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1]2010年在《公司治理对归核化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多元化折价问题的凸显,“回归主业”的现象在西方国家的企业中出现。回应这一现象,相关学者提出了归核化战略的概念,并对其动因与结果展开研究。相关研究发现,归核化战略决策的制定通常是多元化战略实施后经营业绩不佳所采取的一种纠偏手段,因此,归核化也是防止企业败于多元化战略的有效途径。然而,巨人集团、德隆集团和叁九集团等多元化战略的失败引发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企业及时制定归核化战略决策以防止多元化战略的失败?此外,尽管归核化战略的实施可以降低多元化折价程度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但关于归核化战略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尚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甚至一些学者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显着的关系。对此,笔者提出了第二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归核化战略的实施效率,从而影响到归核化战略实施后的经济效果?而实践中,公司治理与公司战略之间协同演进的现象为笔者回答上述两个核心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近几年,公司治理对战略决策的影响逐渐被学者重视,公司治理的基本职能也由传统的监督制衡转变为科学决策,因此,公司治理必然是引导公司归核化战略决策的关键变量之一。此外,相关学者还发现,公司战略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当公司治理与公司战略相匹配时才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的价值,循此逻辑,归核化战略的实施是否可以改善公司绩效取决于公司治理设计的科学性。因此,针对上述问题,利用理论推演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战略纠偏和前瞻性战略变革推动作用的视角,分析与检验了公司治理对归核化战略决策制定的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从战略实施保障机制的视角,分析与检验了公司治理对归核化战略实施效率的影响路径。首先,论文分析了公司治理影响归核化战略决策的两条路径：第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行为理论,以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以及认知偏差的纠正这两个方面的职能为视角,分析了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与归核化战略决策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二,基于公司战略变革理论,以资源供给、企业家精神塑造以及学习能力提升叁个方面的职能为视角,分析了公司治理对归核化战略决策制定的直接作用。最后,整合上述路径形成了公司治理影响归核化战略决策的基本模型。其次,论文阐述了权变视角下公司治理研究的思路,并分析了公司战略作为公司治理权变因素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存在性。在此基础上,推演了内生于归核化战略实施的公司治理机制与环境的变化,并基于公司治理机制间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理论,分析了那些适应于公司归核化战略实施的治理职能,并据此构建了公司治理对归核化战略实施效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第叁,基于上述模型从董事会特征和股权特征两个维度九个指标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公司治理对归核化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效率的影响。总体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不仅是归核化战略决策的引导机制,而且是归核化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其中,独立董事与领取报酬董事比例的提升、年度董事会会议次数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降低可以显着地提高归核化战略决策制定的可能性对经营绩效的负向敏感性；董事会规模的收缩、独立董事比例和领取报酬董事比例的降低、年度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总经理股权激励措施的实施、股权制衡程度的强化以及自然人控股的股权性质可以推动多元化公司通过归核化战略进行前瞻性战略变革；独立董事比例、领取报酬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程度的降低、年度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以及非自然人控股的股权性质对归核化战略实施效率具有积极作用,董事会规模和总经理持股比例对归核化战略实施效率的影响呈现出显着的倒U型关系。最后,论文分析了传统研究中“以价值为导向的公司治理优化逻辑”的缺陷,构建了以战略为导向的公司治理优化的基本思路,并以公司归核化战略为例,基于已形成的理论研究结论与实证检验结果,总结了基于公司归核化战略的董事会特征与股权特征的优化路径,其研究结论对于指导中国上市公司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保障高效实施归核化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论文的创新体现为叁个方面：第一,突破了静态视角下公司多元化战略实施保障机制的研究思路,以归核化战略为手段,从战略纠偏和前瞻性战略变革两个方面,基于动态的视角提出了多元化战略实施后的公司治理优化问题；第二,突破了传统的归核化战略研究中“绩效——归核化——绩效”的线性关系,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探讨了其对传统因果关系的调节作用,相对完整地构建了归核化战略的因果模型；第叁,突破了仅将委托代理问题的抑制作为公司治理核心职能的局限,从公司治理职能的多个维度探索了公司治理的战略纠偏职能以及前瞻性战略变革推动职能,形成了战略导向的动态公司治理优化的思路。
刘金桥[2]2017年在《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逐渐发展起来。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也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本文对国泰安并购数据库数据的统计发现,中国控制权市场的并购活动从初期的1995年8起增加到2016年发生的10896起。由此可见,中国公司并购活动正沿着市场化轨迹发展着。西方百余年间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发生了多次并购浪潮,为各国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者们研究发现,并购浪潮往往兴起于经济复苏期,并在经济增长到达顶峰之前就进入高潮,而当经济繁荣尚在维持之时,并购活动就开始降温,在达到低谷后,经济衰退才接踵而至。由此可见,并购活动的状态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公司经营战略的部署都能起到预警的作用。因而,对中国控制权市场并购浪潮假说的检验,对影响中国控制权市场并购浪潮产生因素的探究,对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策略选择因素的探讨,对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因素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自Nelson(1959)提出并购浪潮假说以来,西方学者对检测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采用学者普遍使用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控制权市场的并购浪潮假说进行检验,验证了在中国并购市场中存在“并购活动高区制”和“并购活动低区制”的结构转变,转化点发生在2002年,证明了2002年中国公司控制权市场进入了并购浪潮期,而且,目前仍处于浪潮当中。基于此,本文也明确了未来研究的时间区域。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与分析发现,市账比作为公司价值测估的方法之一,一直被西方学术界所钟爱,在公司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比较一致的认为,市账比驱动了并购活动的集聚,但驱动的原因却颇具争议。早期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视阈研究发现,市账比作为公司成长机会的预测指标,高市账比驱动了并购活动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的出现,学者们认为,由于资本市场并不那么有效,高市账比可能是市场错误估值所致,因而并购浪潮的发生有可能是市场错误定价所导致的。本文对中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并购交易数量与公司市账比进行了趋势对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并购浪潮期的公司市账比与并购数量基本趋于一致,而且浪潮期的市账比的均值显着大于非并购浪潮期,初步断定市账比与公司并购活动存在一定的关系。进而,本文又对浪潮期和非浪潮期的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与市账比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并购浪潮期,市账比对并购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以及未来公司的整体稳定性都存在一定的影响,而在非并购浪潮期,此种现象却不存在。自此本文认为,市账比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发生产生了影响,但却不能明确是什么因素发挥着作用。关于市账比中存在统计上非独立信息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共同关注的是如何避开错误定价的影响。Rhodes-Kropf等(2005)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通过对市账比进行数理推导,从中获取了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以及行业偏误等独立的测度信息,并利用该测度信息对并购进行了研究,认为估值误差引发了并购活动。本文利用Rhodes-Kropf等(2005)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并购公司的支付对价方式的选择、并购绩效的表现以及套利风险的存在对并购绩效中股东财富的影响等方面。为了搭建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梳理了行为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等理论中与并购相关的理论,提炼整合出了股票市场驱动并购理论、有限套利理论、前景理论、信号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经营协同理论以及企业竞争力理论等,为本文假设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Logit回归分析,检验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并购支付对价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企业成长理论和股票市场驱动理论框架下,检验市账比、市账比推导出的成长机会和定价偏误以及定价偏误的方向及偏误程度对并购公司支付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账比是影响并购公司支付方式选择的因素。在企业成长理论框架下,公司基于未来成长机会的考量会倾向于选用股票及股票混合支付策略;在股票市场驱动理论框架下,理性的并购公司管理者会利用市场的高估错误,通过换股方式进行并购,以达到套取现金的目的,因而倾向于股票及股票混合支付策略。此外,对市账比分解因子检验发现,在对支付策略选择的影响时,成长机会和正向定价偏误都发挥了作用,因而支付方式的选择是市账比因子联合影响作用的结果,其中,正向定价偏误对支付方式影响的时间跨度要长于成长机会影响的时间跨度,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做支付对价策略选择时受到了市场不理性因素的强烈干扰。Rhodes-Kropf等(2005)对并购的研究止步于市账比及分解信息对支付方式的影响,本文将利用他们对市账比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在新古典主义、信号理论、竞争力理论和股票市场驱动理论框架下,继续探究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并购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对并购绩效测度时,采用多维目标观测法,分别在公司盈利性(股东财富的市场和经营两个维度)、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公司资产运行效率以及公司经营稳定性四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盈利性方面,具有高市账比的并购公司的股东财富有所增加而且波动性减小,这是由高成长机会给股东带来的,同时高的正向定价偏误帮助股东减小了财富的波动。由于成长机会对股东财富影响的时间跨度要长于定价偏误影响的时间跨度,这表明上述结果主要是来自公司成长机会的贡献;在成长性方面,市账比高的公司并购后主营业务增长率得到了提升,这是成长机会做出的贡献,而在那些存在正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中并购后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出现了下降。在市账比对公司未来成长性产生影响时,两维因子独立发挥着作用,而且市账比中市场错误估值的信息会给并购公司未来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效率方面,高市账比的公司并购后资产周转率有所提升是由于成长机会高所带来的;在稳定性方面,高市账比公司并购后经营稳定性提高。其中,成长机会高或负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并购后经营稳定性提升,而正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并购后公司稳定性下降。在对经营稳定性影响时,成长机会、正向定价偏误和负向定价偏误起到联合影响的作用,且该作用存在衰减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市账比指标信息的复杂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信号理论框架下,公司通过释放明确统一的高成长机会信号增加了股东财富的同时降低了股东财富的波动;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成长机会通过获得协同效应使公司未来成长性和效率得到一定的提升;在竞争力理论框架下,成长机会高的公司通过提高竞争地位提升经营的稳定性;在行为理论框架下,正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由于公司价值逐步回归真实值导致公司未来的成长性降低,进而经营稳定性下降,而负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则由于价值回归使经营稳定性得以提高。套利风险一直被认为是阻碍资本市场中理性套利者纠正市场定价偏误尝试的限制因素。虽然当前国内外研究中已经有关于套利风险与上市公司股票长期收益、股利发放决策等因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但却未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并购研究领域。因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有限套利理论和前景理论,将套利风险引入上市公司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检验套利风险对市账比与公司并购后股东财富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检验套利风险对市账比拆分出的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与公司并购后股东财富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套利风险容易引发市场中投资者对并购公司成长机会的评价失误,从而导致成长机会对并购后股东财富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引发并购后股票定价偏误的长期维持或过度调整,致使定价偏误对并购后股东财富的影响偏离预期。此外,本文通过比较套利风险对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与并购后股东收益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后发现,套利风险对于长期股价反应和经营业绩的影响要强于对短期股价反应的影响,表明套利风险对公司并购的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区间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套利风险对于市场波动的影响强于对市场收益的影响,显示了套利风险在公司并购中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并购后股东财富的不确定性;套利风险对成长机会与并购后股东收益之间关系的调节相较对定价偏误与并购后股东收益之间关系的调节更显着,由此推断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套利风险对市场判断并购公司成长机会的干扰作用强于对市场认知定价偏误的干扰,从而对于高成长机会并购公司的并购后股东财富具有更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开创性的将市账比分解模型中的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两因子引入并购研究中,探讨其对中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浪潮中的并购支付决策及并购绩效的影响。因而,本文的研究思路可以开拓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对公司制定收购战略、监管部门制定监管政策以及资本市场投资者制定投资决策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金建培[3]2010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文中认为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是国家战略任务,而上市公司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石,成为推动并决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中坚力量。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却频频因为各种治理问题严重阻碍了其成长性,有的甚至中途夭折、过早退出历史舞台,已经影响到我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上市公司运行的基础,对上市公司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上市公司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作为研究课题对于有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整体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具有时代紧迫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经济学、管理学、实证会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在充分把握公司治理和企业成长领域内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转轨时期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动态地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以期发现从根本上整体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付诸于实践。首先,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成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并对本文采用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成长性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回顾总结现有企业成长性评价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将主成分分析法等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综合评价,建立了由1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和12个叁级指标构成的上市公司成长性综合评价体系和模型,并根据2001～2005年连续五年的成长性综合得分排序,得出高、低不同成长性公司并通过市场检验。其次,依托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基于资源和能力的企业成长理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特征,着重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和管理层激励等叁个维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成长性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然后,以本文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得出的不同成长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行业属性、财务杠杆等因素的前提下,运用计量统计方法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在股权结构与公司成长性方面,国有股比例与成长性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着,法人股比例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的成长性显着负相关；同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性负相关但不显着,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比例对公司成长性构成显着的正向作用。在董事会治理与公司成长性方面,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董事受教育程度对公司成长性构成明显的积极影响,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设立状况与公司成长性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状态对公司成长性并不构成显着影响。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成长性关系方面,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年薪水平对公司成长性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年薪是目前较为重要的管理层激励因素；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成长性有积极影响,但其激励效应并未完全突显。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激励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健全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整体成长性的对策建议。通过本文研究,能够有效弥补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有利于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为我国上市公司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可持续成长提供现实指导。
侯波[4]2016年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在职消费与经营绩效相互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持续下降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经过持续叁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如今已经遇到瓶颈,发展呈现为疲软态势。据此,国际舆论界和经济界开始关注中国是否能够避开经济“硬着陆”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事态,而且普遍持有看衰看法。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市场经济存在较大问题,内部矛盾凸显,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以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叁个主要方面,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存在明显问题。可见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的细胞--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营与发展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中出现了一大批僵而不死的僵尸型企业。僵尸企业主要体现为缺乏发展的生气,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但由于放贷者或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而免于倒闭。僵尸企业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由于涉及当地政府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政府迫于无奈,只能通过继续输血,维持其生存,最后导致僵尸企业不仅拖累产业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更是大量占用了政府经济发展的经济资源,延缓和阻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推进。美国COSO委员会在1992年提出《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内部控制从此开始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注重心,对僵尸企业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僵尸企业由于缺乏良好的内部控制导致自身经营管理失误,最终造成亏损相对大幅度上升。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在国有僵尸企业,领导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消费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企业管理者常常会在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公款用于自身享受,比如买车、吃喝、购房等,甚至于一些管理者还要企业负担赌博开支,在企业中,利用职务之便而进行的消费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常见的腐败问题。本文认为导致国有僵尸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除上述因素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职消费已成为企业隐形腐败的温床,这不仅严重浪费了企业经营资源,而且逐渐形成管理人员隐性腐败的黑洞。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以“在职消费”的名义挥霍了相当数量的国家和集体资金,有些资金通过在职消费的方式转化为管理人员薪金以外的收入,在职消费为管理人员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企业高管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产生的正常在职消费,属于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其本身是合理且合规的。然而在现实当中,部分企业高管却以在职消费作为“大旗”,谋取个人衣食住行上的“虎皮”特权,动辄享受奢侈消费,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不落腰包的腐败”。学术界对于高管在职消费已有很多研究。当然,基于现实的观察以及逻辑上的梳理,企业内部控制作为约束企业经营活动以及高管行为的重要准则与规范,理应对高管自利行为,尤其是在职消费,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不过,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企业内部控制与在职消费二者关系的研究却鲜有发现,这就为我们从企业内部控制视角研究在职消费问题提供了空间。本文以沪深A股2010-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得到8275个样本观察值(整理数据总量在10万条以上),围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于高管在职消费的约束性问题,按照“内部控制—在职消费—经营绩效”的思路开展理论分析与研究：第一,整理文献并归纳收集相关数据,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改革进行梳理,并重新建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在职消费、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二,基于系统化视角,构建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约束机制,以此为基础实施度量与评价,为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第叁,分析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于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机制,为投资者切身利益提供保障,并推动内部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分析内部控制在公司管理控制系统当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政策建议与主要措施。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第一,基于文献研究的定性分析法。在本研究中,以规范分析法(即文献研究法)为主,并归纳整理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对于在职消费产生影响的相关案例,然后针对文献实施定性分析,以更好的开展理论研究,最后具体结合实际案例得出主要研究结论。第二,基于逻辑演绎与计量检验的定量分析法。在完成理论推导之后,针对内部控制和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施逻辑推演,然后提出具体假设,并构建内部控制和在职消费、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模型,针对所得数据实施归纳与计量分析,以验证内部控制通过高管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进而影响经营绩效的研究假设,从而对内部控制通过对在职消费的约束作用提升经营绩效进行检验。本文实证分析发现内部控制总体质量对在职消费起到了明显的约束作用,同时,企业的内部控制基础活动：报告控制活动、合规控制活动、资产安全控制活动也同样抑制了在职消费。本文进一步发现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业绩水平之间,在职消费起到了中介作用；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约束上市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有效控制上司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本文还发现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约束作用在不同样本中存在一定差别。本文结论对在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以约束在职消费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以下叁点：第一,本文首次以内部控制为研究切入点,探讨了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约束与控制机制。在从内部控制总体质量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控制活动视角将内部控制活动分类为合规、报告、资产安全叁类基础活动,从而以内部控制叁项基础活动对在职消费和经营绩效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在现有研究中鲜有发现。从消费行为、企业管理、内部控制、经济学、公司财务等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内部控制可以弥补和降低因资源所有者行为的外部性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采取相应的内部控制方式与内部控制关键点,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高层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进行有效管理。第二,本文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探索建立起了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约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在职消费问题不是特别突出；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国有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导致中国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呈现出显着的隐形腐败的特征。与现有关于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制约机制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第叁,对中国上市公司,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内部控制通过在职消费影响经营绩效的机制,即内部控制通过抑制在职消费的渠道提升经营绩效,公司的最终业绩效益是伴随着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约束的进程推进而不断积极进步,为中国上市公司通过完善内部控制约束高管在职消费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依据。本文虽然分析了重要变量之间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模型仍然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鉴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并未较好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纳入更多可能发生影响的变量,以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日后研究工作当中,还可以将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等情景因素或其他因素纳入未来的研究模型之中,探索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更加广泛地为公司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翟文华[5]2017年在《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文中提出作为国家创新的主力军,国企的创新效率仍然不及华为、中兴等民营企业。这与国企高管创新激励研究不够有关,即多从微观、中观或宏观的一个系统内各个因子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对高管创新协同激励因子的因素、层次、过程等协同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仍然不够。本文将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的理论相结合,在内生性、外生性、综合性叁个视角上对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展开研究,进而分别从内部治理机制、外部环境机制和综合机制叁个维度研究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配置的特性,提出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研究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的分工、融合、互动、共赢的协同效应。在分析比较各种治理机制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基础上,不仅完善高管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协同创新关系,而且动态调整和优化组合治理机制,充分放大高管激励与公司治理、政府调控、市场机制的协同效应。优化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创新关系,拓展基于协同视角的高管创新激励系统的发展路径,完善公司治理与外部市场竞争联动、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使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创新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视的情境。本文初步提出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的概念及其涵义。试图提出和分析一个“高管经济激励—股票激励—公司治理—市场激励—晋升激励—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的研究框架和政策系统,并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各因子间、要素与内部外部环境间相互关联与影响、相互适应的发展体系。这一研究,为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提供必要基础,避免政策制定部门在治理结构改革时仅仅盲目效仿国外而忽视中国存在的市场机制缺失的问题。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是指公司内外部主体之间通过既竞争又协作、自组织非线性作用,把企业治理系统与市场体系中彼此无秩序、混沌的各种要素在创新目标、内在动力和相对规范的结构形式中整合起来,形成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与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外部控制系统互动关系的总和。为实现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的协同效应提供理论参考,为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实施中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可能丰富高管激励权变的理论。从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内外部环境协同的角度,厘清、拓宽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协同的路径,比较、进而优化高管创新激励系统等内外部环境的协同创新机制。减少边际效用递减的激励,增加边际效用递增的激励,由多维效用组合构建激励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实现各个激励的边际效用相等,确保晋升和控制权边际效用、股权边际效用与薪酬边际效用相等、乃至所有各种激励因子的边际效用彼此相等。此外,高管激励的主要对象是商业性或竞争性国企高管,而国内有关高管激励研究中并不注重这一国企类型之间的区别及其对高管激励的影响。本文研究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问题,全文共分七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相关基础理论。第3章,高管经济激励协同与股票激励关系。梳理、分析中国高管激励的制度演变和有关理论的发展轨迹,从一般经济激励理论到股票激励、再到到股权激励理论,从高管经济激励到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第4章,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经济管理体制。经济体制与高管创新激励的直接联系是晋升激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演变,目前正在进行“管资本”取代“管资产”的改革。中国政治市场与高管权力激励密切联系,晋升激励的力量不可低估,竞争性国企高管逐步由市场选拔替代政府任免,仍然需要一个过程。第5章,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市场体制,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特性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效用,论述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的互补互动关系,激烈的市场竞争与高管其它创新激励互补互动,调动高管创新的积极性。高管控制权市场与股权激励互补互动,市场强制力与组织强制力互补互动。第6章,精选沪深两市406个制造业及信息科技国企作为样本,对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进行实证研究。第7章,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按照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提出有关高管激励的总供求均衡模型和高管激励的结构供求平衡的模型,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对股权激励、薪酬激励、晋升和控制权激励、市场激励这些激励因子的操作性配置的结构分析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何炜[6]2011年在《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研究》文中认为自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就成了学术界和实业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我国学术界从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模式、股权激励的设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决定因素、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决策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深圳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市场的扩大、股指期货的推出,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已成为我国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的制定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惑：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效果激励怎样?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决定因素有哪些?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如何?因此,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研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计划及设计,乃至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的实际,综合运用产权理论、代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因素激励理论,激励效应理论及权变理论等经济学激励理论和管理学激励理论,利用文献分析法、专家访谈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决定因素、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及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设计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基本模式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上的支持。首先本文选取上市公司2006年至2008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年报为样本数据,首先运用SPSS11.5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综合衡量公司业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分析表明,2006年至2008年解释变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的t值分别为2.265,2.146和2.326,对应的相伴概率值(Sig.)分别为0.030,0.035和0.021,都通过了5%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并且回归系数分别为0.837,0.638和0.346,都为正值,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之间的确有显着的正相关线性关系,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间确有显着的正相关线性关系,公司规模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也存在显着的正向作用。接着本文利用2006、2007年、2008年已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43家、13家和6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管理层任期、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自由现金流、企业风险、公司规模、成长能力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它们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风险和管理层股权激励正相关且显着,公司规模、自由现金流及股权制衡度对股权激励水平都是负相关的,而且负相关性显着。其次,针对46家样本公司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其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后是否存在超额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第一,股权激励带来了市场的正向反应,股权激励公布之后,样本公司的平均超额收益约为2%,并与公告日或者公告后次一交易日达到最大,之后趋于稳定,市场对股权激励比较认同,认为股权激励能对公司业绩提升有利。第二、通过对不同板块的公司分析发现,中小板样本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有更高的平均超额收益,其中主板平均超额收益为1.65%,中小板的平均超额收益率为3.31%,中小企业股权激励对股价影响更为显着。第叁通过对股权激励采取形式比较可以发现,股票期权目前仍是主流,其事件日平均超额收益率为3.3%,其他几种激励方式的平均超额收益不显着,这主要是由于样本数量有限,同时也反映出股权激励更受青睐,市场普遍认为,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对业绩提升更有利。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设计方案及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现状的操作性强的股权激励模式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包括：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运作模式设计；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动态模型设计；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适度比例设计。特别是在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适度比例设计中,根据实证结果独创性地构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适度比例设计计算公式,利用该公式可以方便地计算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适度比例。总之,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决定因素、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设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决策、股权激励计划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理论界、实业界及政府共同努力来完善。本文的研究补充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中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效果、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决定因素分析及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且为我国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提供了数据的支持,能有助于相关的政策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制定符合公司发展的激励制度,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完善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
纳超洪[7]2009年在《管理权力、自由裁量性投资与高管薪酬》文中研究说明高管薪酬一直以来是一个关注多、争议大的话题,近年来,高管自定薪酬频繁见诸于媒体报道,但中国学者对此鲜有论述。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制度背景,采用CEO个人薪酬等多个新变量,首次从“管理权力—自由裁量性投资—绩效—薪酬”的动态视角,通过设计管理权力指标,检验“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权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高管薪酬是否也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以及高管是否运用权力和自由裁量性投资自定薪酬的行为过程,以期为中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完善提供经验证据。本文通过对2005～2007年2840个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随着薪酬市场化改革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推行,高管薪酬与绩效正相关,但涨幅惊人。高管会通过权力自定薪酬,提高盈利时的相关性,降低亏损时的相关性或者与之不相关。此外,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会迎合股东的偏好发放股利获取高薪,支持股利迎合理论,实际控制人兼任CEO时,他会利用其股东的权力自定高薪,但也会综合权衡现金分红和薪酬的财富替代效应。并购是高管重构权力和自定薪酬契约的一个有效手段。并购时高管薪酬主要由并购规模决定;此外即使并购后绩效不理想,并购也会提高薪酬。薪酬与并购绩效具有显着的非对称性,如果并购绩效差,高管会因此而受到惩罚,降低并购所提高的薪酬。但是,管理权力型公司高管薪酬与管理权力显着正相关,与是否并购以及并购后市场绩效不相关;而非管理权力型公司高管薪酬与管理权力不相关,与是否并购以及并购后负的市场绩效显着正相关,此时,高管在通过并购重构权力自定薪酬过程中,会因为并购后差的绩效受到降低更多薪酬的惩罚。随着有关激励法规的推行,高管薪酬与无形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逐步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与R&D投资之间显着正相关;但是考虑管理权力后发现,权力大的高管会通过权力转移R&D对薪酬的考核约束,使其薪酬与R&D投资不相关,即使有R&D投资,也会利用权力降低有R&D投资时的薪酬绩效敏感度。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的绩效考核、薪酬管理政策逐步有效,薪酬契约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然而绩效对薪酬的解释力度较小。此外,高管会运用权力、并购和R&D等隐蔽性的自由裁量性投资行为自定高薪,导致薪酬契约严重无效。未来应密切关注管理权力以及自由裁量性投资行为在激励机制中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合理引导和考核投资行为,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加强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等。
霍守花[8]2013年在《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旅游业发展，中国旅游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多，一定规模的“旅游板块”已经形成，其经营效率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许多业内人士的关注。旅游景区上市公司是旅游上市公司中的典型代表，目前学术界对其关注度不够，如何评估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则更显薄弱。在“门票经济”的背景下，旅游景区上市经营效率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效率评估是旅游企业管理研究的重要方向。经营效率不仅关系到旅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旅游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如何评估旅游企业乃至旅游上市公司经营效率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做了大量研究，近几年旅游上市公司效率问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文章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法和Tobit模型，对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进行了尝试性分析研究。文章选取2002-2011年7家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数据做详细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掌握我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状况，并为其经营效率改进提供方向和可行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拓展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旅游上市公司研究领域的应用。文章从效率理论角度入手，对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进行了定量分析，基于分析的结果指出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效率现状及影响因素，并以政府及管理者视角，提出优化经营效率的政策建议。全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确定文章以旅游景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论述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得出研究启示，介绍文章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经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运用CRS模型和VRS模型对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从总体经营效率、不同产权结构角度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运用Malmquist指数对不同年份效率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运用Tobit模型对经营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基于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优化对策。文章得出以下结论：（1）从行业整体来看，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与最优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2）不同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的规模报酬不同，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3）不同产权结构的旅游景区上市经营效率存在差异。（4）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变化波动较大。（5）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有较大改进空间，改进方向略有不同。（6）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兼有内生和外生要素。本文的研究涉及到旅游学、经济学、管理学、财务学等多个学科，强化了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对旅游景区上市公司而言，有助于经营效率的改进，并在新形势下推动旅游景区向着更好、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具有实践意义。
宋洋洲[9]2001年在《中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动态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动态的实证研究
魏蒙[10]2017年在《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企业的微观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点一直聚焦在企业融资结构、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关系上。围绕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是在传统财务领域展开的,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融资结构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理论与财务理论的交叉融合发展,学界开始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对企业融资结构、创新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但至目前,围绕这一领域的研究,考虑创新的不同阶段,深入考察企业融资结构、创新投入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还不够。鉴于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或空白,本文尝试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S—C—P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融资结构→创新投入→企业绩效"这一链条机理。通过影响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进一步探究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和企业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本文的意义,一方面对传统的融资理论视点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可望就我国企业实施创新战略、促进融资结构匹配等,提出相关决策性启示。机理分析:首先,考察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机理。重点对融资结构中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进行区分讨论,分别研究两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是建立在对债务融资所形成的成本和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借鉴Wilhelm Pfahler和Harald Wiese(2000)、赵自强(2008)的基础模型,通过对债务融资的直接效应、代理效应和策略效应等叁大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债务融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机理。二是建立在对股权融资所形成的成本和股权结构所形成的成本及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股权融资对企业绩效产生的直接影响,并根据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借鉴Ross(1977)、Hart和Moore(1994)、刘志彪(2004)的代理成本模型,研究由股权和债务所构成的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其次,考察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一是研究融资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本文界定的融资结构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建立在创新投入的特征上,先从市场竞争角度切入,借鉴Brander和Lewis(1986)、王晓春(2002)的寡头博弈的基础模型,分析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再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切入,借鉴Spiros Bougheas(2004)的拉格朗日乘数法,分析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二是研究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建立在创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传统一般理论上,借鉴CDM模型中的"黑箱"思想,从创新投入、创新转化、创新产出的过程,分析创新投入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阐述创新投入通过创新转化过程,形成创新产出,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根据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本文提出两个重要的实证命题:其一,企业融资结构对其绩效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当股权——债务融资比例过大时,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其二,企业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对其绩效存在间接影响,创新投入在其中发挥重要中介效应。实证分析:选取全国第叁次经济普查广东省深圳市6156家工业企业全样本数据作为计量检验对象,通过对深圳地区全域创新环境的营造、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金融市场建设等方面的现状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分析,说明本文选择深圳作为样本地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构建创新投入和企业绩效的综合指数;其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欧拉方程,依序检验基于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验证两个实证命题;再次,利用工具变量和替代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最后,加入融资结构和创新投入的交互项,检验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以进一步证明结果的稳定性。主要结论:第一,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效应,两类融资所形成的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一方面,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产生的资金成本、代理成本等,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两类融资所形成的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会发挥一定的治理效应,尤其是债务融资结构发挥的效应相对更强。实证结果显示,融资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其影响的方向与文中的假设并不一致,其中,债务融资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债务市场欠发达,融资机制不够完善,融资渠道相对偏少,造成企业债务融资手段单一、额度偏小,既难以有效发挥其治理效应和直接效应,且会增大代理成本。相对于债务融资,企业实施股权融资对其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表明股权融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仅依赖于"量",更重要的是依赖于"质",企业合理的股权结构会产生较低的代理成本,但同时会产生更为有效的治理效应,继而促进企业绩效。因此,一定合理区间内的股债配比所形成的融资结构,能够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第二,创新投入作为部分变量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融资结构(股权-债务融资比)通过创新投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首先,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其中,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债务融资则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一般情况下,企业创新投入倾向于股权融资,融资结构中股权——债务比越大,其创新投入的强度则相应越大。其次,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般情况下,创新投入的强度越大,创新转化效率则越高,即会在更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创新产出,并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再次,创新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作用显着,虽然融资结构并不完全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但创新投入是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第叁,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虽大于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但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融资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总效应中,仍然具有较高的占比,作用发挥显着。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计算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与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效应之和,基本接近总效应,即表明此两种影响是主要和关键的。同时,虽然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低于直接效应,但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接近30%,创新投入中介效应显着,并且在进一步对创新投入调节作用检验后发现,创新投入是带调节作用的中介变量,对融资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是正向调节的,对融资结构的边际影响效应进一步强化。说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对其强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公司治理对归核化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效率的影响研究[D]. 周杰. 南开大学. 2010
[2]. 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D]. 刘金桥. 吉林大学. 2017
[3].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D]. 金建培. 浙江大学. 2010
[4].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在职消费与经营绩效相互关系研究[D]. 侯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5]. 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D]. 翟文华. 吉林大学. 2017
[6]. 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研究[D]. 何炜. 中南大学. 2011
[7]. 管理权力、自由裁量性投资与高管薪酬[D]. 纳超洪. 暨南大学. 2009
[8]. 中国旅游景区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研究[D]. 霍守花. 安徽师范大学. 2013
[9]. 中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动态的实证研究[D]. 宋洋洲. 南京大学. 2001
[10]. 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研究[D]. 魏蒙.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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