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二次转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进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转型，包含政党结构的变迁与政治理念的嬗变，反映原有政治秩序的降解与新型政治结构的生成。民进党的政治转型习惯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民进党的党务改造，包括权力结构、组织形态、政策方略的演变等；一是党的发展路线、特别是攸关两岸关系与台湾前途的“台独党纲”修整等。后者是转型成败的关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民进党转型工程曾引起岛内外广泛的讨论，对民进党形象的重塑及其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上台执政以后，民进党是继续转型，向上提升，迈向理性、成熟的现代民主政党，还是彷徨徘徊，甚至大开历史倒车，向下沉沦，沦为集权教条、政商勾结、悖离台湾主流民意的政治集合?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哪些因素、影响如何?未来民进党的转型趋势怎样?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认真回答的重大课题。
一、二次转型的历史动因
民进党新一轮转型工程肇始于民进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之际。有别于上次转型，这次转型可以称之为二次转型或“执政转型”。当时民进党面临严峻的形势与空前的执 政
压力，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其一，台湾政局不稳，民进党无法主导岛内政局的发展。政党轮替给台湾政局带来巨大冲击，朝野关系剑拔弩张，冲突不断升级。陈水扁处于“三重少数”的困境中一一得票率不足四成、民进党在“立法院”席位不到四分之一、陈所属的正义连线在党内也属于少数。加上缺乏治理全台湾的经验，新手上路，民进党政府很难驾驭复杂多变的台湾政局。
其二，两岸关系僵持。民进党上台执政导致两岸关系处于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民进党上下求索，却始终找不到打开两岸僵局的钥匙，使民进党政府陷入长期的惶恐焦躁之中。
其三，岛内民心不稳。台湾民众望治心切，期待弥平族群裂痕，落实“新中间路线”，兑现“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的承诺。强大的民意压力使民进党通过转型争取支持。
其四，台湾经济低迷，振兴经济成为民进党不可能承担的挑战。民进党擅长选举，对财经事务纯属外行，经济是其罩门，加上处处意识形态挂帅，台湾经济的衰退成为民进
党政府挥之不去梦魇。
其五，执政能力不足。民进党缺乏治理全台湾的经验，有人批评民进党“是最佳的选举机器，但作为治国机器，在理念上、能力上都还不足，也未做好准备。”(注：台湾《经济日报》2002年5月17日。)民进党不具备单独执政的实力，如何领导全台湾渡过各种危机，这是民进党从未有过的挑战。
其六，争取美、日信任与支持。民进党缺乏“外交”人才与经验，处理国际事务极为生疏。上台之际，美、日等国对陈水扁政府尚处于观察期。民进党人急于通过转型摆脱“麻烦制造者”的印象，以求得美、日等国的信任。
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也酝酿、催生了一股要求变革、转型的力量。执政之后，民进党的世代交替陆续展开，中生代、新生代成为民进党的中坚力量，扮演转型的先锋角 色
。大批中产阶级的加入，冲淡了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对转型的热情与期待，使转 型
成为可能。
在上述背景下，民进党意识到唯有加速转型才能保证民进党政府渡过岛内政权更替危机，巩固来之不易的权力。民进党“立委”郭正亮主张民进党应告别历史悲情，以更包容和更宽广的视野，开展台湾的新思维：“不管是陈水扁的‘年轻台湾活力政府’或是李远哲的‘向上力量的提升’，都应成为新民进党、乃至新台湾的转型标杆。”(注：郭正亮著：《变天与挑战》，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5月出版。)有舆论期待民进党转型成为“创新、具前瞻性的成熟政党”，走上“新中间路线”，实现主流政党的梦想。(注：台湾《新新闻周报》2002年10月10日-16日，第814期。)民进党转型目标包括：由长期“为反对而反对”、草根性的在野党嬗变为民主化、制度化、成熟的执政党；由“冲突-反对”的导向型粗放式政党转型为“和解-沟通”导向型的精致式政党；由激进、冒险的“暴力台独党”转型为对两岸关系与台湾前途负责的理性政党；由浮躁偏激的破坏性力量提升为台湾社会中道、稳健的建设性力量，真正实践台湾的主流民意与主流价值。
那么，民进党能够承担起这种历史性的期待与考验吗?
二、二次转型内容
面对强大的执政压力与各界对民进党转型的殷切期待，民进党自觉不自觉地启动转型列车。迄今为止，民进党执政转型经历了谢长廷与陈水扁两个阶段。2000年7月谢长廷民在九届全代会上出任党主席，试图在“以党辅政”方面找到着力的空间，提升党中央的决策功能：建立“党政协商会报”机制、参与“九人决策小组”、强化与“立院”党团的协商机制，并与在野党展开沟通。此外，谢长廷在两岸关系方面，提出了“一国两市”、“宪法一中”、“不排除统一选项”等说辞，对陈水扁的大陆政策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当时，由于民进党中央对陈水扁来说只是偶然需要借用一下的拐杖而已。民进党中央遭遇边缘化危机。在资源不足、影响力有限的情势下，谢长廷推动民进党改造的各种尝试，一一落空。民进党转型处于原地空转状态。
“立委”选举之后民进党又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2002年4月，九届二次临时全代会通过了“党主席双轨制产生案”、“副主席一至三席案”等党务改造案，十届全代会后陈水扁正式出任民进党主席，在“党政同步”的架构下展开民进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工程。
(一)党务改造 其一，民进党权力结构转型：由多元派系、派系共治的“合议制”，经过派系重组洗牌，走向一元化的“首长制”，其实质为“一人独尊”、“扁意独霸”。陈水扁成为党内“共主”，在“黄袍加身”后，再披上“绿袍”。而民进党多年形成的政治文化、政治伦理则遭到颠覆性破坏。
民进党长期来多元派系生态与派系共治的运作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党内多元化及民主化的发展。陈水扁上台之初，民进党呈现出“六个派系并存(即正义连线、福利国、新潮流、新世纪、新动力及‘台独联盟’)，三大派系(即正义连线、福利国及新潮流系)共治”的局面。对此，陈水扁采行集权化运作方式，不断拉拢、收编其他派系，打击反对者，“凡党内对他不忠，即或忠诚度未达到他要求标准者，无论派系，他都不会赐予权力，还透过运作，使其失势。”(注：台湾《中央日报》2002年2月11日。)在此情形下，民进党的多元派系生态及共治的权力结构遭到弱化，“只要他愿意，党即陈水扁，陈水扁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注：台湾《新新闻周报》2002年7月31日出版。)此时，党内已经没有反对者了，民进党已经完全被陈水扁控制了，当初为了摆脱民进党的拖累而退出党务活动的理由不复存在。
经过此次党务改造，正义连线成为党内最大派系，陈水扁荣登党内“共主”宝座，依托党中央的平台，寻找到政治操作的一条捷径。从此以后，陈水扁名正言顺地将手伸到民进党中央、“立法院”内，整合“府”、“院”、党及民进党“立院党团”等系统，在主导决策、推动“立法”、应对在野党挑战等方面较为从容，不再出现多头马车、各自为政的局面，原先来自党内的“石头”或“杂音”明显减少。
但是，兼任党主席对民进党转型有其负面影响，全党上下向陈的个人意志靠拢，其结果可能强化了陈个人的权威与资源，但使党沦落为服务于个人利益的选举机器，逐渐丧失政策思辩与宏观调控的功能。民进党的前途越来越系于陈水扁一人的意志与选举成败，一旦陈陷入权力的迷药而不能自拔、陷入“台独”泥淖而不能超越，甚至失去“总统”大位，民进党将一蹶不振，甚至遭遇覆灭的厄运。(注：参见郑冠纬《扁兼党主席后台湾政经局势解读》一文，台湾《今周刊》，2002年4月15日。)
其二，民进党决策机制转型：由“党政分离”转轨为“党政同步”，民进党走向寡头与威权统治。
由于承诺“退出党务活动”，执政初期，“扁意”容易与党意脱节，甚至凌驾党意，经常造成党、政沟通不畅，党政分离、党政两张皮成为民进党政府政治运作的常态。民进党中央曾试图改变党政分离状态，先后组建“党政协商会报”与“九人小组”，架设党政沟通平台，结果无疾而终。关键原因在于陈水扁并不愿真正释出政治资源与人分享，更不容别人置喙权力大饼。
陈水扁兼任党主席后，党、政权力实现一元化，党、政成为陈水扁政治运作的两支权杖，陈水扁可藉“总统”与党主席双重身份交叉配合现身，决策与执行合一，统一步调，奢求“党政同步、同调与同心”的效果。(注：台湾《自由时报》2002年4月28日。)中常会充当最高决策与协调平台，其决议对从政党员具有约束力。“党政同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党政分离、党政扯皮的局面，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党中央决策边缘化的危机，使党成为名义上的权力配置、决策运筹中心。在今年五百亿公共建设预算案的朝野攻防中，民进党不但有清晰的指挥系统，“府、院、党、党团”也各司其职，交互掩护、攻击，展现“党政同步”效益。(注：台湾《联合报》2003年4月14日。)
但是陈水扁兼任党主席，只能保证民进党中央未来会成为“府”、“院”、党与“党团”这四大权力中枢的沟通平台，却不保证陈水扁愿意让党中央的功能“极大化”，如果陈水扁反其道而行之，让中常会“极小化”，则陈个人可以更加所向无敌。(注：参见郑冠纬文。)从一年来的运作情形来看，“党政同步”充其量只是一个沟通平台，绝对不是决策中枢与权力配置中心，最多也就是宣达“扁意”的地方。2002年底农渔会改革决策的急转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党政同步”本质上只是陈水扁一人权力集中下的“党政同步”。(注：参见《中央日报》2002年7月22日社论：《权力集中下的党政同步》。)
其三，民进党政党体质转型：由“外造政党”向“内造政党”演变，但“扁意独大”、“扁系利益高于一切”折损了“内造化”的正面效果。
政党体质“内造化”是民进党转型方向之一，但一直没有具体进展。有人认为，民进党的执政困境，与维持“外造政党”模式有绝大关联。(注：参见钟年晃著《失落的民进党》，台北商智出版，2001年5月。)为此，新潮流系、“主流联盟”相继提出“内造化”方案，包括提高公职人员在决策机构中的比例、“虚级化党中央”等。
2001年底民进党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立院党团”成为民进党内一股重要力量，扮演“内造化”的重要推手。搭乘党务改造的便车，民进党“内造化”迅速启动，取得重大进展。公职人员特别是“立委”在新一届民进党中常委、中执委中所占比例大幅提高，15位中常委中出身“立委”者有8位，超过一半，政务官、县市长有4位。35名中执委中，“立委”有17位，县市长有4位。即使在11位中评委中，也有3位“立委”，2位县市长。值得注意的是，陈水扁通过“内造化”，如愿让嫡系人马大举进驻中央党部，占领了文宣、青年、妇女、国际、族群、社会发展部等主要部门，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主体与新的权力主轴，构筑“扁家军”坚强阵容。
“内造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进党公职人员对于权力的渴望，也有利于民进党的决策导向民意倾斜。但是，“内造化”的结果并不必然保证民进党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由于民进党真正的决策核心在于陈水扁及其嫡系人马，而陈水扁及其嫡系的政治利益高于非扁系和民进党，更高于台湾民众的利益，因此民意、党意是很难在陈水扁的决策模式中得到真正的体现。而非扁系势单力薄，无法有效制衡，主导决策方向。中常会、中执委等只是名义上的决策机构，其功能并没有因“党政同步”而得以强化，所谓“内造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民进党的决策品质。
(二)路线调整 作为民进党战略目标的“台独党纲”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但“台独”策略有所调整，成为民进党应对内外危机与挑战的最高法则。“台湾前途决议文”确定为现阶段民进党大陆政策的最高原则，为民进党转型套上了新的枷锁，成为又一个难解的结。
民进党内有关“台独党纲”修正案的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在2000年的九届全代会、2001年的九届二次全代会及2002年十届全代会，先后形成了“台湾前途决议文效 力
等同于党纲”及“台湾前途决议文是现阶段民进党大陆政策最高原则”等政策性结论 ，
使现阶段“台独党纲”的修正成为不可能。
在九届全代会上“台独党纲”修正案没有激起半点波澜，提案人陈昭南在会议之前就撒案。大会宣言依然顽固坚持“台湾主权独立”立场绝不改变。民进党九届二次全代会，通过了谢长廷提出的“决议文等同于党纲”修正案，摆出一种“向中间路线转型”姿态，以缓解外界压力，骗取选票。在回答有关“台独党纲”与决议文的关系时，谢长廷解释为“新法律优先于旧法律，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谢因此招致党内“基本教义派”的激烈修理，斥责谢“学法律太多才会出这种状况”。
在十届全代会之前，是否修正“台独党纲”已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党内中生代“六○社立委”连署“党纲柔性化”的提案，主要内容为“竞选纲领经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效力等同于党纲”，进一步减缓“台独”条款的效力。中常委陈昭南也提出了修正“公投台独党纲”为“维护主权党纲”的议案，主张深化“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涵。(注：澳门《新华澳报》2002年7月10日文章：《民进党兜兜转转始终无法抛掉“台独党纲”》。)这些主张，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响应。
民进党“台独”本质在陈水扁就任党主席时得到了进一步沉淀。在他首度以党主席的身份就大陆政策发表谈话是称：“‘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党纲的重大里程碑，也是目前处理两岸问题的最高原则”，陈对决议文的解读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她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任何有关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人民来共同决定。台湾从来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台湾中央社2002年7月30日。)陈要求思考“公投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陈强调“台独党纲”是“台独公投”，而“台湾前途决议文”则是因应现况被改变的“防御公投”。(注：《联合报》2002年8月31日。)此后，陈水扁进一步露出“台独”面目，召开所谓的“大溪会议”、“三芝会议”，叫嚣“一边一国”，推翻“四不一没有”的承诺，推动“公投立法”，要“走出台湾的前途”。公然升高与祖国大陆对抗，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事端。
从上可以看出，陈水扁与民进党处理“台独党纲”的基本手法具有在四重特性。
其一，暂时冻结、搁置“台独党纲”，提高“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位阶，使之与党纲具有相同效力。减损“台独党纲”对民进党转型的杀伤力，淡化民进党激进“台独”色彩，对左、右两边的政治资源进行收割，增强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认同度，搪塞党内务实派修正“台独党纲”的要求，并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它的同情与庇护。
其二，以“台湾前途决议文”造成“台独党纲”不必修、不需修的局面，从而使“台独党纲”真正“永久化”、“固定化”，强化“神主牌”效力。固守“台独党纲”，不断向“台独基本教义派”输诚：无论如何转型，民进党都不会遗弃其传统支持者，更不会修正乃至放弃“台独”这条民进党的政治生命线。因此，无论如何提升决议文、竞选纲领的效力，都只是民进党向广大台湾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撒出的一把迷魂药，对于那些善良的、对民进党转型抱有幻想的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其三，高举“台湾优先”的招牌，壮大本土势力，加快“台独”脚步。以“去中国化”、“台独正确”为意识形态武器，采行“文化台独”、“实质台独”、“法理台独”战略，“刚性台独”与“柔性台独”、“激进台独”与“渐进式台独”两种手法交叉运用，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台独意识”的灌输和洗脑，为政治“台独”作最后的准备。
其四，尤其重要的是，民进党越来越把“台独党纲”当作是应对内外挑战与危机的治台策略与赢得选举的政治法宝。当祖国大陆强势崛起、“台独建国”遥遥无期时，民进党祭出“台独”策略企求一箭三雕的效果：对外向美、日等国的极右反华势力讨好求偿；对祖国大陆则以“台独”相抗衡，漫天要价；对内则培植“台独”势力，打击、分化在野党与泛蓝阵营。民进党的三年执政实践充分表明“台独”已成为陈水扁基本的治台方略，抽离“本土”的养份，扬弃“台独”政治生命线，民进党将坐因愁城，并随时可能丢失政权。
看来，面对民进党转型的呼声，陈水扁基于巩固“台独”基本票源、拉拢中间选票，以及应对内外危机的需要，祭出“台湾前途决议文”来化解转型的压力，提升决议文等同于党纲，并将此确定为民进党大陆政策的最高原则，这是民进党二次路线转型的实际结果。但“台湾前途决议文”却是上次转型的成果，二次转型并没有深化决议文的论述，跨越“台独”那道政治标竿。民进党转型遇到了决议文这个难解的结，路线转型被推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三、转型受挫原因
衡量民进党转型有没有进展、是否成功有三个基本指标，首先是“台独”路线的调整，特别是“台独党纲”的扬弃与否成为转型成败的关键性指标；其次是民进党能否扬弃在野时期“冲突-反对导向”的思维模式，与草莽、激进、暴力的政党形象相剥离，蜕变为理性、稳健、负责任的“和解-沟通导向”型的现代民主政党；再次是民进党能否与时俱进，与民同在，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符合两岸同胞包括台湾同胞利益的核心价值与政策主张，以此引导、形塑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与主流民意。
以此对照，民进党转型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反，并没有实现政党形象的重塑、政党体质的强化及执政水平的提高，相反却是民进党走向沉沦与堕落的转折点，转型遭遇重大挫折。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民进党路线转型举步维艰、欲进还退，由原先的“台独党”演变为怯懦而又臭名昭著的“台独法西斯党”。民进党上台后，死抱“台独”与“反核”神主牌不放，在台湾社会进行民粹动员，对岛内政治生态进行“爱台”、“卖台”二分式切割。(注：《新新闻周报》2002年11月28日-12月4日，第821期。)所有人事、决策，以所谓“去中国化”、“台湾优先”为标竿，不问是非，只看是不是“台独”同路人，以击溃泛蓝阵营、壮大本土势力为终极目标。南方朔发现民粹法西斯和道德法西斯变成了民进党“新的主流、新的武器”，正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清算。(注：《新新闻周报》2002年10月10日-16日，第814期。)
其二，民进党政党形象急转直下，已经集结成为全新的“黑白金体制”。编织绵密、紧凑的政商网络，告别早先的反商情结，逆转为“政商勾结”，腐败、堕落在党内迅速滋生蔓延，民进党已对黑金失去免疫力，买票、贿赂、婚外情、性骚扰等丑闻频传。
其三，民进党权力结构与运作机制并没有适应执政的需要，执政水平仍在低档位上徘徊。在扁系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党内其他派系相继收编，寡头统治破坏了派系共治与利益均衡的原则，党内民主空间受到挤压，党内竞争机体日趋萎缩，在应对岛内激烈的政党竞争中渐处下风，破碇百出。党籍“立委”李文忠称其最大焦虑是“不知为何而战”。原任职“总统府”的曾昭明更担心民进党缺乏改革方向，最后可能被保守力量带着走。(注：参见《学运世代》一书。)
造成民进党转型受挫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民进党转型动力不断流失。民进党转型不是自发自觉的行为，而是高度压力下的产物，一旦压力消失，民进党的转型便失去了根本动力。上台两年多来，民进党的执政压力呈现递减的迹象。首先是大多数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由期待变为失望，由热情变为冷漠，以至于没有期待，民进党的执政压力反而不如刚上台时那么大。其次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衡力大不如前。人们发现台湾的两个反对党，“本质上并不是‘动员性政党’，无法藉着经济问题而转化为政治反败为胜的资本。”(注：南方朔：《困境与超越》，刊于《中国时报》2002年5月20日。)面对屡屡不能整合的泛蓝阵营，陈水扁显得踌躇满志，危机感明显减少。此外，民进党内要求转型的呼声逐渐减弱，许多中生代、新生代进入民进党权力核心，对转型民没有当初那么热情。当执政危机解除时，民进党上下如释重负，转型动力被不断地稀释、离析，转型搁浅是迟早的事。
(二)民进党的历史包袱与政治性格使其跨不出转型的实质性步伐。首先是民进党权力体制上的缺陷，民进党各级权力机构主要依据地方山头与派系实力按比例产生，最关心自身的利益，既无兴趣、也缺少前瞻的眼光考虑民进党的长远发展。真正倡导、支持转型的民进党人很难进入最高权力机构，在党内曲高和寡。其次民进党派系斗争的局限，党内山头林立，相互制约，形成共识、通过决议很难，尤其象“台独党纲”和修改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争议性极大。再次是民进党的党员结构、基本支持者对转型的缺乏热情。本土意识及“台独思潮”禁锢了民进党人的政治思维，难以对中道、理性的执政转型真正产生兴趣与追求。
(三)民进党转型只是党内权力布局的需要。转型成为陈水扁整肃异己、培植党羽、揽权集权的工具与杀手锏，谢才廷在党内位置大幅滑落，非扁系人马日趋边缘化，激起新一轮的派系争斗，导致转型的正义性、正当性基础不断流失。服从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没有设计出一套可长可久、确保成功的机制、制度，缺乏组织人事上的保障。因此，转型的功利性、投机性远大于正义性、理想性，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
(四)“台独”基因成为民进党转型的结构性障碍。在民进党三成多基本票源中，除了反国民党与少量的中间票外，大多是传统的“台独基本教义派”铁票。民进党不敢失去传统人群的支持，无法与他们作一历史性的了断，无法剪除与“台独”势力的脐带，唯恐失去来之是易的政权。民进党在向中间、中道力量转型中瞻前顾后，但一旦“台独”票源出现松动，民进党便立刻退缩到传统的立场来固票，转型便嘎然停顿了。民进党的战略选择是必须充分满足传统支持者的要求，除非民进党的支持者中中间选民的比例超过的“台独”票源，民进党才有可能对“台独党纲”作实质性的修正。民进党越来越把“台独纲领”当作是一种政治图腾与治台策略，兼具内、外功能。可见，民进党转型不进反退，是民进党“台独”基因作崇、发作的结果。
(五)岛内蓝、绿对峙的政治生态使民进党自我矮化、自甘堕落，缺乏向上提升的勇气与力量，在政党恶斗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在台湾特殊的政治生态中，族群、省籍对立日趋严重，蓝、绿壁垒分明，使得民进党一举起“台湾本土”的招牌便轻易博取大多数本省选民的支持，成为“立法院”最大党。在面对“三通”问题时，民进党以为“即使在‘三通’上让步，也未必能抢夺到多少‘泛蓝’支持者的选票，但肯定先会让‘泛绿’支持者质疑他对台湾的忠诚。”(注：王家英：《两岸“三通”的美国因素》，刊于香港《新报》2002年11月20日。)这种基本认知促使民进党优先选择从族群对立中捞取政治利益，这成为民进党的政治本能，转型只能是一种点缀。
民进党转型受挫极大地限制了民进党自身发展的空间，民进党仍是“动员性政党”、“民粹式政党”和“市场性政党”的混合体，并不能为台湾提供长治久安的大格局。(注：参见南方朔文。)转型受挫也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不良示范，使台湾政治发展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艰难。民进党视“台独党纲”为政治生命线，困守“台独”樊篱，无法开启改善两岸关系的大门，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结语
民进党二次转型不是出于历史的自觉，而是在执政压力下作出的政治姿态。在对民进党体质进行战术层次的修补之后，转型遭遇“台独”基困的阻碍与损耗。所谓转型早已流变为无人喝彩且遭污名化的口号而已。因此，在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的历程中，民进党并未脱胎换骨，向上跃升，而是不断沉沦、扭曲，跨不出转型的实质步伐。
未来民进党的转型之路依然曲折坎坷，党务改造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在“党政同步”的架构下，落实“内造化”的真谛，为求得政策、人事的和谐，陈水扁可能释出一定的资源与他人分享，使“扁意”一定程度上倾听党意乃至民意。然而，“台独党纲”是民进党解不开的结，民进党不会轻易修正乃至抛弃“台独党纲”，切断与传统支持者的脐带，实现向中间、中道的转型。除非理性务实、成熟负责的中间选民成为民进党的主要支持群体，“台独”基因得到“新中间”因子的改造，“台独党纲”才可能真正成为民进党的历史文献。因此，转型将是民进党长期的历史任务。
执政后的民进党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宏观的视野，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前瞻性地规划、推动政党转型，突破政党格局，化解“统、独”情结，超越历史悲情，跨越“台独”标杆，彻底抛弃“台独党纲”，稳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实践主流民意，真正转型为台湾社会稳定、中道的建设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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