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上海剧场上座率的一个实证分析——以天蟾舞台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座率论文,实证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剧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2-0085-06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戏剧演出舞台在海派京剧表演样式的引导下，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发展势头，为本地居民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提供了丰盛且体现上海传统地方特色的戏曲大餐。据统计，“3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有一百几十所，观众席位总数达十万个以上”。“戏曲活动的消费成员每天起码有一二十万人”。[1]1120-1121然而，随着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上海戏剧演出市场曾经有过的辉煌时期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在进入“孤岛时期”以后，上海戏剧演出市场出现过短暂的复苏，也还修复了一些因战争遭损的剧场设施或兴建了新的剧场，因而导致不少人沉醉于“孤岛上娱乐事业生气勃勃”[2]292的赞美之中，但是，从总体上讲，因受战争的影响，上海戏剧演出市场的环境不断恶化，由此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天蟾舞台这样著名的大剧场的上座率也都在50％以下的较低水平区间徘徊，致使剧场经营效益处于每况愈下的衰退之中。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对当时戏剧演出市场状况进行的定性分析或描述，而量化分析的论著则十分鲜见。何况，由于年代相隔久远，详细纪录30年代上海剧场市场经营活动的材料，尤其是有关剧场观众上座率的详细资料比较缺乏，现有的论著和论文对此关注也不多。在上海档案馆里，笔者发现了1938年初上海天蟾舞台向公共租界工部局递交的有关剧场演出经营状况的完整统计资料，我们得以从一个侧面比较清楚地了解进入“孤岛时期”后的上海戏剧市场状况。下面就以上海天蟾舞台为例做一简单的分析。
一、剧场票价构成和座位分类
根据上海特别市政府编制的相关统计材料可知，1937年上海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戏院共有101家，①戏院座位总量约有74235个，每座戏院平均拥有座位735个。②在当时所有戏院中，以“四大舞台”最为著称，而天蟾舞台就是其中享有盛名的京剧舞台之一。③在20世纪初的上海，天蟾舞台曾有“京角不进不成名”的市场美誉，充分说明其在上海乃至全国京剧演出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天蟾舞台有3550个座位，其剧场演出规模在30年代上海剧场中名列第一。
在20年代，天蟾舞台每天分下午和晚上安排两场演出，演出票价分为1元、8角、4角、3角和2角五档，④最高和最低票价之间相差5倍。进入1938年，由于受战争因素影响，天蟾舞台平时仅安排一场演出，主要以夜场演出为主，每逢周日加演一场日场。夜场票价分为七个档次，最高票价为3元，最低票价是2角，前者是后者的15倍。日场票价则分成9个等级，最高票价略低于夜场，为2.2元，最低票价仍为2角，但最高和最低之间也存在11倍的差距。见表1。
显然，相比于20年代，30年代天蟾舞台演出票价类别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票价却上涨了不少，特别是高低差距明显扩大。根据30年代上海经济收入水平和市民从事观看戏剧活动消费的实际状况，大致可以将天蟾舞台夜场演出的票价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一是3元，为高档票价；二是2元、1.4元和1元，为中档票价；三是5角、4角和2角，为低档票价。根据高中低票价分类以及与相应座位数量设置的对应关系，又可获得天蟾舞台夜场演出时高中低三个档次座位数量分布的基本态势，以及各自所占的比重。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天蟾舞台低档座位数量要略高于高档和中档座位之和。按照工部局有关档案记载，20年代天蟾舞台高中低三个档次座位的配备状况依次是34.5％、34.5％和31％。⑥倘若将两者进行比较就可发现，30年代天蟾舞台拥有的高中档座位数量比20年代分别下降了12.8和9.4个百分点，而低档座位数量则增加21.2个百分点，占剧场座位总数的53％。显然，单从30年代座位设置看，天蟾舞台要比20年代更突出大众化消费的市场发展特征。天蟾舞台低档座位数量的递增态势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娱乐大众化、消费低廉化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当然，这也可以从同时期金门大戏院座位档次的分类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⑦总之，天蟾舞台座位的分配结构反映了30年代上海戏剧演出市场观众构成的基本特征。
二、观众上座率和票房收入
对任何剧场而言，上座率是反映剧场人气和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上座率是指每场演出的观众人数占剧场实际座位总数的百分比。一般来讲，剧场上座率愈高，说明演出的内容愈受市场欢迎，剧场的经济效益也愈好；反之则相反。
这里分析的是天蟾舞台在1938年4月7日到24日夜场演出活动票务销售情况变化的原始统计数据。在前后总计18天的演出周期里，天蟾舞台累计销售夜场演出戏票为26732.5张，每场平均接待观众为1485人，剧场观众平均上座率仅为41.84％。在18天的演出中，观众上座率最高达到61.62％，最低只有18.06％，两者相差3倍多。见表3。
倘若再进行细分的话，就可发现，18天中仅有2天演出的观众上座率超过60％，占整个演出周期的11％。其余16天中，观众上座率在50％以上的有2天，40％以上有4天，30％以上有9天，10％以上有1天。按照以上的数据，至少从观众上座率角度讲，这一时期剧场演出呈现出颇不景气的症状。
观众上座率高低与剧场经营效益好坏密切相关。通常说来，上座率高，剧场效益就好；反之，效益则差。根据天蟾舞台夜场演出票价分类和座位设置的具体状况，如果满座的话，那么剧场当天戏票销售收入应是高中低座位各自分别销售之和，即高档票2310元、中档票1292.4元、低档票665元，总计应得4267.4元，除去上交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娱乐税386.49元外，⑧剧场仍可得3880.91元。当然，上座率达到百分百只能是剧场在战争状态下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市场经营状态。根据材料整理统计，天蟾舞台的实际情况是，在18天的演出周期中，票房总收入为35419.32元。平均每场票房收入约为1967.74元，约占剧场满座经营收入的46.1％。见表4。
从剧场经营效益测算的角度看，观众60％的上座率是剧场进行财务核算的成本保底线。⑨换句话说，剧场的经营收入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因此，根据60％的上座率标准，可以分别计算出天蟾舞台每场演出时高中低三个档次座位各自应达到如下的票房值，依次是1813.2元(70.8％)、348.24元(13.6％)、399元(15.6％)。在此基础上，就可知道天蟾舞台每场演出的保本经营收入应为2560.44元，除去上交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娱乐税232.09元外，实际收入应达到2328.35元，方可支付剧场的基本开销，维持剧场的运转。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剧院60％的上座率有两层含义。第一，不考虑购买不同票价观众的层次差异，只对观众人数进行纯粹技术上的统计。第二，从剧场经营收入角度考虑，由于座位价格不是单一性的，而是根据高中低三个档次进行配备的，于是只有当每个座位档次的观众人数相应达到各自60％的上座率，才能够在整体上满足企业的经营保本线。问题是，从剧院市场经营效益的实际状况出发，即使夜场演出时观众人数在总体上达到60％的上座率，而从座位分类的层面计算，由于中高档票价收入比重在剧场整体收入中占到84％的份额，特别是高档票价的比重更是高达70％以上，因此，一旦出现购买演出戏票的中高档观众人数明显低于60％上座率的情况，仍然会导致剧场经营收入亏本现象的发生。譬如，单从观众上座率角度看，1938年4月24日晚有2187名观众走进天蟾舞台看戏，尽管观众上座率总体上达到了61.62％，从理论上讲超过了经营效益保本线。然而，从经营收入的实际效益分析，由于高中低档座位在各自的上座率方面存在较大不平衡性，尤其是高中档座位上座率较低(当晚售出高档座位票数428张，上座率55.6％；中档座位票数359张，上座率为40.3％；低档座位票数1400张，上座率为74.1％。)，导致收入分布不均衡，使得剧场当晚营业额只有2258.9元，比2560.4元的保本收入标准低了301.5元。又如，4月9日晚场演出，观众上座率虽说只有54.03％，低于60％的出票率，但是因各档次座位上座率构成的变化，特别是高档座位上座率大幅度上升(是晚售出高档座位票数665张，上座率86.4％；中档座位票数316张，上座率为35.5％；低档座位票数937张，上座率为49.6％。)，致使剧场票房收入明显增加，获得2773.8元的票房收入，高于剧场2560.4元的财务保本收入线。显而易见，由于天蟾舞台高中低三个类别座位价格相差悬殊，所以应该辩证地看待剧场观众上座率和保本营收入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总共18天的演出中，天蟾舞台仅有2天的收入超过盈亏平衡点。如果进行平均计算的话，天蟾舞台每场夜间演出实际的票房收入要比财务上设定的保本营业收入少592.7元。这就意味着，天蟾舞台在为期18天的演出档期中，总共亏损约有10668.6元。从天蟾舞台观众上座率和经营收入对比分析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30年代后期，天蟾舞台经营活动面临非常严峻的困难局面。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经营收入作为补充来源，仅仅依靠剧场单一层面的演出收入，剧场要想维持生存极为困难。
三、戏剧演出市场萎缩的原因分析
伴随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业步入黄金时期，戏剧演出市场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但是在辉煌表象的背后，却掩盖着戏剧市场严重的生存危机。对天蟾舞台来讲，在1938年面临的观众上座率低、营业收入低的“双低”现象，其实就是30年代晚期上海娱乐市场遭遇到的普遍难题，而外患内扰则是造成上海戏剧演出市场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首先，从外部看，“八·一三”事变对上海戏剧演出市场的发展形成了致命的打击，导致上海娱乐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不久，上海进入“孤岛时期”。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长远视角看，上海城市发展空间和经济增长空间都被压缩到极小，导致上海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后所形成的城市娱乐蓬勃发展的趋势发生根本性逆转，“上海文化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从前的中心地位”。[3]53第一，娱乐经营企业数量和娱乐捐税大幅度减少。从上海娱乐企业数量看，1936年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的执照数量为6815张，1938年下降为5632张，下降幅度为21％，同时期的娱乐捐税额也相应降低14％。⑩可以说“八·一三”事变是导致上海城市娱乐业由总体兴盛走向全面衰弱的转折点。第二，娱乐市场经营活动全面萎缩。从娱乐业市场整体看，无不处于惨淡经营和步履维艰的境地，不仅是戏剧演出业的天蟾舞台观众上座率只有41％左右，而且在电影业也是如此。号称30年代中期上海“电影院之金刚王，娱乐界之新霸主”[4]28-29的金门电影院，在1938年3至4月份放映首轮电影《古屋行尸记》时，观众上座率同样也仅有可怜的46.58％。(11)此外，号称上海“四大舞厅”的百乐门舞厅营业状况每况愈下，而大都会舞厅也因经营困难歇业转手。(12)可以这样说，天蟾舞台面对的低上座率和低营收入的困难局面是“孤岛时期”上海娱乐业整体低迷的一个缩影。
其次，从戏剧演出行业角度看，由于自身存在的诸多原因，导致市场竞争力趋于弱化。第一，剧场设施配置落后。30年代，包括天蟾舞台在内的剧场设施依旧多为木建筑，相比于大光明和南京等现代化的电影院，设施等级相差许多。由于设施陈旧，在消防安全、电器使用等方面隐患不少。30年代初，工部局对天蟾舞台、丹桂第一台等剧场多次提出强行改建要求，否则停止其营业执照期限的书面通知。(13)因此，在与其他娱乐活动方式的市场竞争中，“惜上海各舞台建筑未得法，座位不良，”[5]58以致成为剧场发展的软肋。第二，演出时间编排和内部管理不善。30年代剧场演出时间安排仍旧沿袭旧习，演出时间长达将近6小时，观众普遍感觉“亦嫌太长”，[6]184-185而且在戏剧演出中，场内既送茶水，又卖水果，秩序混乱，导致观众因“场内嘈杂，不愿入座。”[5]58第三，戏剧演出市场剧本陈旧，也是造成市场吸引力降低的不可忽视的原因。(14)第四，演出票价昂贵。虽说30年代天蟾舞台低档座位数量已占总数的50％以上，但是中高档座位票价所占份额过大，仍制约了戏剧演出市场的发展和效益的提升。正如30年代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对以天蟾舞台为代表的戏剧业所评述的那样，除了新型的娱乐方式冲击和恶劣的外部环境外，剧场自身“高昂之票价，未能得观众之同情，因而平剧局势顿觉凄凉，即偶尔有名角来沪，亦不过短时间之热闹，一转瞬间，冷落之现象又覆透露于吾人眼帘之前。”[7]67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战争爆发，戏剧演出行业遭遇严重人才荒的挑战。上海沦陷后，一部分演艺人员由上海转往全国各地，一部分艺人参加上海救亡协会组织的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进行演出。而那些戏剧界代表人物也采用各种方式抵制日本的侵略行径，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归耕南园，周信访演剧救亡，所有这些都对正常的剧场演出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从上海娱乐业的业态构成看，随着各种新潮娱乐方式的涌现，戏剧演出业自30年代初期起，在娱乐市场中的影响力就已出现不断下降的征兆。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京剧为代表的戏剧演出活动就在上海得到快速发展，戏剧观赏活动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经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戏院剧场也一度享有“不夜之芳城，销金之巨窟”之称。(15)还应看到，戏剧演出活动的重要性随着二三十年代城市新兴的娱乐活动形式的不断涌现而趋于减弱。30年代是上海近代史上城市娱乐业最兴旺的时期，电影院、游乐场、舞厅、跑狗场等各种现代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为上海市民提供了更多新颖和时尚的娱乐方式，从而不断削弱戏剧演出活动传统的市场影响力。这可以从电影和广播可能带来的两种市场层面的变化角度进行理解，一是从视觉角度讲，以观赏为特征的电影娱乐方式的崛起和电影院的广泛兴建，导致“‘电影艺术’的猛进，使影剧无敌地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据了最高的位置。”[8]538看电影成为30年代上海人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因而分流了大量原本属于戏剧演出市场固有的客源群体，(16)从而极大地冲击了上海戏剧演出市场的原有格局，“沪上自电影院骤兴以后，平剧以不加改良之故，营业日渐颓败。”[7]67二是从听觉角度讲，以广播为载体的新颖娱乐方式在30年代中期处于鼎盛时期。1937年，上海有30余家电台，每天播出的戏剧节目约12260分钟，约占全部播音时间的46.9％。(17)那时，上海地区约有20万台收音机，构成了将近有80-100万的固定听众群体。通过收音机欣赏戏剧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听戏方式，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收听到许多精彩的戏剧唱段，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剧场的观众上座率。
通过对天蟾舞台观众上座率和营业收入的微观剖析以及对30年代晚期上海城市娱乐环境的整体分析，可知“孤岛时期”上海戏剧演出业面临极其严峻的市场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讲，天蟾舞台的经营状况正是“孤岛时期”上海娱乐市场经营环境日趋恶化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上海市政府统计处编印：《上海市统计总报告》(1937年)，警卫篇第39页。
②根据上海文化艺术志编委会、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编辑部：《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2000年，第151-168页的有关材料计算。
③上海地区有过两座天蟾舞台，1912年建造的新新舞台，1916年改名天蟾舞台，被称作老天蟾，于1930年被拆除。1926年兴建的大新舞台，1930年改名天蟾舞台。马学新等：《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和670页。
④熊月之：《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⑤此处原来数据为3600，有误。
⑥20年代的老天蟾舞台有座位2990个，其中高档座位有1000个，中档座位1000个，低档座位有990个。参见上海档案馆：档案号：U1-3-0000131，第51页的有关资料。
⑦同时期，金门大戏院拥有座位1653个，其中高中低档座位分别有397个(占24.％)、446个(占27％)和810个(占48.6％)。上海档案馆：《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档案号：S319-01-00012。
⑧按照30年代工部局的娱乐税率，剧场票价为3元、2元、1.4元和1元的，税率为0.1元；票价5角的，税率为0.05元；票价为0.4角的，税率为0.04元；票价为0.2角的，税率为0.02元。上海档案馆，档案号：U1-4-0000294，第18页。
⑨根据1923年天蟾舞台向工部局提交的报告称，每月开支为3万元：包括租金、支付演员费用等，每天的经营成本至少为1000元。于是，天蟾舞台每场演出观众上座率至少必须达到60％，而且高中低档次座位人数的比例各自应保持在600人、600人和540人的比例范围内，在这一基础上剧场的营业收入大致为1095元，除去上交工部局的税收外，剧场可剩余1000元左右。参见上海档案馆：档案号：U1-3-0000131.第51页的有关材料。另据大光明电影院的统计数据，观众每天上座率达到60％，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参见《电声》，1934年第3卷34期，第664页。
⑩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6-1937)的相关资料。
(11)金门电影院在1938年3至4月的电影放映周期里，观众上座率仅有46.58％。据计算，在18天的放映周期里，每场亏损约117元，总亏损约6344元。上海档案馆：档案号：U1-4-0000294，第78-107页。
(12)《娱乐》，1938年第1期，第5页。
(13)参见上海档案馆：档案号：U1-3-0000131，第51-69页。
(14)金武周：《上海租界游戏场调查》，上海沪东公社1943年版，第7页。
(15)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16)1937年上海建有电影院44座，拥有座位数量43692个，每天可接待观众131076人次。根据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册)，中国图书馆誌公司1948年版，第40页有关内容计算。
(17)根据《电声》，1938年第1期，第13-16页有关资料整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