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二斌[1]2003年在《14-17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与社会转型》文中研究指明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军事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其中一些重要变革不仅在短时间内剧烈地改变了欧洲战争的面貌，而且对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所谓军事革命。在14—17世纪这段时间里，欧洲至少发生了5场军事革命：14世纪的步兵革命、15世纪前期的火炮革命、16世纪早期的防御工事革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战术革命以及16世纪的海战革命，等等。我们强调这些军事变革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在军事史上的地位，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在制度和社会方面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转型。 以往学术界通常把火药武器或雇佣军的出现作为从军事上促进了西欧封建制瓦解的关键性事件，但英、法及西班牙等国封建贵族被王权驯服的过程证明，这种观点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在14世纪，步兵开始取代重装骑兵成为西欧战场上的主宰，这就是所谓步兵革命。因为步兵在作战技能和装备费用等方面的要求比较低，步兵的兴起和重装骑兵的衰落为第叁等级进入军队创造了条件。步兵革命不仅削弱了贵族垄断西欧军事事务的基础，而且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及社会地位，它从两方面冲击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因而有力地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 军事革命是导致16、17世纪欧洲军队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原因。军队规模的膨胀使军事费用不断攀升。由于近代早期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尽管它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仍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军费需求。另外，主要由军事革命引起的军队规模的扩大及雇佣军向常备军的转变，对政府的组织、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在扩大财源和改善管理的双重压力下，欧洲许多国家进行了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并逐步建立起专业化的官僚行政体系。所以，军事革命促进了欧洲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化过程。 军事革命扩大了近代早期欧洲军人与平民的分野，使军人的行为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方式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世纪骑士军队那种以追求荣誉、个人的英勇和对领主的忠诚为美德的观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新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后来被引入到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组织中，有效地改善了这些组织的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军事革命提高了欧洲海军进行贸易封锁的能力，从而改善了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效果。军事革命还导致欧洲陆海军规模的膨胀，日益扩大的军需品生产刺激了欧洲冶金、采煤、造船及其它工业的发展。此外，军事革命在推动欧洲各国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改善交通状况及拓展海外事业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都是有利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从理论上讲，军事革命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现象，但在14——17世纪这段时期，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当中只有欧洲发生了军事革命。备国之间的生存竞争、频繁的战争、巨大的军事威胁，以及有利于革新的思想文化背景，是欧洲在14——17世纪发生一系列军事革命的主要条件，由于世界其它地区在这段时期几乎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回此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军事革命。 随着一系列军事革命的发生，欧洲军队在陆地和海上的作战能力均得到了稳步提高，这使欧洲在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对抗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是欧洲人能够征服一个又一个民族的直接原因。所以，军事革命在欧洲确立全球性优势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反过来，这种全球性优势的确立，在客观上有助于欧洲将最近几个世纪当中发展出来的各种制度和观念向世界其它地区传播。因此，军事革命在世界其它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综上所述，军事革命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诸多力量之一，军事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加速了现代文明在欧洲的诞生，井推动了这种 且且 东北师范大学博上学位论文新文明向全世界的传播。当然，军事革命是在与推动杜会转型的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其自身也是补会转型的产物。总之，14一门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在世界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是深远的。
李力东[2]2009年在《政治发展研究的法团主义维度》文中研究说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晚期兴起以来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然而这一领域名家辈出,学术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相对而言,霍华德·威亚尔达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位后起学者。先是作为一名学生,后作为一位学者,他见证和参与了政治发展理论兴起、鼎盛、批评、反思和转变的全过程。威亚尔达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涉猎广泛,但是法团主义是他一以贯之的研究维度,是他的研究特色,也是他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大贡献。研究威亚尔达的政治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洞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演进的来龙去脉,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政治发展研究的未来走向。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被发展主义范式所支配。事实上,威亚尔达早期也是发展主义的信徒。但是,随着发展主义假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失效,威亚尔达通过对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认为它们有不同于西欧、北美的独特发展模式,他称之为“法团主义模式”。在威亚尔达看来,伊比利亚—拉丁美洲的法团主义不仅是一种按照功能性团体组织起来的利益代表体系,更是深深镶嵌于这一文化区域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之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威亚尔达虽然主要考察了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政治发展的法团主义模式,但是他并没有排除这一模式对其他地区的适用性。他把法团主义分为自然法团主义、意识形态法团主义、政制法团主义和现代新法团主义四种类型,并认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演进过程,当然也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表现为几种类型的混合与重迭。政治发展理论的法团主义维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何以失败以及权威主义何以建立。而且,即使是在民主转型的背景下,威亚尔达也认为法团主义范式的有效性依然强大。首先,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民主巩固,排他性的、权威性的国家法团主义仍然存在。其次,社会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事实上与民主制度是相容的。所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转型和巩固并不意味着法团主义因素的消失,而是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演进。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范式强调了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并向我们展示了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威亚尔达主张在变化性与连续性、外来性与本土性之间实现某种平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发展主义范式片面关注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变化性、外来性的缺陷。威亚尔达虽然是发展主义的批评者,但并不是发展主义的否定者。正如他自己多次提到的,法团主义是发展主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他认为应该把发展主义、法团主义、依附理论等各种理论范式结合起来。这反映了威亚尔达在法团主义研究中坚持一种实用主义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态度。当然,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维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法团主义概念过于宽泛、有模棱两可之嫌以及批评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此外,法团主义范式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和理论也颇具借鉴意义,这是因为法团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发展现实有诸多契合之处。从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视角来看,法团主义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着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社会日益发育,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可以期待的。
陶海洋[3]2013年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叁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叁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叁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李雅君[4]2010年在《俄罗斯教育改革模式的历史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踏着历史的足迹,抓住俄罗斯教育历史发展的叁个质变点,旨在通过对沙皇俄国时代“欧化”教育改革、苏联时期“苏维埃化”教育改革和当代俄罗斯“西化”教育改革的研究,揭示出俄罗斯历史地形成的“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俄罗斯这两种教育改革模式的表现特征,剖析形成这两种教育改革模式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和深层原因。本论文将现代化语境下的俄罗斯教育的历史分为叁个时期,即沙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时期。在这叁个历史时期,社会改革影响并制约着教育改革,因此,俄罗斯的每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改革如同其社会改革一样,呈现出“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特征。那么,俄罗斯“暴风骤雨式”与“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本论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包括绪论和正文五章。论文的前叁章根据对俄罗斯教育改革的分期,分别对沙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时期叁个阶段教育改革的社会状况和教育改革状况进行阐述。对每个历史时期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及改革措施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比每个时期的改革前后,突出其改革的共性特征:“暴风骤雨式”。俄罗斯的教育改革,还表现出文化上的“摇摆式”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俄罗斯教育改革的“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模式进行深层次的剖析。第一章论述的是沙皇俄国时代的“欧化”教育改革。沙皇俄国时期,彼得大帝改革前的教育极其落后,由于商人们迫切要求与西欧通商,俄国急需出海口,为了扩大疆域、强大俄国,彼得大帝把富国强兵作为社会改革与教育改革的目标追求。封建农奴制和君主专制是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内容。农奴制经济延续的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沙皇俄国的“欧化”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实现了世俗教育和教育权利平等。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开始实施世俗教育和民众教育,开启了俄罗斯的教育现代化。第二章论述的是苏联时期的“苏维埃化”教育改革。本章首先概述了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处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动荡社会,其教育的突出特征是等级制和双轨制。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给俄国的有利革命时机,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苏维埃政府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和劳动教育思想作为“苏维埃化”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同时,提出了苏维埃教育学,建立了统一劳动学校。第叁章论述的是当代俄罗斯的“西化”教育改革。本章首先论述了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主义改良状况,阐述了俄罗斯建国初期否定苏联政治体制的“西化”转型和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西化”转型。俄罗斯“西化”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教育的“社会化”和“私有化”。因办学主体多元化、资金投入多源化、教育原则个性化、教育管理民主化,叶利钦时期的教育改革表现为明显的“西化”倾向。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论文的重点。这两章从历史的和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俄罗斯教育改革的两种模式“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的特征及其成因。第四章分析了俄罗斯历史地形成的“暴风骤雨式”教育改革模式的特征;沙皇俄国时期开启了教育现代化;苏联时期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当代俄罗斯推行了有俄罗斯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从结果上看,每一个时期的教育改革都是颠覆性的,是对前一时期教育体制的否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制;从过程上看,这种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暴风骤雨式”。本章从叁个方面对俄罗斯“暴风骤雨式”教育改革模式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领导层的集权意识;民族的大国意识;民众的顺从意识。第五章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的路线特征:沙皇俄国时期从“东方”到“西方”的教育改革路线;苏联时期的“反西化”教育改革路线;俄罗斯“西化取向”的教育改革路线。在此基础上,本章从主观和客观因素两方面分析了俄罗斯“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产生的文化因素:好走极端的民族特性;摇摆不定的文化归属。
邓文初[5]2005年在《民族主义之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产生过巨大影响。 作为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形态,民族主义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作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潮、构建国家现代化形态的引导理论和进行政治革命的动员力量。 传统中国并非一个西方式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由多民族构成的文明体系与帝国国家形态,在“中华帝国”中宣扬民族主义,势必造成多民族国家的崩溃与传统政治秩序的解体。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虽然漫长,却成功地避免了帝国国家解体的危机,而且还保持着强大的连续性——从清帝国经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疆域保持着完整,国内多民族结构也得以保存。“中国”现象的存在,构成对民族主义政治原则的挑战。 本文从民族主义与国家转型关系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列强在华势力、地缘政治、民族主义革命、国家重建等因素进行政治史、思想史、外交史、社会学、意识形态学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中华帝国”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的形成,主要原因包括:其一,列强在华力量均势的形成,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得到认可;其二,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政府、外交官员对均势外交、弱国外交的运用,为“中国”在国际竞争的险恶环境中创造了较大的回旋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尽管民族主义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民族主义革命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使中国一再进入地缘霸权的势力圈中。民族主义给国家转型过程带来的不是凝聚力的加强、国家的统一,而是帝国的分裂,是国家力量的削弱。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为此经历着十分痛苦而漫长的蜕变过程。也因为这种推延,使中国国家在近代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始终处在弱势地位,一再遭受欺凌。这种状况又加深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使革命主导着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全过程。 全文共叁章。第一章,对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国际背景展开分析;第二章,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复杂类型进行重构,并从“中华帝国”的视野对民族革命引发的国家危机与政治困境进行梳理;第叁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二十一条”时期的民族主义革命与政治运作,从国家与革命的角度对中华革命党援借日本力量所造成的国家危机进行分析,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民族主义不是作为政治原则被信奉,而是一种旗号,是权力争夺的策略。
安华[6]2012年在《山西转型经济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更好地把握山西经济长期转型发展演进的路径,理解山西资源依赖型经济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本文将研究视角由当前的时点拓展至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从长期的历史视角对山西经济的长期转型和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进行分析,总结山西经济长期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规律,推动山西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同时对新时期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也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山西的经济社会变迁有着其独特之处。由于其自然地理条件,加之人口的不断增加与可供狩猎和采集的资源日渐稀缺之间的矛盾,导致狩猎采集劳动的边际产品下降,山西较早地实现了由原始社会时期的狩猎和采集业向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的过渡,也由于其农牧兼宜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政府的政策,从虞夏到宋元时期叁千余年的时间里,山西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并没能直接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而是在与畜牧业的兴衰更替中逐步确立了传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有限的地力不足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从事手工业或者外出经商的人逐渐增多,到了明清时期,山西商业日趋发展和繁荣,甚至形成了“业贾者十之六、七”的局面。由于商业兴盛以及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山西的近代工业出现相对滞后。也由于山西商业积累的雄厚资本,加之阎锡山统治期间一系列促进措施,山西近代工业发展后发制上,到20世纪叁、四十年代,一跃成为工业强省。但是,由于在钢铁、机械、化学、电力、建材等方面投入了很大资本,而在轻工业建设方面的政府投入却相当少,导致了山西工业结构的失衡,并进而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山西经济的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资源禀赋优势、国家经济政策和产业投资倾斜政策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山西走上资源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国家大规模投资的推动下,历经建国初期的重点项目建设,六、七十年代“叁线建设”和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能源基地建设,山西最终形成了资源倚重型的区域经济体系。过度的煤炭资源依赖导致山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弱,资源禀赋与资源诅咒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到20世纪九十年代,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的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被逐步提上日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山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技术转型与升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也是山西省今后转型发展的努力方向。山西当前的经济转型既是山西经济跨越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产业升级要求和低碳经济制约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转型的方向则是建立一个新的多元化的主导产业体系,实现由粗放式、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技术型的现代增长转型,同时培育和营造与此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与政治环境。本文通过对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发展的历史比较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不可替代,对产业升级的进度和梯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山西经济处于相对领先位置时,技术进步往往也是相对突出的,而当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相对不足之时,山西的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于全国。注重基础教育和科研创新,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必将推动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通过山西历次经济转型的分析表明,山西经济的长期转型发展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也具有独特性。相对于历史时期革命性经济变革,当前山西的经济转型是一种独特的地方转型模式的新探索,是一种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尝试,也是一项市场经济体系和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王永乐[7]2013年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理论形态的列宁主义、实践形态的俄国道路应用到中国革命中。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确立了列宁主义的脉统承继性,及俄国道路的范式地位。因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中共以遵循历史规律和理论自觉的践行者,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前提下,把列宁主义的实践范式俄国道路移植到中国来。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进程是沿着二维路径行进的,而本该是重要的历史出场者中国实境维度却在一进程中缺失。沿着二维路径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势必在中国实境中受阻,要么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是,所呈现的路径轨迹要么是硬着陆的历史硬伤,要么是软着陆的历史争议。而软着陆时,中国土壤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一维。当然,历史倒逼机制的选择并非是对选择机制的内在认同。本论文选定或截取早期这一历程进程,就是因为早期是过去式,早期历程所演进的路径和进程所留下的载体呈现为定论之文本,易于考证和探究中共集体和瞿秋白等个体在二维路径向叁维路径渐变过程中,所留下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轨迹。另外,早期这一历史进程,是在共产国际主导和中共为主体,而一度是,国民党主导和中共辅助这一纠结不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不论是探究维度的转变,还是探讨历史的语境,而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早期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一般性历史经验和特殊性历史经验,探寻镶嵌于其中的历史发展逻辑等尝试,才是论文真正的旨趣。论文最终提出“叁个向度下”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之建构,崇高理念之秉承和重塑,就是本着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回应国际共运跌宕起伏的内存原因,回应当下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尴尬境地之缘由,以探索和引导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维度和未来向度。正是按照上述逻辑,本文始终围绕着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径要素,即理论主体——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者、实践客体——中国国情而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尤其是早期历程进程,并非仅仅是探索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定位,也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这么简单。就路径的二个要素中的理论主体而言,被中共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列宁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形态。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的路径和语境不同而导致过滤和变形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在中共内部因不同实践主体之利益诉求,也有一定的市场。如果革命实践处于困境时,理解的来同会被放大和发酵,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中共的“一次革命”、“二次革命”及“不间断革命”的历史纠结,就是目前学界也在分析和探讨内含于上述争论之革命延续性和间断性的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革命路径的争论,使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趋向复杂化。关于路径的第二个要素——实践主体,中共集体性格或个体之个性,受限于时代洞穴制约,也受制于主观的利益诉求,更受到所皈依于理论之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对实境的判断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理论和实践旨趣与实境始终或分或合。显然,路径的第叁个路径要素,实践客体一中国国情——所被界定的议题,所被定性的标尺也烙上了主观表达、主观建构的印记,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涉及经济机械决定论、富农焦点等。在这叁个路径要素互动的进程中,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特征的,具有“硬化"或“软化”胎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里主要是指是否考量到中国实境维度)之实践和理论形态。本文以中共集体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之结晶,以瞿秋白等个体所作的“社会律”探究为文本载体,分析了叁个路径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中的纠结互动,探析这一历史进程所内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据此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教训和经验,考量其当下意蕴。笔者选择瞿秋白个案,是因为瞿秋白作为不可复制的历史出场者,他见证、参与、甚至引领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航向,是探寻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要素中的先驱者,也是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和杰出个体的结合体,更是中国道路范式的首倡者。这主要体现在：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进程中,具有强烈的内驱力,主动有意识地探究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从而“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作为实践主体,历史选择瞿秋白个体担当了转换历史枢纽的使命,成为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杰出个体的复合体、结合体,在短暂而不朽的革命生涯中,他协助鲍罗廷制定大革命的一系列决策,主管中共宣传阵地,领导大革命向土地革命转型,负责主持定位土地革命之中共“六大”的召开,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多重身份而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纠正立叁路线的“六届叁中”全会所作的努力,制定、参与及纠错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成为左倾机会主义的受害者,因此这些历史节点和历史症结选择了瞿秋白“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一再极力创造原型,一再论证各种范式,如“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中国的革命方式“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经济生活之“工业的范式”等等,换言之,就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而这是创造主体强烈创造意识的刻意指向,也是他高深的理论素养,尤其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权威地位所决定的,也和他身处的历史平台有关。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中,瞿秋白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本论文按照上述行文思路,具体内容如下：论文引言和“特征”部分,着重梳理理论主体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花费很多笔墨译介引人反思的“悖论说”所提出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行动主义的诘问,其实这一问题,如果仅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至今还很难从理论的高度给予答复。该部分,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整理了中共集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科学性批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轨迹,也从哲学高度历史再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场域。论文第二章和第叁章为路径篇,即第二章“我和马克思主义”及第叁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要素维度。第二章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之历史谜团的成因,及相关联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建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叁章则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国情观”,而着重论证了认识国情的范式,及归纳概括出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中国国情之根本问题,并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涉及到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及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及前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无产阶级领导权及策略等。论文第四章至第八章为社会律篇,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要素纠结互动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和实践形态。该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共有5章。第四章“历史工具的自我修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一方面阐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中共对无产阶级建党普遍原则的认同和固守,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工具性是党建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共集体或个体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建党思想；第五章“历史抉择之平台的搭建：党的武装斗争理论及实践”分为两个板块,第一板块梳理和论证了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和后国民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理论演进的历史性、必然性；第二板块重点凸显了瞿秋白个体所作的艰辛而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探索,这包括论证了武装斗争的一般规律,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其中关于农村暴动独立担当中国革命一极,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和载体,“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等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实践语境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初步形成；第六章“历史转换的枢纽：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重点探讨了主导和主体不能“化和为一”,而导致的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非共轭想象,及存这一现象中的运行态势,也分析了事关土地革命要素的新判断和新思考；第七章“历史发展的‘社会的基础’：经济理论及实践观”,该章论证了中共早期经济理论和实践,在承载这社会理想的同时,更多是面对根据地斗争之建构之路向,也关注和深挖瞿秋白等个体所提出的具有哲学指导意义,关切未来社会发展维度,尤其是在国际共运中及当下仍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经济理论,如商品经济不是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尺,利用资本及重造资本的路径和机制,生产力标准之社会发展观,及社会主义之经济观；第八章为“文化、文艺思想理论之践行进路”,探讨了中共早期文化文艺之高度意识形态性,及在实践倒逼机制下的演进,同时更多探究文化文艺理论的内在理路,如创造旨趣,创造手段和创造路径等。第九章和第十章为反思与当代意蕴篇。其中第九章从实践主体的历史语境和个性特征维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曲折性,凸显路径要素——实践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独到地位；第十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时代意蕴",指出崇高理念是内嵌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当代化进程中不竭的驱动力,审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体一一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为社会主义运动),在异质对立的社会形态,在同质的社会主义国度,在创始人的原始语境中,在当代现实主义和规律性视野的拷问中,总结、反思和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提出了“叁个向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之建构,这是论文的最终落脚点。
李博[8]2012年在《体系积累周期的比较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07年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重新激活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此次的学术交锋中,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在对危机根源解释上的闪烁其辞引发了自身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周期理论的价值得以再次彰显,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具有创新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金融化在触发当前危机中的核心作用；部分学者甚至由此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实地看,金融化的确构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但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演变所做的详尽的历史梳理来看,金融扩张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是自世界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萌芽以来,不断地周期性重现的现象。阿瑞吉进一步地将这种周期性现象进行理论化的解读,构建起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该理论也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以资本积累为中心,体系规模的资本积累进程则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政府)及企业所组成的综合体所推动。每一个周期按资本积累方式和积累来源的不同可划分为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并且在每一个阶段的结束阶段都将发生显着的危机。具体而言,在物质扩张的结束阶段,将发生一次“信号危机”。信号危机的爆发表明贸易和生产领域已经不能将资本积累进程继续向前推进,因而积累的主要方式从剥削式积累向剥夺式积累转化,资本活动的主要领域从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转化。这种转化,一方面使现有的积累中心能够把对自身霸权形成挑战的竞争加剧的负担,转嫁到国内外从属群体的身上,从而延续了当时的积累周期；但另一方面,这种转化并不是对当时积累体系矛盾的解诀,只是延缓和恶化,其结果就是在金融扩张的结束阶段爆发当时积累周期的“临终危机”。这一危机与“信号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将导致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秩序的崩溃。体系秩序的重建要求体系结构和权力分配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形成新的积累中心、体系秩序和积累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前后相继的体系积累周期,资本主义从中世纪末期在西欧萌芽以来,已经延续了5个多世纪。因此,要对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总爆发的危机作出透彻的理解,就必须从历史和体系的层面来展开；并且分析的范围也将超越单纯的经济层面,涉及政治和经济及其他社会历史进程的互动。因而,在本文的写作框架中,当前的危机、甚至危机本身就成为一个切入点,文章的主要内容也相应地转换为以体系积累周期为中心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历史进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对当前危机根源的探讨则包含在了周期分析之中。作者期待这样一种分析路径在揭示危机的动因和未来发展趋势方面,其收益能够更甚于对某一次危机单独展开的分析,也期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周期理论中增加一种新的视角。围绕上述内容,本文主要按照以下两条逻辑线索展开：一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各周期中,资本逻辑-领土逻辑(或者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在不同阶段的融合、冲突与矛盾关系。通过这种辩证的互动,在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中都形成了特定的积累中心及其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而非单纯的资本主义企业推动着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最终使之从西欧之一隅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存在。在论文的第3章中,我们对历史资本主义前叁大体系积累周期中各自形成的这种综合体及其积累战略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对其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揭示；通过这一过程,资本逻辑(资本权力)逐渐地凌驾于政治逻辑(国家权力)之上,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转化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而在本文的最后两章中则将这种分析运用于对美国和中国积累体制的分析,并着重指出了中国积累体制的独特性。另一条逻辑线索以资本积累为中心展开,也是本文对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中缺失环节所做的理论补充。虽然阿瑞吉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但其理论体系却更多地受主要作为历史学家的布罗代尔的启发。因此,在阿瑞吉对资本积累的相关分析中,其深度和力度都出现了倒退。在涉及到体系内跨国家的资本转移时,主要通过论证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来解释,与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叁层次模型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对于不同阶段资本积累机制、积累方式的变化和积累中心的转移如何实现等缺乏系统的分析。在本文的第4章中,我们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对体系积累周期各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积累方式、积累机制,以及从一种方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移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和完善。本文将资本积累划分为剥削式积累和剥夺式积累两大类,其中剥削式积累又分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国内剥削和主要通过不平等交换进行的国际剥削两种。它们构成了英国体系积累周期及之后物质扩张阶段最主要的积累方式。对于国内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依附论,尤其是伊曼纽尔、阿明和弗兰克等学者则对国际剥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在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不平等交换的数理模型,在更一般化的条件下讨论了外围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向中心国家进行的剩余转移。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体系积累周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体系向外部的扩张。我们的理论补充则较好地解释了这种扩张的机制。在第4章中,还通过对金融资本变化多端的行为的分析,实现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与新熊彼特长波理论的协调。一方面弥补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忽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新熊彼特长波理论的适用范围。在该章的其余部分,则讨论了建立在武力和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剥夺式积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类剥夺式积累被称为“原始积累”,具有资本主义“史前史”的性质,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它是与资本主义相伴始终的。第5章集中于对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的考察,是前述两条逻辑线索的进一步展开。在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时,着重强调了金融化剥夺机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与现有多数针对当前危机的研究成果不同,我们坚持,在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和根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必须从体系和历史的角度来展开,对金融化进行解读时也同样如此。在本章的最后,依据金融剥夺的不可持续性得出了当前危机很可能是美国体系积累周期“临终危机”的结论。文章的最后一章则聚焦于对中国崛起以及世界体系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上。它以中国为中心,但却是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放置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之下而得以展开。一方面,我们希望从这种视角出发,能够更加全面而客观地审视这个国家,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现代世界体系30多年后的成败得失。既强调中国资本积累进程中有别于西方资本积累的内在特性；也分析了中国在与世界体系发生联系时其积累体制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由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产生的相关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发展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阿瑞吉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改变当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积累机制而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关键性力量。在文章的结束部分,我们将回到这一命题,但与阿瑞吉不同的是,本文提供了一种建立在区域化基础上的世界体系来作为对当前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替代,以响应其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体系的倡议。
周子学[9]2005年在《经济制度与国家竞争力》文中研究指明没有对经济史开展深入的研究,就不会产生历史唯物主义,更谈不上科学社会主义。倘若缺乏对中国经济史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目的在于总结好历史、立足于现状、着眼于未来,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流程,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从历史规律的视角看,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如同一条江河的源、流,由内在的力量连成一线,正如古人说的,欲知来,鉴诸往;述往事,思来者。我们应以追根溯源的科学态度研究历史,做到古为今用,并进行必要的扬弃和创新。 用经济学方法重新解释经济史的变迁,在西方国家已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经济史丰富而又独特,可迄今为止关于该方面开展的研究却显得单薄,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严格意义上讲,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使用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方法讨论中国经济史及国家竞争力变迁的成果不能说没有,甚至有些研究还包含着真知灼见的观点;国外学术界也不时有开展这方面的讨论。但总体来看,这些讨论大都是零散的和简略的,并缺乏深入系统研究,也未能触及中国经济史结构与变迁的要害问题。因此,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国家竞争力的变化,进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亟待加强。 同时,在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中外经济关系史向来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状况。然而,单纯的贸易状况研究并不能解释这种贸易为什么能够发生和发展?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具有它所显现出来的那些特点?为什么对贸易各方的经济变化会起到非常不同的作用?等等。要解释这些,就必须了解这种贸易赖以出现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把中国和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入研究。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而且表现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提高国家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我国也从1978年开始,从制度改革入手,着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并经历了从忽视制度到重视制度的嬗变。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传统计划经济约束太多、缺乏活力的现实,我国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集中关注于解除管制性约束。至于在解除传统的行政性约束之后,该用怎样的制度安排来约束各类主体的行为,则缺乏重视。结果,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不足,也导致社会经济活动的无序化,商业欺诈、不守信用、任意违约等行为泛滥成灾,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严重。制度的缺位降低了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不正当竞争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国家竞争力的更快速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运行中问题
宋超[10]2017年在《美国对波兰剧变、转轨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建立单极霸权作为全球战略目标。面对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美国迅速调整全球战略,试图在欧亚大陆加强自身存在,构筑对美国霸权有利的跨欧亚安全体系。波兰作为中东欧地区大国,是东、西欧地理上的连接点,文化上的交融点,更是周边邻国、域外大国争夺、争取的重点与热点。对美国而言,波兰的地理位置关键,向西能够影响欧盟,向东可以牵制俄罗斯,恰好可以作为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支点。美国在波兰转轨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帮助与支持,力图将波兰拉拢到美国阵营中,并希望以波兰为模板,在中东欧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推广民主。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政策为切入点,全面研究了美国对波兰剧变、转轨与发展的影响。重点论述了美国对波兰剧变后政治经济转轨的影响,研究了美国对波兰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的影响及美波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如何帮助转轨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如何推动其民主转型等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一定创新性。波兰的转轨与发展是中东欧国家中的成功案例,通过研究美国政策对波兰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美国对“新兴民主国家”的帮扶措施,对研究美国如何通过对外政策建立单极世界和稳固全球霸权很有意义。全文核心章节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研究了美国对波兰的影响与波兰剧变的关系。本章全面梳理分析了冷战结束前美国与波兰的关系,包括美波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如何支持波兰重新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怎样帮助波兰争取独立自主,冷战时期美国对波兰政策的演变等。本章的重点是,美国利用苏联改革的时机,对80年代兴起的波兰“团结工会”实施了帮助,最终促成“波兰剧变”的发生。本章为分析冷战后美波关系的特殊性和美国对波兰的影响建立了研究基础。第二章研究了美国政策对波兰政治经济转轨的影响,讨论了美国对转轨国家的帮扶政策在波兰的实施情况。政治上,探讨了美国政府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如何指导波兰制定宪法和实行西方选举制度,分析了美国的文化战略如何帮助波兰巩固民主体制;经济上,分析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为何能够成为波兰转轨初期的选择,又为何在波兰的实施效果要强于其他国家;探讨了美国以怎样的政策和支持方式促进波兰转轨;由于美国对欧盟东扩的支持也是对波兰转轨的间接促进,本章还讨论了欧盟东扩及波兰入盟的过程对波兰政治经济转轨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第叁章探讨了波兰加入欧盟后美国与波兰关系的发展。本文认为加入欧盟是波兰完成转轨的标志。本章重点论述了美国与入盟后的波兰的关系,从美国对入盟后波兰的政治经济影响和对波兰能源支持两方面展开讨论。政治影响方面,研究了美国如何在波兰不同总统执政时期与波兰发展关系、美国对波兰领导人的支持、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波兰民主巩固的影响等问题。经济影响方面,论述了美国资本在波兰加入欧盟后的投资规模始终保持较高水平,美国与波兰发展了良好的经济关系。在美国对波兰能源支持方面,探讨了波兰国内能源需求以及对俄罗斯能源高度依赖的客观现实,美国帮助波兰破解能源难题,支持波兰能源进口多元化选择;美国在技术上积极支持波兰,在波兰页岩气开采暂时遇冷的情况下,美国还在与波兰合作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满足波兰能源多样化需求。第四章着重分析了美国对波兰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了波兰为何愿意在安全上倚重美国;论述了美国实施“北约东扩”战略的原因,以及加入北约对波兰国家安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东欧导弹防御计划”的前因后果、意义以及对波兰国家安全的影响,梳理了美国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的历程,讨论了反导系统将为波兰带来的技术上、军事上、经济上的额外利益。分析总结了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对波兰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第五章研究了美国对波兰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本章着重分析了波兰对美国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意义,讨论了美国将波兰作为推广民主的榜样,并利用波兰巩固冷战时期形成的政治与军事同盟等问题,探讨了美国怎样通过对波兰政策来从地缘战略层面遏制与影响俄罗斯。此外,本章从政治、经济与安全叁方面分析了美波关系对欧盟的影响,论述了美国与波兰特殊关系对欧盟的“分化”作用和对美欧关系的“粘合”作用。由此可见波兰作为支点国家对美国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国在对外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如何将别国为已所用,盘活棋局。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波兰剧变的发生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内因起主要作用;其次,美国的政策对波兰的成功转轨具有一定影响,尤其在波兰的制度建设和民主转型中有所体现;第叁,美国对别国的帮扶必有所图,绝非“无私奉献”。美国一方面扶植波兰成为在世界推广民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自身实力保障了同盟国家核心诉求,并借此完善自身的地区战略部署,对俄罗斯进行地缘战略干扰与遏制,对欧盟施加影响。探讨美波关系对地区事务的影响,能够推知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战略布局意图。我国周边地区不乏美国盟友,美波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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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体系积累周期的比较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李博.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9]. 经济制度与国家竞争力[D]. 周子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10]. 美国对波兰剧变、转轨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宋超.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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