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东亚论文,生产率论文,阶段性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由以往赞扬东亚的成功转变为批评其失败。我们注意到，这一转变使克鲁格曼“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在中国变得颇为流行。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学者在各种场合重复着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方式的批评。还有的学者认为，东亚发生的危机是“对依靠高投入推动的高增长的质疑”，中国必须以此为诫等等。这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东亚国家，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其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 ）对增长的贡献率也应如发达国家那样高，其增长才可能是可持续的。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这说明在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仍受到忽视。下面，我们从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结合中国实际，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进行若干讨论。
一、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克鲁格曼“东亚无奇迹”的主要依据是东亚国家TFP 的相对增长较低。我们由此可看到TFP度量的重要性。 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判断。另外，我们还看到，不同研究者对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度量有着非常不同的结果，并直接导致对增长方式判断上的争论。可见， 在讨论增长方式时， 我们有必要对TFP的度量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克鲁格曼“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普遍的看法是东亚的TFP 提高和技术进步被艾尔温·扬、劳伦斯·劳和克鲁格曼等人低估了。下面，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东亚国家的TFP被低估的种种可能。
1.TFP内涵的影响
我们知道，对TFP增长的估计是通过计算增长余值得到的。 余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故索洛把余值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因此，当我们对增长来源做更细致的划分和识别并予以分离时，余值部分就会随之变小。按照新古典的生产理论，TFP 应该是仅限于非体现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然而，在实践中，很少有学者真正采用这个概念。乔根森等人所采用的TFP 概念是最接近此定义的。为此乔根森等人做了巨大努力。他们对投入和产出在详细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核算，按部门构建了详细的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指数。即使如此，他们对要素质量的识别仍然远远不够。实际上要想确定要素投入的质量变动在多大程度上被识别是相当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因而，可以认为在实践中要得到符合新古典生产理论的、仅限于非体现技术进步的TFP是不可能的。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概念，是实际产出与实际有形投入的数量变动之差额。这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既包含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体现的技术进步（与资本质量提高相对应）以及人力资本增长（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相对应）和其它不可观测的因素的贡献。艾尔温·扬所采用的TFP概念比流行的TFP概念要窄。劳伦斯·劳计算的技术进步虽然比艾尔温·扬更接近流行的TFP 的概念，但也比流行的TFP的概念要窄。 艾尔温·扬使用了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和收入份额法计算要素的产出弹性。这是以完全竞争的假定为前提，且以封闭经济的理论为基础的。劳伦斯·劳没有象艾尔温·扬和流行的那样采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劳伦斯·劳等人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规模收益均显著地大于1，其中，香港为1.288，新加坡为1.340，南韩为1.381，台湾为1.370。如果把规模收益归入TFP增长，那么，由劳伦斯·劳等人计算结果得到的东亚NIEs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提高20多个百分点。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加起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都可达到40%以上。而对5 个发达国家作同样调整后，他们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在50%左右至70%以上。
如果采用按照新古典生产理论定义的TFP， 并把要素质量的改进定义为体现的技术进步，则技术进步是体现的与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之和，那么，技术进步由要素质量改进和TFP（或增长余值）的提高构成。 如果对要素投入的质量改进予以较多的识别，则会使TFP增长变小， 但总的技术进步不会改变。显然，这样一个仅包括非体现技术进步的TFP 定义对于解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意义不大。因此，在这样的定义下计算东亚NIEs的TFP增长，充其量只能说明东亚NIEs 的非体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而不能得出东亚NIEs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重要的结论。
影响“余值”大小的因素实际上非常复杂。除了产出、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外，制度的变动、宏观政策的变化、分析期的差异等也都会影响到“余值”。这意味着，如果在那些经济体制相对较稳定的国家里，“余值”中包含的制度因素可以忽略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正在经历体制改革的国家，制度因素对“余值”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实证研究表明，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动对“余值”也有显著的影响，而货币和财政政策会直接影响二者的相对变动。如果把这些包含在“余值”中的变动都解释为生产率的变动，显然也是不妥当的。再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波动或周期性，分析时期的不同选择也会影响到对“余值”的测算结果。如新加坡的TFP增长为什么比其它NIEs小很多？ 据分析，这与新加坡当时投入巨资修建新机场有关。
2.方法论的差异带来的对东亚经济TFP的低估
按照新古典生产理论，测算TFP 的生产函数中包含着要素替代弹性等于1的假定。可以讲，这样的假定并非完全符合实际， 特别是对于东亚地区。在东亚地区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技术趋势呈现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转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呈下降趋势，导致资本要素的收入份额随时间下降。如果假定产出增长率一定，这时，归因于TFP增长的余值将会相应增加。 而在东亚地区，由于正经历一个迅速的资本深化的过程， 因此对东亚国家TFP增长的估计存在一个比其它国家都要大的向下的偏差。
资本存量度量是经济增长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由于资本品种类繁多，效率模式各不相同，效率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大任意性，因而不少学者直接用折旧模式作为替代。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变化非常快以及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使得不少资本品在还没有达到经济寿命时便提前报废。这常常造成实际折旧率高于经济折旧率及名义折旧率，使得资本投入由于折旧不足而高估，并使TFP增长被低估。
另外，由于不同年代资本品都是以投资成本的价值量数据为基础的，所以不同年代的投资相加必须换算成不变价才能进行。在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品种结构变动非常快的今天，资本品价格指数的适当选用也是个颇为困难的问题。因为产品的质量、效率的提高常常与价格变动是同时发生的，很难精确地识别价格上涨中哪部分是和商品质量、效率提高成比例的，哪部分是因不成比例引起的。一般来讲，官方公布的价格指数均不能对不成比例的质量增长予以充分考虑。这样，在发达国家常发生对资本品的过度平减。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较明显的非均衡，国内的价格指数不能充分反映出进口机器设备在质量、效率上的改进，因而常常发生对资本品的平减不够，从而导致TFP增长的低估。
对于人力资本的度量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劳伦斯·劳和世界银行都把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函数的一个投入。人力资本投入都是使用受教育年数度量的。这里包含着的不合理因素是非常明显的。一般来讲，用受教育年数来度量人力资本，在发达国家往往被低估，而在发展中国家往往被高估，并使TFP增长被低估。另外， 也有人用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度量，但教育支出是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劳动的收入常常界限不清。
影响要素投入度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设备利用率。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动比发达国家快，因此设备利用率也低于发达国家。一般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利用率常常被高估，从而也会导致TFP增长被低估。另外， 在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时，应注意不同国家间在数据的统计分类与收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直接影响到可比性。
我们在上面提到了若干东亚NIEs的TFP 增长被一些研究者低估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20多年来东亚有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难以解释这些国家得以保持长期的高储蓄率。尽管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都较慢），但实际上，其绝对增长率并不比发达国家低。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关于东亚增长方式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概念、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做了不同的处理而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由于它的内涵与所采用的假定、要素加总和度量密切相关，乔根森（1995）甚至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和要素投入度量存在误差的结果。显然，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内涵含混的概念和指标在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中，特别是进行国与国间的比较时有着很大局限性。我们在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经济分析、政策分析时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超越发展阶段吗
现在我们转到东亚增长问题争论的另一焦点。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东亚NIEs的TFP增长被艾尔温·扬等人低估，但一般仍同意20 多年来东亚NIEs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发达国家仍低得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仍是要素投入的观点。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东亚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而支持“东亚无奇迹”的观点呢？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
经验研究表明，TFP 或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低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的阶段。只是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方式才发生了改变。其实，劳伦斯·劳的研究结果（除对东亚技术进步的估计偏低外）恰恰可用来证明这一点。他们的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的低增长率中TFP的提高或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大，而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较高增长率中TFP 的提高或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这说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具有阶段性特征。
首先，从社会需求的内容来看，在工业化阶段社会需求的内容多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以满足这些需求为目的的增长必然是以外延为主。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当人均资本提高到一定程度，产业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基础设施也趋于完善，即工业化得以实现。这时，增长的内容必然要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变，表现出更多地依靠内涵增长的趋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需求的质量、技术含量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根本上是由它们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的。可见，在需求的总体档次较低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有着巨大内需的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国实际、改变增长内容是不现实的。
其次，从技术进步发生的条件看，技术进步的发生总是以资本积累为先决条件的。大家知道，经济增长必然要经历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过程。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总体上讲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再有，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但需要投入而且具有风险，而且越是高新技术，风险越大。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条件进行高风险的、商业性的技术开发。同时，由于基础工业的相对薄弱，高新技术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也要困难得多。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占有比发达国家低得多。毫无疑问，中国尚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显然，中国应继续在农业、能源、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上增加投入，加快资本积累的步伐，扎扎实实，循序渐进。
另外，应看到技术进步是将认知形态的科学知识物化于生产过程中并进而物化于产品中，或者说是转变成物质形态的结果。而这一物化过程的实现需要进行系统的努力。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将大量现有的科技知识予以物化。这些现有的科技知识既包括我国自行研究的科研成果，也包括国际上广为采用的成熟技术。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也有工业基础薄弱方面的。这两方面的不利因素都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显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为了大力推进技术进步，中国更应强调的是知识的普及和应用，而不应过分强调那种局限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创新，或把目标定在追求科学论文发表的数量上。中国最缺少的是产业技术。在技术创新中，技术的作用要远大于科学的作用。在许多重要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决定创新能力的关键不是基础研究，而是大量的技术知识。事实上，前苏联尽管在基础研究上有大量投入，但并没有改变其生产技术落后的状况。
再次，从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的规律看，模仿总是比技术创新的成本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自然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也正是其后发优势所在。而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也不断地将一些成熟的产品转到低生产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去生产。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及成熟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能创造新经济增长点的高新技术的进步。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但不意味着其技术进步的速度一定快于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被归纳成“阶梯理论”（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按照“阶梯理论”，“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质量阶梯”，“北方”国家的企业要依靠产品创新才能支撑他们高成本的制造业。这是因为，如果“南方”国家能够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成功地仿制“北方”国家企业的产品，他们便能从“北方”国家企业手中抢占市场。这时，“北方”国家的企业就只能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作为反应，使自己保持在技术前沿上。这也直接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增长过程中所增长的内容之间技术含量的差别。实际上，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后发优势，和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上去竞争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然，由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特点，少数的先进技术可以与广大的落后技术同时并存。我们完全可以在少数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不能改变我国总体技术水平落后的状况。
总之，TFP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动态是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相联系的。超越发展阶段是不符合规律的。TFP 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一般只有在进入经济增长减速的成熟期才会出现。实际上，没有人能否定，30余年来东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太高。然而，要求东亚国家以及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TFP对经济增长象发达国家那样有很高的贡献率， 是不现实的。因此，仅仅通过考察经济增长方式来比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如何是不够的。
2.高投入并非一定是坏事
按照新增长理论，一个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也是能够可持续的。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资本收益可以是递增的。在技术进步被内生于增长过程中时，投资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由于这种理论框架的出现，独立于投资去考虑技术进步率或区分技术驱动的增长还是要素投入趋动的增长便意义不大了。这也就是说，被作为外生因素对待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可能变成一个陈旧的概念。尽管这或许是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但强调投资的重要性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资本积累及其回报率均可直接观测到，相对容易度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更直观。事实上，不但任何研究与开发、技术进步、技术创新都是投资的结果，而且技术进步的发生是以一定的资本积累规模或一定的资本密集程度为前提的。因此，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最现实的、具有决定性的增长来源——资本积累或投资上才是正确的选择。具体到我国特别应在改进投资的质量上下功夫，并把改进投资质量、提高投资（不论投资于工程项目，还是投资于研究与开发）的收益率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中心内容。不问经济效益、片面强调高新技术的作用，不但使其无法实现，甚至还会产生拔苗助长的效果。如何提高投资或资本的收益率涉及到发展战略、投资决策等广泛问题，在此不作赘述。
另外，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关键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而TFP的增长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利用实证方法得到的TFP并不能反映存在多少非有效的投入。比如，技术进步一般总是与资本密集化的进程相伴随的。然而，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资本积累阶段，为了使资源有效配置，从总体上讲，中国应注意采用劳动相对密集的技术。盲目追求资本密集的技术，将影响到资源从总体上得到有效配置。
克鲁格曼对主要依靠投入支撑的增长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实际上，高投入并不一定总是坏事。当有丰富的资源（如我国的劳动力、高储蓄率）可供使用时，尽量使这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使用显然是我们实现经济增长的首选途径。由此得到的快速增长绝非坏事，总比把它们闲置起来要好。尽管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追求TFP对增长的份额的难度， 但这种外延为主的增长方式，是资本积累所必要的。 按照斯蒂格利茨 （1998）的观点，“即使以最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东亚，东亚经济能沿着一个不变的生产函数增长并持续多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结束语
通过对东亚TFP被低估的可能性的讨论，我们看到， 作为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内涵含混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的差异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不同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概念、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常常做了不同的处理，会使结果不具备可比性。当我们在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经济、政策分析，尤其是作国别比较时，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的讨论，我们看到：（1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TFP 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一般只有进入经济增长减速的成熟期才会发生。发展阶段可以缩短，但难以超越。（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标志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地位的提高。技术进步的规律首先是经济规律，它的发生是与资本密集程度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它的发生绝非主观偏好的结果，也绝非免费午餐。（3）对经济增长来讲，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最重要的。 使我们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应是我们实现经济增长首选途径，在这个意义上，高投入并非坏事。（4）在我们追求经济增长时， 不论通过要素扩张，还是通过技术进步，其决定因素都是投资，因而投资的收益、投资的质量不论在任何进修都应是我们最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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