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主义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底，是我国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它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历史证明，这是完全合乎中国国情的。在明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以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更好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经过四个阶段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转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体现了马列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认为，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了转变的准备阶段，转变的开始阶段，转变的确立阶段和转变的完成阶段。
（一）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到1949年10 月新中国诞生前这一阶段的历史，应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准备阶段。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功绩在于，他不仅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指导中国革命和处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问题上的教训，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可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我党的一贯指导思想和方针。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处理好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和经济上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为全会起草的决议和作的报告，成功地解决了我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七届二中全会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起始标志。全会确定了革命转变的大政方针，具体表现在：第一，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任务，党在初步构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时，注意到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实行这一转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种构想在全会的决议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在对中国国情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从理论和重大原则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借重“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战略问题。与这个相当长时期的战略考虑相适应，毛泽东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的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专程来到天津，向党内干部和各方面人士阐释新中国借重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既定方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具体生动的阐发。第三，全会提出了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为建国的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治上的保证，从而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作了政治上的准备。全会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必须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同年9月， 全国政协一届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对上述两个文件的基本思想，从法律上予以确认。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处理了政治同经济、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明确了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段历史可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阶段。
这是因为：其一，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个率领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党变为代表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党，这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也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其二，在这半年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虽然主要任务仍然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但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因素，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残余势力这个主要矛盾到1949年底有了进一步解决，一是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驱逐以后，官僚资本主义也基本被消灭了，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2850 多个， 共计200多个亿， 还没收了“四行两局一库”系统和国民党省市地方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12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截止1950年6月， 我国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改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尚有约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土改。（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页。）二是到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激化，在市场和金融方面已表现为主要矛盾。其三，在世界范围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运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从此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坚强的工农联盟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三）从1950年6月到1952年底， 这段历史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确立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有了基本明确的认识。这几个问题主要反映在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七届三中全会具体规定了建国后最初三年的任务，制订了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纲领，明确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实施步骤。全会把建国后最初三年划了出来，确定为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头一个阶段。（1952年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加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同时，全会原则上确立了建国后头三年的指导方针：一是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从而明确了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思想。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方针不只是为了孤立和打击当时最主要敌人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克服党内出现的要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的战略方针。从而解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心头的顾虑。我们仅用3 年时间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二是认识到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三是明确了建国头三年必须把解决民主革命和建设的遗留任务放在首位，集中力量解决民主革命任务，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条件。与此同时，又不能离开国民经济的恢复，单纯地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需要把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同恢复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在各条战线上开展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据此，我认为，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丰富和发展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它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会议确立的战略策略方针，正确处理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对整个过渡时期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确立阶段的开始标志，应给予高度评价。正是在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党领导全国人民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其它各项改革运动。在这些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中，党充分注意到用革命斗争来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又把各种积极性引导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事业上来，使各项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开展不仅没有影响反而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矛盾错综复杂、百业待兴的局面下，能够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抓住主要环节，顺利地渡过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转折。
从1952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如1952 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以后毛泽东不断宣传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并批评“将来突然转变论”。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考虑，并逐步提出了初步设想，到1953年初，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四）从1953年初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结束，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完成阶段。
这个阶段以1955年下半年为标志，又可分为前后两个小阶段。1953年初，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点，以此为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此时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全党全民的总任务，此时开始。1953年6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较完整的表述，1954年2月，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批准了这条总路线。由于对列宁过渡时期的理论片面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认识出现偏差，在理论上过分强调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1955年下半年起，伴随着对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过高估计和党内反右倾斗争的不断升温，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在实践工作中出现了不尊重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经过一年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1957年以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严重偏差，轻率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逐步走上了以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歧途。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解决起来也更加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长期成为贫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认识有偏差，在理论上过分强调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就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第45页，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反映出把社会主义社会误认为就是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社会，结果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缺乏生机和活力的机制，以致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延缓、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破坏性的作用。此外，这个时期，我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抓得较紧（其间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却忽视了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在国家生活中以及在党内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严重，旧中国贫困、落后、腐败的烙印，仍深深地留在新中国。这极大地危害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以及党和人民的团结，也是党内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之风的重要思想根源。不能排除后来发生的“左”倾错误与此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尽管这个时期工作上有很大失误，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存有严重缺陷，但我们不应否认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不仅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大方向，而且相应地解决了工作中心、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等问题，从而有效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和根本方向，它把我国的历史由新民主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展，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党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完成了一个认识过程，这主要反映在较为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经过4年的社会主义改造， 初步建设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对此，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作了历史的总结。
总之，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纲，……但它并没有在取得政权的时候打算马上这样做，而是到1952年—1953年间才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作出这个选择的，随后1954年被确定在由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里，”（注：胡乔木《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求是》1980年第19期。）虽然由于急于求成，在前进中出现了一些曲折，过渡时期结束得早了一些，但把一个6亿人口的国家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无疑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启迪
（一）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的最伟大体现就是中国在50年前确立了社会主义，在50年的曲折前进中建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转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符合世界之潮流，顺乎全国之民心的事情，记录了党在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认识阶段。以后对这条道路的评价，则反映了党在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中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尽管在这一转变中有失误，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结果，必然是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二）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是在艰难曲折中实现的。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进行的，由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具有十分严重的破坏性，我们这项事业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我们总结建国5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对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就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当然对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要经过一个由浅入深，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认识过程。社会主义只能在实践中发展，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探索前进。
（三）必须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联系和区别。两者的本质联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两者之间有四方面的内在联系和同一性，这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保证，是立国之本。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首先，过渡时期与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各异，前者属新民主主义性质，后者属社会主义性质，虽然它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但毕竟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阶段。其次，过渡时期与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不同，虽然两者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抗性矛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过渡性的，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个大政策。再次，两者之间的时间也不同，过渡时期是7年时间， 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到下世纪中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时间达百年以上。此外，两者之间的阶级结构也有差异，从总体上说，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斗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政权结构中也没有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了。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以及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在一定的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对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由此可见，只有正确把握过渡时期和初级阶段的本质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理解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制定的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避免犯“左”的或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
（四）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早已确立，作为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大变革：能在保持生产上升的状况下顺利实现，可称为当代中国史上的奇迹。要理解前人探索的艰辛，处在历史大革变的年代，周围的环境变化那么快，在没有相同历史先例的情况下，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突然提出来，等待他们拿出答案，而许多问题在刚出现的时候还不明晰，它的发展前景中包含着许多难以琢磨的未知数，留给人们深思的时间又不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要立即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实在不容易，一些在后来者看来似乎十分明白的道理，探索者经常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把它搞清楚。当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不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肃然起敬。诚然，他们也有缺点乃至严重失误，恰如其分地分析这些失误，从中得出今后人深思的历史教训，并通过后人斗争实践弥补前人不足，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把注意力放在责备他们为什么没有解决好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显然是不公正的，对任何历史现象要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而不应苛求于前人，用90年代末的认识水平去构思50年代的蓝图显然是不科学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具体方针。经过正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充分吸取和继承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用的成分，在新的条件和更高水平上，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好局面。中国各族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齐心协力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续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恢宏壮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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