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符先生的道教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陈国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62(2006)03—0093—06
道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以来道教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步衰落，近代新文化运动兴起，道教被视为迷信的大本营受到了胡适强烈的批判，以为“道教运动的意义只是要造出一个国货的道教来抵制那外来的佛教”；“整部《道藏》本来完全是贼赃”，[1] 123，135全部来自对佛教的抄袭。以严谨扎实的研究回击这一观点且使道教学成为广受国际汉学界关注领域的奠基人物，就是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陈国符。
一、对道教学的整体建构
在现代学术史上，陈国符的名字与道教经典的集成《道藏》和主要的实践方式之一外丹黄白术的研究紧密联系。明末成书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共计五千余卷，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古代道教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们艰辛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过程。离开了道教及其经典集成《道藏》，将根本不能写出完整的中国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历史，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等，都将失去加以观察反省的对象。陈国符对道教的探索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德国时期。归来后通过长期艰苦研究与辛勤劳作，《道藏源流考》终于在194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于世，成为世界学术领域第一部全面研究《道藏》的著作，一举奠定了陈国符在道教学领域的权威地位。
经史子集是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形式，《道藏》与之不同，是以三洞四辅十二类为纲目编排。这种特殊的结构框架，既是不同宗派经典的分类汇集，又是宗教实践先后高下的阶次反映。明代编定的《道藏》继承了六朝时期既已成立的分类编目体系，理清其固有的秩序，说明不同经典的应当归属，揭示其源流与演变，任何一方面的研究都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42年看到全部《道藏》的陈国符，以横向纵向两路的设定，力求全方位对整个《道藏》的宗教教义体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做出清晰而准确的解释。在横向路方面，按照《道藏》三洞四辅的传统分类方式，撰写了《三洞四辅经之渊源与传授》。以纵向路即时间先后的历史发展顺序，把自南北朝之道书、唐代《道藏》写卷、宋代《道藏》写卷、宋金元明刊本《道藏》的散存于各种文献中的片断零星的记载收集综合，成《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陈国符在广泛的阅读基础上，自觉提炼《道藏》的分类体系，归纳不同类别的经典以及历代人物，详考具体内容，实现对《道藏》的全面认识。而《引用传记提要》囊括了《道藏》中保留的多种重要文献，对其相关内容及真实性进行了认真的梳理，道教的历代重要人物就成为把握道教历史演变的基本指南。《三洞四辅经之渊源与传授》逐一对不同宗派及其经典的传授系统展开严格的说明分析，《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则对不同时代道经问世与存佚情况进行考察，时刻关注着历代王朝的宗教政策对道教兴衰的影响，有力地呼应了《三洞四辅经之渊源与传授》的内容。对于那些十分重要但无法归入以上内容的材料，则以《道藏札记》为题予以处理，配合对相关问题的把握。在文字述叙的过程中辅以图表，详略有致，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使用。基本建立起了一个可信的符合历史事实的道教学框架，一经问世即誉满士林。
语言学家罗常培说：“一九四二年春，余以暇日，潜修于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偶于图书室邂逅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教授陈国符先生，值其翻检《道藏》，撮录为劳。初意其方从事于中国外丹术之探索也；及经倾谈，始悉君病道书记载缺略，源流不彰，于留学德国时，即假佛兰克府大学中国学院藏书，捃集史料，汇辑长编。返国任教，复以余晷，续加补苴，草创《道藏源流考》三卷。及一九四六年秋，转南京任职，更以公余借阅国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泽存书库藏书。于道经全藏外，旁及道教名山志、宫观志、佛藏传记、正史、类书、各省方志与夫唐宋以降重要文集，凡与道藏有关者均收罗务尽。又漫游茅山、当涂、武进、吴县、上海、北京、及江西贵溪龙虎山，凡载籍记其庋有道藏者，咸亲往访问。稿经数易，始克写定。于三洞四辅之渊源，历代道书目录，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镂版，及各处道藏之异同，均能究源探本，括举无遗。其功力之勤，蒐讨之富，实前此之未睹也。”[2] 2忠实客观而又深入地概括了陈国符研究的过程与取得的成就。
1963年中华书局刊行了修订版的《道藏源流考》，陈国符增加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外丹》、《道学传辑佚》五种，篇幅几近初版的一半。这些新增文字，《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极大拓展了《三洞四辅经之渊源与传授》关于天师道方面的内容，而且得出了天师道是南北朝时期道教主导力量的认识，至今深受研究者赞许。《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则具体揭示了道教的炼丹术与近代化学之间的关系，从此世人得以窥视隐藏在道教理想追求下开展的实践活动方式，从一个侧面指出了道教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的特殊地位。《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论述了道教重要的经典《周易参同契》的性质，指明宋元以来道教徒以《周易参同契》为内丹学著作。但实际上《周易参同契》以外丹黄白术为宗旨，只是不能落实于具体操作的理论性纲领性的概括。然而因其提供了一整套的符号系统，得以为内丹家从理论模型乃至表达借用。拓展了《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的认识内容，对道教内外丹消长更替变化的根源做出了可靠的分析。
陈国符尚未止步于此，在阅读《古今图书集成》时，率先发现了《罗浮山志》所载隋唐之际著名道士青霞子苏元朗的相关记载，指出苏元朗是最早倡导内丹修炼的历史人物。且穷源溯流，考证出以青霞子为道号者不止一人，而其遗存著作皆以内外丹并重为特征。与外丹黄白术的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将两者置于道教的整体结构中阐释道教教义的变化。在研究过程中陈国符发现外丹黄白术经诀大多应入太清部，《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几乎全部误入洞真部众术类。每一研究结论的提出，都以不惮劳苦翻阅《道藏》中全部内丹经籍加以对照为前提，因此对道教的实践方式之一的外丹黄白术的研究考察，并未专门以外丹黄白术经诀为对象，而是在将内外丹经诀相互对照比较中最后确定，隐含了对内丹学的认识理解。通过对内外丹不同内容的界定，为后人进一步揭示内外丹的区别联系开辟了坚实的前进道路。《道乐考略稿》首次对历史悠久意蕴深远的道教音乐进行了论述，不仅是对道教这个伟大宗教精深内容的阐发，而且是对民族艺术精神的积极肯定。《道学传》是南朝末年陈马枢所撰，惜其全文无存而少量文字为多种道籍引用，陈国符从大量文献中把各种零散的材料钩稽比排，成《道学传辑佚》。显示了深厚严谨的文献学功力，成为论证天师道为南北朝道教主流认识判断的相关依据。道教学研究的内容更加充实，论述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得到了升华，往往发前人未发之覆。“病道书记载缺略，源流不彰”或许是陈国符进入道教学的初始动机，不料他的个人命运从此与道教再也无法分割。
建立道教学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宗教作为长期深刻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文明成果与思想结晶的价值体系，无不包含着复杂的要素与组成部分，而道教尤甚。以宗教学的立场考察宗教学说对生死超越的精神向往，必须要落实于具体的宗教实践，保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合乎逻辑地说明一个社会化宗教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发生影响，长盛不衰的原因。这样的认识只能奠基于对道教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内容做出全面的把握反省最终成立，必须要以“于三洞四辅之渊源，历代道书目录，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镂版，及各处道藏之异同，均能究源探本，括举无遗”为前提条件。陈国符晚年益发究心于道乐、祭祀与宗教组织的系统把握，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推进至道教的精神世界，努力沟通道教的实践方法与精神追求的内在联系。道教的整体形象于是呈现于世界，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姿面貌得以展现。
二、外丹黄白术的实质内容与考证
道教的外丹黄白术就是日常所说的金丹或外丹，曾长期是道教实现长生不死、肉体成仙、气化三清终极人生解脱目标的重要手段，几乎伴随道教从古典时代走到近代。外丹黄白术包容了中国古代多方面的知识积累，殊少为局外人所知。近代实验科学特别是化学的兴起，中外科学家在追溯其历史缘起时，都把古代的炼金术视为最直接的渊源。陈国符长达半个世纪的对道教的研究，外丹黄白术始终为其核心研究对象。这一探索从来都是把对经典的考证与具体的试验相结合，除《道藏源流考》(修订本)所载之外，后结集为《道藏源流续考》(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完稿于1988年的《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因内容与《道藏源流续考》基本重出，可以视为《道藏源流续考》的另一版本。单篇的论文收录于《陈国符道藏研究论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其中以前未曾刊行的手稿与笔记尤显重要。
辨正了大多应入太清部而几乎全部误入洞真部众术类的外丹黄白术经诀，为判断道教外丹黄白术在道教教义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基础。经过缜密研究后陈国符指出，外丹黄白经诀大部为实验材料，小部系拟设材料，严格区分了实验提纲与最后形成的认识结论的不同。为了重复古代丹家的实验过程与形式，陈国符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计算丹炉的结构比例，指示各种器具的具体用途，考察原料的构成，使古典的外丹黄白术基本实现了向现代科学形态的转型。进一步以化学反应的方程式表示之，克服了传统学术不够直观严谨规范的欠缺。揭露服药后产生的不良后果为铅中毒，从外部特征把握了外丹黄白术逐步在社会生活中消歇的重要消极因素。
将外丹黄白术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结构中考察，陈国符认为中国有独立的文化及其变化途径。外丹黄白术的用药由利用矿物或天然产物，至利用别的药物制其丹药。中国文化没有治愈病者的化学，与欧洲甚不相同。草药在外丹黄白术中运用广泛。存在的错误是，将大量生物词用作矿物词，使其不能区分。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陈国符应最有能力揭示，却以“原因未详”予以回答，不愿意脱离具体的研究进行盲目的推论。虽然道教的外丹黄白术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但是陈国符认为外丹黄白术无西方化学那样的元素观念，没有化合物观念。药物有从外国输入者，而中国外丹黄白术未曾输出国外。反对缺乏事实依据的演绎推论，要求立论一定言必有据，迥异于当今中外学者的普遍认识。
对外丹黄白师未尝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近代实验科学那样的科学知识体系的原因，陈国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他指出秦汉以来阴阳五行拟说之盛行，解剖生理、病理许多科医术皆用此作简单之解释，亦不需要作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功利观念盛行，基础理论即使有人提出进行研究(事实上亦无人提出)，因既不求长生亦不能制黄白，将无人捐助研究经费。这一论断的言外之意是，因为缺乏普遍的需求，限制了外丹黄白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流行，对其内在机制更加深入的探索的动力相应缺乏。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中，原始科学不免与神仙有关，但近代化学始于法国拉瓦锡，距离现在不过二百年左右。中国人讲究实际效用，所以做长生不老药与黄白金银，重点在做实验。可知中国道教外丹黄白术实践不以知识的获得为目标，以一个特定的角度对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予以了解释。客观地指出外丹黄白术成立的依据为阴阳五行学说，实乃真知灼见。虽然起源于长生不死的人生追求，但由于中华民族特别是道教徒于普遍的概括归纳与演绎分析的兴趣不足，因此认识结论难免过于笼统。
然而，将外丹黄白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过程中考察，陈国符又提出了外丹黄白术“是原始化学”的判断，因为有化学反应器，有化学反应温度控制法，有初步之化学实验室，比欧洲早数百年，并称世界范围内对道教外丹黄白术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继续深入下去将有更大量之发现，得出“此乃中国对世界文化之贡献”的结论。任何判断，皆至为谨慎，力求避免凿空之论的出现。虽然《周易参同契》在宋以来道教发展中被誉为“万古丹经王”，居于十分显赫的地位，但因其“既无外丹黄白法亦无黄白法，对于模仿试验无有用处”。如果“用想入非非之办法来研究如此之法术，此路不通”。坚持对道教经典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外丹黄白术的部分，必须通过具体的重复实验揭示其内涵的主张。认为脱离了这一原则立场，将“与道教之诸法术格格不相入”。这对于迷信文献考证而不关心实验过程的研究者，不啻是当头棒喝。他肯定了实践性是道教的鲜明特色，而且在内容上不是世界各大宗教普遍存在的道德实践。
严谨审慎的研究态度与一丝不苟的方法，贯穿于陈国符一生的学术活动中，这可从他对道教概念术语内涵的考证略见一斑。“荷”在丹诀中不多见，经对勘验证，陈国符指出其意为混浊物，但主张译为云翳。特别是在其晚年的论述中，常出现“或许”的不定判断，期待着出现更加合理完善的解释产生。饶宗颐在为《道藏源流续考》所作序言中，对陈国符的历史贡献极其崇敬：
常熟陈国符先生，学究化工，志通玄邈，栖神鹿洞，启亦龙泉(镇)。览赤天黄素之方，穷紫云丹凤之记，九变十化，各探其门，五岳三皇，并综其义。曩撰宝藏源流之篇，极天人道术之变，久已流誉艺林，沾溉乙部。近复致力泰壹黄冶之术，为书四种：一曰词谊考录，通训诂而著其指归；一曰经诀成书，依用韵以断其年代。一曰石药尔雅补注，欲宣梅彪之隐滞；一曰草木药录，可苴时珍之阙遗。操此四事，揭为三长，言化学史者，必资之以为津梁，考炼金术者，舍此又安窥潭奥？得非博关群言，沉研钻极者乎？此之造述，力迈前修。综类则掇云笈之英，决疑可破稚川之惑，固已上追太清之遗闻，下抉丹房之奥论。[3] 1
高度评价该著“力迈前修”，贡献超出了《道藏源流考》，将必然成为研究化学史与炼金术的经典。
抗战时来华的中国科技史名家李约瑟，曾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面告，道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反对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此语给李约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将之载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此一巨著利用陈国符研究成果的事例甚多。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以及其后出版的相关论著，几乎无不引用陈国符的研究。在道教学这一包含了复杂内容与要素的学科体系里，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探索道教乃至中国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多受惠于陈国符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普遍肯定陈国符在道教学多个分支中取得的精深研究成果，反而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了陈国符从具体上升为普遍，由个例到整体建构道教学理论的追求。陈国符力图通过自己扎实的研究工作，客观而准确地说明道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道教外丹黄白术诞生于中国文化中，与佛教传入中国无关。由于印度人富有想象，中国人讲究实际效益。佛教自印度传入，道教我国所自有。道教与佛教完全不相同。虽然这些具体的判断未必能真正全面说明道教产生发展的客观条件，但至少提示研究者务必注意不同民族个性心理，在文化创造形态方面的不同，维护民族文化尊严与精神创造贡献的赤子之心表现无遗。
三、方法论的探索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群体愈来愈远离了道教，近代以来更是如此。道教对于接受了近现代科学训练的学人几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进入到这个异常复杂的领域，除了首先在认识态度上摈弃胡适那样的臆说武断，还需要认真掌握相关的知识，不至于因无知而产生种种曲解。如梁启超虽然通晓中国历史，却以为“道教是一面抄袭老子、庄子的教理，一面采佛教的形式及其皮毛，凑合起来的”；从而得出了道教徒“他们所做的事，对于民族毫无利益；而且以左道惑众，扰乱治安，历代不绝”的结论。他还提出了道教“于中国社会既无多大关系，于中国国民心理又无多大关系”的判断。[4] 304
胡适与梁启超对道教这些具有代表性意见的流行，严重妨碍了当时国人道教学研究的发展。陈国符强调对《道藏》的研究，首先需要对《道藏》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有一个总概念，才不至于犯大错误，因此能够做到“凡与道藏有关者均收罗务尽”的要求，指出科学研究主要在于创造，还要善于判断，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主要看是否有创造力。这就是说，消除认识中存在的片面性，需要研究者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具有整体性的客观认识，不能把自己的主观好恶强加于客观存在者身上。战争时期，陈国符以数年功力通读《道藏》经典，按照道教教义学三洞四辅十二部类的固有结构体系，分别考察其发展演变予以综合的讨论，开创了道教学研究的全新格局。
对《道藏》的研究，陈国符自谓遵循的是清初以来考证大师之典型为原则，具体包含：其一，排比各种记述矛盾的史料，获得正确的认识。其二，通过对获得的具体可靠认识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支点与基础，辨明源流。其三，利用自己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予以恰当的说明，阐明其历史价值。他突破了清儒考据学的范围，把文献研究与重复实验结合在了一起。在对经典出世年代的考证上，创造了运用音韵学辅之以地理学等多种手段确定的方法，似乎依然遵循着清人考据学的立场与原则，但是因以具体的化学实验作为自己认识的支持，充满了时代精神而非为考据学所囿。总是大量运用归纳法，归纳总结几个常见的概念，使以隐语形式出现的概念内涵逐步明晰，通过对前后文义以及具体实验需要的分析，指明其与通行概念的异同，逐步扩大研究的范围，达到全面突破的认识目的。而将其还原回一定的历史时代，自然也就从一个侧面理清了道教教义特别是外丹黄白术的演进线索。不夸大盲从，不论是古代的名家还是当今的权威，都以自己审慎的判断为准。不曲解臆断，区分具体的实验与拟设实验的差别，分别经典中原始的部分与后人增修部分的不同。
为了探明道教音乐的具体内容，包括早年的道教经典的研究，陈国符把广泛的调查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公务之暇，除深入公私图书馆掌握第一手研究文献外，陈国符还遍及南京周边的名山求学访道以期“穷源探本”。1981年至1983年，已届晚年的他依然自费亲身前往江苏常熟与江西南昌等地，向江西赣剧团弋阳腔部李忠诚请教，坚持着非实证的东西存疑的准则。具体了解道教音乐的传授情况，指出如今江南道士所使用的乐器早在宋代已通用。陈国符对清代考据家治学的态度与所取得的成果至为心仪，谦称自己的方法仅是考据学下适用于道教研究的特例，然而其知行并重下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研究努力，为现代学者树立了光辉典范。
步入晚年的陈国符回首自己毕生对道教学的研究，总结研究《道藏》的经验为阅全藏、穷源流、检隐名、检隐义、考时代、考传布、考伪书、考伪说、辑佚、校勘例等项。如果以其具体的研究过程对照，尚可增加实验验证与亲自调查两项内容，只是他不愿以此自我炫耀，把清代考据学大师作为治学的楷模。综观陈国符庞大且严谨的道教学研究，现代科学方法的深厚素养与自觉遵循，早已使他的认识超越了清儒。不论在方法论还是精神向往方面，陈国符在自己的探索中，渗透浸润着高度的人文关怀与时代的科学理念。
成熟的方法论是保障一个学科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国学者对于抽象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殊少兴趣，总是将方法论反映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陈国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方法论认识，以道教经典的整体存在作为对象，逐步分解实践方法与基本理论，通过实验验证以及与经典史事考据相结合，最终将历时性的发展演变与共时性的价值关怀融为一体，落实于每一特定问题的解决，将社会人类学强调的从具体调查上升为普遍法则的要求作为贯穿始终的方法论主张，必然历久弥新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这一精神向往与实证研究，足可为后学的镜鉴与楷式。
四、世界的陈国符
与陈国符进行心灵的交流，可以从一份朴实无华寥寥数千言的自传开始。这份自传是对自己一生学术活动的总结，寄托了陈国符一生的荣誉与遗憾。自传的重点谈道藏经研究，所列数项中与专业相关者，只有“外丹黄白术”。“文革”期间陈国符屡受批判，一些研究《道藏》的未发表手稿与资料被焚毁。
陈国符始终受到各国学者的关心。1978年，美国科学史专家席文致函陈国符：“在此世界中任何外丹黄白术的学者都认为你以往的著作是经典的，我们等待你新著的出现。”1978年，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研究室何曼以该委员会名义致函，称陈国符是“道教领域的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5] 5道教学名家施博尔(即施舟人)称陈国符为老师，向陈国符行中国传统的叩头大礼，其时施博尔已年过半百。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道教学研究的曲折之后，今天中国的道教学研究重新走向了相对兴盛的局面。可是“中国汉学之名誉，在国外殊为不佳”的事实尚未在道教学领域得到基本的改观。出现在《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扉页照片中的形象，让我们有机会获睹老人的容颜，目光中透露着睿智与坚韧、安详而平和的神情，成为我们窥探其心灵世界的有限渠道。
最后需要表示歉意的是，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于《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附录部分)，因内容集中，篇幅不长，不再一一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