一部子书。魏晋而后，别集、总集不断涌现和积累，然而总集是由别人编纂的，这与刘勰自撰一书无关；别集之名创自东汉，其书也往往是由后人编纂而成。《隋书·经籍志》即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1]1081比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到建安七子中的六人，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14]9建安诸子死后，曹丕为他们编辑文集，这种情形适与《隋书·经籍志》“后之君子……故别聚焉”的说法相符合。从《隋书·经籍志》所叙看，这种情况至隋朝依然未改。在此情形下，人们在写作时未必会有明确的意识，以为自己撰写的是集部书籍，由此看来，刘勰打算写一部这种性质的集部书籍的可能性显然也是没有的。至于个人论著，在《隋书·经籍志》将其中一部分归入总集以前，自然是以归入子部最为恰当。所以刘勰以撰写子书的态度对待《文心雕龙》写作，从当时作者与著作的普遍关系和人们著书习惯、意识来看也是最为合理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战国策注》提要说：“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11]462这用以说明先秦子书当然是恰当的，而汉魏以后的子书命名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普遍不再因子名为书名，而是另取书名，如《新语》、《法言》。所以《文心雕龙》的书名与它是子书也没有矛盾。
刘勰将《文心雕龙》当作子书来写，知道这一点，对于我们阅读这部文学批评名著有不少帮助。
第一，有助于认识刘勰的写作心态和著述追求。他在《序志》篇说是为立言不朽而撰《文心雕龙》，这是他著述活动的精神动力，而其具体含义是用古代子书作者的撰述精神激励自己，这与司马迁从子书作者汲取精神力量来编撰《史记》很相似。(11)子书在古代早期的地位很高，“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1]769“成一家之言”这句著名的话表达出作者共同心愿，这也是从子书中总结出来的。进入经学时代以后，作者心里都明白，对于经书只可尊敬，无法企及，而从事著述最理想、最切实的途径实际上是子书的形式。在这种尊经写子的心理作用下，他们努力撰写子书，在先秦子书之外别开生面，使子书获得发展。刘勰时代，子书已经衰微，目录学四部分类顺序中，子、史调整为史、子，《文心雕龙》的《诸子》篇居于《史传》篇之后，这些都是子书寖微的反映。尽管如此，对于坚持宗经立场、缅怀古学传统的刘勰来说，他内心依然对诸子学说抱着憧憬，依然高视诸子的学术地位，并且以子书著述为创立一家学说的标志。所以他选择子书形式来撰写《文心雕龙》，弥纶群言，探究和总结文心之大道，此即意味取法乎上。子书是作者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之一，仅次于经部著作。与早期集部多为实用性、审美性作品显然不同，刘勰选择子书撰述方式，这说明他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思想。子书作者使用的主要文体是论、说，因为这两种文体最便于表达作者的思想见解，《文心雕龙》的《诸子》篇后紧接《论说》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心雕龙》由纯粹的四十九篇论说文组成(《序志》篇是对全书的说明，与正文不同)，所谓“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这也说明他著述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见解。当然，刘勰看到以前子书有的“纯粹”，有的“踳驳”，他强调撰写子书应当辅翼经典，说明其志在于发扬“纯粹”子书的思想学术传统，他的子书观在《文心雕龙》一书得到了全面反映。
第二，可以启发我们去关心《文心雕龙》文论之外其他更多的内容，并对《文心雕龙》超越前人的原因有新认识。刘勰所撰固然是一部文论专著，后人将它视为“解释评论”文学的书，或者一部“诗文评”的书，都与它的实际内容相符合。然而，它的内容又不限于文论，它还论述了其他许多思想学术问题，比如自然与道、经学、纬书学、史学、诸子学、音乐等等，这些都与文学有关，却又不是文学所能全部范围，它们都各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而又都会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刘勰对以前的文论多有不满，这固然有见解分歧的缘故，但主要是刘勰不满他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即思想、观念、知识、方法、视野方面受到较大拘束，缺少胸襟和气魄，而刘勰用以避免前人失误的办法，是扩大探讨途径，打开批评眼界。刘勰文学批评的成功与《文心雕龙》的子书形式显然是分不开的。
第三，有助于解释《文心雕龙》体系性强的原因。在古代文学批评论著中，《文心雕龙》体系的完整、严密程度首屈一指，这当然与刘勰本人怀有自觉的著作体系意识有密切关系。学者解释其原因，往往将其归于刘勰高深的佛学修养，以为是他借鉴了佛教典籍的著述特点和因明学说的缘故。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又不尽然。我国子书多由一篇篇论说文组成有机整体，有的还分为十二纪(《吕氏春秋》)、内外篇(《抱朴子》)。无论是采取擘分为纪或内外篇的方式，还是单纯按篇排列的方式，其全书不同部分或不同篇目的编排顺序多有条理，显出物事叙述的层次性和观点表述的逻辑性，形成了著作形式体系性强的特点。如高诱《吕氏春秋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15]刘勰《诸子》篇也称《吕氏春秋》“鉴远而体周”。子书(也包括一部分经书)这种“建立一干，枝叶扶疏”的形式体系特点，与“篇各为义，不相统贯”[16]的集部著作有明显区别。刘勰著作体系意识的重要来源正是子书的传统，他吸取了子书的著述形式经验，加强了对著作整体性的把握和构思。《文心雕龙》主要由枢纽、纲、目三大部分构成，三者各有侧重，又有密切联系：井然有序的形式体系为系统地开展文学批评、铺叙文学理论创造了重要条件，也取得了纲举目张的效果。因此，结合子书的著述经验来分析《文心雕龙》富有体系性的原因，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注释：
①集部有“文史类”，据吕绍虞说，是《崇文总目》“新创的类目”(《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88页)。集部中有“诗文评类”，则始见于明朝焦竑《国史经籍志》，后来为《四库全书总目》等书所沿用并获得极大推广。
②《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载“《顾子新语》十二卷”，注：“《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亡。”(《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98页)可见《典语》是子部儒家类图书。
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421页。按，杨明照先生提到的《宝文堂书目》所收《文心雕龙》“子部”、“类书”两见，《脉望馆书目》“子部”、“集部”两见，此说见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201页。
④詹锳先生指出，《奇赏汇编》所收四十七篇，未收《隐秀》、《指瑕》、《总术》，且选入者多有删节；《增定汉魏六朝别解》仅收十二篇。邬按，叶绍泰辑《增定汉魏六朝别解》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书籍，《文心雕龙》归入子部。
⑤见彭玉平先生《诗文评的体性》，第199-200页，又见该书第200页注。彭先生说，詹锳先生《文心雕龙版本叙录》一文提到，归有光《诸子汇函》收有《文心雕龙》。然詹先生文中实未提此书，恐属误记。
⑥有的人虽称刘勰为刘子，却难以据此确定他们视《文心雕龙》为子书。如《文心雕龙·风骨》：“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杨慎评曰：“此论发自刘子，前无古人。”(黄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这些不在本文叙述之列。
⑦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按，此书实际出版日期比这早，我在2000年10月19日就已经购得此书。对于这种版权页上将出版日期推迟的现象，《文汇报》2001年1月19日发表过邢晓芳写的报道《图书“寿命”缩短堪忧——业内人士谈北京图书订货会印象》，说：“新版图书在市场上的‘保鲜期’已从以往的1—3年缩短到3至6个月，版权页上出版日期在6个月以前的图书，往往会遭到图书批销商的拒绝，个别出版社的退货率已高达20％。一些出版社为打‘时间差’以争取更多的销售时间，纷纷将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推后，出现了读者2000年底就买到了今年版新书的现象。”记此以见当年风气之一斑。
⑧本文所引《文心雕龙》皆据范文澜注本，以下不再注明。
⑨诸子不同于普通的文体。由于刘勰将诸子著作当作一类文体来论述，所以在论述诸子的时候，在层次结构上与其他各篇文体论相同。
⑩有些诸子作品是他人整理而成，不是诸子自己撰写成书，刘勰将它们一律当作诸子撰写的作品，并不是他不了解这种情况。
(11)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历陈“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其中有著经的圣人，还有《孙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三部子书的作者，以及《离骚》作者屈原。他称《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屈原贾生列传》，《史记》第2482页)，突出强调《离骚》是屈原表现絜志之作，这表明他未尝不是把屈原《离骚》看作子书。近人俞樾撰《诸子平议补录》列《楚辞》于其中，也是将它当作子书。司马迁以儒家经典作者(圣人)和子书作者(贤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自己“发愤著书”，说明子书作者的事迹对他完成《史记》起到很大的策励作用。这一点刘勰与司马迁相似，不同者是司马迁还极端感激于这些圣贤痛苦的遭际，刘勰则主要是对他们的生命短促感和立名意识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