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_市场经济论文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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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049-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除了和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个共同的理论根据之外,还有自身特有的理论基石,即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这些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理论基石予以分析和阐述,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认识。

一、理论基石的内涵及其与理论体系的关系

所谓理论基石,是比喻某个理论学说赖以建立、对该理论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根据,是该理论学说最重要的、基础性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在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指出,马克思有两个伟大发现:一是“新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它“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1]328-338,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得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2]776-778列宁进一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强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3]273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学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当然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石。否认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可能做到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只有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前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才初步做到,并继续推进和深化。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根据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征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而创立的。因此,它除了和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相同的理论基石之外,还有自身更具体、更直接的理论基石。

从实质上看,理论基石是对事物最深层本质和最基本规律的认识。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规律是现象中持久的(保存着的)东西”;“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4]126,127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最深层本质和最基本规律的认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内在奥秘和一般规律的认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内在根据和主体力量,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两块非常坚固的理论基石。同样,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分别作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层本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本质、特殊规律和现实途径,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三块牢固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昭示人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块整钢铸成的,抽掉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部分,都会离开客观真理。理论基石对于理论体系来说,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和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认定,不应带有主观随意性,而要看它能否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主义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能否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和整体风貌,是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指导作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子系统”和“优势子系统”,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理论基石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与其他理论部分之间的涵盖和统摄的关系;二是它与整个理论体系之间的基础与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理论基石是其他理论部分赖以成立的重要依据,其他理论部分是理论基石合乎逻辑的展开和具体化;理论基石不仅是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基础性、根本性的组成部分,决定着理论体系的总体面貌和内在品格。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价值目标,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纲,纲举目张。对理论基石把握的深度和水平,决定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识的深度和水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形成和发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基石正是在解答这个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及发展

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就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5]313-314从这段话和它的前后文来看,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提出理解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以肯定社会主义是很好的理想和制度,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根本前提的;是以搞社会主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又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作为事实依据的。二是全面揭示了以往社会主义弊端的实质和成因,指出以往没有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因是三个“不”:“搞不好”是从实践结果上讲的,“不能正确理解”是从思想认识方面讲的,“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是从理论向实践转变的中间环节方面讲的。三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中的首要地位,并把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看作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四是蕴涵着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政策,把社会主义搞好的改革思想。这一系列重要观点可以说贯穿于邓小平所有关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次谈话中。

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客人时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6]116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7]373这就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辩证统一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

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历史过程。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8]294。“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及发展

早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9]163-164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于底子太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980年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更明确地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5]312-313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从党的理论、路线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从党的“十三大”开始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基础,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确定我国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等各项任务。1987年8月,邓小平在向外宾介绍即将召开的“十三大”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0]252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后,邓小平又向外宾介绍说:“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1]258。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出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当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之后,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需要全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12]14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明确地讲:“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3]236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当时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说明一个全新的观念要使全党全国人民作为一种共识来接受,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邓小平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4]16-17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首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格隆瓦尔德问: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明确地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5]148-149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的观点。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16]203

1990年底,邓小平再次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观点。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7]367.

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更明确地提出了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的观点。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8]367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373

邓小平上述重要观点,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突破了长期形成的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六大”把“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括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重申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8。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重要意义

理论基石是对事物的本质性和规律性的集中反映,承担着诠释理论体系的主要问题、体现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的作用,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深远的指导意义。160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不断受到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的攻击,不断受到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但由于这座理论大厦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牢固基石之上,所以被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奉为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同样,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保证我们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本质论澄清了以往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为我们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往往从特征的角度和层次上理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等。这虽然是认识社会主义必要的、必经的阶段,但又是不够的,还没有达到对社会主义完整的、深刻的认识。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往往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脱离共同富裕,去盲目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思想道德境界的提高,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大二公”、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限制集市贸易,等等。由于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没有及时全面地进行体制改革,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本质论廓清了拘泥于社会主义某个模式和某些特征,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思想疑虑和实践障碍,为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本质论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理论,是论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是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指导人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清醒认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失误,实行过一些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政策和做法。例如,苏联在1936年宣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不久又宣布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实现共产主义以及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等观点,都明显地超越了社会主义客观的发展阶段和实际的发展水平。建国以后,我国也提出过“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列宁曾经说过:“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20]443同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而准确把握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先决条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又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邓小平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如果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日本学者国分良成在《邓小平时代的成果》一文中写道: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只不过是单纯的经济手段不同”的说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国外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不但打破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主义观念,也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思想中的教条主义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内涵,大大改变了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方法。[21]252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12]21这足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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