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研究生国际问题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问题论文,中国论文,研究生论文,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5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研究生国际问题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燕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近二十家院校的六十余名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论坛围绕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新挑战、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欧洲一体化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和21世纪亚太发展趋势展望等四个议题展开，焦点集中在全球化和中美关系两大问题上。
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新挑战
来自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的两位博士研究生首先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理论挑战的角度作了主题发言。
人民大学的方长平阐述了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转型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全球化时代呼唤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变：从个体主义向整体主义／结构主义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向社会学视角转变。当前西方有三大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一是建构主义，其二是英国的社会学派，其三是社会制度主义。其中建构主义影响最大。该理论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家的经济人（理性人）和国际社会具有单一逻辑的无政府状态的前题假设，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是主体间共有的知识，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构关系。
方长平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强调发展中国家对现有体系的施动作用，而不是完全被动接受由西方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体系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接受的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的同时，应该参与到规范的再创造和重构过程，维护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
外交学院的刘超选取了全球化中的信息化为论述对象，在简单分析信息化对国际现实冲击的基础上，对当前国外关于信息化对国际关系理论冲击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他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信息渠道的全球扩展与日益畅通为信息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渠道，使得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主体有可能跨越不同权力层次，以更加多样的方式进行稳定而可靠的交流互动；文化、价值观等“软权力”因素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占据的重要位置日益凸现，在某些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有超越军事、技术等“硬权力”的趋势；信息的加速性与非地域性特点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构成了严重的侵蚀，它加剧了各国政治主权事实上的不平等，限制和让渡了各国的经济主权，并且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捍卫“信息主权”的新课题；信息国力的优劣日渐制约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与地位，而信息国力概念的介入使得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理论面临“或改写，或淘汰”的挑战；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实质性的拓展，信息安全成为国际斗争的新领域；“数字鸿沟”成为南北关系中又一个重要的不平衡因素，由它所导致的“马太效应”将对构筑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新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他把当前国外学术界对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分析分为三大框架：新自由主义——乐观主义框架、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框架、新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框架。在论坛上，刘超主要介绍了新自由主义——乐观主义框架中兰德公司的“信息革命大引力区”("Great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ttractor")理论。
北京大学的沈传新讨论了全球化与人性、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以及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三重关系。第一，他认为人的交往和扩展本性是国家存亡和全球化出现的主观根源所在。第二，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是对主权国家界限的突破，但国家又是全球化的支柱。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实现主权利益提供了机遇。第三，全球化加快了文化融合，优势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占主导，弱势文化中的特色部分得以保存。
浙江大学的李迎春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全球化，分析了全球治理的局限性。全球化所带来的相互依赖性的提高使得全球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全球治理在主体、价值和行动上都有深刻的局限。在主体结构上仍未摆脱大国治理或大国主导的跨国行为体治理的模式，在价值层次上各方行为主体难以对全球价值形成共识，并且价值的差异所导致的行为体之间的冲突远比共同价值所促成的合作多得多。在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上，行动难于协调，而国家作为中心的行动结构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互动模式。
在本议题讨论中，大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全球化本质的理解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上。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部分与会者反对这种界定，认为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经济这一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实质是一种制度文明的扩散。在论及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全球化发展将最终导致国家消逝（消亡），世界大同得以形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国家有消亡的迹象。
美国新政府的外交
在这个主题讨论中，暨南大学的魏光明首先发言。他通过对历史上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的霸权体系的考察，认为霸权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霸权国国际承诺太多，霸权维持的成本过高和创新能力降低。霸权的挑战者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而最终成为新霸权国家的往往是原先霸权国家的同盟者或伙伴。魏光明认为霸权周期理论给中国对美战略的启迪首先是必须正视当前的国际体系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这一客观事实。其次，中国应避免以美国霸权“挑战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再者，中国可以用多种方式增加美国的霸权成本。
接下来，武汉大学的刘胜湘分析了全球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理论思潮的冲击。他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的两对理论思潮产生重要影响，即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理论主义和现实主义。全球化冲击下的美国孤立主义主要以三种形式出现：经济孤立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安全孤立主义、环境本土主义，全球主义则主要是贸易自由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两种。美国理想主义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益分为四个分支：经济和平主义、民主和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以上几种理论思潮共同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走向。
燕山大学的刘舸阐述了对当前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的看法。他认为，从小布什的百日外交来看，美国在具体政策上有如下变化：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竭力推动建立NMD，废除反导条约；战略中心从大西洋转到亚洲；坚持对台军售，并且布什提出准备放弃每年的对台军售审查。前不久，小布什又发表强硬讲话，表示美国将做它“所能做的一切”来保卫台湾。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大变化：一是美国开始重新定位中国的战略角色，美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二是美国对华的外交手段从接触同化转变为接触同化兼带挑衅，接触与威慑相结合。不过，刘舸认为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是短期行为而非长期战略。
与会者在讨论中大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不过一些同学也表现出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担忧。国防大学的一位同学引述一位教授的“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三基础论”，认为中美关系要想保持稳定，需要三大基础：实力上美强中弱、中美有共同战略对手或威胁、中国在价值观上追随美国。而当前情况恰恰相反，这三大基础都不存在。所以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部分老师也参加了这一议题的讨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倪世雄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需要用双方的耐性和智慧来解决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岳教授认为中国对美战略不能依赖于“点穴”的战略，他认为“点穴”适用于高手一招制敌，而对与美实力相差较大的中国，“点穴”战略的效用不大。中国应立足于长远发展，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对美国采取“绵里藏针”的战略。
欧洲一体化与民族国家的命运
人民大学的田野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把欧盟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探讨，认为欧盟通过降低成员国之间交易费用，使得成员国更易于合作，从而获取合作的潜在收益。
首先欧盟作为一种国际制度，能够改变国家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降低国家间关系中的信息费用：(1)、欧盟通过跨政府关系网络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传输；(2)、欧盟为成员国直接提供一些信息服务；(3)、欧盟通过其制度框架可以提供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标准并把不同领域的这些标准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各国对他国的声誉进行评价，而这种对声誉的评价有助于政府简化其决策程序，产生对于该国未来立场的合理预期；(4)、国家间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有关国家克服在与他国合作时可能遇到的欺骗问题，也有助于它们降低对于收益分配问题的敏感度。
其次，国家交往中权利的边界很难确定，往往要经过讨价还价。而欧盟通过各种条约和法律体系以及一系列的争议解决程序，降低了其内部成员国之间权利界定的费用。最后，欧盟降低了监督和制裁费用。欧盟通过其制度安排制造了“未来的阴影”，改变了各成员国对其行为之成本——收益的理解，有效遏抑了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家间关系中的监督制裁费用。
山东大学的路玉军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瑞子主要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对欧洲一体化的观点，其中路玉军详尽地阐述了欧洲联盟法对一体化的影响。他在介绍欧盟法三大渊源（国际条约、二次立法与司法判例）的基础上，分析了欧盟法对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四大原因。第一，历史上诸国由来已久的“欧洲联合”的愿望与各国良好的法治传统为欧盟法发挥其作用构建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二，欧盟法所具有的不同于普通国家法律的特点（超前性、较大的宽容度）和其直接适用与优先适用的效力决定了欧盟法能够在一体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欧盟机构的独立性及权力设置保证了法律能切实发挥作用。相对于其他国际组织，欧盟机构有独立的立法权和决策权，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有独立的代表欧盟利益的机构。第四，欧盟法作用的发挥与成员国法院的支持分不开。欧盟法通过受理国内诉讼的方式而得到成员国的国内法院的支持。
但现实中，还有许多制约欧盟法进一步发挥其作用的因素。第一，目前欧盟尚未有一部正式的“欧洲宪法”。第二，欧盟法的立法程序过于纷繁复杂，使得法律不易通过。第三，执行权问题。一方面欧洲法院执行权缺失，另一方面欧盟法无刑法为其执行提供支持。这三方面的因素大大制约了欧盟法的实际作用。
关于民族主义问题，外交学院的叶珉对冷战后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叶珉认为，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从属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国家问题的解决。冷战后民族主义大潮中，东欧和西欧经历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西欧民族国家体系正为一个新的超国家机构所取代，而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多个国家。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现象有着三大共同根源：信息革命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两极格局瓦解带来的震荡。
APEC与21世纪的亚太
复旦大学的罗小军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APEC的困境，并为维持和推进APEC的进程提出了一些建议。罗小军认为APEC的诞生和成长正验证了个体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和信仰，它的诞生与成长是一种需求诱致型制度供给与变迁。当前APEC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和深化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于发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原因在于APEC的制度化水平不够和发达国家缺乏远见和豁达。他建议在强调自主自愿的基础上，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需求的认识，考虑建立共同基金的可能性。同时积极开拓信息、电子技术等新的合作领域。在健全监督机制和制度创新上，应克服“短边规则”效应，切实缩小发展差距，并发掘更大的利益空间。最后，在推进APEC的进程中，仍然需尽量把精力放在经济问题上，而避免政治化。
南开大学的李诚邦分析了亚太作为一个区域的历史基础、结构体系及发展动力，指出目前亚太区域化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而APEC作为亚太区域化合作组织也有自身的重大不足。他认为，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市场（世界经济大市场）、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三类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多层次的技术阶梯（美日属于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国家属于第二层次，泰、印尼、菲、马和中国属于第三层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起的东南亚其他属于第四层次国家）并存与竞争的复杂格局。而从历史上看，亚太合作缺乏历史延续性，区域化受到严重制约。从现实看，冷战后的亚太地区政治安全不确定性很大，矛盾重重。由于没有某种规范和制约大国行为的有效机制，美、日、中以及东盟对亚太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构成经济合作的首要障碍。
而APEC的根本缺陷在于其运转靠的是倡导和协商，采取的是“自主参与，集体协商，共同承诺”的方式。这导致各成员承诺的可比性和可执行性大成问题。
李诚邦认为强调东亚价值的东亚地区主义不失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一种选择。不过，鉴于东亚的复杂性，他也指出东亚地区主义的完全形成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他
在以上四个议题之外，复旦大学的沈奕斐和社会科学院的袁正清还分别就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层次分析和国家利益的两种研究视角展开了论述。
沈奕斐借鉴戴维·辛格的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格局、地区范围、民族国家三个层次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及中国的对外战略。她认为纵观近十年的国际局势，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呈现三个特征：国际格局单极化、地方格局多极化和国家之间关系无极化。在此种国际秩序中，中国的总体战略应为“放眼世界、立足亚洲、建设大国外交”。
袁正清则比较了当前分析国家利益的两大理论视角：经济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现实主义分析国家利益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而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摆脱国家是经济人（理性实体）的前提假设。而以社会学视角分析国家利益，核心概念是认同，核心理念是社会整体主义，关注各种互动过程，认为互动产生认同、利益和结构。并且不认为行为主体的利益是一常数，强调社会结构和规范对行为主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袁正清认为，两种视角丰富了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分析国家利益时应将两者相结合。
历时一天的讨论自由而热烈。总体上看，这次论坛有以下两大明显特征：
第一，在方法论上，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愈来愈大。十六位主题发言者中有两位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制度成本与收益。同时，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也跻身于国际理论研究论坛。
第二，在理论分析上，研究取向多元化。论坛话题在多个层次上展开，分析视角趋于多元。现实主义影响依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备受青睐，新兴的建构主义也受到重视，“建构”、“互动”成为会上频频出现的词语。
不过，讨论中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关注点的反差明显。论坛上，大家表现出对全球化的热切关注和对美国政策理念、欧盟一体化等方面知识的熟稔，踊跃发言，并且不乏精辟之见。而在两位同学作了关于APEC的主题发言之后，回应之声寥寥无几。其次，在表述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讨论中有的措词不够规范，有的发言空洞冗长，有的论述激情有余，而严谨性稍嫌不足，一些新颖的提法仍需要进一步推敲，等等。
学术训练和学术思想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人们勤耕不辍。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研究生国际问题论坛”在研究生之间发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论坛闭幕之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宣布第二届“中国研究生国际问题论坛”翌年在沪举行。
（王世峰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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