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的奠立和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化——彭定安和他的鲁迅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外国论文,文化论文,彭定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将鲁迅研究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独立开来，使之成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肩而存并且其内涵的丰富性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鲁迅学”，彭定安是首倡者与奠立人。多年来，他为这一学科的日臻成熟，做着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工作。
在鲁迅百年诞辰时，彭定安撰写了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1〕和《关于鲁迅研究的设想》〔2〕。两文从鲁迅在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位，鲁迅研究对于中国的今天及明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意义，鲁迅研究的历史发展及业已取得的辉煌成就等方面，论述了建立“鲁迅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于“鲁迅学”的内容，彭定安为之建构了如下体系：（一）鲁迅生平、传记研究；（二）鲁迅思想研究；（三）鲁迅著作研究；（四）“鲁迅面面观”的研究；（五）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研究史之研究；（六）外国的鲁迅研究之研究；（七）鲁迅研究的文献学。对于每一项的具体涵盖内容，既已取得的成就及不足，今后应取的发展路径，都作了言简意赅、极其精辟的阐释。文中还对“鲁迅学”的研究方法作了规定：（一）进行多学科研究；（二）加强综合研究；（三）加强比较研究；（四）加强研究工作和实际的结合；（五）加强普及工作。显而易见，这些研究方法都是非常契合鲁迅这一研究对象的；而这些研究方法的提出，亦正是基于对鲁迅研究、对“鲁迅学”的本质属性的谙熟与把握。
自彭定安于1980年底首次提出建立“鲁迅学”这一倡议，迄今已17年了。我们惊喜地发现，这17年的鲁迅研究，或说这17年的“鲁迅学”，正是沿着他所提出的设想前进，按照他所规定的方法操作。例如，他曾提出：“编写详尽的、有学术意义的鲁迅年谱，编写详尽的有学术价值的鲁迅传记。这样的年谱和传记，可以有多种，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现在，这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了详尽的《鲁迅年谱》，唐弢撰写了详尽的、多卷本的《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因作者逝世未能全部完成），彭定安本人写作了《走向鲁迅世界》，林贤治完成了《人间鲁迅》，……并且形成了“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的鲁迅传记系列；又如彭定安提出，要对鲁迅藏书进行全面的系列研究，如今我们看到了姚锡佩、赵英等人关于鲁迅藏书的周详而精深的研究；他还指出，“鲁迅学”的内容应包括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研究，他自己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先后贡献了《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与人合著）及《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两部巨著；他强调要开展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研究史之研究，于是我们看到了袁良骏、王富仁、陈金淦等先生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他认为“外国的鲁迅研究之研究”是“鲁迅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他本人主编、著名学者吕元明等参与撰写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就对日本的鲁迅研究进行了空前全面而深入的总结，张杰更是撰写了关于俄苏、日本、东欧、英美诸多国家鲁迅研究之研究的系列论文；如此等等。诚然，上述每一部（篇）论著未见得都是自觉地遵照彭定安提出的“鲁迅学”体系构想与方法去操作和完成；但唯其如此，方正显现出他关于“鲁迅学”的设计正体现出鲁迅研究发展的历史趋势，它概括了这一学科的本质属性、全部内容及独立价值。事实上，彭安定关于建立“鲁迅学”的提议不独在鲁迅研究的实践中发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在鲁迅研究界中也得到了普遍的理论回应。老一辈学者陈鸣树、王永生，中青年学者朱文华，还分别写有专文。陈鸣树在他的《建立鲁迅学的建议，好！》〔 3〕一文中写道：“彭定安同志提出建立鲁迅学的建议，可谓先得我心，实在很好。”希望此举能够“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王永生的《也谈创立“鲁迅学”》〔4〕、 朱文华的《也谈“鲁迅学 ’的体系》〔5〕都对彭定安的建议给予高度评价，都对“鲁迅学”这一提法给予认同。而今，“鲁迅学”早已以自己的独特风姿、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法包容的内涵与品格，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彭定安作出了不可抹煞的重大贡献。
作为“鲁迅学”的创立者，彭定安不独始终进行着对鲁迅这一伟大探索者的世界的全方位、多侧面的探索，而且一直关注着整个鲁迅研究发展的态势，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鲁迅研究之研究的重要论文。这事实上是他对“鲁迅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学科建设所作出的新贡献”。他在《“鲁迅世界”的新开始——1982—1986年鲁迅研究一瞥》〔6 〕中提出鲁迅乃是一个“世界”：“鲁迅——一个浩瀚恢宏的世界，这是中国与中国文化，部分地也是世界文化的‘世界’”。“鲁迅世界”这一术语的炼就与提出，极为精湛地概括了鲁迅的博大精深、万千气象，也昭示出对鲁迅的探索永无止境：对于任何一个“世界”，我们都是无法穷尽的。“鲁迅世界”的提出，与“鲁迅学”的提出，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两者甚至有着互相依存、相互发明之关系：鲁迅是一个“世界”，决定了“鲁迅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鲁迅学”的创立，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探索“鲁迅世界”。要之，“鲁迅世界”的指出，应视为“鲁迅学”建立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文中，他通过对四年来鲁迅研究的“一瞥”，发觉了“正在酝酿着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从更开放的大系统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的框架中，以更新的研究意识与方法，来进一步打开和深入研究鲁迅世界”的趋向。当然，他也发现了“在新开拓的鲁迅世界的周围”，有一股贬损与否定鲁迅的烟尘，试图“遮掩这个世界”，他对此痛加批驳。在两年后的《在鲁迅问题上的两极现象》〔 7〕一文中，他对上述现象的产生进行了更为透辟的分析，仍执著地规划着、充实着、提高着他的“鲁迅学”的学科建设。他写道：“关于鲁迅学的建设，我以为工作还很多。”并提出，必须开展“鲁迅的文化研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文化的鲁迅”进行考察：“一、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中研究鲁迅；二、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研究鲁迅。现在对‘五四’的研究不够，好坏两方面都研究得不够；三、在世界文化史中考察鲁迅。”近十余年的鲁迅研究，正是在这些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如张杰的关于鲁迅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研究），鲁迅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鲁迅与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等的关系（如姚锡佩的关于鲁迅与德国哲学著作的研究），都有许多有分量的著述问世。而对“五四”的研究，近几年也不断深化，尽管有争论，有歧义，甚至产生了新的迷误和谬误，但从总体而言，有利于深化对鲁迅的研究。时隔不到半年，彭定安又发表了《评价鲁迅不应脱离历史条件》〔 8〕的答记者问，指出：“一个人的、文化的、真实的、可亲可近的鲁迅正逐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这事实上是对“鲁迅学”正确发展路向的总结与规定。
彭定安善于捕捉国内外鲁迅研究的新动向，剔挖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给予正确的预测和指引，从而使得他所建构的“鲁迅学”日臻丰茂与深化，日益显示出它的独立品格及深广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入9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鲁迅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论文。
在鲁迅诞辰110周年之际， 他写了《鲁迅：新的解读接受与文化效应》〔9〕。此文认为，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文化现象， 无论国外国内，都出现了更高层次上的、更为宽宏与深邃的多方位、多视角的鲁迅研究，“构成了对于鲁迅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新解读和新接受”。彭定安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他的鲁迅研究的理论基石，因此，他在肯定鲁迅研究的新发展、新深入时，总是对以往的鲁迅研究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评价，认为我们以前将鲁迅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来研究，亦符合鲁迅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但彭定安又从不故步自封，而是以审视与吸纳新知的眼光与勇气，敢于建立新学科，又善于推动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继承与发展，乃是彭定安为“鲁迅学”的振翅翔飞所设计、安置的两翼。此事说易行难，在具体建构时，若是缺乏大家的眼力与胸襟，就易流于片面与偏执。
1991年和1992年，他先后发表了《鲁迅：中国现代精神文明的建筑大师》〔10〕和《鲁迅：思想的构成与特质》〔11〕两文。前文认为，鲁迅之所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之要旨乃在于创立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塑造新的中国人。后文则更强调鲁迅思想对于建设中国人的现代文化心态的重要意义。此二文乃是他以后提出的“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这一重要命题的酵素之一。
1996年是鲁迅逝世60周年。彭定安连续发表了关于“鲁迅学”的 5篇重要论文。首先是《80—90年代对鲁迅的解读与研究》〔12〕。此文指出，对鲁迅的解读与接受，必将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等诸种因素的不同而有发展和变化；以每10年为一个周期（鲁迅研究的客观发展历史进程亦确实如此），概要地描画出前此半个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所走过的历史足印，探讨其成绩与不足，给予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解说，这一部分内容带有鲁迅学史论的性质（这一点在他以后写的长文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在此基础之上，开始了他自己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阐释。他再次强调，新时期的新接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全面性的鲁迅形象”。而这又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的鲁迅”；二、“鲁迅文学文本的现代意义的诠释”；三、“哲人大师的鲁迅形象的丰满与深化”；四、“鲁迅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建设”。而上述诸方面事实上也都是“鲁迅学”的生成、发展与建设。这一部分不妨视为“鲁迅学现状论纲”（其实，作者对“现状”的论析不只是“纲”，而是对“现状”的各个方面〔含国外的〕都做了极为精辟的说明，只是因为它系一篇论文，所以未能像《当代鲁迅研究史》那样更多、更具体地开列出各个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加以评价）。接着，作者又对“鲁迅学”今后的走向做了预测，或者说对今后的研究任务做了规定：如深化对于鲁迅杂文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的研究；开展对于散文化的小说的研究；强化对于鲁迅翻译的研究；开拓对于“学者鲁迅”的研究，等等。而这些任务的提出，作者都是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需要而进行的。该文强化了作者于16年前提出的“鲁迅学”的骨架，给“鲁迅学”以更丰茂而结实的根植。
接着他又发表了《重读鲁迅：时代意义与文化效应》〔13〕和《90年代：对鲁迅的重读与诠释》〔14〕两文。前者为青年学子而写，阐释了新一轮重读鲁迅浪潮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巨大时代意义，蕴含着从普及层面强调“鲁迅学”重要意义的深心。后者主要是为理论和文化战线工作者而写。此文强调90年代对鲁迅的回归“具有全民族性的、深层文化觉醒的意义”，意在唤起整个理论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者尤其是领导干部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注意，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向与内容，顺应民族文化心理向良性发展的这一势头，更好地推进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此文又一次体现出作者试图使“鲁迅学”产生巨大文化效应的努力。
此间他还应《求是》杂志之约，撰写了《重读鲁迅与文学的自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15〕。此文将“鲁迅学”与当今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批评某些作家消极的价值观和文化品格；作者以鲁迅的创作与人格映照这些作家们，愈显出其“小”来；同时也对他们寄予希望，希望他们能向鲁迅学习，“重读鲁迅”，唤起作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的“文学的自觉”。而“鲁迅学”学者，也承担着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历史使命。
上述三文，似乎有着不同的读者对象，但都昭示出作者力图使“鲁迅学”参与民族新文化、民族文化现代化乃至整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自觉性。
读罢前述诸文，似乎预感到作者关于“鲁迅学”的学科建设，将会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与上升，我们已经听到了新的理论胎动的心音。果真如此：在将近1996年岁尾，他发表了《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16〕这篇专业性与学术性均极强的论文。文章开首即犀利地提出：“鲁迅学作为鲁迅文化文本的理论概括总体和分论所构成的体系”，是“民族现代文化文本的重要的理论构造部分”。这是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对鲁迅的研究也就是对民族命运的研究所决定的。论文阐释了鲁迅研究各个不同层次的具体内容及整个体系的总体精神，认为其总体精神表现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此所出的剖析与批判；（二）如何认识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它的表现、它的症结和社会文化渊源，鲁迅在这方面所创造的人物性格典型，所作出的批判；（三）如何认识和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鲁迅对此所作出的基本论述和提出的基本原则、基础理论；（四）为了这种种建设，如何对待‘当面之敌’和‘惨淡人生’，鲁迅在这方面的抗争、奋战、思索与实践；（五）为了这种种建设，如何对待‘具体的’当前的西方文化思潮与文化现状，鲁迅在这方面的论述、实践和真知灼见。”作者接着指出，这五个方面，“是鲁迅学理论建构的基石”，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构造的基石”。作者还从“鲁迅学”史的发展轨迹、“鲁迅学”当今的新格局等方面，深刻论证了“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的同构性与相通性。此文与他十余年前所写的关于创立“鲁迅学”的有关文章相比，已是巨大的质的飞跃了：以前只不过是建构骨架，真正的理论大厦则是在此文中得以完成。
倘若我们将彭定安一系列关于“鲁迅学”的著作以时序贯穿起来审视，便会发现一个设计者兼施工者的执著而顽强的身影，——他终于使得“鲁迅学”自身的学科建设不再是平面草图，而是一尊立体雕塑。而关于“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这一命题的提出，其贡献与意义均不亚于更老一辈学者在鲁迅研究奠基期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工作，可以说是与之相比肩的。
我以为，彭定安作为一个研究个体对鲁迅文本所做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探索，已使他成为一位鲁迅研究大家；而他对“鲁迅学”的建构与发展所作出的不可或代的贡献，则使他不独成为鲁迅研究大家，而且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面理论旗帜。
二
彭定安对于“鲁迅学”的另一突出贡献是他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开展鲁迅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事实上，他的许多著述中，均已包含此项内容；他还撰有多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17〕是他贡献给我们的第一篇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论文。它从探讨两篇《狂人日记》的思想与艺术的渊源关系入手，极力开掘的却是两者的差异——“同中之异”，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研究探求鲁迅《狂人日记》思想与艺术上的特质与杰出成就。文章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和中国狂人的诞生，首先决定于中国社会和鲁迅自身多方面的因素，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不过是给作者以启发，“给他以可以借取的形式。”这决定了两位作家不同的思想高度，也决定了两个狂人形象实质的不同：一个是想跻身上层社会而不得以致发狂的卑微的小人物；另一个却是勇敢的但因被迫害而发狂的反封建战士。这又决定了两作的不同艺术风格：果戈理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鲁迅则是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忧愤的内容。这篇论文呈现出彭定安比较研究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重视比较对象的不同的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先从大处着眼，之后再进行文本的开掘，因之每一结论的作出，都有如自然天成，绝无许多比较研究论文的简单比附、生涩勉强之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使得这篇虽然只是比较两篇短篇小说的论文，却有着较为宏富丰茂的内涵。它被选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编选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一书中，——在数十篇关于鲁迅与果戈理的比较研究论文中，此文是唯一入选者。
他还撰写了《鲁迅的创作心理和开放性现实主义》〔18〕。此文言约意丰，明确提出鲁迅的创作心理“建构于一个非常高的文化层次上”。文章概要地从鲁迅少年时期所受中外文化影响一直论述到他的晚年，并以鲁迅的创作心理及现实主义创作的抽样分析，论证了现实主义的开放性。我觉得，文中将许多外国作家创作的突出特点加以组接，以之综合地、全方位地观照鲁迅的艺术世界那一段落，写得尤为精彩，不仅深刻准确，而且对致力于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人们来说，还起着向导的作用。当然，限于篇幅，许多问题还未来得及充分展开，还是一种宏观鸟瞰。
《鲁迅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里的中西文化》〔19〕是彭定安为“北京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该文认为，在鲁迅的艺术思维中，始终有着两个有机的系统：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以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的现代化为校正系。阿Q 典型与“狂人家族”都因此而诞生。作者从鲁迅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切入，展开了中西方文化的比照考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阐释了鲁迅如何在中外文化碰撞、交汇的大潮中诞生，又如何成为这一大潮的弄潮儿，自觉地从事着使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伟大工作。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内容的深邃宏富，研究方法的复杂多样，使得它成为一篇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它可视为一部专著的浓缩。
若说上文主要是探讨鲁迅所接受的中西文化的“质”，那么《日本“桥”：鲁迅走向世界的通途》〔20〕考察的则是鲁迅接受域外文化的“途径”。文章认为鲁迅留学日本，有如登上了一座通往广阔世界的桥，“既观察桥本身，又在桥上眺望世界；既接受桥上之所有，又凭借桥以接受广阔世界的事物。”文中细腻而深刻地探寻了鲁迅通过日本“桥”对欧西文化的接受视界与接受行动的变化轨迹；运用接受传通理论，将鲁迅通过日本“桥”对域外文化的接受过程，写成一位哲人大师建构本民族新文化的过程，清晰地昭示出鲁迅对域外文化的接受与改塑对当代中国的巨大意义。这使得该文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双重品格，事实上是一部专著的引论与总纲。
果然，时隔两年之后，彭定安主编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以下简称《坐标》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赞助下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坚实的长达93万余言的鲁迅学与比较文学皇皇巨著。
这部巨著有着多重的比较文学涵义。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研究。《坐标》的比较文学涵义，首先即在于它是两国“文化交流”之研究，而且不是单向的、单相的，是双向的、双相的。第二重比较文学涵义则是日本文化之于鲁迅，日本文化如何影响乃至造就了鲁迅的某些方面，这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姑称之为“内引式”影响研究）。第三重涵义是鲁迅之于日本，此亦为影响研究（暂称之为“外射式”影响研究）。两种影响研究又构成了比照、对话与“交流”，这可视为全书内蕴的第四重比较文学涵义。第五重比较文学涵义则是鲁迅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为参照系对于日本文化所作的评判，这无疑带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阐发研究的性质。而著者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宗师鲁迅所进行的这种阐发研究的“再阐发”，则可视作全书的第六重比较文学涵义：著者是以20世纪末叶的历史文化要求、以此时的中日两国状貌作为背景，来对鲁迅于20世纪初叶所进行的对日本文化的阐发研究进行再阐发，这正昭示出《坐标》比较文学涵义的多层面性、梯级性。全书的第七重比较文学涵义则是日本文化对于鲁迅的评判。这是日本人以自己的文化作为参照系来评判鲁迅，自然亦属阐发研究。而即是文化交流，就不会一次往返即告终止；日本文化对鲁迅的评判，又势必引发中国文化对这种评判的再评判，于是文化研究又由彼岸而及于此岸，带来一种新的阐发研究，即中国学术界以今日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要求之诸种标准，对日本对鲁迅的评判进行再评判、再阐发，这是全书第八重比较文学涵义。而著者又对这种再评判、再阐发，依自己所建构的关于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又一次评判与阐发，从而构成了全书的第九重比较文学涵义。
《坐标》进一步展示与表明了比较文学对鲁迅学的巨大作用，它可以使鲁迅学别开新天地：既然能将鲁迅置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系中来重新审读，那么也就可以将他置于中俄文化交流坐标系、中国与欧美文化交流坐标系、中国与弱小民族文化交流坐标系中给予新的阐释。这是鲁迅学的拓展，更是它的深化；鲁迅学将在保持自己独有属性的同时融入“世界文学”；鲁迅学会牵动整个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文化学的研究。
《坐标》是从比较文学与接受理论的角度，突进深入，以鲁迅为聚焦点，审视和总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而在运用这些理论对研究对象审视、切入、把握的过程中，又对所用理论自身有所砥砺，有所发展。如关于“接受”的本质，“本文”的概念，“本文”的“含义”与“意义”及其相互关系，接受者的“临场接受心理”与接受对象的被改塑，等等，主编都阐发了自己的新见。这些见解既受启于西方接受理论，又基于他本人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时产生的独特体味与独到认知，是对业有理论的新发展。
《坐标》堪称鲁迅学与比较文学的双重丰碑。
正由于《坐标》的内容宏富精深，资料周详完备，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先生称它为一部“小百科”。江黎则认为“《坐标》是全景观的研究”，“多层面的研究”，“极富动态性的研究”〔21〕。何木则以为，《坐标》虽是一部专著，但却饱蕴激情，由于撰写者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的苦难历史，民族的光辉未来，由历史到未来的艰巨过程、甚至是烽火里程、血肉历程”的“魂牵梦绕”，而含蕴着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22〕。
三
岂止《坐标》一书含蕴着“天马行空”的大精神；事实上，彭定安的整个鲁迅研究都含蕴着这种大精神，这就是：始终将鲁迅胶着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研究；将鲁迅作为民族前进的引路人来研究；将鲁迅作为整个人类文化所孕育、又反转过来推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与进步的伟人来研究。在彭定安的鲁迅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民族、鲁迅、他个人在思想感情上的趋同与同一。正因此，才养育了那种大精神。毫无疑问，彭定安作为“鲁迅学”的首倡者与奠立者，其文化人格与研究成果均已作为“鲁迅学”之一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的组成部分。
注释：
〔1〕《鲁迅学刊》第1辑（1981年）。
〔2〕《鲁迅研究》1983年第1期。
〔3〕《鲁迅学刊》第2辑（1981年7月）。
〔4〕《鲁迅学刊》第4辑（1982年10月）。
〔5〕《鲁迅学刊》第3辑（1982年4月）。
〔6〕《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
〔7〕《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
〔8〕《青年知识报》1989年2月1日。
〔9〕《辽宁日报》1991年10月15日。
〔10〕《精神文明建设》1991年第12期。
〔11〕《锦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12〕《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3期。
〔13〕《锦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4〕《辽宁日报》1996年10月14日。
〔15〕《求是》杂志1996年第20期。
〔16〕《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
〔17〕《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18〕《辽宁日报》1986年10月14日。
〔19〕《鲁迅研究》第12辑（1988年9月）。
〔20〕《文艺研究》1992年第1期。
〔21〕《一座宏伟的中日文化交流殿堂的全景观、多层面、动态感的理性再现——评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
〔22〕《地火焚心，天马行空——〈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读后》，《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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