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意义非常深远。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表示了共产党人要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提出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P1094－1095)邓小平同志也在党的八大上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3](P217)他还进一步阐述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又提出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10余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尤其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党的建设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研究。
一、关于概念
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宗旨和任务所作的新概括，是一种外延定义法，即从功能角度对党所作的一种新定义。在逻辑上概念可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在辩证法上可分为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这两对矛盾分别构成一个范畴。概念的定义方法如果是从内涵出发，大致反映结构和本质；如果是从外延出发，大致反映现象和功能。过去我们对共产党的定义一直以内涵定义法为主，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主要强调其本质的阶级性、先进性。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作为非法的革命党所处环境十分恶劣，要流血牺牲，任务非常艰巨，因此，党要特别强调本质上的纯洁、先进，这样才能保证打赢战争，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后，党面对的环境不那么恶劣了，但管理、建设、发展的任务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特别繁重，任务范围扩展了，这将推动从功能、外延上定义党的需要。从本质定义发展到功能定义可能有历史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曾多次使用过这种方法。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过去内涵定义法对社会主义的规定是公有制，按劳分配。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与原来的定义法就有了较大区别，这样目标更具体，更强调了效果。
从内涵上定义和从外延上定义有较大的不同。内涵定义法强调事物的本质，具有纯洁性、准确性、一元化的特点，但也有封闭、收敛的特性；外延定义法强调事物的功能，具有综合性、灵活性、多元化的特点，但也有开放、发散的特点。如果只从本质、内涵上理解执政党的地位和要求容易影响党的功能的发挥，容易产生绝对性，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如果只强调外延功能，其无限列举性容易走向泛化，甚至会逐渐远离本质，产生机会主义或庸俗化（表面化）。
一般地说，内涵决定外延，本质决定表象，结构决定功能。这种决定作用是立竿见影、釜底抽薪的。比如腿部关节坏了，腿马上就不能执行走路的功能了。但功能也可以反作用于结构。这种反作用是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仍然会釜底抽薪。比如腿长期不走路，关节就会逐渐僵化，肌肉萎缩，最后甚至坏死，彻底失去走路的功能。革命过程是用改变结构的办法来改变功能，和平演变的过程是用改变功能的办法来改变结构。我们需要全面正确地把握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看到其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的内在统一性，不能用内涵否定外延，也不能用外延否定内涵。既深刻理解其外延上的功能特点，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又牢牢把握其内涵上的本质特点，高度重视由于功能变化可能给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带来的影响。“三个代表”思想新角度的定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转折。
“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性”和“本体性”的偏正关系。“本体性”是指客观事物的本来属性，“代表性”是指对客观事物的集中反映。江泽民同志在论述“三个代表”的涵义时，没有直接说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有直接说代表先进文化，而是说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语法上采用了定语加“的”字结构即偏正结构的表述方法。这种表述强调的不是本体性，而是本体的动态方向，强调代表的是定语后面所定的事物，这与过去理论上的表述有所不同。代表不等于本体，代表不等于掌握，代表是集中，是抽象，是质变和升华。本体是第一性、基础性的，但并不能直接全面反映本质；代表是第二性、抽象性的，应该是能够全面反映本质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生产力是第一性的，是原点；生产关系是第二性的，是飞跃，是生产力的概括和代表，但仍然有初级性，上层建筑则是生产力的高级代表。在这个抽象过程里面，几乎看不到第一性的东西了。列宁曾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三个代表”的理论意义体现在它的“代表性”上，即体现在党的先进性和它所掌握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而不仅仅是本体目前的状况。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整套概念作为工具、作为“云梯”，就无法完成这样高度的集中过程，就无法从现象攀登到本质，就无法认清“代表性”与“本体性”的关系及其深远意义。
“三个代表”本身有个内部结构。世界上凡是三分法的事物都可以找到一个二分法的内部结构，这是因为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三个代表”中，生产力概念的三个要素：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构成三分法结构，把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合为劳动资料，合为物，生产力便成了人和劳动资料，有机因素与无机因素的二分法结构。在生产力、文化、人民利益的三分法构成中也可以找到一个二分法的内部结构，即把生产力作为一个概念，它虽然也包含着劳动者的因素，但主要是从物的自然角度出发的；文化的概念属另外一个序列，是上层建筑范畴；人民利益的概念因为利益有一个归谁所有的问题，因而它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凡是利益问题都涉及关系问题。所以，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即生产方式。因而二者也可以一起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因素，这样，人民利益与先进文化就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更高层次上形成新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这个结构里，人民利益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革命者、执政者，在二分法中我们要坚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立场。要正确处理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辩证关系，在对待生产力上，既要重视劳动资料和资本，更要重视劳动者和科学技术。在对待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我们走的是多样化的道路，如果不坚持矛盾的主要方面，很容易出现“漫流”现象。所谓“漫流”现象是模式借喻，一条大河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滚动过程中，先是泥沙渐渐淤积使主干河道变浅，河水在整个河滩上形成无数小溪，这样，主流消失了。漫流经过一定的时间，其中的一条小溪可能符合了流体力学的某些原理，渐渐加大冲刷力，河道越冲越深，越冲越大，其他小溪也归流于此，最后形成新的主河道。这种现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表现在原苏联，从苏共“主河道”到叶利钦“主河道”，中间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漫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提出要让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但是他提出了一种所谓的新思维，即要搞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提倡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开放政治禁区，实行多党制等等。这使得苏共的政治目标模糊了，阶级性模糊了，社会上一下子涌出几百个政党，在政治上形成了漫流现象。当那些资产阶级的“小河道”冲刷到一定程度，新的政党、新的势力基本形成以后，叶利钦起来一发难，苏联便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这是国际共运史上不能多得的重大教训。
我们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主旋律、主体、主导，又有多样性，多元存在。既要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但同时我们要警惕，漫流中可能产生新的主河道。我们依靠主体、主导、主旋律形成社会制度的内涵结构、本质；利用多样性、多元存在的功能在制度的外延领域增加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和活力。从哲学上说，不依靠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辩证法不是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忽视矛盾次要方面的辩证法是僵化、教条、麻木、迟钝的辩证法。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采取回避、模糊、折衷和实用主义、庸俗化等态度的人不是阿斗，就是居心叵测的机会主义；这会出现通过“漫流”的过程改变“主河道”，通过改变功能反作用于结构的办法彻底改换本质。如果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模糊了自己的阶级主体性，忽视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思想中居矛盾的主要方面，忽视了“漫流”的反作用，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摆得不正确，那样，早晚会“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二、阶级分析和制度、体制的比较
鉴于当前世界上，主要是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掌握着现代化的文化手段，在讨论、比较谁最能完成“三个代表”时绕不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给我们的体制平台主要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历史创造的阶级主要是奴隶和奴隶主阶级、农民和地主阶级、工人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几个阶级、几种制度、几种体制平台都已退出了社会历史舞台，因此，进行阶级比较和制度比较时，只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比较。虽然个体经济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个体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有社会制度配套的体制平台，因而它不是一种独立完整、长期稳定的体制形态。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以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战胜了封建主义，并使世界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在今天，它仍然代表着一部分先进生产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还在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之所以比其他的私有制先进，究其原因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利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一部分私转化为一定程度的公，把小转化为大，把个体生产转化为社会生产，所以，市场经济机制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延续、繁荣的动力源泉，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作用是从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开始的。在这个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发现了市场经济体制有巨大的社会功能，而且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它像动物的皮一样可以从资本主义身上剥离下来为社会主义所用。他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党的十四大接受和发展了这个重大理论，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此之前，我们并不清楚这个体制的作用，而是把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起否定、一起扔掉的，现在看来，当时这种看法和作法是一种简单化。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杂志关于潘晓的来信“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其道德主题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那时候，人们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伦理思想角度对其进行批判的。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认清了，这就是商品二重性和商品交换的伦理原则。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作了充分的论述：商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实现商品的价值，即主观为自己；但其生产的商品是为了让别人使用，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它在生产中尽量使商品符合消费者的需要，这样才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说客观上又是为别人。“看不见的手”通过这种二重性的交换使私有制最后的积极作用被挖掘出来。
商品交换虽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了，但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同先进的生产力相结合，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才在价值规律的驱动下得以蓬勃发展。而且，“看不见的手”使得资本主义由一般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在这里，商品交换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得以实现，竞争成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灵魂，成了市场经济区别于一般商品经济的最主要特点。市场机制能够帮助供需双方进行选择，实行很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无数个微观环节中自发地推动改进技术、降低成本，经济地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可以更广泛地动员资源，让生产自发地服从需求，能够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机制帮了资本主义的大忙，成了它到今天仍不灭亡的重要武器。我们也正是看到了它的这种体制上的特点，才把它从资本主义身上剥离下来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仅仅想用商品交换的机制，那么完全可以停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利用这种竞争机制、这种市场作用。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剥离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发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发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能够真正稳定地成熟、完善起来，无疑将使中国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前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发明，社会主义是苏联的首创，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邓小平理论的独创。如果它能够长期发展，独立完整地自我复制，它将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作出非常实质性的贡献。社会主义的真正优越性很可能就在于此。迄今为止，除了市场经济以外，历史还没有展现资本主义有更新的武器；迄今为止，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历史还没有展现私有制之后人类有更新的社会形态。历史已经证明，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体制层面，市场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如果我们能把两个优越性都拿到手里，而资本主义手里只有一个优越性，岂不胜利在望？对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先是高兴，然后是怀疑，现在是害怕。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一事表达的既是仇恨又是害怕。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人提出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这实际上等于让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经济，如果这样的话，让最有社会主义代表性的力量退出了市场经济，哪里还有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我们要学资本主义的正是这个先进的体制武器。现在部分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运行出了一些问题，这本来是历史逻辑的必然，题中应有之义，本不该少见多怪。这本来是从实践中产生新理论，从吃力中登攀的大好机会，退之、躲之、避之、非之，是智叟的逻辑，不是愚公的逻辑。所谓历史逻辑的必然就是，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竞争保持主导地位，公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竞争保持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最重要最主要的结合点。在这个结合点上，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等还有很大的空白、空间。对这些空白，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本质的提示，社会主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建设任务。困难小的事物背后不会藏着伟大。毛泽东、邓小平把我们领导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困难前面，这是我们民族的荣幸，就看我们的党今后有没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气魄和能力了。
我们只学市场经济体制，不学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它有严重的局限性。
第一，在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上，资本主义倾向于无机因素。从生产力的三个构成因素看，人是有机因素，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是无机因素。由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还由于资产阶级保护自己独占剩余价值的权力来源在资本的私有制上，所以，在生产资料和人的对立统一中，它始终倾向于资本一方，倾向于构成上的那部分死的无机因素，因此，它见物不见人，由资本说了算，由资本决定雇佣和解雇工人，通过资本实现对人的管理和统治。并且，科学技术也是它的奴隶，也得跪倒在它的脚下。资本主义有一整套的办法使科技从劳动方转移到资本方，使科技力量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剥夺劳动。资本不代表劳动者和人民的利益，它站在无机的一方，排斥有机的一方，阻碍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有机的大多数人和科学技术形态的生产资料的结合与发展。而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它倾向于有机因素，重视人和科技形态的生产资料的结合与发展。社会主义认为，物是重要的，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它是为人服务的，应该服从于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潜力，而且在现实中它已经创造过惊人的奇迹，如我们在经济十分困难、科技水平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依靠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只花了美国1/60的钱，便达到了美国原子弹和氢弹的同等水平。
第二，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必然形成排他性垄断。竞争代表着一部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资本主义的竞争是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办法，用优势的生产力剥削弱势的生产力，通过剥削进行选择，从而达到转移财富、优胜劣汰的目的，当大多数弱势者的财富转移到极少数优势者手里以后，资本主义的垄断便形成了，垄断使得最大多数劳动人民脱离了先进生产力，形成了两极分化。由于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它通过市场来配置和调动生产力，劳动者成了被它处置和剥削的工具，所以，竞争就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反社会化的道路。同时，垄断的出现，还导致了社会对消费的过度选择。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对全世界随意掠夺，从而使其消费极其充裕，它竭力鼓励消费，过度满足需求，特别使那些不合理的社会需求也得到了满足，让社会呈现出一种摆阔斗富，挥霍无度，纸醉金迷的糜烂景象，从而造成对社会生产和能源的极大浪费。再者，为了垄断的需要，资本主义大力发展军事技术，从而使军备竞赛的浪费更加惊人，导致了无以数计的人类资源和人类生命的浪费。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建立在对科学技术垄断的基础上，因此，资产阶级千方百计阻碍科学技术的物质普及，这也是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弊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它采取严密封锁、严格控制的办法，不让高技术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物质的结合。为此，甚至不惜采取卑劣手法。如当年安阳玻壳厂从日本引进玻壳生产技术时，日方并没有真诚地履行合同，把关键部分的资料截留隐瞒了，并设下了“暗钉子”，致使安玻生产的产品大量质量不合格，造成严重损失，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反社会的一个方面。但是，有人对此始终有糊涂认识，他们说，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科技先进，社会文明，如果我们也搞资本主义，不是也能很快发展起来吗？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垄断阶段，它是决不愿意看到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出现的。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一个话题：假如让现在的猴子再变成人，它还有这种可能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原来的猴子进化为人，是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时间，而它当时所面对的只是自然灾害，只要克服大自然对它们的局限，就可以慢慢进化了。但现在的环境就根本不同了，现在地球上已有这么多的人类，不可能再让猴子重新慢慢地进化成了，人类对猴子进化的排它性竞争使它绝对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了。所以，如果我们也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只能跟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后面，当它的附庸，受它的垄断剥削和压迫。只有另辟蹊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利用各种优势，迅速发展壮大自己。
第三，在宏观配置能力方面，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竞争可以减少过高的配置成本，但垄断又消除了这个积极因素，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处于两难境地：垄断与竞争并存，配置成本过高与获取超额利润同现，既想保持竞争，又要追逐垄断。所以，表现在配置资源的成本上，资本主义的浪费比社会主义大得多。因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尽管都是生产力的组织方式，但这两种方式的特点是不同的，前者是自觉的、确定性的，后者是自发的、统计性的。在统计性的自发配置中，大量的生产力被破坏和浪费掉，而在确定性的自觉配置中，则可以节约大量配置成本。如在经济战场的赛马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喜欢好马，都不喜欢死马。但二者对弱马、病马、老马的态度却有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对弱马是加速让它们在赛场中倒下、死去；而社会主义不但喜欢好马，而且对那些弱马、病马也很关心，想方设法让它们重新健康强壮起来。因此，二者对生产力发展的效果就大不相同了，资本主义在残酷的优胜劣汰中，让弱势企业破产倒闭，造成社会的动荡和生产力的破坏。而社会主义则通过扶持、帮助弱势企业使它们摆脱困境，重新焕发生机，尽可能减少破坏的程度，这大大保护和转化了生产力。再者，由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导致其对社会生产的宏观调控相当乏力，当出现一些大的经济发展失衡时，经常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而社会主义的调控则有充分的条件和办法。所以，尽管资产阶级能代表一部分先进生产力，但有很大局限性，而社会主义则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尤其是当工人阶级学习和掌握了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方法以后，这种代表就更加具有独特的优势。当前，我们一方面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三、关于先进文化问题
共产党要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代表，这是“三个代表”中最新的内容，也是江泽民同志关于执政党功能的最新提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也曾提到过先进文化的概念，但把文化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江总书记的重要发展。
“文化”的概念大小很不一致，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它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文化”概念群中的一个中概念。还有一个大概念，包括自然科学。大“文化”概念除了非人类社会的东西几乎无所不包。这种大“文化”概念很难与共产党相联系。还有一种小概念，专指中概念的高级部分，小“文化”概念有很浓的贵族气息、绅士味道。我们过去最常用的是中“文化”概念。“一穷二白”中的“二白”是把科学与文化并提，是为中“文化”概念。历史上，文化是劳动的结晶，其源头和初级形态在劳动人民那里，而它的高级形态和领导权则基本上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如高雅的音乐、舞蹈、诗歌、绘画等皆出自统治阶级文人之手，反映它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因而，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然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也有超阶级的因素，如语言、文字等，它就是一种工具，谁都可以使用。在文化的构成中，凡是有阶级性的，有先进落后之分；超阶级部分，有的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有的没有。凡是本质上超阶级的文化领域，即使某地方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也都可以通过技术性的办法来转化，所以，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且，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反映，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它已经是第二性的东西了，“代表”又是被代表对象的第二性。第二性的第二性，如何检验其先进与落后，其本身已无法规定标准，因此，判别文化先进不先进的标准不在其自身，而在其反映的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第二性的东西要由第一性来检验。
在文化领域里，如果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人民利益，无产阶级就必须首先取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实现政治地位的转变。同时，还要学习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领导先进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坚定的立场和广阔的胸怀，既坚持自己的阶级主体性，又承认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因为，学习文化首先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承历史上的文化遗产，而这个继承又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高级文化都是剥削阶级创造的，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但区分起来相当困难；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文化基础相当低，取得政权后，面对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确实受到自身的很大局限。这是自己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因此，在对待文化问题上，很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一概否认过去统治阶级创造的文化，认为没好的，要全部打掉；也不承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有局限性。如“文化大革命”中横扫“封、资、修”的极端作法，结果导致了“文化沙漠”的出现。另一种是忽视我们在文化上的阶级主体性，认为历史上统治阶级，尤其是当前资产阶级创造的文化都是很优秀的，是文化的主流和代表，因而形成文化上的自卑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勇于承认自己的阶级局限性，积极大胆地学习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而大大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阶级主体性，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阶级先进性，充满阶级自信力。
当前，我们在克服阶级局限性上还任重而道远。没有文化，或不掌握高级文化是不能主导社会发展的，而当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还远远不够，要让他们真正地当家做主，我们就得首先较快地完成对文化的分析、加工任务，解决文化、尤其是高级文化的阶级转移问题，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高级文化，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很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更加彻底，更加灵活。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还完成得远远不够，在实现过程中，还有很多艰难的课题。尤其在当前的市场化过程面前，我们要把握好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教育不能完全市场化的原则，因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完全市场化是一种产生阶级、固化阶级的机制。实行完全市场化，学文化要钱，受教育要钱，无钱寸步难行，那么，有钱人就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没钱人就不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形成恶性循环，接受教育的人群就要固定化，进而形成阶级的固定化。这样，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就改变了。因此，这是我们在克服阶级局限性上必须十分注意防止的一个问题。同时，在坚持自己的阶级主体性方面，我们也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因为，历史上作为被统治阶级而具有先进性的，只有工人阶级。奴隶和农民阶级在受剥削、受压迫时也会反抗，甚至也能夺取政权，但他们由于自身的弱点却没有完整、独立的阶级意识，不能成为独立执政的阶级。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只有得到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帮助才能取得胜利；在执政以后，也只能在短时期内代表一部分农民的利益，而且会很快走上退化的道路，如朱元璋的明朝政权就是例证。因此，他们既不能保持本阶级的阶级性，更不能超过自己对立的阶级。而工人阶级的阶级先进性却是独有的，它既有独立、完整的阶级意识，又有强烈的执政意识，它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其大公无私等先进性又远远超过对立的阶级，所以，它能很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工人阶级的独有的先进性与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文化，能够创造有自己阶级性的文化，能够批判地吸收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创造的先进文化有关。任何阶级性如果不能凝炼成为文化形态，尤其是高级文化形态作为载体，都不会成为有先进性的阶级性，都不会具有执政能力，都不会稳定地传递和自我复制。毛泽东曾经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过去，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种先进性，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当时，国民党认为他们经常打败仗是由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太高明了，因此，他们把这些战略战术印成小册子发给他们的军官，但学了以后仍然打败仗，这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腐朽性，另一方面说明了阶级先进性的巨大威力，说明方法论也受阶级局限性所规定。在国际共运史上，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曾一度保留了这种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后来随着他们失去了阶级先进性也就失去了政权。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党提供了一个继续保持阶级先进性的机遇，但同时也存在着使我们失去阶级先进性的严峻挑战。如当前的企业改制问题，有一些改制办法是让企业管理者持大股，拿巨额报酬，让一个工人一年拿1万元工资，而让一个企业管理者却拿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元，这个管理者还是工人阶级吗？他还有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吗？作为个别现象这尚不说明问题，但如果成了普遍现象，那共产党的经济基础性质不就改变了吗？共产党固然要利用私有制的责任心、责任机制来发展经济，但却不能模糊自己的阶级主体性，主要还得依靠公有制的责任心来发展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因此，公有制责任心是我们阶级主体性在管理文化上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上，我们一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思想，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二是工人阶级政党要坚持自己的阶级主体性和先进性，克服阶级局限性，大力发展工人阶级文化，还文于民。三是要始终坚持开放性，大力学习、吸收、继承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改善自己的文化构成，提高文化素养，尤其是要大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彻底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
由于“三个代表”思想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表述，在微观上落实时有一个很长的转化链条，需要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很多层次、环节来实现，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能直接挂钩，否则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如改革开放前有一种说法，叫：“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讽刺一些地方乱拿单位财物的不正之风。有些工人认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我是工厂的主人，主人拿自己家里的东西还不行吗！其实这不是一回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主人翁，但一个工人并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从工人到工人阶级中间有很长一段距离，有很多层次。简单挂钩是一种错误。又如某私营企业主认为共产党要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只能发展他们入党，这更是一种简单的、片面的直接等同。因为，“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体，不能分割，代表者不但要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要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资产阶级在本质上只代表资本的利益，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仅仅是部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共同的代表，因此，它没有资格成为“三个代表”。我们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三个代表”，它不但能很好地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还能在初级阶段代表资产阶级的部分利益，不但引进了资本主义，还要支持和保持他们的发展，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品质。也正是这种大公无私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创造了令西方经济学家为之震惊的成绩，他们将其称之为“中国之谜”。这是鉴于在苏联经济转轨时，西方要让其转变为私有制，但由于苏联原来共产党和公有制的基础，如何才能转变呢？如果采取渐进办法，就会阵痛很长，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在会诊后开出了一个“药方”——实行“休克疗法”：原来的计划经济一下子全部停止，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他们的逻辑推导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一党制和公有制，强调无私性；而资本主义和多党制都强调私有性，因而它根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让共产党先转或让经济体制先转都有很多矛盾，因此，只能来一个一块转的“休克疗法”才能“对接”。然而，也正是这个“休克疗法”把俄罗斯的经济一下子搞垮了，而且10年没有缓过劲来。但西方并不认为是这个“药方”不行，因为他们的“药方”是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反观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渐进的改革开放政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开始西方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是两套体制，无法接轨，但发展到1998年和1999年，我们却取得了令西方无庸置疑的成功，使得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称其为“中国之谜”，萨缪尔森、施蒂格利茨等人说：“看来公有制不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其实，这个谜底很简单，就是共产党的大公无私性，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共产党坚持让别人先富而自己后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领导国有企业从一个无私的经济单位变成一个自利的经济单位，但这自利是以单位利益为本位的，然后又引导相当多的人走上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大量的市场主体，虽然他们都是自私的，但共产党不自私。如果共产党一开始就自私，那改革就完了，权力就会参与市场的瓜分，干扰竞争的平等。所以，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必须无私，要实现三个代表，首先要坚守住这一条。同时，共产党不但能认识科学，还能服从科学，而服从科学主要就是取决于大公无私，这也是共产党克敌致胜的重要法宝。因此，只要我们共产党人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嫁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同时又非常注重生产力中人和科学技术这个根本要素，坚持自己的阶级主体性，坚持党的无私和干部的无私，坚持科学，服从科学，掌握高级文化，这样就可以同时实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重大历史要求。这是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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