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川秀树的真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汤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川秀树（1907—1981）是日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因提出了介子场理论而对现代物理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因此获得了1949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日本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论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等。现在，汤川秀树已作为本世纪一位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而载入世界科学的史册。美国著名科学家韦斯科夫（V.F.Weisskof）曾将汤川秀树和爱因斯坦、玻尔并列在一起，称他为“科学大师”。的确，汤川秀树就是东方的爱因斯坦、玻尔，在他身上，不仅可以发现那些伟大科学家所共有的高贵品质，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鲜明个性和特点。因为他的科学事业和科学思想，除了体现出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容纳之外，还表明了他深深扎根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老庄哲学的丰厚土壤中。汤川秀树的真理观，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一、科学与真理
作为一名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科学家，汤川秀树自然地把探索科学真理当作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他认为，科学研究当然是从经验事实开始的，但仅有那些经验事实是完全不够的。事实上，各种经验事实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混合体，而是按照一切种类的方式相互联系着的。追寻或发现经验事实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研究活动，而通过这种科学研究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确认经验事实，并最终建立起表示大量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的某条定律，也就是发现科学真理了。可见，探求科学真理是根源于科学之为科学的一种内在本质的规定：“那些或多或少抽象的概念或命题的排列和我们那些具体经验之间的时空关系，在这两者之间是否可能找到什么更高层次的关系呢？这是科学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所以，汤川秀树强调，科学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和验证，更不能只是为了实用，“它倒是应该起源于一种更基本的欲望，起源于一种可以说是发现真理的欲望”。（同上书，第108页）
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在这个问题上，汤川秀树是一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了素朴的实在论观点。他首先承认在外部世界中“存在着与我们的主观情感无关的事实”（同上书，第115页），即承认实在的客观性。其次，他也表示“我们相信存在着某种叫做真理的东西。这种真理的最纯粹的形式可以在形式逻辑定理和数学定理中看到。……真理是不可否认地存在的”（同上书，第118页）。那么，客观实在与真理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汤川秀树认为，正是外部世界的经验事实使真理具有了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内容，也就是说，真理即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认识，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求这种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真理。（参见同上书，第118—119页）因此，在汤川秀树看来，科学只是“发现真理”，但并不创造真理。他说：“人类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科学来。人类在创造科学中所能做的就是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中的某种东西。人类必须在自然界中发现的两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基本意义下的原料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同上书，第85页）显然，汤川秀树认为科学真理只不过是对自然界的本来面貌的再发现，是人类认识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汤川秀树的这种客观真理观，在现代物理学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自从发生“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危机”以来，许多现代物理学家往往把各种新发现的基本粒子看成是非物质的，否认其客观实在性。这样，他们也就否认了关于基本粒子等科学发现所具有的客观内涵，把真理性认识归结为人类知觉主体的主观选择和约定等。汤川秀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尽管各种特意设计的实验对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意义，但“物理学家们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什么东西来。他们能够利用加速器来产生新粒子，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原因。……于是人们又可以说，‘人类发现了隐藏在自然界中的新东西’”。（同上书，第87页）所以，虽然物理学家们可以通过建造日益庞大的设备和使用效率更高的电子计算机发现各种基本粒子等新的事实，但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新的事实，因为其中多数粒子将不是基本的，它们可能只是由少数几种真正基本的粒子构成的，而“在这些基本粒子背后完全可能隐藏着一个更简单的基本实在，基本粒子能够利用这种基本实在来加以说明”。（同上书，第133页）可见，现代物理学所发现的新事实首先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基础，是客观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对它们性质、面貌、数量、范围等的认识固然离不开人类这一知觉主体的认识活动，但这种认识活动却不能决定它们自身的存在与否，而只能决定人类认识它们与否以及这种认识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正因此，汤川秀树强调，科学家们的工作并不是要去创造真理或创造基本粒子，而只是“揭示隐藏于自然界的真理”（同上书，第86页）。
二、真理的相对性
汤川秀树是一位很富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家，他肯定了科学和人类认识可以获得真理，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把通过科学认识所获得的真理看作是绝对正确的和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事实也就证明了科学及其科学真理永远不是十分完备的。任何科学认识包括真理都只是人类认识领域中的某一方面或认识历程中的某一阶段的成果，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彻底地、一劳永逸地完成所有的认识，因而它只是相对性真理，而不是终极性真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的进步，真理也要不断丰富、发展，或改变自己的形式。
具体来说，汤川秀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的：
首先，汤川秀树认为，真理并不是无条件地普遍适用的。数学定理往往被公认为是一种具有最普遍适用性的“数学真理”，例如，我们可以从在一个篮子里取出两个苹果两个梨得出共取出四个水果这个毫无疑问的真理，但二加二等于四这件事的充分成立，却并不取决于从篮子里取出的是什么水果及取出水果这一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件事似乎证明了二加二等于四是一种永恒的普遍的真理。然而，汤川秀树说：“真理的发现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经验”，“我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排列自己经验的过程中发现了它的”。（同上书，第118页）也就是说，真理来自我们人类在面对客观事实时所获得的某种经验。当我们从一个角度组织排列我们的经验时，就会得到一种真理，而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组织排列我们的经验时，就会得到另一种真理。这些不同的真理不仅是可以相容的，而且也是必然客观地存在的。二加二等于四作为人类经验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普适性，而在另一种经验的组织形式里，就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关于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汤川秀树所分析过的另一条数学真理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体系中，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就是一条数学真理，而另一个与之相抵触的命题即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不等于两个直角被当作矛盾命题予以排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后一命题是绝对的谬误，因为“如果采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体系，人们就必须相反地承认这个命题代表着真理。这就蕴涵了同时独立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的可能性——虽然这些逻辑体系往往相互排斥”。（同上书，第119页）这表明，对于不是共同存在于正常意义下的空间中的不同的人类经验组织形式或不同的逻辑体系来说，是完全可以具有不同的真理形式的。
其次，汤川秀树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并没有“终点”。任何真理都只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历程中的某一阶段性成果，它既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因此，在科学上没有绝对不变的认识或定理，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获得新的真理，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步。汤川秀树的这种真理的相对性思想得自两方面思想背景的启发和支持：一是汤川秀树所十分喜爱的中国古代老庄哲学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老庄哲学强调发展、变化的绝对性和人类认识的相对性，这显然有助于汤川秀树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汤川秀树说：“老庄的思想既不是宗教，又不是伦理。其特点可用不同于‘到达’的‘通过’或‘一时停止’来表达。所谓‘到达’与目标、终点相联系。相对来说，‘通过’有通过某点、在某点停止一时之意，有不是终点而是中间站的细微差别”。（《汤川秀树著作集》第4卷，日本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319页）“在《老子》、《庄子》那里，没有明显的到达点。它们是非常独创、有趣的思想。……（老庄）绝无终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同上书，第320页）二是近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启示。汤川秀树根据近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史，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喜欢具有“通过”特点的老庄思想。他说，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不可能有“到达”的终点。“普朗克、爱因斯坦等几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推翻了牛顿力学。这可能说得过头一点，但总之牛顿不是终点，到达点似乎应长时间停车，但结果只是通过的途中一站。至今我还不知哪儿是终点”。（同上）
三、求真之道
真理、特别是科学真理是怎样获得的呢？究竟什么是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中的新东西”的真正方法或者说是“求真之道”呢？这是哲学上、科学上及人类一般认识中都十分关注而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重要问题。汤川秀树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而且通过认真的研究和自己科学研究的体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可以说，汤川秀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其真理观中最有特色和最有价值之处。
汤川秀树认为，人们要想能够发现真理，就必须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正是科学思维方法“可以造成自然界中人类一直未知的真理的发现”。（《创造力和直觉》，第87页）近代科学的伟大开创者之一伽利略说：经验和推理是科学赖以建立的两根支柱。这意思是说，科学中有两种基本的思维方法，一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一种是以推理为基础的演绎法。这是两种受到人们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的方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逻辑思维方法。不过汤川秀树认为，这两种科学思维方法虽然为我们所熟悉，但却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因为发现真理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过程，而我们却“很难发现在这两种方法中能够使人类思维成为真正创造性的根源何在”。（同上）那么，什么是能够发现真理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呢？汤川秀树坚信那就是在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之外的直觉思维方法。在不同的场合，汤川秀树分别用“直觉”、“灵感”、“想象”等说法来表达这种直觉思维方法，并把它与以抽象、演绎等为基础并遵循着固定的思维程序的逻辑方法相区别。直觉思维方法是人脑中突然出现的、打破逻辑常规的顿悟和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汤川秀树指出，科学发展往往是通过找到某些方法来吸取新旧两种对立理论中较好的部分、并排除其错误的部分以得出一种新的理论来实现的，而这里所说的“某些方法”就是指直觉这类创造性思维方法。正如他所说的：“物理学从20世纪初期以来的发展，就是走了这种道路。在这样的事例中，单靠逻辑学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直觉地把握整体，并且洞察到正确的东西。”（同上书，第42页）
汤川秀树在真理观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发现并十分强调，东方人所擅长的直觉思维方法不仅可以作为现代科学发现真理的有效方法，而且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越来越需要以直觉思维方法作为进行科学发现的基本方法。汤川秀树通过回顾物理学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一方法论特点。从17世纪以来，近代物理学已沿着越来越精确和越来越定量化的道路持续前进，这就导致了一种明显脱离直接经验的抽象化倾向，而且用抽象的术语表示出的一些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不过直到19世纪，这种抽象过程都还没有离开一定的事实而使人们能够自行观察，抽象的数学表示还是自然界发生的现象的一种忠实表象。但是到了20世纪的物理学，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直接的对应关系了，而且，从物理学的角度看，从抽象的理论中得出的那些数学关系，只有一小部分是能够直接验证的。这样，由于物理学的抽象化和数学化的趋向日益发展，初始的假说变得愈来愈抽象，不断地远离经验，因此要建立一些可以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便没有一条可以遵循的固定的逻辑通道。正是由于感觉经验同概念命题的联系不具有逻辑的本性，汤川秀树才相信从个别到一般的求真之道是直觉性的。虽然直接经验总是假设或公理的基础，但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是一种不是必然的直觉联系。所以，要发现这些公理或定理仅仅依靠逻辑的方法是困难的乃至无济于事的，而是需要依靠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方法。
为了进一步说明直觉方法在探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汤川秀树还具体分析了直觉和抽象的关系。汤川秀树指出：“人类必须从直觉或想象开始，然后他才能借助于自己的抽象能力来前进”（同上书，第92页），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任何富有成果的科学思维中直觉和抽象总是交相为用的”（同上书，第93页）。因为不但某种本质性东西必须从我们丰富的然而多少有点模糊的直觉图像中抽象出来，而且作为人类抽象能力的成果而建立起来的某一概念，也常常在时间的进程中变成我们直觉图像的一部分。从这种新建立起来的直觉中，人们可以继续作出进一步的抽象。譬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四维时空世界虽然要比牛顿力学的时空概念抽象得多，但是它在今天已成了物理学家们当作进一步抽象的基础的直觉图像的一部分。所以汤川秀树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抽象的数学形式体系永远是科学思维的最后产物；而在科学思维中直觉是起着比通常所注意到的更加重要的作用的。”（同上）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实了汤川秀树的观点。纵观现代科学史，绝大多数科学发现都是来源于直觉的，正因此，现当代许多著名科学家、科学哲学家也都十分强调直觉方法在科学发现中的重大意义。如爱因斯坦就是以倡导直觉方法著称的。他说：“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4页），现代科学发现的道路首先是直觉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是一种“创造性的直觉”，也就是“灵感的激起和释放的过程”。（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977,P32）
不过，尽管直觉思维方法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著名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对它也已非常重视，但汤川秀树还是担忧人们并没有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批评当代物理学严重地“老化”了，也就是说，由于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越来越借助于数学工具和计算机而片面地抽象化了，这种片面的抽象化趋势已使人丧失了科学中最可贵的、最富有活力的创造性思维。今天的物理学家们往往对大型加速器和复杂的高速电子计算机感兴趣，基础物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似乎就在于从大型加速器中获得大量的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输入高速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并把所得出的结果和理论公式相比较。汤川秀树指出：“在我看来，物理学前景的这一相当令人失望的变化，是和科学思维中关于直觉及抽象的主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创造力和直觉》，第81页）同时，这种变化还进一步显示了现代科学正在不断地脱离哲学和文学之类其他文化活动，即现代文化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这一严重现象，而造成这一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直觉和想象已在今天的科学活动中被降到很次要的地位。面对这种局面，汤川秀树表示：“然而，我并不认为对自然界真理的探索就这样结束。我坚决相信在揭示潜藏于自然界的真理的努力方面，人的大胆想象至少像大型机器一样重要。……在那里，每个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同上书，第84页）。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汤川秀树还表示相信用东方人所擅长的直觉思维方法是可以补救现代科学发展的“老化”问题的：“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象，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同上书，第83页）。
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汤川秀树对东方式直觉思维方法的提倡，并不是作任意的拔高和简单的套用，而是以接受并消化现代物理学理论和西方合理的逻辑方法为基础的，是在粒子物理学的艰辛研究和放眼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体味中的积极改造。同时，汤川秀树也深知传统的东方式直觉思维方法缺乏分析等局限性。因此，汤川秀树实际上是主张只有融合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才能有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家来说，非常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思维方式和将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思维方式自古就有，二者都需要，这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二者只有互补，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式”（《汤川秀树著作集》第7卷，第11页）。
四、真理的源泉
一种真理的发现或思想理论的产生，除了根源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思想理论自身的深刻根源和发展规律。它既与前代人所提供的思想材料、研究成果以及所提出的种种矛盾、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又与个人所受的文化传统、知识教育、个性素养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汤川秀树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的产生也不例外，它也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汤川秀树对此是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的。所以，汤川秀树也十分重视对自己的科学发现和思维发展的思想渊源和知识背景的研究与总结。
汤川秀树强调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发现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有两种背景知识对他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就是：一是由希腊文化所开创的严谨、实证的西方科学传统，二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确，汤川秀树的自我分析是对的，他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可以说就是东西方这两种不同文化相融合的伟大产物和成功范例。
汤川秀树指出：“人类的抽象能力对于创立像物理学这样一种严密科学来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创造力和直觉》，第92页），西方近代科学正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科学传统是由古希腊人首先开创的。汤川秀树虽然是在一个与西方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但与大多数现代科学家一样，也是在接受了西方科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之后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的。1964年汤川秀树在希腊雅典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作为一个已成为物理学家的人，我完全意识到希腊人给予我的恩惠，正是他们开创了把深藏在自然界中的真理揭示出来的伟大事业。”（同上书，第77页）汤川秀树认为，像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这类天才人物的出现，才在古希腊（而不是任何别的国家）创立了后来发展成为我们所知的近代科学的自然哲学基础。毕达哥拉斯能够利用数与数之间的简单而确定的关系把握自然规律；德谟克利特则想出了不可见的微小原子和关于虚空的抽象概念，这些通过哲学思辨获得的成果对近代科学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于是，在近现代科学史上，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科学家经过长期艰苦研究之后，得到一个满意的结论，但他们欣喜之余却发现，这个结论早为古希腊的哲人以抽象的形式提出来过。因此，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汤川秀树也指出：“看来现代物理学似乎在许多方面带来了古代哲学的回声”，“如果我们把现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追溯到它的本源，那么最终就会追溯到希腊的自然哲学；……我一直觉得和这些古人比和西方的现代思想家更加亲近”。（《创造力和直觉》，第145、61页）
但是，科学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东方文化特别是老庄哲学与现代科学之间也发生了像古希腊哲学与近代科学之间的那种内在联系。汤川秀树认为，如果说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传统，那么，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则正在逐渐转移到东方哲学传统上来，所以汤川秀树说：“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唯一源泉”（同上书，第51页）。东方哲学中那种强调整体和谐、对立互补、直觉思维等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存在着许多奇妙的契合之处，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迪。F.卡普拉在其《物理学之道》中就证明了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哲学和宗教思想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参见灌耕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那种认为只有西方的逻辑思维方法才是唯一适合科学发展的看法，虽然很流行，却未必正确，而且，持那些看法的人正由于忽视了东方文化中所蕴藏着的丰富的直觉、想象和类比等创造性思维，从而大大降低了科学预见的能力，导致了现代科学的“老化”现象。对此，汤川秀树深表焦虑，他利用自己丰富的东方文化素养和科学研究体会，阐述了以老庄哲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传统对现代科学的重要意义。
汤川秀树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熟悉道家哲学，老子和庄子是他最感兴趣和最为喜爱的两位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其他物理学家不同，对我来说，长年累月吸引我、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老、庄等人的思想。它虽是一种东方思想，但在我思考有关物理学问题时，它仍不知不觉地进入其中”（《汤川秀树著作集》第7卷，第20—21页）。那么，为什么老庄哲学能够成为汤川秀树在探求科学真理过程中最重要的知识背景和哲学基础呢？这恐怕得主要归因于其所蕴含的丰富的直觉、想象、类比等思维方式对汤川秀树的启迪作用。在汤川秀树看来，尽管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与希腊思想完全不同，不能纳入形式逻辑的模式中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庄思想是不合理的，相反，重视直觉和想象，追求用看似简易实则高明的方法处理人类的最深刻复杂问题的老庄哲学，正可以用来补救注重抽象和逻辑的西方科学传统的不足。对此，汤川秀树常以庄子和惠子关于“知鱼乐”的濠梁之辩故事来加以说明。（参见《创造力和直觉》，第53—54页）在濠梁之辩中，惠子的观点表明他不承认一切未加证实或很难证实的事物，其论证方法看起来比庄子更有逻辑性。而庄子则珍视直觉和含糊一些的想法，主张对像鱼之乐这类很难实证的问题采取一种直觉性的、模糊性的、审美距离性的容纳态度。汤川秀树认为，惠子的看法接近于科学的传统观点，而庄子的看法则体现了一种他非常有同感的现代物理学精神。
汤川秀树由于以东方思想，尤其是老庄哲学为重要的理论源泉，来创造性地进行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从而使他具有了鲜明的理论个性。“汤川现象”在现代科学家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使他们重新认真地思考和评价东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海森伯原将科学研究的理论源泉仅仅放在西方文化上，后来他就改变了这种看法：“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科学研究对于理论物理的巨大贡献可能是一种迹象，它表明在东方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着某种确定的联系”（《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第5页）。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普里高津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普里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这些表明了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对现代科学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合理性”。
五、真理与价值
由于现代科学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具有日益巨大的社会功能，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取得了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而科学真理更是被看作代表着一切价值，或者说，科学真理本身就是一切价值所在。这样，科学家除了努力探求科学真理之外，不需要再关心科学之外的价值问题，也不必关心科学与社会、伦理等关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真理问题与价值问题实际上是处于分离的状态。当然，这种分离状态并非从现在开始。可以说在古代，人们就明确区分了自然哲学和社会道德哲学，认为前者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和事件，后者研究人类的行为和理想。直到20世纪，许多科学家还认为科学与伦理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居里夫人就说过，科学研究的是事物而不是人。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页）科学只涉及真假的事实判断，而好坏之类的价值判断是在科学的范围之外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所起的复杂作用，使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了科学技术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人类本身。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正在受到威胁，一系列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人们已经没有理由再将真理问题与价值问题割裂开来，认为科学无须关心与它有关的社会、伦理问题了。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人类智慧的产物——科学的出现，要阻止我们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科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增进了个人的幸福和自由。他认为应该按这个最高的价值标准来检查今天的科学。（参见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各类学者和公众开始“按这个最高的价值标准来检查今天的科学”，对科学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作认真的反思，汤川秀树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可以说，汤川秀树对科学真理与价值关系的思考，构成了其真理观中又一个颇具特色的内容。
汤川秀树早年由于性格孤僻等原因选择了能尽量避开同社会接触的理论物理学作为学术领域，但恰恰是理论物理学又使他接近了社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在物理学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从而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敬，人们希望他回归社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他的专业知识被用于军事用途而导致全人类面临核武器的威胁，尤其是日本成为最早受核武器之害的国家，使他感到震惊，唤起了他作为一位科学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并在这一新的思想基础上深入地思考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科学活动是人打开自己面前的未知世界来发现各种新的可能性的那些努力的一种表现，那些被称之为“科学真理”的东西只提供发现某种新的可能性的事实判断，却不能必然地保证这种新的可能性发现将会有益于人类。“事实上，关于科学会使人类幸福，是从来没有任何保证的。”（《创造力和直觉》，第165页）一种真理的发现既可以带来幸福和繁荣，也可以导致人性的丧失和人类的毁灭。既然科学真理的发现并不能自动地导致人类幸福，那么人类就有必要对科学的社会价值作主动的选择。譬如，汤川秀树把原子能比喻为一种人类自己创造的新的动物，它既可以被驯化为一种对人类有益的家畜，也会变成一种凶猛无比的野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理智所作的价值选择。汤川秀树说：“原子能的问题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而且，它起源于存储在人们头脑中的科学知识。看来任何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必须同样从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得出。”（同上书，第150页）这就是说，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能够决定人类整个命运的新问题已经出现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了，对于人类来说，保护自己不受原子能的威胁就是一个高于一切的目标。这不仅需要有政治上的措施、条约以及善意的声明，而且还需要有关于人类价值的新的思维方式。当然，汤川秀树也意识到在那超人的任务与人类努力的软弱无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要消除这种差距，仅仅靠人的理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它还有赖于各种客观的物质条件、有效的实际步骤和来源于全人类的自觉良知。
如同世界上一切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一样，汤川秀树是战后时代最直言不讳地反对将科学滥用于战争以及支持实现国际和平的科学家之一。特别是作为一位原子物理学家，他首先投身于废除核武器、追求核时代的世界和平的运动。为此，他积极参加了帕格沃什会议等反对使用核武器和废除战争的活动，大力宣传组织“世界联邦”的思想。通过这些，汤川秀树身体力行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一个现代科学家的真理追求是必须与他的价值选择相统一的。正如他说的：“从对原子的研究发展到原子能的应用成为实际可能性的那一时刻开始，一个人就再也无法把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跟他在其他活动领域中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分割开来了。人们再也不能宣称，不管原子能用于什么目的，都是和研究人员本身无关的了。……当科学研究成果开始获得实际应用时，这也就标志着伦理思考和道德思考的闯入。”（同上书，第164页）
汤川秀树认为，造成现代社会中真理和价值的分裂是有着诸多深刻原因的，其中，科学发展所造成的日益精细的科学分化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科学的发展远远不是促使人在许多不同方面形成和发展一种整体性观点，而是倾向于分裂和破坏这种观点”（同上）。科学发展的这种趋势一方面将进一步破坏人的各个方面的统一，甚至最终会导致他的人性的丧失（同上书，第165页），另一方面则在现代社会造成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普遍分裂（真理与价值的分裂现象不过是这种分裂的一种表现）。因此，汤川秀树在一篇短文《现代人的智慧》中，提出通过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而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平衡。在更多的场合，汤川秀树主张现代人应向东方的古老智慧特别是道家思想学习，学习它们关于尊重人和自然的本性、提倡顺其自然的生活、追求整体和谐、对人类文明采取警醒和批判的态度等思想，认为这些古代思想对于我们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
汤川秀树对真理和价值以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离状况的忧虑是非常真诚感人的，虽然他的解决方案不无过于简单化、理想化的色彩，但还是能对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启迪。事实上，汤川秀树所作的这些尽管只是一种探索，却是一种怀抱着希望的可贵探索。他说：“对于人类来说，听天由命可能是重要的，我不得不失望的时刻可能来到了。但是我还没有丧失希望。”（同上书，第34页）所以，我们也不妨引用汤川秀树自己的一句话来评价他对真理的追求：“人生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使生活更有价值，这个目的超越了一切成败问题。”（同上书，第48页）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有关同志的资料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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