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道德人”异同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异同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人性论研究，日渐向深层次发展。“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次作用，更是引起了学术理论界的深切关注。本文仅对“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异同作一辨析。
两种“人性假设”说
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究竟是具有多重属性、多种行为活动的体现者，还是具有某一属性、某种行为活动的体现者？历史和现实中持有不同认识的思想家，回答是不相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经济性，提出了“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道德性，提出了“道德人”的人性构想。这两种人性假设，都是对人的本性研究的不同回答。
亚当·斯密是英国18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道德情操论》（简称《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财富论》），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两部重要代表作。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述，分别反映了他在经济学和伦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财富论》一书，不仅用自由主义纽带把经济学和伦理学贯穿起来，对人的自私、利己本性作了经济关系上的论证，而且从经济活动动力论的角度勾勒出了“经济人”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在亚当·斯密眼里，“经济人”是泛指一切参加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其研究重心看，“经济人”又多指从事独立经营活动的资本家。基本内容是指资本家作为只追求自己的经济私利不顾社会利益的“经济人”，将会或应该如何行动。亚当·斯密认为：作为“经济人”的资本家是把对自身私利的追求看作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是其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抉择，应在理性权衡的基础上，把个人私利视为经济行为取向的判断标准和最后决策者。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人们把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观念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理论上的深刻体现。
与“经济人”假设相联的是“道德人”假设。针对“经济人”理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理论局限，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约束机制又使人具有“道德人”的属性；影响市场经济运作的要素，除了经济行为外，还与社会政治、伦理、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为了保持经济冲突与道德抑制的相对平衡，使人具有“道德人”的人格特征，韦伯提出了“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正如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尽管由新教伦理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哺育了近代“经济人”，然而“经济人”的成长又需要道德的支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把“道德人”看作是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完善和补充。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马克斯·韦伯的“道德人”，都是从经济伦理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对人的属性的一种假设。在理论思维上，二者既有同一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差异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差异，主要有如下表现。
在经济活动的动力上，“经济人”理论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满足看作是人从事经济活动的驱动力。理由有两条：一是人都是理性的存在物，其行为必受自我利益的驱使；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者为社会提供各种活动的必需品，并非都是出于某种仁慈的考虑，而是各有自身私利的打算。各个人都不断努力地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正是缘于人类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社会才产生出了分工与交换，激发出自身的经济活动，使自身利益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和运作一天，自利这一行为动机就不会消失。与此相区别的“道德人”理论，则是强调合乎理性的伦理精神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在“道德人”看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作某种说明时，虽然需要首先考虑社会经济状况，承认经济因素的根本重要性，但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依靠科学技术和法律制度外，还取决于从事实际经济活动的人的修养和气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是各种力量综合的结果，是社会“合力”的产物。其中“合乎理性的伦理精神”和新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把从事经济活动视为道德完善和实现最高价值的重要手段，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经济活动的社会目标上，“经济人”理论把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这一理论认为：凡以自利为出发点的经济活动，必向人们展示物质生产、改善物质条件、满足物质需要的巨大魅力，激发人们去创造物质财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人，只要他们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们采取自己的方法，追逐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同他人竞争。他说：追求自身利益与追求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原因在于：由于市场的调节作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为自身利益的活动，必然引导出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自动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盈利就意味着个人对增进社会公共福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道德人”理论则强调：追求经济活动的社会目标，只有合理的经济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现代化生产的社会经济活动，个体行为既关系自身、也影响他人和社会；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经济伦理，是指导人们调节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这就表明：“道德人”理论并非把获利看作绝对的坏事，它反对的不是获利和追逐利润，而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获利。马克斯·韦伯多次强调：要使获利行为成为按照理性来追求，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的道德行为。一方面他认为：金钱是一种职业、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有效的经济行为本身就具有伦理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应通过人的自身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进行，做到合理、有道地获利。
在经济活动行为判断的标准上，“经济人”理论在理性权衡的基础上，把个人及个人利益看作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抉择与行为取向的判断标准和最后决定者。亚当·斯密认为：自利作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滋生的一种行为意向，是“支配个人的一切行动，使其在某一问题上根据利害观点采取某一行动的原则。”人们判定一个人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经济理性，无需用别的、外在的特殊标准，每个人自己就天然地是自身利益、目标和需求的最好判定者。他说，人人从自利的原则出发，通过自由交换，使彼此利益都得到满足。自由经济活动，不仅锻造了“经济人”的主体意识，而且也锻造了“经济人”的平等观念和自主精神。马克斯·韦伯的“道德人”理论则把促进经济与道德同步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也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在道德发展史上，凡属符合社会发展要求，顺应历史变革的先进道德，都对社会发展起着变革的促进作用；反之，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诚实、守时、信誉、勤奋、节俭等这些体现现代经济合理性的道德精神，已把利润、获利从宗教伦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合法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被市场经济膨胀了的对物质财富的贪欲，也使一批人“让黄金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道德则退化为经济的冲动，不再与精神的、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联系，造成经济冲动与道德控制的严重失衡。当社会发展最终蜕变为只受机器生产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条件制约的时候，原先推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初动力的物欲，将会变成“一只铁的牢笼”，使文明社会陷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可悲境地。由此看来，“道德人”理论主张的自我行为约束，是保持经济冲突与道德控制相对平衡不可缺少的因素。离开道德精神的指导作用，“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就会失范。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同一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人性假设除了相互区别、矛盾的方面外，还有相互联系、同一的方面，二者的同一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是形而上学。 按照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看问题，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实践的现实反映，直接决定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还是马克斯·韦伯的“道德人”理论，都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实践活动的产物和反映。这种经济伦理理论，把统一的人分解为截然对立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使人的本质仅仅具有“经济人”的属性或“道德人”的属性，同时也昭示了他们的经济伦理理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历史已无情地证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马克斯·韦伯的“道德人”构想，都只反映了经济活动中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并非人性之全部。事实上，人的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不仅经济行为具有道德意义，而且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也受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的指导。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团体和个人，其经济活动都要对社会的生存发展、对人类的进步与完善产生影响，他们理所当然地对社会、对他人负有责任，也完全应该接受社会道德对其行为的评价、约束和规范，以符合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目标的经济价值观和经济伦理观作为自己从事经济活动与做人的思想道德基础。对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来说，固然一心只想赚钱和增殖资本，不愿讲求伦理道德，然而社会规则却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后果，不得不认真对待诸如道德、良心、公正、信誉等他们不感兴趣的道德律令。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否定社会人性的多重性，把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统一的社会人性仅仅归结为经济属性（经济人）、或道德属性（道德人）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形而上学的，也有悖历史事实。
2、在理论基础上，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马克斯·韦伯的“道德人”的人性构想理论，都是以18世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宣扬当时欧洲流行的社会思潮和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如果说这两种理论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在于：亚当·斯密从人性“恶”出发，提出了“经济人”的人性假设；马克斯·韦伯则从人性“善”出发，提出了“道德人”的人性构想。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泰罗等人认为：一般人的天性都是好逸恶劳的，只要可能，他们就会躲避工作；他们天生就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他们缺乏进取心，宁愿受人指挥，不愿承担责任；他们天生反对变革，视安全需要高于一切；他们不机灵、很轻信，容易受骗子和政客的欺骗和煽动。对于这些人性“恶”的人，必须以强迫、控制、惩罚和指挥相威胁，使他们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而付出适当的努力。“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理论的创始人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针对“经济人”人性“恶”的理论局限，提出了“社会人”概念。梅奥认为：企业职工不是以金钱为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有着社会心理需求的“社会人”，职工要追求金钱收入，更重要的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安全感、归宿感和受人尊重等；工作条件和工作报酬并不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第一位原因，人的思想更多的是由感情、人道精神来引导的。20世纪以后，行为科学得到了广泛的发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即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麦格雷戈的“x理论— —y理论”、大内的“Z 理论”相继提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在对行为科学、特别是“y 理论”、“Z 理论”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从人性“善”出发， 提出了“道德人”的人性构想。他说：人并 非天生讨厌工作，对自己参与的目标能实行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报酬中最重要的是自我意识和自我需要的满足；职工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高度的、用以解决组织上问题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独创性，他们在适当条件下也能主动承担责任。企业管理者只要在这种人性“善”的观念指导下，给职工以更大的自由，鼓励他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职工就会努力工作，以提高劳动效率作为回报。
3、在实践效果上，都是为激励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理论论证。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的大量积累和技术迅猛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障碍仍是缺乏适当手段来组织和管理。紧迫的问题，是职工情绪消沉，劳动生产率低下。怎样发挥劳动潜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这一现实，有的主张采用节省劳动力的精良机器；有的主张实行利润分成、搞物质刺激；有的主张实行好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有的主张实行尊重人、关心人的企业人道精神；等等。议论纷纭，各持一见。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马克斯·韦伯的“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是他们从经济管理制度和社会伦理精神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强化资本家对企业职工的管理，调节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高扬企业人道精神，激发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目的的理论。“经济人”和“道德人”人性假设理论的出现，正是反映了人性理论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需要、重视人的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的历史趋势。正如“Z 理论”的创立者威廉·大内所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认识到技术的价值，也愿意采用科学方法对待技术，然而却不重视人的作用；……美国的生产率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或在科研上投入更多的资金都是解决不了的。只有在我们学会某种管理方式，使得人们能够在一起更有效地工作，才能得到改善。”威廉·大内的这段议论，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面对严酷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寻求真正人道精神的呼唤。这一呼唤，既反映出代议制政体与专制独裁政体之间的斗争，也是对地主贵族统治的挑战。顺应历史发展的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无不为此理论的论证而欢呼与赞赏，深刻证明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满足现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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