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家庭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分析--对印尼雅加达500多名新一代华裔美国人的调查_家庭论文

印尼华人家庭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分析——印尼雅加达500余名新生代华裔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尼论文,雅加达论文,新生代论文,华裔论文,调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同(identity)，原来的意思为相同或同一，后来用于心理学中，指的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趋同。许多学者对海外华人的认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王庚武教授将现今正在变化中的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状况分成历史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村社认同、国家(当地)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他指出可通过多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这个观念来处理华人的认同问题。①庄国土教授倾向于将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成政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类，其他包括文化、历史、阶级、法律、社区、种族等在内的认同全部归入其中。②本文认为认同(identity)包括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乡土认同等都属于集体认同。历史、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地域等是建构集体认同的主要依据。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的是对一个群体或文化的身份认同，又指个体受其所属或所在群体或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包括对本民族祖先、宗教、语言、历史等的认同，也包括对某种象征物作为本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文化认同是个复杂的存在，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地位的提高，新时期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海外华侨华人中将近90%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国华侨华人的绝对人数最多。印尼是世界上华侨华人人数居首位的国家。据印尼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印尼有2.38亿人，其中华人占5%。③在东南亚诸多国家研究中，印尼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研究范围涉及印尼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民族、教育、语言等问题。在有关印尼华人语言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重点多在汉语学习与教学的各个方面。如曾真来(Antoni Suhardi)的《印尼学生汉语语篇逻辑衔接词语的习得研究》、④赵悦的《印尼留学生的汉语能愿动词偏误分析》、⑤安德(Andesta)的《印尼学生汉语介词“对、对于、关于”习得研究》⑥和林优娜(Jona Widhagdo Putri)的《印尼语、汉语定语语序之对比研究》⑦等文从语法学角度对印尼华裔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偏误、印尼语与汉语双语对比及印尼华裔的语言习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王爱平的《印尼华裔青少年语言与认同的个案分析——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⑧则调查了来华印尼华裔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在有关印尼华人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学者运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将印尼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美国等国家进行对比，研究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境遇，探讨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如李其荣、王春的《美国等五国“华人三重性”的比较研究》⑨一文；或从华人信仰的多教混合来研究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如许国栋《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⑩一文；或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能力等方面调查分析印尼来华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比如王爱平的《文化与认同：印尼华裔青少年调查》、(11)《汉语使用与华人身份认同——对400余名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12)《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13)等。学术界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有的研究始于十多年前，有的问卷调查样本较少，调查对象以来华印尼留学生为主体，缺少对在印尼的华裔青少年的关注，还有些研究并未注意华人代际之间的对比，因此印尼华人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印尼政府自1965年“9·30”事件之后，将清除华人的文化特性作为重点，彻底推行强制华人同化的政策，严厉禁止华人说华语、用华文，以清除华人的文化特性。有学者曾对印尼来华的出生在全面强制同化期的华裔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首先，作为第三、四代甚或第五、六代华人的印尼华裔学生，虽然历经数十年的严厉禁止，但在印尼现仍存在一个有汉语言文字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其次，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是以使用印尼语为主、具有双语或多语能力的语言使用者，他们能够因谈话的对象、话题及场合的不同而分别使用印尼语、汉语和英语；第三，上述汉语的使用主要是指汉语方言而言，印尼华裔学生多少不一地习得了汉语方言(不同地区之间有较大的差别)；第四，华语影视、歌曲(包括大陆、港台)的影响较大。”(14)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改善，印尼政府不再禁止华人说华语、用华文，那么印尼新生代华裔的语言状况如何？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其祖辈、父辈相比有何不同？

      基于此，自2012年7月开始，笔者随机抽取印尼首都雅加达地区的五所华侨学校，就新生代华裔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共有21大题，108小题，内容涉及被试对象的个人情况、语言、文化等方面。除个别题目不涉及爷爷/奶奶、父母外，其他题目均有对被调查者的家庭成员的调查，在问卷调查之外，还辅以访谈以便补充完善调查结论。本文即就印尼华人家庭的语言使用现状与文化认同的变化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调查情况说明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552份，回收问卷552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547份，有效率99.1%。本调查问卷分别设有汉语版和印尼语版，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或因自身汉语水平原因或因阅读习惯，均选择印尼语版问卷进行作答。

      本调查对象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基本情况分析如下：男生275人，占50.21%；女生272人，占49.79%。印尼籍524名，占95.75%，其中印尼籍华人375人，印尼籍华人混血149人；中国籍23名，占4.25%，其中华人混血9人。从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学历情况来看，有492位调查者填写了此题，其中大学生8人，占1.63%；高中生282名，占57.32%；初中生196人，占39.84%；小学生2人，占0.4%；其他4人，占0.81%。

      调查问卷显示，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父母多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310名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家庭情况一般，占56.73%；189名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家庭经济情况很好，占34.58%；28名新生代华裔青少年选择了不好说，15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有5人来自富裕家庭。所有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均生于1990年以后，至2014年，年龄最大者24岁，最小者12岁，平均年龄15岁多一点。学习汉语最长的达18年，最少的为1年，平均学习汉语7年。从本次调查问卷的填写语言发现，能熟练运用汉语的人并不多，只有7.99%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参加过“汉语桥”、“中华知识竞赛”之类的活动。他们的爷爷/奶奶均出生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父母出生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

      本调查在爪哇岛的雅加达地区展开，虽然爪哇岛华人通晓华语的比例比苏门答腊的华人程度低，但通过对雅加达华人家庭语言问题的调查，从中还是可以窥见印尼华人家庭中爷爷/奶奶、父/母和新生代华裔这三代人之间语言使用的变化以及印尼华裔家庭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变化。

      二、华人家庭三代人几种主要语言的掌握情况

      印尼是个有着300多种部族语言的国家，考虑到调查对象是华侨华人，本调查将汉语普通话、祖籍方言、印尼语和英语作为主要语言。

      第一，华人家庭三代人的汉语普通话水平。调查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显示，华人家庭中汉语普通话听说流利者最多的是爷爷/奶奶，其次是父亲、母亲、新生代华裔汉语普通话流利程度是三代人中最低的，而新生代华裔听说一般的比例是三代人中最高的。华人家庭中“能听懂，但只会说一点”、“能听懂，但不会说”和“听不懂，也不会说”汉语普通话的人数按比例从高到低依次则是新生代华裔、母亲/父亲和爷爷/奶奶。这表明，汉语普通话水平的高低与华人家庭的代际关系呈正相关，即辈分越高，汉语普通话水平越高，而辈分越低，汉语普通话水平越低。而汉语普通话不熟练程度则与华人家庭的代际关系呈负相关，即辈分越高，汉语普通话不熟练程度的人越少，辈分越低，汉语普通话不熟练程度的人越多。

      调查显示，印尼华人家庭中，祖辈的普通话流利程度最高，听不懂，也不会说的比例是三代人中最低的；父亲辈的普通话流利程度次之，再次为母亲，而新生代华裔的普通话流利程度最低，听不懂，也不会说的比例却是三代人中最高的。

      之所以会有这一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印尼政府对待华文教育的政策几度演变，华文教育在印尼的发展也随之几度波折。本调查华人家庭的第一代人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成长受教育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这一时期印尼的华文教育总体发展良好。“1949年，荷印联邦教育局开展了调查，数据显示，全印尼华文学校数量为724所，学生总数为17.2万人。印尼北苏门答腊外侨教育督查署长在1953年6月称，全印尼的外侨学校总共有1321所，其中华侨学校总数达到1294所，华校学生数量达到27万余人之多。印尼文教部外侨教育司代司长在1954年7月称印尼境内外侨学校数量达到1500所，其中华侨学校数量约为1400所，学生总数30余万人。”(15)尽管1955年以后印尼政府不断颁布各种条例、政策，逐步加强了对华校的管制，1957年11月《监督外侨教育的执行条例》明令禁止印尼公民就读华校，而后大批的华文学校或被强行取缔，或被关闭，或被政府接管，但那一批出生成长于四十到六十年代的华侨华人还是接受了较多的华文教育。这也是华人家庭中的爷爷/奶奶辈汉语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好的原因。

      而华人家庭的第二代则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接受教育于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苏哈托当政，印尼华文教育遭到全面禁止，全印尼的华校都被强行关闭，印尼的华侨华人彻底失去了在学校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1978年印尼商业与合作部颁布的第286号条例又使得华语与华文的日常使用都受到禁止。华侨华人只得在家中偷偷地学汉语、偷偷地说汉语，但印尼三十多年强制执行的同化政策还是让相当一部分华人的汉语水平下降。

      而调查中的新生代华裔均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一时期随着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印尼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有所松动，哈比比政府1999年5月5日颁布的第4号总统令表示恢复华文教育，印尼华文教育开始复苏。2000年，华文教育的管理权归印尼校外教育司，这表明华文教育在印尼进入官方管辖范围，2001年印尼教育部取消了开办华校的限制，华文教育正式纳入印尼教育体系，同年原来的第286号条例也被解除，华文的日常使用开始正常化。出生并成长于这一时期的新生代华裔面临的是较其父辈更好的汉语学习环境，尽管他们目前的汉语普通话水平不算太高，但考虑到年龄因素，可以认为新生代华裔的普通话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比较本调查中的华人家庭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汉语普通话水平可以发现，在老一辈华人中汉语保存情况总体不错，不过印尼政府实行的华人同化政策自实行以来客观上确实阻碍了汉语语言的代际传播。

      第二，印尼华人家庭三代人的祖籍方言水平。具体结果见下表2所示。

      表2显示，华人家庭中父母辈祖籍方言听说流利的人最多，新生代华裔中祖籍方言听说流利的人最少。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爷爷/奶奶的祖籍方言的熟练程度并非如调查前预想的那样高，听说流利的只占了41.85%；听不懂，也不会说的占了26.09%。若加上听说一般的比例，则在华人家庭中，其祖辈对祖籍方言的熟练程度总体表现一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因为在全部547份有效问卷中，填写此项的只有368份，填写率为67%，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祖辈情况不了解，从而弃填。低的填写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一代人祖籍方言言说水平的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问卷中有一题涉及印尼华人家族的迁移史，当问及“您的家族从什么时候开始定居到印尼”时，53.86%的调查者选择“不清楚”，选择从父母开始定居到印尼的占8.15%，选择从祖辈开始的占37.98%。当问及“您的家族从哪儿移居到印尼”时，80.29%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选择“不清楚”，知道自己家族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移居到印尼的只占15.66%，这说明印尼新生代华裔对家族史的了解程度不高。而问及其祖辈的国籍时，有28.54%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表示不清楚，这些都可以说明印尼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祖辈祖籍方言情况了解不充分。另外，在印尼的华人华侨有不少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移民，本土化程度比较高，对祖籍方言的掌握程度自然较为一般。而且这一调查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华人家庭中，爷爷/奶奶与孙子之间用祖籍方言交流的频率并不高。这一点在本文后面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用语的调查结果中也得到了印证。

      第三，华人家庭三代人的英语水平。结果见表3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英语听说流利的占17.29%，听说一般的占了近一半，只有6%的人英语既听不懂也不会说。考虑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多为初中生和高中生，故可以认为印尼华裔青少年总体英文水平上升空间较大。

      本次调查显示，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亲的英语熟练程度较低，听说流利者不足7%；67.9%的既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说英语。本次调查中考察了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父亲的文化程度，其中小学文化程度者占8.17%，初中文化程度者占14.37%，高中文化程度者占46.7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9.44%，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者为11.27%。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亲文化程度为大学以下，这很可能是这一群体英语熟练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母亲中英语听说流利者占12.95%，37.89%的人既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说英语。总体而言，这一群体英语熟练程度一般。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其文化程度相关。从文化程度来看，本次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母亲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2.18%，初中文化程度者占16.34%，高中文化程度者占45.04%，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5.86%，还有占10.48%的人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这一数据表明，绝大多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母亲文化程度在大学以下。

      本次调查表明，在印尼华人家庭中，祖辈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小学文化程度者占10.3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8.05%，高中文化程度者占27.59%，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0.34%，另有43.68%的人未接受过学校教育。与此相关，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爷爷/奶奶英语听说流利者为12.09%，而有39.57%的人既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说英语。总体而言，这一群体英文熟练程度一般。

      通过对华人家庭三代人的英语水平进行的分析发现，华人家庭各成员的代际关系与英语水平的高低呈负相关，即辈分越高，英语水平低的人越多，辈分越低，英语水平高的人越多。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与华人家庭成员的代际文化程度有关外，也与印尼政府的语言政策有关，特别与英语在印尼社会的地位变迁密切相关。英语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在印尼确立“第一外语”的地位，1967年12月印尼文化与教育部的文件中才将英语规定为初中以上教育机构中的必修课程。这也是华人家庭中的祖辈之所以英语水平不太高的一个原因。而到了1993年，印尼教育部允许小学四年级以上的课程中有英语课，而有的小学更是从一年级就开始有英语课程。1998年2月，英语被正式批准成为印尼学校的教学用语。英语从教学内容变成为教学语言，这进一步表明英语在印尼地位的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华人家庭中的新生代接受了远较其祖辈与父辈更好的英文教育。本调查也反映出这一事实。从华人家庭对几种主要语言的掌握情况来看，华人的英语水平是最低的，这表明，印尼华人的英语应用能力较为有限。不过即便是第一代华人英语听说流利与听说一般的也占了36%左右，这是因为印尼语中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英语借词，在印尼语的日常交际中，人们也习惯了印尼语、英语的混杂使用。

      第四，华人家庭三代人的印尼语水平。结果见表4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华人家庭中无论是哪一代，印尼语听说流利的比例都较高，甚至可以认为与汉语普通话、祖籍方言、英语相比较，印尼的华人印尼语水平最好。其中，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印尼语听说流利的达到86.95%，听说一般的占10.59%，而考虑到这些孩子的年龄，其印尼语水平在将来应该也会达到听说流利的水平。总体来看，新生代的印尼语水平是华人家庭三代人中最好的。

      不过，无论是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还是父母辈，印尼语听说流利的比例都未达到100%。这一方面是因为本调查对象中有占8.15%比例的家庭是从父母时开始定居到印尼的，并且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中有4.25%的家庭是中国籍。另外，印尼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独立前曾接受过荷兰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印尼语正式成为国家统一语言之前，印尼社会主要使用的语言有爪哇语、荷兰语等。1928年10月28日马来混合语(即印尼语)被确定为印尼全民族的共同语，1945年宪法中规定印度尼西亚语是国家统一的语言，1950年的临时宪法又规定印尼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1972年现行印尼语拼写法才被制定完成，印尼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统一的国语，号召大家学习、使用规范的印尼语。可见，印尼语在印尼成为官方语言的历史并不长。这也是并非全部华人的印尼语都听说流利的原因之一。

      本调查还对华人家庭三代人的自我语言评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86.69%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自认说得最好的语言是印尼语，有7.46%的认为自己的英语说得最好；有4.23%的人认为自己汉语普通话说得最好。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自认说得最好的语言是印尼语，占63.35%；有21.1%的人自认说得最好的语言是普通话；8.02%的人认为说得最好的是汉语方言；只有2.98%人认为说得最好的是英语。有45.31%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认为自己说得最好的语言是汉语普通话，有32.29%的认为说得最好的是印尼语，14.31%的认为说得最好的是汉语方言。尽管这一调查并非由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自己完成，而是由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做出的选择，但将这一结果与上面对华人家庭成员几种语言水平的调查结果比较，会发现两者结论完全相符，即：华人家庭中的祖辈中最多的人普通话说得最好，父辈与孩子则较多的自认是印尼语说得最好。印尼新生代华裔的印尼语水平比其父母辈和祖辈要高，而对普通话的认可程度明显低于后者。

      三、华人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分析

      

      从调查来看，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处于多语使用环境之下，具备多种语言交流的能力。其与父母交谈时用所用语言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最常用的是印尼语，其次是客家话、汉语普通话、闽南话、潮州话、英语等。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与爷爷/奶奶交谈时最常用语言是印尼语，占57.28%，其次是客家话、汉语普通话等。若将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汉语使用比例一起统计，则有31.36%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与爷爷/奶奶交谈时使用汉语(含方言)，但相较于印尼语的使用比例仍较低。这表明，印尼语已经成为华人家庭中祖辈与孙辈之间的主要交流用语。

      调查发现，68.67%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与华人朋友最常用的交谈语为印尼语，其次是汉语普通话(7.73%)、客家话(7.29%)等。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汉语人数占总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20.17%，远远低于印尼语的68.67%。这一数据表明，在印尼新生代华裔中印尼语已取代汉语成为第一交流用语。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与华人同学之间常用印尼语交流(85.17%)，客家话(2.75%)、汉语普通话(2.12%)等有人使用，但比例不高。83.72%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与亲戚之间交谈以印尼语为主。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与非华人同学、朋友之间交流常用印尼语(93.22%)，或者是“混合，但以印尼语为主”(3.39%)，1.48%的人使用英语，汉语的使用人数相当少。印尼新生代华裔在公共场合使用最多的仍是印尼语，占87.71%，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排第二的英语(4.87%)，也远远高于包括汉语普通话、粤语、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等方言在内的汉语(3.18%)。

      从上面表5的几组数据可以发现，印尼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开始多元，不再只限于印尼语。印尼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普遍掌握多种语言。对于印尼新生代华裔而言，虽然他们也会随着使用场合与对象的变化而选择包括祖籍国语言在内的其他语言，但印尼语已经成为其最常使用的语言。其中印尼新生代华裔和非华人同学、朋友交谈时印尼语使用比例为93.22%，明显高于其他各组。这是因印尼政府多年来的限制中文使用、强制中断华文教育，致使新生代出现语言断层，会说中文的印尼非华人非常少。但随着中印尼两国交往的正常化，印尼政府的华人同化政策有所松动，1966年以后印尼政府严禁悬挂华文招牌和广告，有些地方公共场合还禁讲华语和汉语方言，但1990年后政府逐步放宽了这一限制。此后随着汉语热的全球升温，印尼的语言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印尼新生代华裔在公共场合印尼语使用比例为87.71%，并未达到100%，正是这一变化的表现之一。而印尼新生代华裔和父母、爷爷/奶奶、华人同学、朋友、亲戚之间交谈也常以印尼语为主，兼杂有英语、客家话、闽南话、普通话等，也说明了尽管印尼政府曾规定不允许在公共场合说汉语，但在华人家庭内部仍使用包括方言在内的汉语。这种语言使用情况说明印尼华人不管外在环境多恶劣，仍在坚持保有本民族文化。另外，印尼新生代华裔与爷爷/奶奶交谈时印尼语使用比例与其他场合语言使用情况相比，只有57.28%，比例最低。

      调查显示，华人家庭中爷爷/奶奶辈的人印尼语使用熟练程度比较高，听说流利者达到81.29%，但在祖辈与孙辈之间印尼语的使用程度却是最低，这表明在华人家庭三代之间，祖辈更为有意识地保留汉语使用的习惯。另外，本调查是在印尼的华校展开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华裔与华人同学之间交谈时印尼语使用比例高达85.17%，这一数据说明即便在华校中，印尼新生代华裔也习惯于用印尼语进行交流。

      若再考察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辈、祖辈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发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之间印尼语是常用语，占了43.58%，但是若将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和普通话在内几种语言使用比例相加，则占了46.02%，超过印尼语的使用比例。调查表明，印尼华人家庭中父母的祖籍方言听说流利的比例较高，其中父亲祖籍方言听说流利的占68.1%，母亲祖籍方言听说流利的占47.03%，若算上听说一般的比例，绝大多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父母之间用祖籍方言交流不存在问题。这说明在印尼华人家庭内部，父母之间更倾向于用祖籍方言进行交流。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与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爷爷/奶奶交谈时多以汉语方言为主，印尼语使用比例仅为23.47%，而包括方言在内的汉语使用比例为63.8%，大大高于印尼语的使用比例。同一家庭三代人之间，祖辈与父辈对祖籍国语言掌握情况好于孙辈，孙辈与父辈交谈时已较少使用其祖籍国语言，反是前者更为自然地应用入籍国的语言。

      调查表明，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与华人朋友之间用语情况复杂。其中，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与华人朋友之间用印尼语交流的占27.33%，用客家话进行交流的占了24.79%，与用印尼语交流的比例相差不多，若将包括闽南话、潮州话、粤语、普通话在内的汉语进行统计，则比例为63.35%，是印尼语使用比例的两倍多。这一数据表明，在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与其华人朋友之间包括方言在内的汉语是主要交流用语，亦即在印尼华人中年人之间，汉语保存情况总体较好。

      本问卷调查了华人家庭中的爷爷/奶奶与华人朋友交谈用语情况。调查显示，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爷爷/奶奶和华人朋友之间交谈用语也较为复杂多样。其中，用汉语普通话进行交流的占30.73%，其次为客家话，占25.19%，再次为印尼语，占17.88%，若将包括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粤语、普通话在内的汉语一起进行统计，则有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中有77.83%的人使用汉语(包括方言)，此数值远远高于本调查中的其他群体。这一调查表明，印尼老一辈华人是保存汉语最好的一个群体。

      本调查针对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爷爷/奶奶和亲戚的交谈用语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和亲戚交谈时以占46.03%的人使用印尼语，但若将包括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粤语、普通话在内的汉语使用比例一起进行统计，则有47.06%的人使用汉语(含方言)。这一结果说明了在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和亲戚之间印尼语与汉语使用比例基本持平。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中有62.66%的人与亲戚交谈时使用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汉语，远远超过31.71%的印尼语使用比例。

      本次调查考察了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和非华人交谈用语情况，从中可以发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母与非华人交谈时94.75%的人使用印尼语，4.62%的人使用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语言。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爷爷/奶奶和非华人交谈时，印尼语使用人数比例仍是最高，占85.75%，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汉语使用人数占9.4%。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父母中有74.58%的人在公共场合用语使用印尼语，15.68%的人使用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汉语。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爷爷/奶奶在公共场合使用印尼语的人数所占比例是各种语言中最高的，为60.49%，21.87%的人使用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汉语。

      从上面各项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印尼语是华人家庭的主要用语。但在一个家庭的几代人中使用情况不尽相同，其中，孙辈与父、祖辈之间印尼语使用比例明显高于父辈与祖辈、父亲与母亲之间。而且在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父母辈和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三者之中，无论是和华人朋友之间的交谈用语，还是和亲戚交谈时的用语、和非华人之间的交谈用语以及在公共场合用语情况，印尼语的比例均呈递增趋势，而包括方言在内的汉语使用比例则呈下降趋势。第二，绝大多数家庭在语言使用方面情况复杂，家庭中仍多少保有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语言环境。且雅加达地区聚居了不少的客家人，在华人家庭中客家话是除印尼语之外的又一重要交际用语。第三，其他包括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在内的交际语言的使用有一定比例，但普通话使用比例相较于汉语方言的使用比例来说并不特别高。新生代华裔具有多语能力，但汉语水平普遍不高，听说流利的人数非常少，大多是介于听懂一点和听不懂也不会说的程度。其汉语提升空间非常大。第四，随着华人家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印尼华人家庭开始重视英语。爷爷/奶奶与亲戚交谈使用语言均不用英语，而新生代华裔的英语使用情况比其父辈、祖辈好很多。从调查来看，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处于多语使用环境之下，具备多种语言交流的能力。印尼华人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复杂多变的原因有很多，从印尼的语言与族群的地理分布来看，印尼有一万多个岛屿，印尼语是印尼各部族的唯一共同语。印尼华人分布不均等，且印尼华人的来源多样，有土生华人，有新客华人，汉语方言使用情况也较为多样，比如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地区即说闽南话，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等地区则是客家话通行。现在印尼保持传统文化较多、较常以华语及方言沟通的只有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少数地方。“据调查显示，苏门答腊华人中操华语的人口比例比其他岛屿高。虽然爪哇岛的华人人数是全国之最，但由于地理以及早期华人移民的因素，导致通晓华文的爪哇华人的比例比苏门答腊的低。根据2002年以出生地为依据的一项调查显示，各地能说华语的华人与当地华人总数的比例如下：苏门答腊48%、爪哇31%、加里曼丹11%、苏拉威西5%、伊利安3%。在华文教育断层前后出生的受访者中，苏门答腊华人多数属于第二代华裔，而出生于爪哇岛的华人一般是第三代以上的华裔，他们对于学习华文的意识难免会淡薄一些。”(16)

      从印尼的国家政策来看，1945年的印尼宪法明确规定印尼总统必须由原住民担任，1967年印尼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有14项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的，比如禁止华裔使用华语并禁止出版华语报纸书刊，限制华裔宗教和文化习俗，更改华裔的族群称呼，禁止华人成立公开的社会政治团体等，这些限制严重削弱了印尼华人的政治权利。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印尼苏哈托政府开始对华人全面推行强制同化政策，重点清除华人的文化特性，而1998年的印尼排华暴乱更是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印尼的华人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1998年苏哈托政府下台后，哈比比过渡政府、瓦西德政府、梅加瓦蒂政府相继废止了一些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法规和对华人歧视性的称呼，开始执行视华人为印尼社会平等一员的多元文化政策。这些都造成了现在印尼华人家庭语言使用的多元化发展。

      四、华人家庭语言及文化认同分析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承载体，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历史上，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往往和争取民族语言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征服、同化异民族的过程也常常伴随语言的强迫同化。”(17)印尼自1965年“9.30”事件之后，推行强制华人同化政策，严禁华人说华语、用华文。十几年前有学者曾对印尼来华的出生在全面强制同化期的华裔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随着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改善，印尼政府不再禁止华人说华语、用华文，印尼新生代华裔的语言状况与其祖辈、父辈相比有了较多的不同，华人家庭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笔者将本次对印尼雅加达地区500多名新生代华裔所在的华人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结果与十多年前学者王爱平的调查结果进行比对后发现，印尼语作为华人家庭的主要用语已是不争事实。但印尼语并没有成为唯一的家庭用语，印尼华人中仍有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语言环境，绝大多数华人家庭在语言使用方面情况仍很复杂。而印尼政府实行的华人同化政策自实行以来客观上确实阻碍了汉语语言在华人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播。华人家庭各成员之间各主要语言的水平不同，其中，印尼语水平随辈分的降低呈增长趋势，包括方言在内的汉语水平则呈下降趋势。从华人家庭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无论是家庭亲属之间的亲密用语，华人社区之间的共同用语，还是与非华人交往时使用的公众用语，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华人家庭中，普通话不如汉语方言的使用频率高，而汉语方言在新生代中的使用范围也非常狭窄。在世界汉语热的背景之下，印尼新生代华裔汉语普通话的读写能力的提高并不明显。而印尼语的使用频率呈增长趋势表明印尼华人已经经历了一个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新生代华裔已经开始自觉地接受所在国的语言。

      当然，在华人家庭三代人中虽然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水平呈下降趋势，但仍有相当多的华人本民族语言掌握情况较好，这表明华人对汉语的忠诚度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与载体，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家园。它体现了这个民族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与成果，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见解，同是又是团体认同的符号，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紧密相关。所有这些在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中凝聚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成为一种民族亲和力、凝聚力。”(18)自我认同影响集体认同的产生，其中语言起重要作用。“语言所得以表达的形式及其本身决定了主体性”，“我在语言中认同了自己。”(19)对印尼华人来说，汉语是他们用来体现、坚持其民族特性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这也表明印尼华人依然保有对中国的认同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只是这种认同在新生代华裔中的程度不如老一辈的华人。华人家庭中多少保留了汉语的言说环境、中文的阅读环境和汉字的书写习惯。这是中华文化和华人认同意识的体现，不过，新生代华裔无论是汉语能力还是中文阅读能力和汉字书写水平，都有下降的倾向。调查发现，与其祖父辈相同，新生代华裔有不少人也愿意将来让自己孩子继续学习中文，这说明新生代华裔坚持本民族的语言传承，但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不确定的比例较其祖辈、父辈有所增长。调查表明印尼新生代华裔仍有了解中国文化、阅读中文书籍的意愿，这表明对新生代华裔而言，尽管身在印尼，是印尼公民，但他们内心深处仍有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他们关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

      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之一，宗教中体现的不只是一种信念，更是蕴含有本民族的特性。印尼是一个信仰多宗教的国家，印尼政府规定每一位印尼公民都必须信仰一个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孔教(20)是印尼政府承认的几大宗教，其中华人的一些民间信仰依附于佛教或孔教而得以保存。“华人宗教的存在与发展，标志着当前印尼华人民族文化和传统信仰仍然存在，也标志着华人社会依然存在。”“遍布印尼各地的佛教寺院、民俗信仰的神宇、孔庙和宗祠，不仅本身是华人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保存华人民族文化的所在和维护民族宗教信仰的核心。”(21)苏哈托1967年12月颁布了《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十四号总统决定书》。决定书中说：“源自华人祖先故土的华人宗教信仰和习俗，以及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可能会对印尼公民的心理、精神和道德产生不自然的影响，因而妨碍同化的自然趋向。”这一决定书从侧面说明了宗教对保存本民族传统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印尼政府千方百计地取消华人的宗教信仰。“自6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借助政治权力，强制推行全面同化政策，取缔华人社团，封闭华文学校、华文报刊，禁止讲华语使用华文和宣扬中国文化，禁止举行传统宗教和习俗节日活动，禁止输入、销售、散布华文书刊、印刷品和商标、华语音像带，以至强迫华人改姓换名——总之，要在印尼境内取消华人文化，从而消除华人的民族性。在这种情况下，印尼华人借以维持民族特性的几大支柱消失殆尽，唯独华人的宗教，包括大乘佛教、孔教、传统民俗信仰和祖先崇拜等，是全面同化中无法逾越的鸿沟，成为印尼华人维持民族特性的唯一渠道。”(22)因而，本研究对印尼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员的宗教信仰情况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查。

      从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所在的家庭来看，每代人中都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这说明在印尼华人家庭中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而家庭代际成员之间各种宗教信仰的比例并不对等，祖孙三代人的宗教信仰不完全相同，这表明上一代的宗教信仰不一定影响到下一代。调查发现，华人家庭中信仰基督教最多的是新生代华裔，他们较其祖辈和父辈更多地选择西方的宗教，而非本民族的宗教——孔教。这可能是因为孔教作为一种宗教在印尼的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度受到打压，苏哈托统治时期取消了孔教，孔教从公开变成地下活动和家庭活动，直到瓦西德政府上台后才恢复合法地位，2006年正式重新公开活动，在印尼公民的身份证上才允许将之登记成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多数已为十几岁的青少年，故其身份证上填写孔教的可能性不太大。另外，因印尼过去多年对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全面封禁政策造成中文断层，而孔教宣传孔子思想需要借助语言之力，新生代华裔中文水平普遍不高，对他们来说，接受孔教思想存在一定的难度。再者，新生代华裔选择信仰基督教也是因为想借这一宗教来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从这一实际目的出发，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华裔选择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不过在新生代华裔的宗教信仰中，信佛教的人数比例居各大宗教的第二位，还有2.22%的人信仰孔教，1.01%的人信仰道教，这些用宗教来保存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努力表明，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文化抱有亲近的愿望，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信仰在新生代华裔这里部分地得到了保存。

      除了语言认同、宗教认同等之外，与华人文化认同密切相关还有祖籍认同。华人意识的强烈程度和其是否关注自己的祖籍渊源有关。有学者调查认为“这一批在全面强制同化时期出生、成长起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对自己的祖籍有相当的了解”，“大部分对自己家庭移居印尼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自己是移居印尼的第几代人。”(23)但从本次调查来看，结果与之不同。从前文关于印尼华人家族迁移史的具体分析中可以发现，印尼新生代华裔对家族史的了解程度不高。

      本调查对华裔青少年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进行了考察。因为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与当地人通婚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其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而华人是否愿意与当地人通婚也能反映他们的身份认同。“这是因为族群之间的基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之中”，“而每一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认为‘可以接受’和感到十分亲近的时候，才有可能考虑到与他(她)缔结婚姻的问题”，所以族际通婚可作为“测量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24)印尼当地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华人则多信仰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而印尼规定，如果非伊斯兰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结婚，前者必须改信伊斯兰教，这一点多数华人不能接受。另外除去宗教信仰不同之外，印尼华人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多少保留了本民族的特性，所以，从印尼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族际通婚的态度能较明显地看出这一群体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保存情况。

      经调查，16.85%的印尼新生代华裔青少年表示将来会与印尼当地人通婚，表示有可能和不好说的共占66.58%，只有17.29%的人表示将来不会与印尼当地人通婚，只与华人通婚。有学者十几年前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赞成者为0；反对者占48%；只要双方相爱就赞成者占38%；无所谓者占2%；还有2%的人既‘反对’，又认为‘只要双方相爱就赞成’。在1999-2000年的调查中，反对通婚者的比例更高，甚至填答‘只要双方相爱就赞成’的比例也很低，只有9%”。(25)本调查结果显示，愿意与印尼当地人通婚的比例较以前有所上升。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中只有1.62%的华裔青少年信仰伊斯兰教，但愿意与印尼当地人通婚的比例却达到16.85%，还有66.58%的并未坚决表示反对，这表明印尼新生代华裔超越宗教信仰、文化、生活习惯等种族差异而追求爱情婚姻本身，同时这一数据也反映出成长于印尼政府善待华人政策之下的华裔青少年已开始更为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认同是个记忆问题。”(26)集体认同与历史意识密切相关。“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27)因此在对待本民族的历史的态度中内蕴的是个体的集体认同意识。调查组对印尼华人家庭对中国历史了解程度进行了调查。只有2.84%的印尼新生代华裔很了解中国历史，51.66%的对中国历史了解程度一般，而不了解的比例达38.39%。不过调查显示，有7.1%的印尼新生代华裔表示现在不了解，但以后会加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在华人家庭中，辈分越高，很了解中国历史的人越多，辈分与“很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呈正相关，即随着辈分的下降，很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数亦随之下降。而“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在不了解，以后会加强了解”的人与辈分呈负相关，即辈分越低，“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在不了解，以后会加强了解”的比例越高。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对中国历史一般了解的比例高于第一代。在华人家庭中，无论是对过去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祖辈对之了解的程度都是最高的，而一点也不了解的人数中最多的是新生代华裔。同时与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多借助于传统媒体了解中国不同，新生代华裔主要通过人际之间的交流和新媒体来了解中国。另外，华裔青少年通过中国的电视、广播等媒体了解中国的比例与其祖辈、父辈相比是最低的，而其祖辈首选的了解渠道则是中国的媒体。

      总之，对印尼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语言与民族文化认同的调查可以发现，印尼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印尼的国家认同与情感归属明确，但他们对自己的祖籍国中国依然怀有亲近的情感。华人身份认同意识表现在许多方面，从印尼新生代华裔对祖先、宗教、语言、历史等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还保留着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大多数新生代华裔对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积极的，对中国的认识也较为客观，这种认识正是筑基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肯定之上的，显示出新生代华裔对祖籍国的亲近与喜爱之情，只是与其祖、父辈相比，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正呈代际减弱趋势。

      ①王庚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载《华人与中国：王庚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4—306页。

      ②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7—47页。

      ③邹长虹、胡静芳：《简论印度尼西亚语言政策》，载《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第74页。

      ④曾真来：《印尼学生汉语语篇逻辑衔接词语的习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⑤赵悦：《印尼留学生的汉语能愿动词偏误分析》，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⑥安德：《印尼学生汉语介词“对、对于、关于”习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⑦林优娜：《印尼语、汉语定语语序之对比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⑧王爱平：《印尼华裔青少年语言与认同的个案分析——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⑨李其荣、王春：《美国等五国“华人三重性”的比较研究》，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

      ⑩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1)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2)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3)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4)王爱平：《汉语使用与华人身份认同——对400余名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载《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第88页。

      (15)林小娜：《战后印尼华文教育政策的演变》，载《南方论刊》，2012年第8期，第56页。

      (16)蔡昌卓主编：《东盟华文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17)唐慧：《试论印尼语国语地位的确立与巩固》，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第37页。

      (18)唐慧：《试论印尼语国语地位的确立与巩固》，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第42页。

      (19)[法]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11—312页。

      (20)孔教是印尼政府承认的六大宗教之一，它源于中国的儒家学说，现已成为印尼一部分华人特有的宗教信仰。

      (21)许国栋：《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22页。

      (22)许国栋：《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20页。

      (23)王爱平：《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285页。

      (24)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6-437页。

      (25)王爱平：《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86页。

      (26)[美]戴维·莫利、[英]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27)[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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