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战略性论文,环境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战略性贸易政策认为在高技术、高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政府有可能使用出口补贴或者R&D补贴来使本国厂商降低产品成本，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产量，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使本国厂商得到垄断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Brander和Spencer,1983,1985）。但是在GATT/WTO下，直接补贴是不被允许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贸易和环境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潜在的补贴——环境补贴。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类似的，Barrett和Ulph等人提出了战略性环境政策，他们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是否有动机，通过降低环境标准给予出口企业以环境补贴。本文通过阐述战略性环境政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基础模型和一些扩展模型，研究战略性环境政策在实际经济中是否可行的问题。
二、环境倾销和绿色策略及其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基本模型
战略性环境政策中有两个基础概念，环境倾销（ecological or environmental dumping）和绿色策略（green strategy）。环境倾销是政府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支持国内企业进行国际市场竞争，因为较低的排放税率或者污染减排需要（abatement requirement）可以使得国内企业的产品在外国市场上具有成本优势。Rauscher（1994）给出了较低的环境标准的三个具体定义，第一是关于公平的定义，认为只要国内的环境标准低于其他国家就是环境倾销。这个定义的特点就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讲，贸易的产生正是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环境资源禀赋，应该允许不同国家使用禀赋。从长期来看，这个定义违反了贸易中的要素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理论。第二个是关于外部性的定义，认为如果环境政策导致边际减排成本低于边际环境损害，那么就是环境倾销。这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定义，但是其缺点在于很难度量具体的由环境带来的外部性。第三个是关于对比的定义，将非贸易部门作为参照物，如果出口部门的环境标准比非贸易部门低就构成环境倾销。这个定义在实践中也很难实现，因为不同的部门一般会产生不同的污染物，很难统一比较不同行业的环境标准。在文献中我们使用的最多的是第二个定义。
绿色策略是基于Porter假设而提出来的，Porter（1995）认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会激励国内企业进行清洁技术的创新，从长期看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把绿色策略定义为边际减排成本低于边际环境损害的环境政策。
战略性环境政策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环境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第二是最佳的环境政策是环境倾销还是绿色策略。本文先回顾早期的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分析，然后再对模型进行扩展，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下，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达到垄断利润转移的目的（rent-shifting）。我们通过Brander和Spencer（1985）的文章给出其基本模型：两个国家，每个国家一个企业，每个企业生产同质的产品，全部出口到第三国市场。模型就是一个两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第一阶段政府决定直接补贴的水平；第二阶段两个企业在第三国市场进行数量竞争（古诺竞争）；最后可以得到子博弈完美均衡，即在数量竞争和只有本国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政府最优的贸易政策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出口补贴。
战略性环境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扩展，其模型基础是基于Brander和Spencer（1985）的文章，由Ulph（1992），Barrett（1994），Rauscher（1994）等人完成了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基本模型构建。他们把环境补贴看成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出口补贴，Conrad（1993）认为主要的环境补贴是：对清洁技术的R&D补贴、减排的补贴、过低的排放税和对被重税的污染投入品的补贴等等。
Barrett（1994）是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开创性文章，他构造了与Brander和Spencer（1985）类似的基本模型，唯一不同的是在成本函数上加了一个减排的成本函数，减排的成本取决于产出水平和政府规定的环境标准，政府可以通过控制环境标准的高低确定对企业是环境补贴还是环境征税。他还定义了两个环境标准，环境最优排放标准（environmental optimal emission standards,EOS）和政府策略最优环境标准（country's strategically optimal emission standard,SOS）。前者是社会最优的环境标准，即边际减排成本等于边际环境损害。后者是政府最优选择标准。通过比较EOS和SOS就可以确定政府是采取环境倾销还是绿色策略了。
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两国模型中，采取数量竞争的情况下，当国内企业的市场结构变化时，政府的最优环境标准是变化的。当国内只有一个企业时，政府有激励降低环境标准即（SOS低于EOS）。当采取价格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也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所以，宽松的环境标准改善企业的竞争力这个命题是不稳定的。
我们可以总结战略性环境政策几个广泛使用的假设：第一是第三国市场假设，其目的是使得在考虑本国福利的时候可以不用考虑消费者剩余；第二是污染是局部的（local pollution）；第三是政府由于在贸易自由化的协议（GATT／WTO）约束下，不能使用直接补贴的贸易政策。
三、战略性环境政策的扩展
Barrett分析了不同的市场结构下，政府的最优环境政策是不一致的，后面的研究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战略性环境政策的不一致。我们来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扩展。
1.增加其他环境政策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战略性环境的政策分析中，把贸易政策（如直接补贴）排除在外，因为如果允许使用贸易政策，那么就没有必要扭曲环境政策，更加不用讨论多种环境政策下的最优环境政策。Barrett的文章简单的把环境标准的高低看做是政府的环境政策，Conrad（1993）考虑了污染密集型行业，其成本函数是关于产出和污染投入品（如煤）价格的函数，污染投入品的价格又包含三个部分，基础价格（如煤的价格）、减排的成本和排放的征税，政府就可以针对污染投入品的价格来制定环境政策。可以使用三个环境政策，其一是排放的征税税率；其二是减排的技术补贴；其三是对基础价格的补贴，或者说是对污染投入品的补贴。Conrad还扩展了污染是局部的假设，认为污染是跨境的，所以需要考虑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或者不合作的情况。
文章先考虑了只使用排放税的情况下，在两国不合作的条件下，最优的排放税税率（假设为
）小于边际环境损害（MD），这个结论和Barrett是类似的。而在合作的条件下，情况相反。
当政府使用排放税的同时，对减排技术补贴，在两国不合作的条件下，最优的排放税税率（假设为
）小于边际环境损害，但有补贴与无补贴相比，前者最优的排放税率将小于后者（＜＜MD），这说明对于对单个国家来说，和使用单一的排放税相比，税收和补贴政策同时使用增加了排放税的强度，有利于国内的福利和全球的环境改善。而在两国不合作的条件下，最优的排放税税率大于边际环境损害，并且对减排技术进行征税。
当政府使用排放税的同时，对污染投入品补贴，在两国不合作的条件下，最优的排放税税率等于边际环境损害。而对污染投入品进行补贴，这说明对污染投入品补贴可以解决本国的环境外部性。在两国合作的条件下，最优的排放税税率等于两国的边际环境损害之和，而对污染投入品进行征税。
通过Conrad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两国不合作的情况下，补贴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最优的排放税税率，有利于全球环境的改善。
2.增加企业数量
Barrett（1994）认为当国内企业数量增加的时候，政府降低环境标准的激励就会降低。当国内企业数量增加，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时，政府甚至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即（SOS高于EOS）。由于国内竞争过于激烈，政府降低环境标准从国外企业攫取垄断利润的数量就大大降低。
3.考虑环境的R&D
环境的R&D是指企业通过投资减排技术的R&D，可以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从而降低生产成本。Ulph（1996）分析了政府和企业都有策略行为的一个博弈结构。首先政府在外国政府的政策确定下，选择环境政策，然后企业的策略是选择R&D投入，最后企业选择产量在第三方市场竞争。环境政策的扭曲将由两方面因素来决定，首先是产出效应（out-puteffect）。当企业有策略性行为时，企业自己有策略降低生产成本。政府想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策略行为，这个激励就下降了。其次是R&D效应。政府有动机降低环境标准让企业在R&D上投入更多。文章的结论是产出效应小于R&D效应，即考虑策略性行为的情况下，政府还是会降低环境标准或者税率。D.Ulph（1994）考虑的R&D对环境影响和Ulph（1996）的相反，D.Ulph（1994）认为环境税率提高会鼓励企业投资环保的R&D，其理由就是前文提到的Porter假设。
Ulph（1999）认为尽管R&D对环境政策的扭曲效应是不确定的，但是考虑垄断利润转移效应，总的环境扭曲还将是降低环境标准。
4.考虑多个行业部门
前面的探讨都是在国内只有一个行业的基础上的，Hoel（1996）考虑了两个部门，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文章第二部分给环境倾销的第三个定义就是如果出口部门的环境标准比非贸易部门低就构成环境倾销。Hoel认为在全球合作控制污染排放时，贸易部门会有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贸易部门较低的税率，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进口或者出口关税解决，他的结论是应该使用贸易措施解决部门之间的关税不一致行为。
5.考虑跨境污染（transboundary pollution）
战略性环境政策一般假设污染是局部的，因为这样的假设不会引起国际的环境冲突。但是实际情况很多污染是跨境的，需要政府之间的协调。Conrad（1993）已经扩展了污染是局部的假设，但是没有过多的讨论。Kennedy（1994）考察了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和跨境污染，使用污染税作为环境政策，分析了污染税扭曲的两个效应，租金获取（rent capture）效应和污染转移（pollution-shifting）效应。前者就是政府通过降低污染税提高国内企业的比较优势，获取贸易伙伴的垄断利润，后者是指每个国家都有动机提高污染税，把本国的生产转移到外国，从而把污染也转移到外国，当污染是完全跨境的时候，污染转移效应就消失了，因为外国的污染可以完全影响到本国。Kennedy研究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跨境污染的程度虽然对污染税扭曲是有影响的，但是最优污染税税率还是过低的。
6.考虑使用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
本文第二部分有三个基本假设，现在我们把不能使用直接补贴的假设放宽。Walz和Wellisch（1997）考虑了允许使用出口补贴情况下的环境政策选择，他们认为当直接出口补贴下降的时候，政府的环境税率也会下降。Tanguay（2001）考虑对方国家可以使用进口关税，他认为关税可以控制污染水平，降低出口国的福利。Copeland（2000）也认为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国家有动机在签订贸易协定的时候考虑环境协议。Hoel（1996）的观点也是类似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贸易政策可以控制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环境倾销，但是实践中，Hoel（1996）认为由于信息和政治的原因，我们很难把握贸易政策中的环境关税幅度，依然会有环境倾销。
7.考虑减排技术的规模经济
对于有些污染行业来讲，如水泥、纸浆、钢铁等行业，平均减排成本会随着减排的数量增加而下降。如果把污染排放看作是一个投入品，如果存在减排的规模经济，污染排放将随着企业产量的上升而下降。Greaker（2003a）把污染排放看作是一个低劣的投入品，那么政府就会偏好使用绿色策略，因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会激励企业在污染减排上投入更多，在清洁技术的创新，从长期看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达到所谓的Porter假设。Greaker的研究为Porter（1995）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8.考虑不完全信息
文章前面都假设企业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而且可以被政府观测到。Nannerup（1998）假设企业边际成本是服从一个分布函数，企业自己知道这个分布函数，而政府不知道具体的函数。他考察了这个不完全信息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影响，认为，和完全信息相比，不完全信息降低了环境政策的扭曲。因为政府要设计一个政策菜单（policy menu）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企业生产函数。政策菜单包含补贴和税收，税收将会降低政府从外国对手那里攫取垄断利润的激励。
9.考虑企业可以选址（relocation）
战略性贸易政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讨论严格的环境政策是否会使污染产业迁移到环境规制比较宽松的国家，就是所谓的污染天堂假设（pollution heaven hypothesis）。前面的讨论都是把企业固定在某个国家，现在我们来讨论企业可以在不同的国家间迁移选择。本文研究的是企业可以迁移对环境政策扭曲的影响。Ulph和Valentini（1997）构造了一个两国、两个产业以及每个产业有两个企业的三阶段博弈模型，首先是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其次是企业选择工厂的数量和区位，最后企业决定产出水平。研究的结论是一国较低的环境税可以吸引企业落户，并且一国开始实施较高的环境标准导致企业外迁，如果企业再降低环境标准吸引企业返回是很难的。所以由于企业可以迁移选址会增加环境政策的扭曲。但是Ulph和Valentini（1997）没有考虑企业的历史选址，也没有考虑政府环境政策的信誉问题。Greaker（2003b）分析了如果企业可以威胁政府进行重新选址对政府环境政策的影响。他考虑的是企业在政府决定环境政策前已经选址设厂，企业重新选址就会面临一个损失成本，研究结论是由于政府不知道企业重新选址的成本，政府也就不能确定重新选址的威胁是否可信，最后重新选址的威胁会提高环境规制的程度。这个结论和上面是相反的，所以污染天堂假设不一定存在（Copeland and Taylor,2004）。
图1 环境倾销的影响因素
以上的扩展目的都是考察不同的经济环境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的适应性，已有的研究结论表明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应用是有相当限制的。无论是Barrett的基本模型还是后来的扩展模型，都表明一个国家是实行环境倾销还是绿色策略是需要不同的理论假设的。如图1所述，考虑不同的因素对政府扭曲环境政策的影响。图左边国内企业数量、价格竞争和减排技术的规模经济都会促使政府使用更加严厉的环境政策。图右边的一些因素是对战略性环境政策影响不确定的因素。
四、理论评述和研究展望
战略性环境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变异，一方面，在自由贸易的约束下，可以通过环境补贴来替代直接补贴，攫取外国的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战略性环境政策又要考虑环境补贴产生的外部性对本国环境的影响。环境补贴带来环境损害的外部性使得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实际应用性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在贸易自由化约束下，战略性环境政策为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变异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们国家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以有以下扩展：
首先是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经验研究，已有很多的文献开始关注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如党玉婷和万能（2007）①，沈荣珊和任荣明（2006）② 等等，但是很少有文章来实证研究战略性环境政策，主要是战略性环境政策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很难在现实中刻画，我国的寡头行业很少有符合模型假设的。但是已有国外的对产业迁移研究可以对我们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经验研究提供借鉴。而且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可以研究严格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是否有影响。
其次是需要对环境损害加以详细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中环境损害就是一个对于污染排放的隐函数，没有具体的形式。但现实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的偏好是不一致的，这个不一致是否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激励扭曲环境。
最后，环境政策是多样的，如环境标准、环境税、环境补贴，而环境补贴又有对清洁技术的R&D补贴、减排的补贴和对被重税的污染投入品的补贴等，我们需要找到一套既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又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环境政策工具。
注释：
① 党玉婷、万能：《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中国制造业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沈荣珊、任荣明：《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