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以“考”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本论文,以人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了数篇矛头针对我的《“高考”在美国》的文章，很有感慨。有人要争论取消高考的问题，有人要争论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问题，有人要争论高考状元问题，等等。
首先，我觉得有些人并不真正理解我的核心观点，争论不到点子上。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还真让人颇感“大大的”无奈。其实，我要争论的不是要不要高考的问题，而是什么是评价、甄别、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是认分还是认人的问题？是以“考”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这是争论的核心，也是高考改革的核心。不围绕这个焦点争论，随心所欲，“四处游击”，论战的成色必然减弱。
高考和高考招生制度是不同的概念。可能没有人注意到《“高考”在美国》的英文标题。出版社在设计封面时，把英文标题定为：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in America.后来我改为：College Admissions in America.因为我要谈的是高考招生制度，而不是狭义的高考。
有人说我主张“取消高考”。其实，我在书里说得很清楚：所谓“取消”，是针对高考的形式，以更先进的方式“取”而代之，并且在理念上“消”除它的影响。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否定，从而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境界，亦即“取”代形式，“消”除影响。因此，我所说的“高考改革”是指“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每年6月的统考。恰恰相反，我不但不主张取消每年6月的全国统考，反而建议每年的6、7、8月各举行一次统考，大学推迟3个月开学。
概括地说，我没有主张取消统考，也没有主张降低标准，更没有主张不要标准。我反对的是，“分数至上”、“认分不认人”的不合理、不科学的高考招生制度；我极力推荐的是，“既认分又认人”的，更科学、更合理、更公平、更完善、更严格的，我称之为“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评价标准。这是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评价、甄别、选拔人才的标准，绝对不是忽视基础知识、只讲推荐的“文革”式标准。
什么是评价、选拔人才的标准？既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也是高考改革的核心。国家怎么评价人才、甄别人才、选拔人才？既关乎高等教育选拔了什么人才，又关乎全国的基础教育以什么为培养目标，且这个指挥棒更关乎国人的素质。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可耕地只占世界的7%。怎样把人口压力变成人才资源——把人变成人才，教育是关键。工厂生产一个废品可丢掉再造，学校培养出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社会就多一个包袱。推行人才战略，必须实施素质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改革应试教育；改革应试教育，必须改革高考——改革评价、甄别、选拔、培养人才的标准！
其次，有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如北大的孙东东教授）认为高考是个好制度，以致别的国家都来学习、取经。因此，高考指挥棒应该指挥到底。其基本论点是：考试可以考出一切，高考指挥棒甚至可以指引素质教育。因此，考试是最好的甄别、评价、选拔人才的方式。我和孙教授原拟在央视《对话》栏目辩论，后因故未果，在此“续缘”。
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的根本分歧，也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最基本分歧。
一般来说，“书面考试”至少有三个特征：(1)有现成答案，甚至标准答案；(2)时间空间有限，只能考速度，难以考深度；(3)多考智力因素，很难考非智力因素（按照多元智能理论，甚至连智力因素也考不完）。考试的这三个特征，带来一系列负面结果。
首先，由于考试常常有标准答案，孩子为得高分，往往人云亦云，不敢创新，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久而久之，孩子总是仰望老师，难以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其次，因考试有现成答案，考生易步人后尘，在已知世界徘徊。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都获各种国际奥赛金牌，但中国的高校至今无人获诺贝尔奖？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只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因为奥赛要求“考生”在已知世界寻找答案，而诺贝尔奖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世界的知识。
再次，由于考试只能考速度，难以考深度；“考生”往往只注重浅薄的考试技巧、华而不实的得高分之窍门，而忽略了“学生”必须具备的刨根问底的探索精神、穷追不舍的深究能力。我们来看一个比喻：跑步包括短跑、中跑、中长跑、长跑、马拉松等。由于书面考试只能考速度，因此只能选出短跑选手，中长跑、马拉松好手可能都要掉队。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曾获“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金奖第一名的费滢滢同学，尽管其佳作《平台》已被收入高中语文第五册，但她2003年的高考作文只得25分，相当于100分的40分，惨不忍睹。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是不是错判”，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智子疑邻》是一道开卷作文题，我深信费滢滢同学定能一枝独秀；可惜，这个优秀的非短跑选手被淘汰了。
最后，由于考试只考智力因素，人们就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而情商(EQ)，正是将来孩子立足社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考生”需要“做考题的能力”，“学生”需要“科学文化素质”。
考试本来只是检测教学效果的手段之一，而且是有上述先天缺陷的手段之一，现在却成了整个教育机制为之运转的唯一核心。之一的手段变成唯一的目的，教育能不跑题吗？
孙教授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严格地说，这个界定狭隘了，但也不失为一家。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评价和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如果是通过考试来评价考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即便把“科学精神”定义为“求证、求真的能力和胆略”，我们还是培养在已知世界徘徊的考生，考试仍是变质的酵母。
厦门大学张亚群博士用考试有“选拔考试”来反驳我的“考试只有检测功能，没有淘汰功能”的观点。记忆中，我在武汉的某次讲座后，匆忙一晤张博士，未及交谈，在此也一并“续缘”。考试只有一个功能，但可以有多种目的。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考试只有检测的功能，没有淘汰的功能。“功能”和“目的”不能混为一谈。考试只是教学的检测过程，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正像体检只是手段，怎么处理体检的结果，那是目的。不能因为有的体检可以告知某些人的死期，就说体检有宣判人死亡的功能。也就是说，面对检测的结果，可以有淘汰的目的，但淘汰的目的与考试本身的功能无关。应试教育的错误，就是把考试的众多目的中的“淘汰”置于其他目的之上，甚至用“淘汰的目的”替代了“检测的功能”，使得完善人格的教育变成认分不认人的淘汰式应试教育，使得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变成以“考”为本的应试教育。为什么49道减负令最终只能是个空洞的口号？就是考试的检测功能被考试的淘汰目的代替了。
有人误以为：哈佛拒收美国“高考状元”是对SAT考试的否定。其实，哈佛并不是对SAT满分者不满意，而是对SAT后面隐藏的综合素质不满意。如果说哈佛拒收SAT满分者是对SAT考试的否定，为什么又收了其他200名SAT满分者？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认为SAT是“选拔考试”的人是否想过：为什么165个SAT满分者没有被哈佛“选拔”，反而被拒之门外？答案就是我要说的：“考试本身只有检测功能，没有淘汰功能。……考试只显示检测的结果。至于怎么处理这些结果，与考试功能无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考试只有检测功能。没有淘汰功能的原因。美国的教育只强调考试的检测功能，美国的老师和家长都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考生，考试是为教育服务的手段，因而学什么，考什么。从哲学层面上说，中国的教育是用淘汰的“内容”代替了考试的检测“形式”，以致出现考什么，学什么的反教育规律现象。为什么取消期中考试、禁止各种奥数班、不布置家庭作业等措施，均苍白无力？就是因为我们一面挥舞着高考的指挥棒，一面叫人不要听从这个指挥棒；一边禁止用跑步的方式培养足球运动员，一边又用跑步的标准来评价和选拔足球运动员。
考试只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手段，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哀就是变考试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人们习惯性地站在以“考”为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张博士竟然以史为鉴，用胡适等人闭卷作文做得好，来支持“一文定终身”的考试文化。这种推论的逻辑很奇怪。曹植能七步成诗，我们就要给孩子们营造一个“燃豆萁”的考试氛围吗？胡适闭卷作文做得好，中国的作文就不应该考虑开卷，这在哲学上曰“形而上”。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如果杨振宁、毛泽东读过私塾，是不是现在也要推行私塾呢？看一个教育模式或体制是不是需要改革，要看其对大多数人、甚至整个一代人产生的影响。
再次，许多人认为虽然高考招生制度问题很多，急需改革；但目前情况下，仍是相对公平、不得不维持的招生方式。
“公平”“合理”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人们常常把它们连在一起，更是常常把它们当成一个概念来使用。其实，“公平”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公平”。比如说，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A或B上大学：有头像一面朝上，A上大学；无头像一面朝上，B上大学。公不公平？公平！因为硬币并不偏向任何人，大家机会均等。但是，合不合理呢？假若A比B更合格上大学，但偏偏无头像一面朝上，B上了大学。这合理吗？同样的道理，如果A是一个班长，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很有领导能力，参加很多文体活动，平时成绩也很不错；而B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普通学生，偏偏B的高考分数比A多了那么几分，B淘汰了A。公平否？只看考分是公平的，但肯定不合理！目前的高考不是选拔“人才”的方式，只是选“考生”的方式，因为选拔出来的不一定是“人才”。高考以分取人，选拔的标准是“考分”，而“考分”的标准与“人才”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不少“人才”也能得高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把“考分”与“人才”等同起来，教育就以“考”为本，就会把所有的人和“人才”往考试的“独木桥”驱赶。
有人从科举的历史考证，中国的科举曾被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为什么在考证“公平”的同时，就不考证一下中国的科举怎样禁锢乃至扼杀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怎样让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一个现代文明竞技场上的落伍者？科举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是是非非，岂能是一个“公平”就能交待清楚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太看重这个“公平”，结果让整个民族承担落后挨打的沉重代价。
许多人有“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的“患均不患寡”的意识。宁可穷，也要平均；或者说，只要平均，即使产生任何严重后果都在所不惜。在高考的问题上，为了所谓的“公平”，而不惜牺牲任何代价，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谁都知道，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好的学生。由于好学生的标准难以量化，好考生的标准易于量化，而量化体现公平。于是，举国上下，不惜一切代价去“残酷”地培养考生。也就是说，为了这个“公平”，我们放弃了更合理、正确、科学的评价和选拔“好学生”的标准。
我们可以从一个类比，来看为了体现公平而不惜一切代价搞量化评价有多荒谬：什么是优秀足球运动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不同的教练员也有不同的观点。邵佳一优秀，还是李霄鹏突出？孰优孰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任意球，认为李霄鹏更好的人不同意；比防守，支持邵佳一的人不接受；比头球，双方都不认同……由于没有客观的量化手段，很难比出一个子丑寅卯。邵氏任意球的美丽弧线，李氏防守的任劳任怨，似乎是许多人的共识，但共识毕竟只是一种“主观”的“认识”，不体现客观的量化，因此难以使得每一个人服气。至于组织能力、大局观、传球意识等，更是无法客观地量化。与其互不服气地争来争去，不如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硬指标。为了体现公平，最后只好比短跑速度。结果，一个胜出，一个落选。由于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硬指标摆在那里，不服也得服！于是，整个国家足球队都以跑步这个可以量化的硬指标来甄别和选拔足球运动员；又于是，全国都用跑步的方式来“公平”地甄别和选拔足球运动员。这样一来，足球运动员都去练跑步。更可怕的是，既然跑得快的都能当选，在这个“评价和选拔标准”的“指挥棒”指挥下，人人都用训练跑步的方法来训练足球运动员。其结果是，我们的球员在场上都跑得似乎挺快，但踢起球来十分别扭，而且往往大比分输给别人。大家明明都知道用训练跑步的方法来训练足球运动员，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但又苦于没有其他相对“公平”的方法来选拔足球运动员。最后，仍然不得不以沉重的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公平”。
这种用跑步的方式培养足球运动员的尴尬，正是今天在相对公平的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以培养考生来代替培养学生的写照。过程的“公平”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合理”的结果；更不能为了过程的相对“公平”，不惜以跑步的标准来选拔足球运动员，以培养考生来代替培养学生。
最近，《中国青年报 》有一篇关于军营化的“高考团校”的报道，高考使得家长们让孩子逃离素质教育，读来惊心。实际上，以“考”为本，“全民皆考”的高考“综合症”已四处蔓延。一方面，高考“后遗症”已出现在研究生考试中：一些高校用对付高考的办法来培养研究生，入学不久就让学生分科——只学报考研究生所考的科目，指派老师研究考题，列出答题重点，让学生死记硬背；另一方面，高考“综合症”的“潜伏期”也已向前延伸到“中考移民”，选择重点小学、“优质”幼儿园。张博士说，我书里小峻考不上小学的故事，“绝无仅有”。尽管身处国外，但我知道小峻的故事绝非《新天方夜谭》。为了慎重起见，我又联系了小峻的妈妈，并且咨询了国内的小学校长：重点小学用考试来“发现问题淘汰之”——将计划外、区域外的孩子拒之门外，实在是屡试不爽的方式。高考“综合症”的“潜伏期”蔓延到尚未成文的“小考”，恐怕已不是“绝无仅有”。全民皆兵变成全民皆“考”，能不影响国人素质吗？
有人在指责我的《“高考”在美国》时，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留学人，只是中西教育的受益者，而非打造西方教育的先驱，所以不合适去指责中国教育。”这是在叫所有的留学人员闭嘴！谁的言论，我无法考证。只有“打造西方教育的先驱”才有资格指责中国的教育，语气何其武断！接受了中西方教育的人，只能赞扬中国的教育，而不能批评中国的教育，口气何其霸道！人们常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谁合适批评中国的教育？谁不合适批评中国的教育？竟然以人划线，这完全是“文革”式的武断。我们应该观其言，而不应该看其“人”，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批评是不是善意的、有没有参考价值？如果用这个标准以人划线，什么人才合适批评中国的教育呢？除了“打造西方教育的先驱”，恐怕是没有人了，这才是真正的崇洋媚外！那么，谁才适合去“指责中国教育”呢？是那些不了解外国教育的人（反高考改革的人往往并不了解外国教育）？是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外来和尚”（他们恐怕并不会“念经”）？恰恰是那些了解中西方文化和教育的人，更可能提出一些中肯意见。
有不少人用杨振宁教授的话来反驳我的观点。我很尊重杨教授。我只想提醒一点：我们是否了解其他几位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的观点？是否与杨教授一致？其实，海外华裔学者并不都赞同杨教授的观点，哈佛教授邱成桐的观点就与之尖锐对立。
许多反对高考改革的人，一方面说不能照搬美国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说“布什已签署法案，要加强考试、改革美国的教育。连美国都要学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学美国”。让我们来看一个比喻：
某天，一个胖子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体重已严重超标，要立即减肥，要加强锻炼，不能吃太多……”胖子立即争辩道：“街对面的瘦子去看医生，医生说他体重太不符合比例，要适当增加重量。既然他要增加重量，那是向我学习，我为什么要减肥呢？”
有一年，布什回母校耶鲁去演讲。面对人头涌涌的毕业生，他说：你们得了好成绩的，很伟大。得了C的，也不要悲哀，照样可以当总统……人们一片哄笑。他又调侃其副手钱尼（也曾就读耶鲁大学，但未毕业）：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当副总统？因为你没有毕业。如果你毕业了，你就能当总统……
姑且不论布什是否真是C等生，也不论他是不是从自己的C等经历中悟出了美国教育缺乏考试的真谛；姑且不论布什的教育改革方案是不是正确；也姑且不论美国已有许多的学者专家、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反对布什的方案；但胖子用瘦子要增加重量为由拒绝给自己减肥，这是缺乏逻辑性的，也是可笑的。胖子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要减肥，而不是看别人减不减肥来决定自己减不减肥。换言之，中国的高考及其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要不要改革？主要是看这种招生体制和教育模式是不是存在弊端？这些弊端是不是妨碍了中国的教育，甚至妨碍了中国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然，坚决改革之！
有人认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于师资，也有人认为是资金，还有人认为是教学设施和设备。但很少有人指出：高考也是制约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原因。只有一流“考生”，没有一流“学生”，怎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至于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世界一流大学？10年、20年都有人说。也有人对我说：等到北大、清华不再争高考状元，就差不多了。我想也有一定的道理：高考改革了，教育概念变了，北大、清华的选材标准变了，不再以“考”为本了，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