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朝晖[1]2004年在《从投资价值角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文中指出作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叁大核心问题之一，股利政策的研究一直是财务理论研究者和上市公司管理层关注的焦点。而从经济影响和市场效应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作为公司经营行为和经营业绩的反映与折射，会对股票的市场价格和公司的市场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历来是我国证券市场经久不衰的炒作题材。因此，从证券投资角度出发，综合研究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投资价值的关系有其现实的意义。 本文借鉴西方现代股利政策理论观点和投资学理论，从投资价值角度出发，采用系统的理论分析、统计对比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股票投资价值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理论分析股利政策为什么影响公司投资价值，并提出了股利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理；2．对比分析国内外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差异，综合归纳了我国当前股利分配的特点，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主要受公司经营业绩、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动机、市场情况和政策因素等其他因素的影响。3．具体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不同的股利分配形式对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利益的影响，得出结论：现金股利可以揭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会对股东利益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股票股利具有很强的信号传递效应，是公司扩张规模，提升股票市场价格的一种手段。最后，以中国电信运营商2003年的股利分配方案为例，案例分析如何利用股利政策传递的信息来进行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分析。 期望通过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投资价值关系的综合研究，帮助投资者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股利政策，并从股利政策中得出有价值的信息，用以评价上市公司发展潜力和股票内在价值，为其证券投资分析决策提供参考。
覃斌[2]2004年在《企业融资方式与投资效率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建立一个融资方式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理论体系和实证方法。为此,本文回顾了股权、债务和内源融资影响非效率投资的原因和表现,强调了叁种方式的治理机制,归纳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分别就股利分配、现金持有、股权融资以及负债融资方式与投资效率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并从决策层面,探讨了投融资的相关性对传统长期投资决策方法和可行性评价指标的冲击。本文论述的重点和创新之处:一是明确将公司治理因素融入企业融资方式与投资效率的相关性理论体系中;二是提出了从投资效率角度评价融资方式的分析视角;叁是探讨了在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长期投资决策问题;四是将所有权形式(产权性质)引入融资方式、公司治理和投资效率的分析体系;五是从资本供需两个角度来解释企业的投融资的关联性;六是以信息不对称和代理理论为基础,扩大了现金持有问题的研究。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同时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不分配或少分配、低负债以及偏好股权融资等融资倾向所产生的过度投资行为,并由此认为,为改善投资效率,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真正的企业法人产权制度,重构治理结构,合理选择融资方式。
樊勇[3]2013年在《机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文中指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在这过程中国民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迫切的需要进行管理,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社会也需要专业投资者将这些资金有效分配,促进经济的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财富管理的重要投资主体,将在资本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股票市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股票市场成立以来,上市公司在A股的融资额稳步上升,近叁年来股票市场年平均融资额达到了5000亿以上,为企业的投资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收益和风险不匹配。作者统计后发现,2007-2011年,股票市场实际的整体收益率估计只有4%。不到一年期定期银行存款累计收益的一半。不同的投资者获得的收益也不一样。公司的原始股东获股成本一般比较低,在大小非解禁后,他们通过减持抛售股票可以获得大量利润；内部人通过内幕交易,提前获得关于公司的重大信息,低位买入后再高位卖出,也获利不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大面积亏损是很正常的。但作为一个投资市场,如果投资者风险和收益不能匹配,迟早只会受到投资者的抛弃。第叁、现金分红将越来越得到重视。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最终体现在现金红利上。股票市场要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股东的回报。第四、机构投资者作为投资者的重要代表,将在实现资金有效分配,促进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增加股东的回报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作者认为研究机构投资者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股利政策作为公司叁大基本政策(投资、融资、股利)之一,一直就是经济学者讨论较多的话题,很多学者从股东,投资者,资本市场的效率等各个角度对股利政策作了很多的理论分析。有影响的有MM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一鸟在手理论,以及近年兴起的生命周期理论。MM理论认为公司值与股利政策无关,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公司股东和管理层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委托人)拥有公司的所有权,委托公司管理层(代理人)对公司进行管理,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双方各自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便产生了代理问题。其中,逆向选择指代理人会隐瞒一些公司的负面信息；道德风险指代理人利用委托人赋予自己的权利和职能,通过拓宽自己拥有的资源,如为自己提供奢侈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盲目投资等途径而侵占委托人的利益。代理成本理论认为通过现金分红,.减少公司净现金流量可以减少代理成本。一鸟在手理论即指“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相比起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双鸟),虽然能够用其进行再投资,从而带给投资者更为丰厚的报酬,但投资者更喜欢实实在在的利益,即能够被稳稳握在手上的股利(一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当企业处在成长期时,企业不应该分红,而将利润用于投资可以取得更好的盈利,企业进入成熟期后,企业应该加大分红,回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影响主要有股东积极主义和效率监督假说。主要思想是为了保证机构投资者自身的资金安全,机构投资者不会满足于仅仅投资股票获利的方式,还会行使股东权利。主动参与公司的治理,通过股东大会主动参与公司各项重大经营政策,股利政策的表决。如果投资者认为公司投资策略和机构资者意见不一致时,投资者会选择用脚投票,卖出公司的股票。投资其实就是一种风险管理,投资者根据自己的承受水平承担风险,并获得相应的补偿。股票本身并没有期限,投资者的回报取决于公司未来利润,公司未来能够获利是不确定的。在破产清算时,股东的求偿权也低于债券,这说明股票的风险是大于债券的,合理的股票市场应该给投资者提供大于购买债券的回报,才能够给投资者合理的风险补偿。在A股市场上,我国普通投资者的大面积亏损。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上市公司一般是行业内比较优秀的企业,这此公司的利润率增速大部分都大于行业的增速,也大于经济增速,在上市公司业绩如此良好的情况下,投资者作为公司的股东,从法律意义上拥有公司的所有权,公司的收益也就是股东的收益,可是为何投资者却还是亏损的呢?投资者购买股票获取利润的最终来源是现金红利。本文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分析机构投资者为了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红利政策。上市公司将现金股利用盈利项目的投资是适当的,但如果公司管理层将公司利润通过低息存入银行或投资低利润项目等其它手段转移利润,将降低公司的价值,损害投资者的利益。通过实证,.我们得到的结论为：机构投资者比例的增加,能提高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概率。通过现金分红能减少代理成本,提前获得一部分资金后,投资者也能减少投入资金的久期,进而减少风险。更进一步地,我们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现金分红水平影响不大,这是因为机构投资者是理性的,会支持公司合理的投资活动,在我国处理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企业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的情况下,并不会要求公司将尽量多的利润用来分红。现金股利支付率较高的公司也不能作为公司盈利良好的信号。因为机构投资者有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监管部门也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机构投资者会从公司的长期发展能力判断公司价值。最后,作者认为,要保持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努力：(1)机构投资者要努力成为价值发现者。这需要机资投资者更加细致的调研和更加理性的投资。(2)上市公司应该加强对投资者的回报,股东才是公司的真正拥有者,有权利享受到公司增长的全部收益。股东在购买公司股票时承担了较高的风险,只有在获得足够的风险补偿时才会对股票市场有信心。否则,若A股市场继续只重融资,轻回报,迟早会被投资者抛弃。(3)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监管部门一方面要控制股票内资金的流入流出。流入是指新开股票帐户所带来的资金；流出是指退出投资的股票帐户和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资。另一方面,也有下大力气,提高A股市场的投资价值。建立退市制度,让业绩差的公司退出A股市场,还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打击内幕交易,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孟庆华[4]2005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分析与政策建议》文中提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不分配比重较大、支付方式不定、分配形式多样和股利政策随意性强的特征,同时存在又派又配和热衷股本扩张等异常现象。本文在股利政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原因,得出了不同于经典的股利理论和国外股利政策研究的结论。在国外,股利政策是控制代理成本的一种工具,公司通常将其盈利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股利,且派现一直是公司最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股票市场对公司增加派现的信息披露通常做出正向反应,而对公司减少派现的信息披露通常做出负向反应;现金股利与资本利得之间的税收差别,对公司股利支付方式选择的影响程度因国而异;公司通常均衡分配股利;法律环境对股利支付水平具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现行股利政策恰好是代理问题没有解决的产物,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对股利形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上市公司对以股票股利留于上市公司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上市公司理财追求的并非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规模、筹资成本、筹资渠道、宏观的微利经济形势对股利形式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叁大财务决策之一,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评析西方金融理论中最佳股利支付模式的基础上,定性研究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提出了关于适度股利政策在操作层面以及管理层面上的建议。
倪晨晨[5]2010年在《基于高股息率证券组合的价值投资策略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投资证券来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但是由于证券市场是高风险聚集之地,我国投资者往往依靠经验以及直觉来进行投资,缺乏专业的投资知识,这导致投资者损失严重。因此对投资者加以适当的引导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有效市场理论为投资策略的基础,由多位专家学者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检验为实证依据,认为我国股市达到或非常接近弱势有效市场,因此,采用价值投资才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超额收益。由此引出作为价值投资参考依据的股利政策是否值得广大投资者关注。然后根据国内外文献综述评述了上市公司价值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以及价值投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本文第叁部分总结了1999-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基本状况以及国家在股利政策上的法律法规。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正不断完善,尤其是现金股利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主体。股利政策作为评价股票是否值得价值投资的依据变得越来越重要。第四部分介绍了已有的投资策略以及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收益状况,并且简单说明了价值投资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前景越来越光明。第五部分介绍了作为价值投资策略之一的道氏策略及其内涵、道氏策略国外运用的状况,以及股息率对道氏策略选股的重要性。为了说明高股利政策是否值得广大投资者关注,文章根据Greg Filbeck与Sue Visscher的实证方法对我国证券市场上高股息率证券组合的收益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单年度还是多年度,高股息率证券组合都能打败市场,在考虑风险调整、交易成本、税收因素后,高股息率证券组合都是有效的。文章最后总结了基本结论,并在我国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股票选择、证券市场的建设上提供了相关建议。
李春光[6]2015年在《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以来,高管股权激励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欧美发达国家,股权激励被视为促进公司高管与股东利益相结合以实现高效率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上世纪80年代获得长足发展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实践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美国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大公司和会计事务所的丑闻便涉及到股票期权制度的滥用。而美国花旗集团和微软公司宣布取消股票期权激励,则是对这一制度弊端的反映。股票期权制度客观存在的负效应,集中体现在道德风险行为上。但在迄今为止的理论文献中,针对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很少有文献从道德风险行为角度展开专门的分析。基于此,本论文选择了这一分析视角。本文以2006年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至2012年底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和剩余索取权理论为基础,采用文献梳理和理论推演、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企业高管道德风险行为的视角,分别从非效率投资、过度负债和股利“惜派”叁个方面研究了我国现行的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剖析了企业高管选择不同的投资政策以及融资政策和股利政策的真正动机,揭示了现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实施的问题。客观地说,从企业高管道德风险行为角度来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一种理论结合实际的机制性研究。本研究构建了股票期权激励、道德风险行为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沿着“股票期权激励—道德风险行为—公司绩效”的逻辑思路,通过理论推演,剖析了股票期权激励是通过道德风险行为间接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并实证检验了叁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理,本文将道德风险行为限定在投资、融资和股利发放领域的叁种机会主义行为,即非效率投资、过度负债和股利“惜派”。本文的分析框架及逻辑理路如下：首先,研究了股票期权激励与道德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理及其运行过程,认为股票期权激励将导致更多的道德风险行为；其次研究了高管道德风险行为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高管道德风险行为对公司绩效水平的影响；再其次,对股票期权的直接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了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分析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实施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本文较之于已有的文献,有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研究视角方面。经济学和管理学有关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研究多聚焦于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对股票期权有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选择从道德风险行为的视角来揭示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在逻辑方面具有一定的新意,使人们对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②关键构念方面。本文从公司财务之角度对投资、融资和股利政策等概念作出了新的解析,这种解析是注重从非效率投资、过度负债和股利“惜派”这叁个方面对高管道德风险行为来展开的,它试图突破先前的相关研究；③数据处理方面。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的设计,在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上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拓展,使之更加接近理论假设,这主要反映在以高管所持股票期权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比重来作为衡量股票期权的指标,以弥补作为虚拟变量的股票期权在样本数据筛选中的不足：④实证检验方面。构建了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阐述了道德风险行为在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具体地讲,是以股票期权为解释变量、公司绩效为被解释变量、道德风险行为为中介变量、董事会监督为调节变量,从而构建了合理的实证回归模型,对道德风险行为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董事会监督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相对符合实际的结论。本文有关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是一种试图在前期分析文献基础上有所创新的研究尝试。论文以股票期权激励、道德风险行为和公司绩效等为核心内容,从制度规范、形成机理、行为过程等方面考察了目前我国公司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探讨,论文的分析框架、逻辑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新意,但由于本人理论认知水平和数据资料的局限,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索。
曲春青[7]2010年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公司金融理论起始于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着名的MM定理,该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研究的出发点。MM定理的成立完全依赖于有效市场、投资者理性与完全套利等假设前提,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完美。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学者围绕着放松MM定理的种种严格假定对公司金融理论的各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发展形成了考虑公司税的MM理论、权衡理论、融资偏好理论、代理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等着名的理论流派。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行为金融理论的兴起,学者们认识到管理者和投资者的非理性可能对公司决策和资产定价产生影响。心理学研究成果被应用到公司金融研究领域中,逐步形成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放松了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使之更贴近资本市场和企业的现实情况,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有关公司融资、投资、股利分配和兼并收购等金融决策问题,并较为成功地解释了一些经典公司金融研究中的所谓“异象”。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西方金融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是否能够成功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以过度自信为代表的管理者心理行为偏差对公司金融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因此,本文试图研究以下问题：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行为偏差?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本文在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基本框架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融资行为和股利政策等公司金融决策问题的影响,得出了一些重要相关结论,并给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是绪论。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性介绍,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选题与研究意义,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结构安排、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最后简要评述了本文研究的创新、不足及对下一步研究的展望。第2章是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金融决策问题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和相关文献述评。首先,本章介绍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定义及表现,并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形成原因。其次,本章结合Baker、Ruback和Wurgler(2004)提出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模型,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公司金融决策的原理进行了简要分析,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接下来,本章对已有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单述评。本章根据研究内容将相关文献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并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和不足进行了简单评析。本章为本文后面研究假设的提出以及实证检验的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是基于并购频数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设计。本章首先评析了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然后论证了以并购频数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合理性。最后借鉴Doukas和Petmezas (2007)的研究思路,结合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基于并购频数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提出使用3年内进行3次及3次以上并购作为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并对该指标的合理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进而为接下来几章的实证研究确定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同时为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对上市公司金融决策行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第4章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本章在第3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第3章提出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支出规模和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以及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的投资规模和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都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过分高估自己的决策能力和判断能力,常常高估投资项目的收益或低估风险,而更愿意从事投资活动,从而盲目地扩大了相对投资规模,导致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本章还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体现为对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敏感,而不是对自由现金流的敏感。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重筹资轻使用”问题的原因。第5章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本章继续采用第3章提出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资本结构、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短期负债比率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对公司未来收益的高估和对未来风险的低估,导致他们倾向于低估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而选择激进的负债策略,即进行较多的债务融资,而且债务期限结构比理性管理者的债务期限结构更短。第6章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本章仍旧采用第3章提出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会显着降低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过度自信管理者由于高估投资项目的收益和低估风险,而更愿意从事投资活动,具有过度投资倾向,同时偏好于内部融资而非外部融资,因此往往会降低股利支付从而增强内部融资来满足其过度投资的需要。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本文第4章和第5章结论的正确性。本章还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掌控的公司规模越小,降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倾向越明显；而掌控派现能力较强公司的过度自信管理者,则倾向于支付更高的股利；但是盈利能力强弱对过度自信管理者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并不产生影响。第7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在前面几章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探索。第一,本文力图找到一个既符合心理学、行为金融学原理,又符合中国上市公司现实情况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本文在梳理、评析前人所提出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借鉴Doukas和Petmezas (2007)的研究思路,结合心理学、行为金融学理论以及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把3年内进行3次及3次以上并购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并对该指标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这个在行为公司金融研究领域的大胆尝试,为今后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第二,本文力图验证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尤其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在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适用性。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能够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第叁,本文力图全面系统地考查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从投资行为、融资行为、股利政策等叁个方面,系统地验证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行为的确存在显着影响。第四,本文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股利政策影响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以往在行为股利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集中在股利迎合理论以及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扩展了行为股利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李莉[8]2007年在《公司价值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竞争环境的日益激烈，过去陈旧的、忽视价值目标的管理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公司的生存需要。因此，我国公司纷纷吸取国外知名企业的管理经验，开始尝试以价值增值为最终目标的管理方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公司在价值管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本文借鉴价值管理的基本思想，构建了公司价值管理的基本架构，分析其各个部分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指出价值管理框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实现价值管理目标的作用机制。并且从促进公司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从资本结构、资本投资、并购重组、股利政策和公司治理五个方面，分析了价值驱动要素的作用渠道和作用机理。本文结合实际情况，研究了我国公司应用价值管理方法的现状，总结归纳了实践成果和取得的经验，剖析了在价值管理战略、价值驱动要素和价值评估方法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阻碍我国公司价值管理发展的障碍，并以长江电力公司为例，利用价值管理框架，对该公司价值管理方法的运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价值管理实践的利弊得失以及促进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的作用效果。最后，在系统分析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价值管理实践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完善公司价值管理的对策。
张艳[9]2003年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文中指出证券市场信息是交易者据以正确预期基础资产价值变动有关的信息，从广义上讲，应该定义为一切能够在不同强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与事件的信息。信息博弈是参与证券市场博弈的各个主体在包括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接受与反馈在内的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中，围绕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进行的博弈。 证券市场的运行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信息的处理过程。发行者根据宏观经济及自身信息确定发行证券，并按法律披露一定的信息，投资者收集宏观及微观信息并加以分析和处理形成投资决策及投资行为，投资行为产生的结果又形成新的信息，从而进入新一轮的信息处理过程。 证券市场有分散风险、收集信息、企业监控、直接融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几大经济功能，本质却在于证券市场的信息功能。首先，直接融资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信息功能的完善与否。其次，证券市场对分散风险、企业评价与监控的有效性取决于证券价格的有效性。价格发现和证券市场的监控功能取决于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从根本上讲，监控功能即信息功能。最后，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也有赖于证券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这一点实质上是以上两点的综合，如果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较高，投资者根据证券价格信息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引导资金及资源向需要融资且效率较高的公司流动，而且，投资者也能对融资的公司实行有效监控，以保证所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实质上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随着我国加入WTO，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国内市场都将渐次开放，迎接国标同行更为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带来更大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的风险和挑战，如何规避风险，迎接挑战，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是现阶段的重大任务。这就使加强证券市场信息监管，完善信息监管制度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由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反馈叁部分有机构成。信息源是整个证券市场信息产生的源头和运行的起点。信息源中的博弈包括: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层次的信息博弈，其博弈行为有:上市公司经理层与所有者之间以及股东之间围绕提供真实信息进行的博弈。股东对经营者形成监督的基本条件就是要获取真实的信息，而出于对信息搜寻成本和效益比较的考虑，小股东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放弃了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客观上就为经营者(经理层)在信息源提供不完全、甚至虚假信息创造了条件。 上市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信息博弈。其具体的信息博弈行为有: 第一，上市选择过程中绩差和绩优企业的“劣驱良”博弈。不论是在审批制下还是在核准制下，公司上市仍然实行额度控制。由于公司上市不是采取市场选择机制，造成了绩差企业、绩优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当监督成本较高而监督所获收益相对较小时，政府选择不监督的策略，这就给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提供了可能。当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的造假成本远远小于其造假所获收益时，绩差企业会选择进行业绩伪装。这样，绩差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驱逐绩优企业的同时，信息源头的虚假业绩信息披露就产生了。 第二，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定价的信息博弈。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况下，以筹资和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定价机制决定了上市公司在财务状况业绩公布中的捏造信息和盈利预测信息严重脱离实际的博弈行为。包含综合信息的新股发行价，如果定位不合理，实际上在信息源就造成了对投资者的信息误导。 第叁，公司上市后财务状况与业绩公布中的信息博弈以及投资信息公布违背承诺的博弈行为。 此外，还包括在信息源头利用信息占有和垄断优势进行的内幕消息获取与利用中的信息博弈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通道中的信息博弈包括证券市场信息搜寻中大小股东之间的博弈，信息传递中代理者与信息提供者串谋的信息博弈，证券交易中信息加工的博弈，这里面又包含信息欺诈博弈、“散户跟风”信息博弈、机构监管者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与违规者之间的信息博弈，上市公司配股中的信息一博弈，预期行为的博弈以及中介机构的信息博弈行为等。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反馈中的博弈包括股市变动中投资者如何对股价变动作出反应而在彼此之间进行博弈;机构投资者对股市变动作出的反应，通过传播真真假假的股价信息、行为信息、和政策信息引诱中小投资者，散户对上述信息做出反应，采取跟风博弈:政府对市场变动信息做出反应、调整政策，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做出反应、调整交易行为的博弈;以及证券监管机构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和市场交易状态做出反应，采取监管措施，交易主体对监管举措做出反应，采取违规或不违规的抉择等。 证券市场上信息提供、信息传递与加工以及信息反馈构成信息运行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反复进行、周而复始，成为一个循环过程:信息博弈也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反复地不断地进行。 信息运行及运行中博弈的每一次循环，都不是上一循环的简
田素青[10]2007年在《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目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被各界广泛关注的两个焦点问题——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和股权结构的关系入手,结合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及各国的实践,在对股利政策和股权结构的定义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按照上述思路,在吸收和综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重点探讨了股权结构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同时提出了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几种假设,并在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分配的总体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理论分析进行了比较和求证。选取与股利政策有关的各种财务指标,从股权结构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流通性两个方面,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清晰地描述了不同股权结构公司股利支付的动因变化,通过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本文假设。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有较大的影响,首先非流通股股东偏好于现金股利,其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同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权流通性有了很大的变化,对股利政策也出现了较大的影响。最后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问题从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两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从投资价值角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D]. 彭朝晖. 中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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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D]. 樊勇.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4]. 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分析与政策建议[D]. 孟庆华. 内蒙古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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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机制研究[D]. 李春光. 浙江工商大学. 2015
[7].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D]. 曲春青.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8]. 公司价值管理研究[D]. 李莉.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9].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D]. 张艳. 四川大学. 2003
[10]. 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研究[D]. 田素青. 天津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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