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及中印关系发展前景
关培凤 胡 翊
[内容提要 ]经历“洞朗事件”冲击的中印关系终于在2018年迎来转圜。莫迪政府在涉华问题上频频释放善意，并在实际政策层面加快同中国各层级的交流互动，使中印关系走出了“洞朗对峙”阴影，也使长期需要稳中求进的中印关系积极好转。印度国家利益的现实诉求和国际因素影响、莫迪政府领导层的灵活务实等，是推动印度对华政策积极调整的主要原因。中印关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向好势头，同时也仍面临许多新老问题。中印需要加强政治互信，扩大对话与交流，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 莫迪政府 中印关系 周边外交 对外关系
囿于国内对中国保持警惕的战略精英与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印度莫迪政府在“洞朗对峙”期间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然而，从2018年初开始，印度的对华政策开始转柔转暖，直接促成中印关系在2018年的稳定向好。要对屡起波澜的中印关系发展趋势作出判断，需要从更加全面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印度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印关系提出建设性方案。
一、 莫迪政府对华外交转向积极务实
“洞朗对峙”事件使中印关系遭遇了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的最大挫折。但以2018年1月莫迪政府任命前驻华大使顾凯杰为印度外交秘书为标志，印度的对华政策开始发生积极转变。随着习莫武汉会晤的成功举行，印度对华政策也进一步从态度转暖落实为增强互动，推动协调与合作。
对于PLC控制技术和系统，它不仅可以应用于单工序的应用过程控制，而且还可以将通信和信息两大模块合理的融合在一起，以加强在生产过程中对项目的协调和控制。在工业自动化中应用的PLC控制技术，包括远程站、主站层、现场传感器。在远程站和主站层之间的有效连接取决于通信总线，然而远程站与现场传感器之间的有效连接取决次级电缆。
第一，在涉华关系问题上态度缓和。武汉会晤前，印度主流媒体曝出消息称，莫迪正急切寻求缓和中印关系，希望“麻烦缠身”的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印度外交部也要求政府官员不要出席“藏独”分子的相关活动。武汉会晤后，印度加快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一方面，与中方加紧落实习莫在武汉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并在边境地区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在其他重要场合客观理性的评价中国。如莫迪在第十七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讲中称，中国是印度的“关键伙伴”，双方有足够的智慧管控分歧。[注] 17th Asia Security Summit: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Keynote Address: Shri Narendra Modi,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8. (上网时间：2018年6月5日) 2018年11月11日，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在视察中印边境地区发表的讲话中重申莫迪此前的观点，强调中印间的“竞争是正常的，但竞争不能转化成冲突。分歧也不能演变成争端。”[注]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a, China should not Turn into Disputes: Nirmala Sitharaman”,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differences-between-india-china-should-not-turn-into-disputes-nirmala-sitharaman-1386341-2018-11-11.(上网时间：2018年11月15日) 这充分表明印方持续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显示出莫迪政府对华认知比以往更加客观。
第二，主动加强高层有效互动。2018年3月20日，莫迪致电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并与之就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沟通。继习莫武汉非正式会晤“创造中印领导人交往的新模式”、翻开中印关系的新篇章后，中印两国领导人又先后在6月上合青岛峰会、7月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以及11月的G20峰会期间三次举行会晤和深入交流，为进一步落实此前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加强双边各领域的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对印度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莫迪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多次会晤，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印方愿同中方增进互信，维护好两国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推进各种机制性对话，加强多边事务中沟通协调，将印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综上所述，机械电气一体化技术属于一种综合性技术，可广泛以应用到多个生产领域中，不仅保证了产品生产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第三，莫迪本人灵活务实的领导风格也推动了对华政策的调整。个人在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相关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及其所在国家的政治体系允许个人影响外交政策的程度。[注] [美]苏米特·甘古利著，高尚涛等译：《印度外交政策分析：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就印度而言，总理在国家外交政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对华政策向来有较重的领导人个人色彩。莫迪上台以来，继承了前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诸多负面“遗产”：停滞不前的边界谈判、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经济和国防领域差距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等。[注] [印度]拉贾·莫汉著，朱翠萍、杨怡爽译：《莫迪的世界》，第115页。 面对这样一份“遗产”，莫迪在上台之初即向外界传递了对华强硬的声音。然而，莫迪又十分重视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务实性。中印关系在因“洞朗对峙”受挫几个月后就快速回暖，并出现两国领导人一年内“史无前例”的四次会晤、双边各级对话机制恢复运作的良好局面，这些均与莫迪本人及其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灵活老练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莫迪本人及其政府在涉华问题上的一系列积极举措，中印关系很难快速走出“洞朗对峙”阴影，更谈不上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莫迪及其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的灵活务实，在印度调整对华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定理1 发展算子Φ(t，t0)是一致指数不稳定的充要条件是存在常数K，p，λ>0使得对所有(t，t0)∈Δ和x∈X，有
从仿真效果可以看出进口道拓宽一条左转车道的方案总车均延误是最小的，但是由于红线范围有限，此路口并不具备展宽的条件，所以此方案并不适合. 设置预信号的方案比进口道左转右置的方案效果要好，相比之下降低了延误值，有效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但是由于受到外围大交通的影响，在主线流量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设置预信号方案是否适用有待进一步仿真测试.
二、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因
“洞朗对峙”只是中印关系的一段插曲。告别“洞朗对峙”后，莫迪政府重新审视并最终调整其对华政策，对华外交走向务实，不只是“洞朗对峙”的和平结束所催生，而有着深刻的国内与国际背景。
第一，实用主义的外交理念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一般认为，莫迪外交战略受到三大基本目标所驱动：一是使印度扮演具有决定性与积极性的全球与地区角色；二是以实用主义方式重建符合其支配性的国家利益的外部接触；三是通过外部接触服务其国内经济增长。[注] Sinderpal Singh, Modi and the World :(Re )Constructing India Foreign Policy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7, pp.146-147.这三个因素无不体现着莫迪本人及其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印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促进经济全球化上具有高度共识。然而，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并挑起贸易摩擦，使印度也深受其害；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断推进的“美国优先”战略，也是长期奉行独立自主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印度所难以接受的。有印度学者认为，“有关印度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遏制中国在亚洲影响的战略圈的结论是不成熟的”，即使新德里看重华盛顿，“也不会作为一个正式盟友加入美国联盟体系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注] 同上，pp.23-24. 对外媒热炒的“印太战略”，印度官方人士也称，美印尚未就相关的全部问题达成一致。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印度需要与中国携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维护多边主义体系和全球化趋势，以服务印度的国家利益，并提升其国际影响力。此外，印度与中国在多个地区或组织内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印度改善对华关系既是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客观判断，也是着眼未来的考量，谋求双边关系可为其获得更深更广的发展空间。
第二，印度国内经济政治的良性发展是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动因。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印度自2007年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注] 薛健吾：“中印边境冲突中的贸易因素：贸易和平效果的局限性”，《全球政治评论》，2017年第60期，第26页。 “印度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加速印度经济发展的考量之外……莫迪渴望动员中国的技术、资金和组织技能，以推动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发展进程。”[注] [印度]拉贾·莫汉著，朱翠萍、杨怡爽译：《莫迪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此外，调整对华政策也可为莫迪2019年大选增加砝码。尽管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国内的支持度较高，但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的推进离不开稳定的外部环境。无论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国际合作方面，中国都是印度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长远而言，对华采取强硬姿态并不能为莫迪的外交政策加分，反而会加重印度民众的担忧。因此，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符合印度的发展利益和莫迪政府的政治利益。
第三，与中方其他领域和层面的沟通频繁。2018年以来，印度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先后重回正轨。在外交层面，以顾凯杰2月访华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4月访印为先声，中印两国开展了密集的外交往来。双方积极评价了双边关系发展势头，显示了保持高层往来、增进战略互信、开展机制性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的决心。在经贸领域，2018年3月和4月，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分别在新德里和北京举行。中印企业共签署101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达23.68亿美元。[注] “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在印度举行”，新华网，2018年3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27/c_129838032.htm.(上网时间：2018年4月2日) 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双边关系及务实合作等议题充分交换意见，并达成一系列共识。在安全领域，中印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第十一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印双边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正式恢复了合作。莫迪在G20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见时，特别感谢中方及时向印方提供水文汛息，肯定其对印方防洪抗灾的重要性。9月下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在成都举行；11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一次会晤，并取得了六点重要共识。中印年度防务安全磋商恢复，第四次“手拉手”陆军联训也成功举行。这都表明中印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正不断向前发展。
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实施对外行为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动因，也是国家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注] 胡宗山：《国际政治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追求、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领导层的灵活务实一起推动了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加速实现。从目前来看，印度力图通过改善对华政策，提升中印关系发展水平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三是在经贸领域，两国贸易关系长期存在不平衡局面。印度对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且逆差额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同时，双方贸易地位也存在巨大悬殊。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十余年，而截至2017年，印度在中国贸易伙伴排名中仍居于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韩国、巴西之后[注] 根据Wind数据库相关贸易数据统计。 。中印贸易关系的长期不平衡使中印贸易摩擦频繁。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年至2013年上半年，印度共提起690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企业的多达157起，占22.8%[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印度经济走势、经济政策以及研究跟踪》，第3期，http://ie.cass.cn/academics/economic_trends/201712/t20171204_3765987.html.(上网时间：2018年11月16日) 。近年来，印度已经是对中国进口商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最大的国家。
不良反应 对照组发生肝功能异常 （丙氨酸转氨酶升高）2例，恶心、呕吐1例，腹泻1例；观察组发生肝功能异常 （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4例，恶心、呕吐1例，注射部位皮肤发红及瘙痒感1例。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差异无显著意义 （P＞0．05）。药物不良反应均轻微，对症治疗后不良反应消失，均未影响继续用药。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三、 中印关系前景
当前解锁中印关系的钥匙，主要掌握在印度而非中国手中。近年来，印度在对华关系上的积极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印双边关系的改善。从当前印度对华政策趋向和国际环境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印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有望继续保持。
3.1 LA的常规CT和MRI的评价标准 LA患者CT检查特点为：“蝴蝶”或“月晕”状的低密度改变，大多边缘模糊，病灶位于脑室周围白质以及半卵圆中心大致对称的位置。此外，在患者的两侧内囊，基底节区、丘脑以及脑干等区域还可见到多处的腔隙性梗死灶，伴有不同程度的皮质萎缩以及脑室前后角变钝，脑室扩张。
第二，双方经贸、人文合作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随着2018年两国关系持续回暖，双方的边境贸易恢复正常，赴乃堆拉旅游的印度游客络绎不绝，在最高峰时，每天多达四五千人。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后，两国就解决大米、菜籽粕等部分商品市场准入问题又举行了两轮官员级会谈。11月初，中印双方相关部门领导人又就减少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加大中国对印度农产品、医药产品、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进口进行了讨论。新德里电视台称，印中贸易2018年同比增长18.63%，达到近9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注] “印媒热议2018中印‘重回正轨’：多领域合作政治展开”，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12/13923520.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8日) 此外，中印人文交流有所提升。近年来，中印在文化层面的交往日益热络。两国学者通力合作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英文版于2014～2015年出版；两国还合拍了《大闹天竺》、《大唐玄奘》和《功夫瑜伽》三部电影。习莫会后中印人文交流进一步发展。云南民族大学与印度尼赫鲁大学于2018年6月在昆明联合成立“中印人文交流中心”。印度旅游部于8月底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开展印度旅游推介路演活动，希望以旅游推动中印人文交流。《印度快报》称，印度政府正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中国游客。这些举措对增进中印相互了解，培育持续向好的民意基础有积极意义。
第三，在安全领域，中印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意愿与实际行动。当前中印两国关系中的活力已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层面。[注] “India-China Relations: Conflicting Trends,”India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 Vol.9, No.1,2014,p.1. 由于在缓和地区冲突、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人道救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或地区性问题上，“协商正在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活动”和“新常态”，越来越多的国家也都试图通过协商来解决冲突。[注] Bertram I.Spector,“Citizen Negotiation: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Process,”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20， No.1,2015,p.105. 中印两国在面对上述挑战时开展切实合作不可避免。再者，印度已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以加强成员国间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印两国有可能在安全领域进一步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与路径。
尽管中印在重建政治互信、扩大经贸和人文交流，以及安全领域的协作等方面出现一些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仍要清醒地看到，中印关系的竞争对抗与互谅合作，或者说战略思维上“亦敌亦友”的二元性特征仍将持续。
总体来看，自2018年以来，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释放出较大善意，力图通过不断加强双边各层面的交流来改善并推进中印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中印领导人的密切互动更为双边增信释疑，合理管控分歧，加强沟通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随着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向，中印互动不断增强，各层级的交流机制得到恢复，双边加强合作的意愿和实践都得到了增强。
二是在安全问题上，双方缺乏互信。考虑到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巴关系，相当一部分印度人相信“中国构成印度目前的主要安全挑战”[注] Frederic Grare, India Turns East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US -China Rivalry ,London: Hurst & Company,2017, p.30. 。围绕边界争端，两国之间爆发过冲突和对峙，甚至大规模的战争。由于在争端的历史和来源、争端领土的面积，以及实际控制线的位置等三个关键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注] 张家栋：“中印关系中的问题与超越”，《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6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64～165页。 ，中印边界谈判迄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十一次特代会晤虽然达成了六点共识，但考虑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该问题仍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始终令印度难以安心。印度抱怨中国对其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安全关切缺少敏感性，认为尽管中国力图平衡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但一旦局势有变，中国仍随时会向巴基斯坦倾斜，并利用巴基斯坦遏制打击印度。对于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一些学者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将对中印关系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注] Jaganath P.Panda and Tittli Basu, China -India -Japan in the Indo -Pacific :Ideas ,Interests and Infrastructure , New Delhi:Pentagon Press,2018,p.80.另一方面，印度基于“本体性安全”的考量，为保持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并将继续通过加强同本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合作的方式来防范和对冲中国在该地区逐渐扩大的影响和利益，这显然无助于加强中印安全互信。
一是中印两国相似的战略诉求引发的矛盾和竞争比较突出。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相继赢得民族独立以来，中印都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作为奋斗目标。尼赫鲁总理在印度独立前就宣布：“印度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注]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向哲濬等译：《印度的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印度独立以来奉行不结盟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使其复兴之路较少受到外部干扰。莫迪上台以来，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基于对自身战略环境和战略机遇的认识，印度在追求“有声有色”大国地位的路上，不仅要求继续维持和巩固其南亚霸主地位，而且将成为“世界大师”和世界“领导大国”作为其战略目标。而追求民族复兴，成为全球性富国、强国也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奋斗目标。作为亚洲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两个相邻大国，在实现“印度梦”和“中国梦”的道路上，“两国互为毗邻的地缘现实使得任一方的强国梦都必然包括在对方邻近及周边地区扩展影响与扩大存在”，其客观结果是，“两国离‘强国’目标越近，两国间的地缘冲突就越尖锐。”[注] 胡仕胜：“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
SAGD技术通过蒸汽发生器产生高干度蒸汽并通过注汽井注入地层，随后通过生产井将稠油采出。蒸汽发生器的种类一般为直流锅炉。故采油过程的余热主要包括：采出液携带的热量、注汽锅炉高温烟气、蒸汽发生器配套的汽水分离器排出的高温高压含盐水。其中，采出液余热可用于加热蒸汽发生器给水，或采用升级利用的方法如热泵技术、低温发电等提升热能品位；高温烟气可用预热锅炉用空气；高温高压含盐水可通过闪蒸得到高压蒸汽，或用于加热蒸汽发生器给水。这里主要分析通过吸收式热泵提升和利用低温采出液余热。
四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印度也对中国颇有怨怼。在地区层面，印度政府一直把 “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中国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安全优势的地缘政治扩张战略。在印度看来，该倡议不仅忽视了印度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层面的“核心关切”，还使中国进入了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对“印度在次大陆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特别是认为中国同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含有军事目的，将会威胁到印度的国家安全。基于此，印度多次公开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合作，并提出“季风计划”、“香料之路”、“自由走廊”等计划与中国进行争夺。此外，印度还试图以介入南海争端、与美日澳接近来反制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全球层面，印度力图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对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执念很深，对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做法心生不满，将中国视为其“大国崛起的挡道者”。
第一，中印双边政治互信有望加强。因历史记忆与印巴对立使然，中印在安全问题上的相互警惕，制约了双方政治互信的深度建立。两国领导人武汉会晤对两国消弭误解，增进互信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印媒将习莫会与1988年拉·甘地总理访华相提并论，盛赞武汉会晤是“是洞朗对峙之后两国在重建信任和改善关系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随后两国领导人在青岛、约翰内斯堡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三次会晤，就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这不仅有助于修复因“洞朗对峙”受损的中印政治互信，也利于加深相互理解，使两国关系能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求同存异。中国始终认为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应该保持接触并推动互谅外交。据此形成的相互接触如果得以持续，未来中印合作关系也有望确立。[注] Reeta Chowdhari Tremblay and Ashok Kapur, Modi ’s Foreign Policy , SAGE Publication India, 2017, p.154.
综上所述，中印在重建政治互信、发展经贸和人文交流，以及寻求安全合作等方面都可能有进一步发展。但由于中印在多个领域存在矛盾和竞争，印度可能会继续通过多种举措来遏制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持续增长的影响力，达到维护其地区优势地位的目的，从而对中印关系的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四、对中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莫汉·马利克曾经指出，“正如印度次大陆板块倾向于不断地摩擦和推撞亚欧板块，造成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摩擦和动荡一样，印度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也一直不稳定，充满摩擦和紧张。”[注] Mohan Malik, China and India :Great Power Rivals , Boulder: First Forum Press,2011, p.9. 但中印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目标是相同的，且双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中印关系不仅对双边，也对地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印两国必须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携手前行。
第一，妥善管控中印边界争端，全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现状，以利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领土争端对于中印两国来说都是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尽管双方都极力要将边界问题与发展其他领域的关系相剥离，但要真正脱钩却相当困难。其后果是，“由于没有最后解决边界争端，多年来作为双边关系特征的相互怀疑难以彻底消除。[注] Pallavi Aiyar, “India-China Trade: a Long Road Ahead,” The Hindu , September 7, 2006.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怀疑与猜忌始终萦绕在中印关系中，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边境地区30年来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客观而言，中印在领土问题上分歧严重，解决该项争端的时机远未成熟。但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中的大局观和以往处理边界争端的建设性方式，有助于争端管控。考虑到中印两国的发展战略、各自面临的内外环境，以及双方在环境、能源、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中印边界问题演化成武装冲突或区域战争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双方不必执着于追求争端的彻底解决，而须专注于妥善管控边境，积极维持和平与安宁的现状。中印关系的健康与否影响的不只是双边关系，拘泥于边界问题只能局限各自的视野。[注] L.h.M.Ling,Adriana Erthal Abdenur, etc., India and China :Rethinking Borders and Security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6,p.137.
第二，加强沟通与交流、认识与理解，大力发展和扩大两国关系中的积极面。国之亲在于民相交。中印有数千年文化友好交往史，但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整体印象都与实际相去甚远。中印人民相互认知的有限造成了“中国小看印度，印度也不大看中国”[注] 印度尼赫鲁大学汉学专家狄帕杰教授在2018年12月10-11日复旦大学举行的“新形势下的中印边界问题”二轨交流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如此总结。 的遗憾局面。“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拥有广泛市场，印度对中国同南亚和印度洋国家发展关系的猜忌，“洞朗对峙”期间中印两国民间表现出来的相互蔑视，追根溯源都与相互理解和认识有限密切相关。而本应对中印相互了解作出重大贡献的两国媒体有意或无意地将对方国家的一些文化元素往负面方向曲解和放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中印之间首先应该大力推动双边人文交流，尤其要重视强化媒体人之间的交流、拓展两国大学之间的校际合作等。只有人文交流水平得到大力提升，中印才能增进相互认识和理解，从而正确看待各自的发展利益和战略选择，不断扩大双边共识，为两国构建政治互信提供沃土，进而推动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交流和协作。
第三，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利益拓展，要注意避免对印度造成重大心理“刺激”。随着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展，中国也加大了同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合作。然而，印度一直怀有“成为印度洋主导力量的抱负”，印度海洋战略家普遍认为，只要“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可以拥有主宰整个亚洲沿海的能力”。因此，印度很多人认为“印度洋必须是并且必须被看作‘印度之洋’”。[注] [澳]大卫·布鲁斯特著，杜幼康、毛悦译：《印度之洋：印度谋求地区领导权的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第51页。 在这种理念影响下，印度对于中国在该地区开展的任何活动都强烈质疑，习惯性地怀疑和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甚至将中国当作“对手”和“敌人”。鉴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需要，以及印度在南亚的传统地位和影响，中国在加快推进同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国家合作的过程中，需适度考虑印度感受。一方面，要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域内相关国家积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打消其对中国在该区域合理利益诉求的疑虑；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印度对华的矛盾心理，在加强沟通的基础上多创造互动合作机会，增信释疑，避免印度对华产生战略误判而最终导致双方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
第四，必须重视印度外交的现实主义特征。印度外交极具现实主义传统，常常为追求眼前利益而罔顾中印关系大局。中国既要对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作出恰当回应，又要对其反复无常、“小动作”频频的另一手做好防备，特别是可以考虑在跨界河流问题上对印度进行适度的牵制。印度有学者曾指出，“在亚洲正处于其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之际，水压力已成为其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水资源短缺不仅加剧了国家间对共享河流和含水层资源的竞争，从而挑动地缘政治的紧张，而且威胁到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注] Brahma Chellaney，“Water, Power, and Competition in Asia,” Asian Survey , Vol.54, No.4, p.621.中国可以适度运用上游国家的地理优势，通过灵活打好“水资源牌”来拉住印度，降低各种干扰因素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印关系造成损害的风险。
中印同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除了双边领域的合作之外，在携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也有显见的利益契合点。当前中印关系虽重回正轨，但竞争与合作共生、分歧与协调并存仍是未来中印关系的基本特点。处理对印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适应印度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调整并保持对印政策的弹力和定力。既要着力推动其积极的一面，又不因一段时期内关系的好转甚或密切而对中印关系萌生超出实际的期盼；既要对其消极的一面加以警惕和防范，又不因一段时期内的分歧和摩擦而否定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中印双方只有秉持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正确分析和看待彼此意图，切实有效地落实好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建立稳定的各层级交流机制，才能确保中印关系朝着和平、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介绍 ]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周边外交；胡翊，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印关系问题。
(责任编辑：吴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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