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诗“兴”论》导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导言论文,中国论文,核心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撰写此书的私衷，窃欲对中国传统诗论中的“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那是被朱自清先生称作“最为缠夹”①的。萌生这样一份愿心，说来已是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一九八六年春。我由母校山东大学转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适值徐中玉、陈谦豫两位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我承担了《比兴编》这个专题。因为久已留心，路径比较熟悉，材料有所积蓄，再加旁搜曲索，不日便大致完工，共得十余万言。这还是直接论及到“兴”的。至于那些虽理通于“兴”而言未及“兴”，有助对“兴”的理解，也被我顺便辑录下来的，更数倍于此。将这些资料排比整理，通读一过，我忽然若有所悟：“兴”是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核心。但我不敢自信，颇怀踟躇。后来，偶然读到台湾学者周英雄先生的大文《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其中有云：
兴的应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因为“托物言志”不仅和修辞有直接的关系，而间接牵涉到诗人处理物我的基本人生观。研究中国诗词，若能以兴为枢纽，进而循历史的一轴，追踪此一修辞与文学观之演化，则或能将中国诗词的精义，作更精确的界定。②
这使我顿生一种“所见略同”的欣喜。当然也不过“略同”而已，他与我的视点大不相同。他着眼于中国的诗词创作，我着眼于中国的诗学思想。倘他果真写出一部专门论“兴”的大著，我想与我的《诗“兴”论》也势将面目迥异。理解与解释原本就具有个人性。不过至少在“核心”之见上，彼此是“一点通”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种不期然的心相契合，使我感到此道不孤，便决然地以“核心”命之。
循历史的一轴，追踪兴义演变的源流端委，断离不开《诗经》学史，这也是我久已关注的课题，加以又对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颇感兴趣，便以《诗经接受史》为题，曾向学生开过两三度选修课。后来，这个选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但我深惮于两千余年纷纶纠结的《诗经》论辨，深惮于有“绝学”之称的经学，深愧于自己学力才力的绵薄，虽面对一大堆讲稿与资料，却迟迟不敢正式下笔。算来离社科基金的时间限度，业已愆期。不过，这却有助于本书的写作。
《诗经接受史》所以使我觉“畏途
岩”，还因为它包含两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一条是经学的，一条是诗学的，二者互相纠结，彼此渗透。西方的解释学由诠释《荷马史诗》与《圣经》发展而来。在中国，《诗经》接受恰巧包括这两个侧面。由“诗”着眼，相当于诠释《荷马史诗》；由“经”着眼，又类乎诠释《圣经》（只不过一者归结于“神”，一者归结于“圣”），可谓一身而二任。为了啃下这个酸果，我必得双管齐下。但经学史非我所能，只得仰赖前人的著述，诗学史方面，我化费数年之力，写就一部《中国诗学思想史》，从一般学术思潮的背景考察诗学思想的变迁。但我深知这样一部枯躁的纯学术专著，在当今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经济效益”的，难以被接受出版面世，只得任其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撰写本书的《兴与文学思潮》部分，却得益于它不少。
说这些题外之话，意在表明：我在探讨《诗经》接受的历史和诗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看法，特别是搜罗了大量资料。这本《诗“兴”论》容或有许多谬误，但它每一立论，都是具有资料为依据的。我的原则是让资料讲话，并且不避“堆积资料”之讥。据说治学之道，有高明者，有沉潜者。这颇象宋代理学与心学，有“下学而上达”，有“先立乎其大者”，有“支离事业”有“易简功夫”，互相讥嘲，左右佩剑。其实在我看来，仅就治学而言，只不过所入不同，非关才质：入自理论的，好逐玄微；入自历史的，好寻故实。我呢，真是“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既不能“高明”又不能“沉潜”，年光过尽，一事无成。
以上算是写作缘起。
二
古人对“兴”的极其看重，可以举出许多例证。“毛公书传，独标兴体”且不去说，另如宋人罗大经谓“诗莫尚夫兴”，③明人谢榛称“凡诗者，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④赵南星称“诗也者，兴之所为也”，⑤清人方东树论“兴最诗之妙用”，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本书所论，却不仅限“兴”之一字，而囊括所有由“兴”组成的概念、范畴、命题，其骨干与支架有三，依时代先后有：“兴于诗”、“比兴”、“感兴”（“感物兴情”）。不错，它们并非同一层面。“感兴”说属于诗的发生层面，“比说”说属于诗的表达层面（比兴后来也常指内容本身，姑不论），“兴于诗”（或“诗可以兴”）属于诗的接受层面。我所以将它们扭结起来一锅煮是因为古人就将它们弄混了。兴的本义是“起”。汉人释“诗可以兴”为“引譬连类”，与释比兴之兴同，便是混淆的开始。此后的荦荦大者如：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词也。
梁锺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目前之境，适与意会，偶然发于诗声，六义中所谓兴也。兴则触景而得……
清阎尔梅《示二子作诗之法》：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也……其间参差错落，连类生情，触兴而来，兴尽而止。是赋、比、兴三者，原散见于《风》、《雅》、《颂》之中，而兴尤灵通于赋、比之外。孔子所谓“诗可以兴”者，此也。兴，去音，而笺、注作平音，误矣。
清黄宗羲《汪扶晨诗序》：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因之，比、兴强分，赋有专属。及其说之不通也，则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结，有鸿沟南北之分裂矣。
挚虞释兴为“有感之间”，张戒释兴为“触景而得”，本是后起的、在“感物兴情”创作实践启迪下所发生的观念，他们却混同于传统的六义比兴之“兴”。锺嵘释比兴之“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则又混同于孔子“诗可以兴”之“兴”（所不同者，一为教化的，一为审美的），对此古人已经指出，容当后论。至于清人阎尔梅、黄宗羲之论，皆欲以孔子所谓诗可以兴、观、群、怨之“兴”，来贯通“感兴”、“比兴”、“兴于诗”不同的文学层面与过程。阎尔梅先论六义比兴，继而一转而变为“触兴而来，兴尽而止”的“感兴”，最后一之于接受层面的“诗可以兴”。说这是偷换概念，是对古人的苛责与唐突，但至少将三个不同的“兴”弄混了。黄宗羲不满汉儒的六义之分，其实他所引的“引譬连类”，所说的“以彼言此”，正是汉儒比兴说的要义。他又将兴、观、怨、群之“兴”说成是“景物相感”，即流行于魏晋六朝的“感兴”之说。他们企图力辟他人的混淆，却造成了更严重的混淆。不过他们以兴贯通文学过程，用现在的眼光来说，却颇有可取之处。用兴贯通，便是用主观的“情”贯通，用客观的“物”贯通，用作为主观的情与客观的物“融结”而成的意象贯通：“感兴”是诗的意象的发生，“比兴”是诗的意象的创造，“兴于诗”是诗的意象的欣赏与接受。本书的思路，大致就是沿着这条进路展开。
以上所举古人的混淆之例，不过是尤为昭明彰著者，此外尚多，不胜枚举。这些混淆，大约就是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缠夹”吧。至于今人有意无意的混淆，虽不象古人那么明显，却也是不胜枚举的。但这里不拟例举，以免引出不必要的纠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兴义的缠夹，还表现在有政教之“兴”，有审美之“兴”。蔡锺翔、黄葆真，成复旺三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有政教中心说和审美中心说。我同意并采用了他们的观点。确实，有宏扬政教的文论，有宏扬审美的文论；有注重政教的作者，有注重审美的作者；有强调政教的时代，有强调审美的时代。作为传统诗学思想的“兴”，亦复如此。几乎在它的各个层面，都有政教的审美的二义。即以最流行的比兴而论。毛泽东在与人论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⑦此信公开发表以后，曾引起热烈的反响，认同与发挥。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有博通的了解，他不满宋诗、倡导比兴大致来自明以后的观念。明代是一个极重艺术、罕言政教的时代，也是一个激烈地尊唐黜宋的时代（就主流七子而言）。从审美艺术规律上谈论比兴虽不始于明代，但明人强调尤甚，其突出体现便是七子之首李梦阳的一个论断：“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⑧“假物以神变”，正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寓于形象的思维”，与传统儒家假物以喻人伦教化的比兴之论大相径庭。在一般论诗的场合，笼统地将比兴视为形象思维固未始不可，但在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则应予以细致的辨析。正宗儒者将比兴当作政教风化、美刺讽喻的图解，将思想象喻化，如以“关关雎鸩，在河之洲”喻“后妃之德”，虽不能称为抽象思维，但也不过是偏于知性的取象思维罢了。诸如此类，兴义关手政教和关乎审美的不同性质，本书也须时时顾及。
在中国传统诗文论中，常以一字为主，组成一群相关词语，这一字便是这群词组的核心。如“风韵”、“气韵”、“情韵”、“神韵”，核心在“韵”；“滋味”、“韵味”、“兴味”、“意味”，核心在“味”。兴所生发的词组尤多，如“寄兴”、“托兴”、“寓兴”、“讽兴”、“志兴”、“意兴”、“情兴”、“境兴”、“感兴”、“伫兴”、“养兴”、“助兴”、“乘兴”、“兴会”、“兴象”、“兴趣”、“兴致”等等，核心也在“兴”。本书所论的兴，也包括这类词组和范畴。
但本书也有画地为牢之处，即所论仅限于古人在字面上提及“兴”的言论，其他均不正面引证。一些重要的范畴、命题，不管它们被认为多么与兴相通，凡字面上与“兴”无明确联系者，概不论及，以防“通假无边”，见仁见智随意发挥。根据这条原则，“意境”、“境界”之说，虽有人认为由兴、比兴发展而来，但文献不足征，只得割舍。
这里顺便对意境多说几句。近几十年来，意境的讨论甚多，评价极高，被视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征，与西方的“典型”说双峰并峙。从我尊崇的先生长者，到我所敬畏的后起之秀，专论意境之作，难以胜计。但意境（从字面上说）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果真有那么高的地位，为人所津津乐道吗？意境作为一词，在唐代仅偶一闪现，宋时泯没不闻，明清时出现渐多，但也不过并列于其他评诗词语，并求得特别垂青，专门论述。在古来繁多的诗论诗派中，作为一种核心主张与旗帜，标举比兴者有之，标举滋味者有之，标举兴象者有之，标举兴趣者有之，标举格调、性灵、神韵、肌理者亦复有之，却未见标举意境者。不错，王国维标举境界，但境界毕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意境。倘说意境是今人借用古人词语，对中国传统诗学精神与特征的高度概括，那是一回事；倘说意境这一范畴如何被古人所推重、张扬，则是另一回事。我知道这些话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我只是疑不能明，顺便将事实原原本本摆出来，将问题小心翼翼提出来，并且决不回应任何驳难。
三
如上所述，《诗“兴”论》之“兴”，包括所有由“兴”组合而成的文学术语、范畴、命题。把这个意义的兴看作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核心，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它贯穿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始终。二千年间，从“至圣先师”的孔子到“诗界革命”的健将黄遵宪，谈兴者不计其数，无代无之，兴义也随时代精神文化而发生演变。第二，它贯穿文学过程的始终。从作者对现实的诗意感发，到诗情的表达，到文本即作品内蕴的形成，再到读者的欣赏、接受、运用、解释、批评，皆有兴活跃其间。第三，它与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息息相关，往往起着矫弊与开拓的作用。也有对兴比较冷漠的时代（如宋），但后起的时代旋即加以责难与矫革（如明对于宋）。第一、三条是纵向的、历时的、动态的，第二条是横向的、共时的、结构的。纵横交错，兴就座落在其交叉点上。这三个方面，分别构成本书上、中、下三篇，即：“兴的历史变迁”、“兴与文学过程”、“兴与文学思潮”。
兴义的演变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它原就来自对《诗经》的解释。《诗经》的作者们吟唱情志，也同时吟唱到有某种干系的山川、草木、鸟兽、鱼虫，脑海中却并未横着什么赋法、比法、兴法，更未对赋、比、兴作出原始说明。赋、比、兴没有标准答案。后人的种种解说，端赖他们所处的文化精神，端赖他们的存在方式，端赖他们的文化经验。因而，本书追溯兴义的演变与缠夹，并不重在判定谁是谁非，而重在从文化精神、文学经验上探讨他们何以会做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在先秦实用精神的笼盖下，《诗三百》成为一切场合的实用之具，审美情感欣赏被实用目的所扭曲，“兴于诗”、“诗可以兴”成为举一反三、“告往知来”的知性思索，成为读诗修身的方法。汉代尊经重儒，重礼重谏，《诗三百》成为“谏书”，以劝谏在上位者带头遵行合于礼的社会政治人伦秩序。为将诗中微末的鱼虫草木鸟兽与谏的崇高义理相沟通，产生了“兴者喻”、“比兴”的解释方法，也造成兴义的最初缠夹。魏晋玄学兴起，庄老流行。但庄老玄学对诗学的影响并不象汉代经学那么直接、强制，而主要是间接的。它并不强硬地规定着什么，只是用重情轻礼的要旨为情感与个性的张扬开辟着道路，从而也为文学的解放开辟着道路。于是“感物兴情”、“感物兴哀”、“感物兴想”、“感物兴诗”之类的创作经验之谈，虽片言只语，却举目皆是。挚虞加以总结，概括为“兴者，有感之言也”。这与汉代的“兴者喻”原不搭界，但惯性力量又使他硬扭结到六义比兴中去，造成兴义的新缠夹。这是最关键的缠夹，后世的缠夹多与此相关，直至现在。稍后钟嵘以“文尽意余”释兴，则受到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唐人沿着“兴者有感之词”的路子走下去。因为所感的无非是“情”，旧题贾岛“二南密旨”便径直说成“兴者，情也”。这虽顺理成章，却也造成一定程度的缠夹。宋代理学近取佛教禅宗“治心”之学，遥接先秦孔、孟、《学》、《庸》的“内圣”之论，把诗（主要指《诗三百》）的功用重新深入到人格修养，所谓“自反”、“自省”、“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于是湮没千有余年的孔子“诗可以兴”、“兴于诗”之说突放异采，极为程、朱、陆等人所强调，认为“学之兴起，莫先于诗”（程颢）、“诗所以能兴起人处，全在兴”（朱熹）。理学对兴义的影响，于此最为显著，因为它关乎心性修养之学的要义。这虽然不是缠夹不缠夹的问题，但其中也偶有缠夹，细味所引朱熹语可知。后来，这种理学的义理之兴，逐渐转化为真正是有文学价值的审美之兴。此外，朱熹解《诗》，又带出兴义的其他一些缠夹。兴义的演变与缠夹过程，大致到宋为止，后来都是这些基本意义的运用、发挥。以上是上编《兴的历史变迁》所要论述的。
中篇《兴与文学过程》的“文学过程”一语，取自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指现实——作者——创作——作品——读者（包括批评家）——现实的整个运转过程。我的同事夏中义先生称之为“流程”、“艺术链”，是很形象而贴切的。⑨在中国传统诗中学，在文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兴都发挥着作用。“感兴”是作家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诗人在即目所见现身所遭的自然景物式社会人事中受到感发，获得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当他未曾获取这种激情与灵感时他期待着，酝酿着，澡雪着心灵，经验着外物，这就是所谓“伫兴”、“养兴”等等。而一旦获致了诗情与灵感，便“乘兴”而作，展开想象的羽翮，运用形象思维，“神与物游”、“神用象通”，以比兴，托兴、寓兴、寄兴等法，将自己的情思与感发这情思的外物融结一起，传达出来，便形成了具体作品，准确点说，形成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审美意蕴，形成“有意味的形式”。而读者，就是据此而“兴于诗”的。这成为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审美关系。他们欣赏着品味着，共鸣着，也在这个基础上理性地解悟着，打动甚至改变固有的情志，——这是中国古文论特有的“移情”说。批评家与一般读者一样作审美的欣赏，但他更偏重于理性的思索，他用比兴之法为诗中的兴象、意兴之类解码，作“郑笺”。清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比兴解诗最明显的例证。自然，在解释的过程中也渗透着评价，或者反过来，评论也总离不开解释。人向来以自己的价值观念理解、解释着世界。以上是从传统兴义符合审美艺术规律的一条线索论述的，至于另一条充溢着概念化、图式化的线索，正文中也一并论析。
下篇《兴与文学思潮》是将视野放大，在两千余年跌宕变迁的文学思潮中考察兴所起的作用。多年来我总是固执认为，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可以宋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核心线索是《诗》、《骚》之辨，后期的核心线索是唐宋（诗）之争。《诗》、《骚》之辨的焦点与实质是比兴问题，即艺术形象中是蕴蓄着美刺讽喻的政教内容呢，还是徒然地吟风弄月。当然这种正宗的比兴说借助于统治思想的儒学，有十分强大的威力，一直持续到清末。它时时矫革着空虚绮靡的诗风，时时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也自有不可泯没的功绩，不宜一笔抹煞。汉大赋可以说是比兴原则的第一次实践，唐代以比兴精神力革齐梁诗风的强劲思潮，是尽人皆知的。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和家国沦亡之时，比兴说又得到强调。而更著名的是清后期，在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下，比兴说得到最后一次有力的张扬。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论，魏源《诗古微》对比兴的阐发，陈沆《诗比兴笺》以汉儒比兴之法解后世之诗，便是这股思潮的反映。唐宋诗之争主要着眼文学内部的审美规律。宋诗的主流与代表是江西诗派，其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讲究法度，重视书本。陆游、杨万里走出江西诗派的重要标志，便是转向从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中寻找诗料，获致诗兴，所谓“诗以写兴忘工拙”。严羽首先向宋诗发难，以“兴趣”、“意兴”区分唐宋诗。以前后七子派为主流的明诗承接严羽，尊唐黜宋，提倡比兴（作为形象思维的、审美的比兴），提倡兴象玲珑，并以之区分唐宋，后来逐渐发展为清初王士祯的神韵说。至于“诗可以兴”之“兴”，作为文学思潮，主要是在晚清，梁启超、黄遵宪等主张用文学感发人心，改革政治，改造社会。以上是下篇的主要内容。
四
这些年来，我离群索居，也真是够久了。离群索居虽无人事之烦但也有孤陋寡闻之弊。由于条件不便，我已经多年很少阅读报刊杂志。自从毛主席谈论比兴的一封信发表以后，探讨比兴、兴等的论文真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至今仍不断有新作发表。但我读得很少，这是非常遗憾的。我的观点可能有与人乖违之处，这并非有意标新立异；也可能有与人雷同之处，也并非有意掠美。
专门论兴的著作，有赵沛霖先生《兴的源起》，我是读过的。他主要运用西方的原型理论，李泽厚先生的“积淀”之说，循着闻一多先生开启的路子，对《诗经》中被汉儒称为“兴也”的鱼虫草木鸟兽的描写，追寻其神话和宗教的根源。认为“兴的起源即人们最初以物代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⑩他的探讨颇为启人心智。但由于年代渺邈，文献不足征，也颇为不易。他对兴的这种探讨与本书所论完全是两码事，互不搭界。本书探讨的是古代诗论中的“兴”及其发展、演变，严格说来只能始于孔子说《诗》和汉儒解《诗》，其解说的动机与着眼点也绝不在原始宗教，而在于现实的政治程序，人伦关系。这是一种人文思想。另外，本书的重点还在于探讨中国传统诗学思想中以兴为核心的审美艺术规律。
本书的题目《诗“兴”论》，主要是指古人的“诗兴论”，即古人是如何论述兴，如何以兴论诗的，因此采用的方法是以古证古。但既然是我的眼光所看出的“诗兴论”，既然是我对古人的解释的解释，总难免要带上我的色彩。我终究脱离不开我的“此在”，因而恐怕难免有厚诬古人之处。不过我还是要尽量以古证古，多征多引，尽少用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文艺学的新字眼。从我最初萌生撰写此书之日起，便将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悬为高标。朱先生那深厚的根柢，严谨的学风，朴实的文字，我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
我一向先写完正文后才写“导言”、“前言”之类，这次却一改旧日，从头做起，先写导言。承蒙徐中玉先生将它先发表出来，使我的基本思路得到就正方家的机会。说实在话，先写导言虽表明我对全书较为心中有数，但“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我，说不定会“全折心始”。此刻，我真惴惴然不知手中的这支秃笔将写成何样，写到何处。犹如我本人，这怆惶的一叶小舟，不知烟波江上，何所底止。
注释：
① 见《诗言志辨》。
② 《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
③ 《鹤林玉露》乙编卷四。
④ 《四溟诗话》卷三。
⑤ 《三溪先生诗序》，《赵忠毅公文采》卷八。
⑥ 《昭昧詹言》卷十八。
⑦ 《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诗刊》1978年第1期。
⑧ 《缶音序》，《空同集》卷五十一。
⑨ 见《艺术链》，上海文艺出版社。
⑩ 见《兴的源起》，中国社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