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社会心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世界大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五十年了，在回顾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时，无论亲历者还是后人关注的都不仅仅是当年的史实、过程和经验，还有心理学方面的思考和研究。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威胁我们的巨大灾难，并不是那种低级的物理或生理事件，而是心理上的事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几亿人都会陷入巨大的疯狂（如战争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威胁它的不再是野兽、飞石和洪水，而是某种心理上的暴力。心理生活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种能量，它超过了地球上其他的一切能量。”①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唯物主义的心理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心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映象，然而意识的形成和既定状态对存在的反作用之大亦是不容置疑的，无数个人或社会的历史事件均可得以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起与平息是和个体、群体以至民族的心理有密切关系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不仅是一些思想和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心态或影响行为的内隐心理因素。同样，反法西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也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心理力量，使亿万人民投身于拯救民族、世界和人类文明的战争之中，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这个地球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劫难，其惨烈的程度激起了许多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心理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力求对战争的成因得出解释，尤其是一些在希特勒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迫害时移居他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进行了心理学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心提出了至今很有影响的心理学观点和理论，他们希望前人的灾难能够成为对后人的警示。
一、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赖希(Reich)生于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曾移居德国，后因学术原因和德国纳粹分子迫害，于1939年定居美国，他是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盖世太保1935年颁布法令查禁此书。这本书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的，涉及的面很广。在赖希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过程，而且还把这种经济过程深植于人的心理结构中，如果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它也就成了人身上的一种物质力量，从而对经济过程发生反作用。一般说来，心理结构落后于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事件的急剧变化，由此造成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不相一致的非理性现象。社会经济学只能说明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相一致的合理性现象，而这种非理性现象则要由群众心理学来说明。
赖希的性格结构理论认为，性格结构的层次是社会发展的沉淀物。在性格的表面层次上，正常人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负责任的、讲道德的。如果性格的这个表面层次同深层的自然核心有直接联系，那么就不会有人类的任何社会悲剧了。第二个层次或中间层次完全是由残忍的、虐待狂的、好色的、贪婪的、妒嫉的冲动所构成，是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副产品。第三层次即最深层次叫生物核心。在这个核心中，在有利的社会条件下，人基本上是诚实的、勤奋的、爱合作的和与人为善的。真正革命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和科学，都来自人的自然的生物核心。法西斯主义和本质基本体现了第二层次。这一层次是出自生物核心而投入行动中的自然的社会的或里比多的冲动，在经由这个层次时的扭曲，这种扭曲改变了自然冲动最初的社会性质，使它变成了反常的，从而禁锢了生命的每一种真正的表现。在社会的条件和变革已经改变了人最初的生物要求，并使之成为人的性格结构的一部分之后，性格结构便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再生产社会的结构。“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正是现代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党，而不是相反。”②法西斯主义不只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特定的民族特性，还是一种国际现象。“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在这一社会事实被纳入普遍压制生命中冲动的框架中之后，工业巨头和封建军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一社会事实。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机械主义的权威主义文明从被压制的小人那里收获的只是若干世纪以来在被征服的人民大众中以神秘主义、军国主义、自发主义的方式种下的东西。”③
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最高表现。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希特勒或一个墨索里尼的行为，而是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从群众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元首是民族的人格化。只要这个元首实际上是按照群众的民族感情来使民族人格化的，就会产生一种群众同他的个人纽带。如果他知道如何在群众个体中唤起情感的家庭纽带，他也就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父亲式的人物。“最要命的是群众个体同‘元首’的自居作用……这种自居作用是民族自我陶醉的心理学基础，即个人从‘民族的伟大’中获得的自信心的心理学基础。”④种族理论是一种生物学神秘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可恶罪行，如掠夺成性、帝国主义侵略、欺骗劳动者、种族征服等等之所以可能，原因仅仅在于无数群众完全依赖于权威、缺乏自由、极端信奉神秘主义。“这种性格结构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社会条件灌输的，这种灌输现在一点没变，但它显示了一条出路，即重新塑造性格”。⑤
赖希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群众心理学基础，并最早从心理学角度就此作分析，这比起那种单纯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经济现象或政治现象的观点来，在研究层次上无疑有新的开拓。但他把法西斯主义归结为群众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的表现，让群众为法西斯主义承担责任，这就抹煞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质。赖希的思想中可看到的最有光泽的地方是他所说的：“应该把国际人类交往中自然的、生物的、劳动民主的发现理解为对法西斯主义的回答”，“应该用国际规模的自然的劳动、爱情和认识组织来埋葬它”。⑥以此战胜社会中的非理性现象，出现一个理性的平和的新世界。
二、沙利文的精神分析人际关系学说
沙利文(Sullivan)生于爱尔兰，后移居美国，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暴政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使这位正直的精神病医生通过一些人的精神疾患洞悉社会的动荡。战争和政治危机不仅使精神病患者增多，而且也导致不同程度残废的新生儿，据有的学者研究，“希特勒前期德国儿童神经系统畸形率为0.07%，希特勒战前期为1.7%，战时是2.6%，继之，战后是6.5%。”⑦沙利文在对和平的热望和对战争的痛恨中，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号召精神病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投身和平事业，医治疯狂的年代所给社会与个人带来的精神疾患。沙利文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泛性论，他注意的是精神疾患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独特的心理关系——人际关系被他选用来作为研究人类心理过程（包括变态过程）的主要参数。由此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精神分析的人际关系理论。
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基本观点是：一个人出生后，就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人的个性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才能存在，只研究个人本身而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无法研究个性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个性发展的原因。人际关系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会产生焦虑，焦虑性的紧张如果解除，个人得到的经验就是“人际安全”，这对个性发展有重要的良性影响，反之则带来不良影响。他认为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体构造决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际关系的受损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操作造成患者的焦虑并进而导致其整个经验世界的分裂。卓有成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就必须从互动关系或人际关系入手。这样一来，精神病学所涉及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领域，精神病学自然也就和社会心理学紧密联系起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沙利文致力将其倡导的以人际关系学说为核心的理论应用于解释与战争有关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具体涉及宣传、社会动员、领导、士气、反犹主义等。宣传，这个在现代战争及一般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现象，被沙利文赋予十足的社会心理学色彩，说它是“不知不觉地利用假定的信息性行为，从而使那些易受影响者的价值态度发生或多或少无理性的变化。”⑧他看到战争中利用宣传手段所煽动起的战争狂热的可怕性，如果说“无理性”多少具备了精神病学的色彩，那么他认为反犹主义和士气低落则直接是一种精神疾患，这都是因社会人际关系变动因素造成的。
三、弗洛姆的纳粹主义心理学
弗洛姆(Fromm)1900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933年为逃避纳粹德国法西斯的迫害移居美国，成为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首席发言人”。在他的《逃避自由》一书中专门有一节“纳粹主义心理学”的内容。
弗洛姆指出：“如果追究法西斯主义对大国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⑨关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机制，他认为一是独裁主义性格所致。“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但同时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他，”⑩这就是所谓独裁主义性格。在此性格结构中，存在施虐和受虐两种内驱力，既矛盾、又统一，构成一“共生体”，但其强度因人而异。在他看来，施虐狂表现了人的主宰欲，要无限制地控制别人，使自己在别人的精神和肉体遭受痛苦中得到快感；受虐狂则表现人内在的自卑、无能和无足轻重感，在其受折磨和屈服于外力中得到快感（如自杀）。希特勒就具有这种性格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渴望绝对控制大众，另一方面又渴望屈从于更强大的命运、历史和自然的力量。然而，如果仅仅是希特勒及其法西斯魁首具有这种独裁主义性格的话，那是决不会形成大气候，掀起大风浪的。“希特勒独自灭绝了几百万犹太人吗？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们杀人，为他们行刑，这些人不仅出于情愿，而且挺高兴为他们卖命。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人对人的惨无人道比比皆是吗？——在残酷的剥削中，在对受折磨的痛苦生灵的哀叹充耳不闻、心硬如铁的事实中”(11)。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得以猖獗乃在于独裁主义性格的普遍化，他分析道：性格结构既决定人的思维、感觉，也决定了他的行为。原先，大多数德国工人拥护社会党和共产党，但后来其中一部分改投纳粹党的票，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倾向于独裁主义性格，深深地崇拜权威，“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希特勒才对多少具有相同性格结构的那部分人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12)
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第二个心理机制是攻击性和嗜死狂。所谓攻击性是指富有破坏性的、敌意的和虐待狂的人，而以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死亡本能则为嗜死狂，这是“对一切死亡的东西，一切与肢解有关的东西，一切与毁灭有关的东西的迷恋。”(13)弗洛姆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一些战争狂人的行为是和童年期不能建立正常的伊谛普斯情结，不能把母亲视为大地、家庭、温暖、安全以至生命的象征，而是代表着混沌和死亡有关。希特勒是个典型的嗜死狂，他下令大批屠杀犹太人和发动造成千百万人死亡的侵略战争，证明嗜死是希特勒的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他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毁灭，用于征服、镇压和统治别人。弗洛姆还认为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纳粹主义诉诸这些破坏性冲动，并且利用这些冲动来发动反对其敌人的战争。”(14)
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第三个心理机制是自我陶醉和民族自恋。极端自恋是自我主义的表现，这种人只认为自己的财产、思想、感情是现实的，他就是上帝，最有力量，最为聪明，而别的都是废物，乃至根本不存在。弗洛姆分析，“希特勒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是个自我陶醉者”(15)。因为只关心他自己、他的计划、权力和野心，对其它都不感兴趣。最后他失败了，不能忍受自恋形象的崩溃，不得不自杀。倘若说自我陶醉构成希特勒的个体心理机制，那么民族自恋、国家自恋则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机制。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作用下，法西斯分子把日耳曼民族神化，把本民族夸大为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最为优秀的群体，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当作偶像崇拜的对象，煽起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以此动员群众投入侵略战争，并美其名曰“爱国主义”。其实，它只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迷信，并不是对自己民族的真正热爱和关心。
对于如何消除形成人类最恶劣和最危险的嗜死、恶性自恋等“衰亡并发症”，弗洛姆提倡要以爱生反对嗜死，以爱他人反对自恋，要摆脱“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个人的无力量和无足轻重感，”(16)并且“为了选择善，我们必须认识——但是，假如我们失去了被下列东西感动的能力，认识将无济于事，即另一个人的悲痛，另一个人友谊的关注，一只小鸟的歌唱，绿茵茵的小草等。假如人对生活变得冷漠，那就不会再有他可以选择善的任何希望了。到那时，他的心确实会变得非常冷酷以致他的生命将会结束。假如这发生在全人类或人类优秀者身上，那么，人类生命就在其最大的诺言实现时刻被消灭。”(17)所以他认为具备创造性的爱、创造性的思想、幸福、良心等特征才是人的一种健康的性格。
四、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理论
阿多诺(Adorno)1903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40年代晚期从纳粹德国逃亡去美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二战后回到法兰克福，着手进行了有关人格和偏见的研究。
在以阿多诺为主所著的《权威人格》一书中，考察了特定的个体为什么极易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个人的人格和反犹主义的偏见之间的关系。偏见系指个人对他人或对其他种族、民族或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认识和态度，偏见是以有限的或不正确的信息来源和刻板印象为依据，以先入为主的判断并有过度类化的倾向，偏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往往既复杂又固执为主要特征。阿多诺等人利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重视从童年早期经验中探索人格的起源，偏见被解释成是在家庭互动的动态过程中萌发的。具体地说，父母对自己的地位过分焦虑，导致对孩子冷酷、严厉、生硬，孩子只能把这种使人受挫的权威合理化，同时把不满和敌视态度投射到他人身上。这种投射能够使对他人的侵犯合理化合法化，结果便使人在同他人的交往中产生了固执的偏见。阿多诺经过研究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偏见可能反映个人自己的不安全感，偏见很深的人可能无法面对他们自己的弱点，他们可能要把不合意的特征投射到他们认为邪恶的他人或他群身上去，利用他们做替罪羊，把自己生活中的任何挫折都归咎于他们。希特勒利用普遍的偏见，特别是反犹主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疏导了德国人民遭受的挫折，那是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可耻失败，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造成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波兰人等等群体，都作了这种挫折的替罪羊和受谴责的靶子。
阿多诺指出：“个体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持有的信念经常组成一内容广泛且连贯一致的范型……而且个体的这种范型是其人格中深藏着的倾向的反映。”(18)具体联系到反犹主义这种态度倾向，则可以认为它并不是某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框架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不仅反犹主义，包括与其有关的法西斯主义和与法西斯主义对立的民主主义，都与一个人潜在的人格有关，这些态度倾向是与潜在的（且经常是原始的和非理性的）情感需要相联系的。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象征畏惧和破坏的死神塔那多斯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情绪来源，象征生活与爱情的爱神厄洛斯则是民主主义的情感来源。”(19)
阿多诺等人通过广泛的对犹太人的否定看法和敌视态度，以及为此提供正当理由的价值观的心理测量和研究，描绘出了一幅有偏见的人格的肖像，这就是“权威人格”。这一人格有因袭主义、对权威的屈从、权威主义侵犯、反内心体验、迷信和成见、力量和韧性、破坏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以及投射倾向等基本含义。这种人格倾向者在于把世界划分为弱的和强的，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看重权力——对那些他们认为是优越的人服从又恭顺，但是对那些他们认为是低下的人则是蔑视而专制的。权威人格者倾向于保持高度习俗化的价值观。他们的人格可能是软弱的，或者是攻击的，也许是性动机所策动的，因为希特勒民族主义中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犹太人成了劣等民族，而为了保持雅利安人的种族纯净，和犹太人的通婚杂交是极应反对的。正是这种权威人格的个人，是一种特别易受纳粹德国法西斯观念意识感染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理论与赖希和弗洛姆的有关理论大致相似。
五、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危机和心理历史学
在阿多诺潜心研究权威人格的同时，他的同乡，另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学者——埃里克森(Erikson)在进行自我心理学的探索。他们从事研究的动机基本上源于犹太血统所造成的社会和个人遭遇，阿多诺研究的是一位犹太学者对法西斯主义暴行的自然反映，埃里克森的研究则源于他身上所有的斯堪的那维亚血统和犹太血统的差异所造成的同一性混乱。他父亲均是丹麦人，但母亲和继父是犹太人，他因斯堪的那维亚血统长得身材高大，碧眼金发。在学校里，他被人们贬之为犹太人，而在继父的祖庙里却说他是异教徒，所以后来“同一性危机”成为他最关注的问题。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大体是指“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20)埃里克森提出了生命周期有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用积极或消极的办法来解决的危机特征，他们是：(1)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2)自主性对羞怯与疑虑；(3)主动性对内疚；(4)勤奋对自卑；(5)同一性对角色混乱；(6)亲密对孤独；(7)繁殖对停滞；(8)自我完整对失望。如果一种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就会获得一种增强自我的美德，如果作为八个阶段的危机都得到积极解决，那么这个人在未来的岁月中就能以希望、意志、目的、能力、忠诚、爱、关心和智慧这些美德来生活，这种人是健康的人。在这八个阶段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是第五阶段——同一性危机产生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里，人们试图探索他们是怎样的人和人生的目标何在等问题。如果人们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话，他们就会以一种同一性意识离开这个阶段；如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们在离开这个阶段时就会形成角色混乱，有可能发展一种消极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社会所期望角色的对立物。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表现出的骚乱和侵犯现象可用同一性混乱来解释，他还用他的理论剖析了希特勒、甘地、高尔基等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平。用这种理论分析希特勒，由于其早年生活中的遭遇，除自以为是，性格执拗，还感到这个世界似乎处处同自己作对，是典型的同一性混乱并发展了消极同一性的人。
埃里克森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还导致了一门称之为心理历史学或心态史学(Psychohistory)的新学科的诞生。对历史人物或现象进行心理学的分析和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历史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任何史学认识的客体都是渗透着主体意识的客体，因此，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除了经济、环境、传统文化等以外，人的动机、需要、欲望、热情、愤怒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揭示个人、群体和历史进程三者的相互关系，有可能更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历史。
六、本尼迪克特的日本民族性格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一些文化人类学家丢下了原先对原始民族心理特征的民族性格研究，开展了对现代国家民族性格的研究，这种研究也称“国民性研究”，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以一定民族的精神、性格、情感、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为内容的心理——行为结构。战争需要了解不同国别的人，也需要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文化上的反省，战争促成了从基本人格的界定向国民性研究的转变。本尼迪克特(Benedict)不仅是现代民族性格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将这种研究从原始民族转向现代民族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
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已开始明朗，美国政府着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及制订战后对德、日等国的政策，由于日本这个东方民族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常常令美英等西方国家迷惑不解，本尼迪克特更受其所任职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之托，研究日本以了解“敌性”。她靠访问日裔美国人，观看和阅读日本的影片、戏剧、书籍、杂志，以及研究日本历史，写成了分析日本民族性格的著作《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该著作使许多深谙本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格的日本学者也叹为观止。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天皇旗、皇后旗、皇族勋章等均以菊花为图案，各宫家标志也皆以菊花为饰。“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在本尼迪克特的书中“菊”和“刀”象征了日本人的双重性格特征。她说：“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生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21)
本尼迪克特的这项研究是受命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必须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能够取得哪些指望？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22)所以她提出了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报恩思想、耻感文化、忠孝节义和儿童期教育为成年后的日本文化适应等问题。在《菊与刀》中所论及的日本民族性格，与战后日本形势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至少有这么两大点，一是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忠”已变成每个日本人对神圣首领——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天皇的报恩。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至死。同样。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接受占领。”(23)二是日本人的求变精神和对自己弱点的态度。本尼迪克特用日本战败后一妇人有幸摘掉了用于菊展的菊花上的细线圈，使菊花回复自然而心情欢悦纯真来说明“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不要求过去那样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除金属线圈，不经人工摆布而照样秀丽多姿。”(24)日本人的审美习性中寓寄着对社会的变革和民主自由的追求。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刀”的作用曾与武士的自尊自荣有密切关系，这是一种“自我负责”的精神。“在日本，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轮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养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德性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就他们的道德术语而言，这把刀是一种即使在自由、和平世界也能保存的象征。”(25)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尚未出版而只是一份报告时，她就推断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她在了解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与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几近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本尼迪克特的民族性格研究引发了各国学者对不同国家的国民性的研究，日本学者更从这一研究中深刻反省自我，促进了日后的发展。
七、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研究
马斯洛(Maslow)是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犹太人。他的贡献主要有需要层次理论等。他提出人的基本需要按由下而上的层次排列可包括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等七种需要。人的一路需要相对部分满足后会出现新的需要，需要的层次并不是固定的顺序，有些人可把某一种需要看作最重要而把其它看作次要的，如有的人把自尊看得比爱更重要，有些天赋较高的人尽管缺乏基本需要的满足，仍可孜孜干创造活动。
马斯洛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至少是中性的，恶是派生的，是人的基本需要受挫引起的。在生物进化的阶梯中人有高于一般动物的心理潜能，心理潜能高于生理潜能。高级需要包括爱的需要或社会需要，因此，人的自我满足和利他主义是一致的。创造潜能的发挥是人的最高需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这一目标的实现称为自我实现。高级需要有赖于后天的学习和培养，人的潜能和社会价值并无本质矛盾，潜能发挥越大价值越高。人的需要的等级越高越少自私。满足肚子的需要是满足自己，但追求爱和尊重涉及他人和他人需要的满足，以及创造本身总是有利于社会的。只有充分实现全部潜能或人性全部价值的人才能成为自由的、健康的、无畏的人，才能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
是什么原因使马斯洛通过大量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他曾进行过健康人格的调查，主要是想了解自己两位所敬爱的导师的人格特征。在这一调查中他发现两个范型中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使得他很兴奋，他欲研究出一种比较全面的人格理论。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一次生活经历坚定了这一研究志向。1941年，他33岁时，日本空袭珍珠港后的几天，他在布鲁克林讲学后返家途中目睹了一次极其哀伤的市民游行(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死伤3580名，罗斯福说必须永远记住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这次经历使马斯洛深深地意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悲剧。他下决心一定要完成他的研究，证明人类有能力战胜仇恨和毁灭，而且认为一定要通过心理健康者的研究才能促进这一事业的完成。(26)“人们为什么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斗争呢？为什么有人不计利益和帮助遭受蹂躏、遭受非正义的人以及不幸的人。”(27)为了研究最佳人性、研究人格发展能够达到的高度，马斯洛对历史上和当时在世的著名人物——斯宾诺莎、贝多芬、歌德、爱因斯坦、林肯、杰弗逊、罗斯福等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研究，他概括出一些人格特征，称之为自我实现者的特征，他们是成熟和健康的范型。他们共同具有的特征包括能对客观采取现实态度并保持与现实的良好关系；知道自己的长处，承认自己的短处，对一些妨碍个性发展的缺点引为羞耻，力求改过，能容忍他人；言行坦率，不造作，不因小事伤害他人，不故意违背社会常规；献身事业，在工作中寻求真理，视工作为享受；不依赖他人，有独立性；能欣赏生活，有持续新鲜感；有神秘的或“高峰”的体验，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是一种同一性的享受，有一种返归自然的或与自然合一的欢乐情绪；关心社会，对人有强烈的同情心；能发展与他人的深刻关系，有伟大的爱；有民主的性格结构，能宽容和接受一切人；有明确的伦理道德标准，能分辨手段与目的的区别；有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富有创造性；非遵奉主义等等。当然马斯洛还认为自我实现人并不是以上每条都完全做到的，他们也是普通的人，也有错误和人所常有的弱点，但他们比一般人能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更接近完满的人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首先必须放弃对人性的幻想(28)。马斯洛提出的这一种人格类型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触及了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不仅被认为是当代人类潜能运动的基础理论之一，而且在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中激起了再创造。这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也是一位学者对社会问题认识的结晶。
上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观点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一些视角，尽管这些理论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如弗洛姆就不满意那种把法西斯独裁制度看作是一些人丧失理智所致，或者简单地把希特勒视为疯子或精神错乱。他说：“在我看来，无论哪一种解释，强调政治、经济因素而排斥心理因素，或者相反，都不正确，纳粹主义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但必须懂得心理因素本身是社会经济因素浇铸而成的；纳粹主义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它对全体人民的控制必须从心理的基础来理解。”(29)只有通过多方位的研究，才能深刻系统地揭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才能使人类避免重蹈覆辙。进一步说，这些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扭曲的批判，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以反对法西斯主义，注意人格的良性发展和民族性格的研究等，对于我们今天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再生和泛滥，社会的民主和平发展等方面均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应看到，这些理论中还有着受弗洛伊德生物本能论的影响，弘扬的是人类普遍之爱的人本主义。这种“爱”与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费尔巴哈所提倡的爱有着相当的共同之处。马克思说过：“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0)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提倡的爱、人性、人道主义、自我实现等带有超阶级和抽象的意味，忽视了人的发展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所以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现必然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和完满才是通向人类进步的光明大道。
注释：
①（瑞士）荣格《人格的完整》，转引自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②③⑤⑥④（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3、5、18、18页，正文第56页。
⑦陈家麟《学校卫生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⑧(18)(19)(20)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252、252、257页。
⑨⑩(12)(14)(16)(29)（德）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7、289、244、311、274～275页。
(11)(17)（德）埃里希·弗洛姆《恶的本性》，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1页。
(13)(15)（德）埃里希·弗洛姆《说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76、191页。
(21)(22)(23)(24)(25)（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25、204、205页。
(26)高觉敷《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01页。
(27)(28)（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174～206页。
(30)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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