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时期的“千牛”、“百牛”印章看牛在先秦社会生活中的作用_战国论文

从战国“千牛”“百牛”玺谈牛在先秦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战国论文,作用论文,社会论文,生活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3)04-0012-04

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牛本来是一种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普通牲畜,但当它被用在特定的场合、发挥特殊作用的时候,牛的地位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先秦时期,由于牛是祭祀时的主要供品,是交通和生产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非常看重它,把它视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把牛看成是财富的象征。战国时期的“古玺”中有很多关于“牛”的内容,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牛的态度。在此我们结合有关“牛”字玺的含义,对牛在先秦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略做探讨。

古玺一般是指先秦时期人们随身佩带的印章,是战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官玺、私玺和吉语玺等,其中官玺和私玺的印文一般是古代的官职和人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时用来表明身份的信物和凭证;而吉语玺作为古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用以表明身份而作为信物或凭证的官玺、私玺不同,其内容一般都是一些吉祥的语词,或是祈求自己一切顺遂,或是祈求自己能够兴旺发达、发财致富等。以祈福为主要目的的“吉语玺”,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但是作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吉语玺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提供了不少佐证。

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以下称《玺汇》)在吉语玺部分收录了十余方关于“牛”的古玺,其中有数方“千牛”、“百牛”、“千百牛”玺,兹列举如下:

玺文“千”“百”如同“九”“十”等数字一样,在当时不是实指的数字,而是概数,用以泛称其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汉代的富庶时,使用了六十六个“千”字,如“千金”、“千匹”、“千亩”、“千石”、“千斤”、“千万”等等。这些“千”字虽然不是对财富数量的实指,但是在先秦秦汉时期,“千”字在体现祈求财富的美好愿望时,可能早已根植于人们的心中,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渴望拥有财富的心理。因此,古人佩带“千牛”、“百牛”玺,完全可以理解为祈求自己拥有千百头牛的意思。

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牛,以至于刻于印章随身佩带?我们结合先秦时期的有关资料加以考证,便可以探究出其中的原因,进而反映出牛在先秦时期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牛作为“牲牢”是先秦时期祭祀时的主要供品。在先秦时期,祭祀与征伐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大到国君即位、修兵征战,小到耕种祈雨、出游、交友、命名等,人们都要进行祭祀占卜,渴望得到神灵和祖先的保佑,以便使自己能够事事顺遂、多财多福。牛则是祭祀时最主要的供品。古人祭祀使用的全牛叫“牲”,《说文解字·牛部》云:“牛,大牲也。”《易·萃》云:“享,利贞。用大牲,吉。”郑注:“大牲,牛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亦云:“祀五帝,奉牛牲。”“牢”是指祭祀时所用的牺牲,牛羊豕各一曰太牢,太牢是祭祀时最隆重的礼。《礼记·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云:“诸侯

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可见,牛是天子、诸侯祭祀时不可或缺

的供品。甲骨卜辞中有很多用牛做牲的内容,兹摘举几例:

乙亥卜,高祖夔燎二十牛。 《屯南》4528

贞,以牛五十。《前》1,29,1

贞,御亩牛三百。 《前》4,8,4

贞,御,唯牛三百。《合》300

贞,燎于河五牛,沉十牛。 《合》14453

己卯卜,贞,余祷于蔑三牛,允正。 《合》14811

癸酉卜,求于父丁三十牛。 《合》32683

辛未贞,求禾于高祖,燎五十牛。《合》32028

沈(沉)五牛,燎三牛,卯五牛。 《乙》4595

甲辰贞,又伐于上甲九羌,卯牛七。 《乙》上21.13

到周代及以后,祭祀用牲更讲究,对牛的毛色、性别、年龄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据记载,周代祭祀多用骍色的牛,《礼记·郊特牲》云:“牲用骍,尚赤也。”《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庄子·外物》云:“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陆德明释文云:“犗,犍牛也。”也就是指阉割过的牛。《礼记·礼器》云:“有以小为贵者,天子无介,祭天特牲。”特是指刚刚出角的牛犊。周代祭天为何用刚出角的牛犊?孔颖达疏:“郊所以用特牲者,天帝至尊,无物可称,故用特牲。”而且在祭祀前要“饰牲”,《周礼·春官宗伯·小子》云:“凡沈辜侯禳饰其牲。”《周礼·地官司徒·封人》亦云:“凡祭祀饰其牛牲,……,凡丧礼、宾客、军旅、大盟则饰其牛牲。”郑注:“饰谓刷治洁清之也。”除此之外,饰牲还应该有对牲附着文彩增加华美之意。(注:何崝:《商文化窥管》,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1-242页。)

牛在祭祀时是最重要的供品,死后其骨也大有用途,殷人占卜用的大量兽骨中,最常见的是牛骨,“以牛肩胛骨最多,羊鹿肩胛骨参用。”(注:李济:《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的房基遗址内的窖坑中专门存有牛骨的现象。(注:《1955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墓葬中经常以牛的大腿骨随葬,甚至在有的墓葬的填土中或二层台上葬有牛头。”(注:《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1971年1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重点保护区进行发掘,在第一号探沟内出土了二十一枚完整的牛胛骨卜骨,其中有刻辞的共十枚,其年代应是廪辛、康丁时期。(注: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页。)这些足以说明牛在殷周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大量使用,并且占有重要地位。

其次,牛是天子、诸侯用来嘉奖下属的重要赐品。周代《友簋》铭文云:“易(赐)三牛。”《卯簋》云:“易(赐)女(汝)……牛十。”《令彝》亦云:“明公易(赐)……金、小牛。”但是,由于牛是祭祀时最主要的牺牲,从而显得比较珍贵。所以在我们能够见到的金文资料中,有关用牛作为赐品的内容不多而且数目一般都不大,这与商代甲骨卜辞中大量使用牛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第一、由于牛在当时非常贵重,天子一般不以牛为赐品,只有对那些有突出贡献者才赐予几头牛以示褒奖。第二、那些受赐者都以被上司赏赐牛而倍感荣耀,往往把此事记于铜器铭文以扬上司之德。

第三,牛是当时交通工具和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车按牵引动力来分,主要有马车和牛车。《世本》云:“相土做乘马,胲作服牛。”胲即王亥,是商汤的七世祖。《尚书·酒诰》云:“肇牵牛车,远服贾。”《易·系辞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牛部》亦云:“以车驾牛马之字当作犕,作服者假借耳。”可见服牛即是用牛驾车。《易·大有》云:“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孔颖达正义云:“大车,谓牛车也。”这一切可以证明夏商时期人们已经懂得用牛力挽车,在交通运输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连绵不断,随着骑兵开始应用到战场上,牛就成了主要的运输动力。

先秦时期,牛不仅使用于交通运输,而且开始用于农业生产,特别是牛耕的使用在当时来说,不仅仅是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对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也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至于牛耕产生的时代,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山海经·海内经》载:“稷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甲骨卜辞中亦云:“贞,御亩牛三百。”(《前》4,8,4)这些虽然不能作为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殷代已经开始使用牛耕,但从当时牛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去推究,殷代开始使用牛耕是有可能的。现存丰富的史料介绍了有关春秋时期牛耕的情况。据记载,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字耕等。这些名字都把“牛”和“耕”连在一起,不可能是无意的巧合。《论语·雍也》云:“犁牛之子骍且角。”《国语·晋语》亦云:“范、中行氏……进其子孙将耕

于齐,宗庙之栖为畎亩之勤。”“宗庙之栖”显然是指牛而言。所以,春秋时代已经开

始使用牛耕是无可怀疑的。战国时期随着牛耕的推广,养牛业得到迅速发展,各国对牛

的饲养也格外重视起来,出现了一批专门放牧牛的人。如《左传·昭公七年》云:“马

有圉,牛有牧。”牧即指放牧牛的奴隶。又如“牛童马圉”(注:锺兆华:《尉缭子校注

》,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6页。)、“牛竖马洗”(注:孙德骐:《六韬浅说》 ,解

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等。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专门设

有《厩苑律》,对牛的饲养管理与奖惩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以四月、七月、十 月、

正月胪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酉(酒);……殿者,谇田啬夫, 罚冗

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

日旬;殿,治(笞)卅”等。《秦律杂抄》亦云:“牛大牝十,其六无子,赀啬夫、佐各

一盾。”这也许正是因为“秦以牛田”(注:《战国策·赵策》)使得统治者对牛格外重

视。所以,牛耕不论始于殷代还是始于春秋时期,对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牛是古代肉食中的珍品,也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看成是财富的象征。由于牛是祭祀时最主要的供品,又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役畜,从而使牛在肉食中显得最为珍贵,一般人享用不到,《礼记·王制》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可见,即使贵为诸侯也只能在有重要的典礼活动时才可以品尝到牛肉。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古人随意大肆屠宰牛的记载。同时,当时“庶人的财富,不以土地的多寡为标准,因为份地并非他们所私有,而且份地面积的大小有一定,不能成为财富多寡的标志。只有牲畜的多寡才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这一点说明,牲畜在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般等价物,取得了极为确定的财富形态。”(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7页。)也许正是上述原因,才使古人把牛看成是财富的象征。黄锡全先生认为古人以牛这类牲畜表示“有”或“富有”,(注:黄锡全:《甲骨文“”字试探》,《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201页。)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古代文献中也确有以牛代表财富的记载。如《礼记·曲礼下》云:“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诗经·小雅·无羊》亦云:“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而且在一定情况下,牛还可以用来抵债。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徭律》云:“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

最后,单纯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中以牛做偏旁的字,在先秦时期已经大量存在。如“物”字,王国维《释物》云:“……卜辞云:‘后祖乙古十牛,四月。’又云:‘贞,后祖乙古物,四。’……前云‘古十牛’,后云‘古物’,则

或是说明牛的毛色,或是说明牛的性别,或是说明牛的年龄等等。它们在祭祀时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据统计,先秦时期从牛的汉字已经有二十二个。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录了以牛做偏旁的汉字多达四十九个。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语言文字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有如此多说明牛的字,这也足以证明牛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总之,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牛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祭祀时的主要供品,是天子、诸侯赏赐下属的重要赐品;而且到春秋时期随着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牛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进而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战国时期人们佩带“千牛”、“百牛”玺,正是古人渴望拥有更多牛的明证,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牛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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