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之四）——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及其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丛谈论文,古代论文,小说论文,通俗论文,之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来说，小说情节衍变乃源自作家本人的艺术修改，包括增、删、调、改等等，研究者通过不同版本的文本比较，可以探知小说家在思想情感、创作水平及文学观念诸方面的变化轨迹，这在西方小说或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均不乏其例。但是，古代通俗小说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相当数量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生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创作，而是对“本事”或旧作的演绎改编，且整体上处于较为仓促、草率的状态，商业化色彩甚是浓厚，往往未经作者认真修改，即匆忙刊刻行世，清代小说戏曲家李渔曾云：“予终岁饥驱，杜门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无可删可改之时也。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其创作状态便颇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即使有部分小说家的“创作”较为精心，也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修改，然因年代久远，再加上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地位，文献保存情况相对较差，故迄今已难找到诸如“初稿本”、“第一次修改本”、“第二次修改本”、“定稿本”等可供比对且成系列的版本资料，此类研究自亦无法有效地开展。
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譬如清代小说《红楼梦》，仅目前已知的早期抄本就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本”、“舒本”、“列藏本”、“梦本”、“郑本”、“杨本”、“蒙本”及近年发现的所谓“卞藏本”等十余种，它们传抄于不同时期，保留着《红楼梦》在曹雪芹创作修改的不同阶段的某些文貌。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就曾通过上述抄本的比对，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现象，颇具学术启发性。《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叙宝玉挨打后，宝钗前来探望，袭人告诉她被打原因，其中涉及薛蟠，宝玉怕宝钗担心，忙止住袭人，接着有一段宝钗的心理活动：“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拦袭人的话，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厉害了。”这段文字诸本均同，审其文意，则小说在第三十四回之前应当有描述薛蟠因秦钟而大闹的情节。然而，现存《红楼梦》诸版本均无此情节，秦钟始出于第七回，死于第十六回，他与薛蟠最近的关系，也不过是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一前一后、同回出场而已。那么，宝钗的心理活动岂非落空了？刘世德在“舒本”第九回找到了解开疑问的线索：“舒本”第九回末尾文字与其它诸本皆不同，叙贾瑞在宝玉压制下，被迫向秦钟认错，但心中“遂立意要去调拨薛蟠来报仇，与金荣计议已定。一时散学，各自回家。不知他怎么去调拨薛蟠？且看下回分解”，据此可以推知，曹雪芹初稿第十回的情节，应是叙述薛蟠“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但这一情节在后来“增删”时被删去了，却又因一时疏忽，没有对第三十四回中的宝钗心事做出相应的修改，遂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情节漏洞。事实上，薛蟠、秦钟皆属次要人物，如果对他们着墨过多，将会造成对中心人物及小说主线的干扰，曹雪芹的删改无疑是高明的；而研究者借助版本比勘，得窥小说名著生成、修润的若干细节，又是何等幸事！只可惜这样的例证，在古代小说研究史中实在太少了。换言之，因小说作者修改而造成的情节衍变，实际上并非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主体。
资料显示：古代通俗小说的情节衍变，主要产生于作品编撰阶段的“改编”环节以及传播阶段的“翻刻”环节。先来看前者。如上文所述，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编撰，大多带有鲜明的改编色彩：或是小说对笔记杂著所载“本事”的演绎，或是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扩写，或是文人拟话本对“宋元旧种”的新编，或是章回体小说对戏曲、弹词、宝卷、唱本及道情等其他俗文学作品的改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改编过程中，由于受到文本体制、作家文学趣味和道德观念、读者欣赏口味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编撰的小说文本与被改编对象之间，往往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情节衍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节衍变乃伴随着作品之编撰而不是修改或流传而产生，具有某种“先天性”，与西方小说或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况大不相同，蕴含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学术信息。
古代通俗小说“改编”环节的情节衍变，表现形式颇为多样，其中最为常见者则有以下两种：其一，增饰新人物，引出新情节。譬如明嘉靖洪楩清平山堂刊本《六十家小说》所收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叙宋代词人柳永在京风流倜傥，后就任余杭县令，筑玩江楼以自取乐，欲与妓女周月仙交好，遭到拒绝，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并以此相要挟，最终“两情笃爱”云云。拟话本《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收录于《古今小说》第十三卷)乃据《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改写而成，作者冯梦龙先后增添了四位人物，引出一系列相应情节：首先是“黄秀才”与“刘二员外”，叙周月仙与黄秀才两情相悦，刘二员外欲与月仙欢会，遭到拒绝，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以为要挟，柳永闻之，出资替月仙赎身，并撮合其与黄秀才的婚姻；第三位是歌姬“谢玉英”，作为柳永之红颜知己，贯穿小说始终，叙述谢氏因喜爱柳词而与柳永相遇相知，历经相约失约，最后重逢京师的爱情故事；第四位是权相“吕夷简”，叙柳永外任期满返京，遭吕氏排斥而被罢官。上述增饰的人物情节，彻底颠覆了柳永的文学形象，他已从旧作中“才子”加“流氓”的形象，转化为集风流、才华、情义及气节于一身的文人典型，这些情节衍变，既是拟话本小说篇幅扩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寄托着小说作者——与柳永同属风流落魄文人之冯梦龙的自我欣赏与身世慨叹。再譬如晚明西湖渔隐编撰的拟话本集《欢喜冤家》，其第七回《陈之美巧计骗多娇》与第二十回《杨玉京假恤孤怜寡》，分别根据万历张应俞所撰文言小说集《杜骗新书》卷三“婚娶骗”《因蛙露出谋娶情》、卷二“盗劫骗”之《公子租屋劫寡妇》改写而成(参拙文《〈欢喜冤家〉小说素材来源考》，收录于拙著《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58页)，仔细比对文本，《欢喜冤家》所增主要就是叙述男女主人公“云雨偷欢”、“兰汤午战”等细节，此类情节衍变亦多见于其他明清艳情小说，显示了编撰者对市民阶层阅读口味的商业迎合。
其二，调整情节重心，改写故事结局。譬如明代拟话本小说《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收录于《醒世恒言》第三十一卷)乃据元代话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改写而成，《新编红白蜘蛛小说》属于“烟粉灵怪”类，其情节重心在于郑信与红白蜘蛛精怪的遇合故事，故人精离别之后的文字仅有两百余字，只是对郑信的结局略作交代便匆匆告止。而冯梦龙改编后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其情节重心已转移至凡人发迹变泰故事，故人精留别之后尚有大量文字，详细叙述了郑信依靠“神臂弓”建功立业的全过程。如果说《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与《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之间的情节衍变，乃体现了小说作者文学趣味的变化的话，那么，清代小说《桃花扇》与戏曲《桃花扇》之间的情节衍变，则完全受制于文学之外的因素。《桃花扇》传奇创作于清康熙中期，其时反清复明思潮虽已不像康熙初期那样风起云涌，但仍未彻底平息，部分汉族文人开始反思明朝覆灭的历史原因，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动机是：“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孔尚任《桃花扇小引》)故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只是传奇《桃花扇》情节结构的一个部分，其它诸如福王朱由崧的昏庸荒佚，马士英、阮大铖的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江北四镇的跋扈不驯、互相倾轧，复社文人的孤芳自赏，史可法的才能短绌、优柔寡断，左良玉的心胸狭窄、意气用事，皆是孔尚任精心设计、着意展开的情节；为了凸显国破家亡的历史主题，作者甚至不惜撕裂作为爱情信物的“桃花扇”，让劫后重逢的侯李两人再度分离，双双醒悟入道。然至乾隆时期，社会国富民安，易代伤痛早已抚平，因此，在翰香楼刊本《桃花扇》小说的编撰者看来，文学作品已无须承载历史的伤痕，他调整了桃花扇故事的情节结构，将侯李爱情确立为《桃花扇》小说的唯一重心，删去《桃花扇》传奇中与爱情无关的“哭主”、“争位”、“和战”、“移防”、“闲话”、“孤吟”、“归山”、“会狱”、“劫宝”等出情节，小说结局也改写为：侯李两人破镜重圆，“一家完聚。朝宗也无意功名，因香君生子三人，只在家中教训儿子，后来俱各自成名，书香不绝。朝宗与香君俱各寿至八旬有余而终。”很显然，正是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差异，才导致《桃花扇》小说与被改编对象——《桃花扇》传奇之间产生了令人注目的情节衍变。
再来看“翻刻”环节的小说情节衍变。由于古代中国缺乏版权意识和保护版权的法律，通俗小说文本刊行之后，时常会遭遇其它坊肆的盗印翻刻，而坊肆为了应对商业竞争——这种竞争既发生于区域之间，譬如明代的福建建阳地区与江南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地区的众多书坊之间；为了能给自己出版的小说找到刺激销售的“卖点”，他们一方面在书籍形式上(包括图像、注音、释义、圈点、评林等)费尽心思，标新立异；另一方面则运用“插增”手段，改变小说文本的情节内容，使之区别于其他众多版本，并借“全本”之名吸引读者眼球。这已经成为明清时期通俗文学出版的惯常现象，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及《西游记》等小说名著的早期流传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譬如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有数十种之多，其间的学术关系颇难梳理，后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找到了若干划分版本系统的参照标准，包括刊刻区域、周静轩诗及史书故事的插入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属于情节衍变性质的“花关索”及“关索”故事，日本学者金文京将现存《三国志演义》版本划分为六大系统：“没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版本”、“有花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有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有关索故事的江南本”、“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版本”以及“毛宗岗本”(参金文京所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三国志演义》，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308页)；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花关索”、“关索”故事，非《三国志演义》祖本所原有，乃属坊肆“插增”所致，故目前所知刊印时间最早的嘉靖元年(1522)张尚德序刊本及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本，均无“花关索”、“关索”之名。再譬如万历时期出版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水浒全传》，也以“插增”田虎、王庆故事为卖点，以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没有这一情节的《水浒传》版本；而且，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插增本残本卷二十一书名题作“新刊全相淮西王庆出身水浒传”来看(参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收入其《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1—88页)，或许，田虎与王庆故事情节乃先后“插增”至《水浒传》之中也未可知。此外，《西游记》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回的“乌鸡国故事”、第五十回至五十二回的“莲花洞”故事等情节，也有后来“插增”的痕迹(参侯会《从“乌鸡国”的插增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试论〈西游记〉“莲花洞”故事之晚起》等文，收入其《〈水浒〉〈西游〉探源》，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90、209—218页)。
“插增”之外，书坊基于节约成本、追求速刊的考虑，对情节文字进行不同程度的删削，也会导致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之间产生情节衍变。古代通俗小说版本有“繁本”与“简本”之分，在一般情况下，“简本”乃据某一“繁本”删削而成，但是，由于文献传承的偶然性，现存“简本”与现存“繁本”之间，未必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譬如《西游记》的两个明刊简本——朱鼎臣编《西游释厄传》及杨致和编《唐三藏出身全传》与今存繁本明世德堂刊本之间、《水浒传》今存简本与繁本之间的学术关系，便是古代小说研究中迄无定论的疑难问题。至于“唐僧出身故事”在世德堂刊百回本《西游记》中缺失的具体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它显然与上述书坊为节约成本而施加的删削不同，究竟是因底本残缺，还是书版毁失？或许是出于《西游记》文学重心转移的需要，因为，如果小说从以唐三藏为中心转向以孙悟空为中心的话，那么花费数回笔墨来详细介绍唐僧的出身及家世，就不是必需的了。
“插增”或“删削”小说情节的行为，多数情况下乃由书坊策划组织实施，其内在驱动力则源自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不过，坊肆有时也会为了某些非商业原因，对小说现有人物情节进行改造。譬如明万历时期建阳书坊三台馆(又名“双峰堂”)主人余象斗，在推出《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时，出于维护同宗人物的私心，竟将底本中一笔带过的配角“余呈”，大加改写，插入了包括余呈临阵斩将、失手被俘、不肯跪降、英勇就义、宋江哭祭等情节(参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收入其《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12页)，读来令人哑然失笑。究其动机或在于：余象斗曾因科举落第而无奈从事出版业，光宗耀祖的梦想无法实现，遂借《水浒传》中“余呈”的英勇事迹，聊抒胸中磊块，联想到他还曾在所刊书籍内(譬如《万锦情林》内封页)，刻印上自己端坐于类似衙门的“三台馆”中、童子执帚、婢女献茶的图像，这位编撰出版了多种通俗小说的书商型小说家，虽有些自恋，倒也不失个性。有意思的是，余象斗对“余呈”的增改文字，成为《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版本的特殊标记，凭借这一标记，可以核查出诸如“映雪草堂本”、“藜光堂本”、“刘兴我本”、“李渔序刊本”、“《二刻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等多种《水浒传》简本，实皆源自余氏《水浒志传评林》(参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第86页)。此恰如“花关索”、“关索”故事成为梳理《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的标记一样，因坊肆“翻刻”而产生的情节衍变，既造成了小说文本的某种混乱，但如果运用得当，也可转化为小说成书过程以及版本传承研究的有效的辅助手段。
此外，关于古代通俗小说的情节衍变及其研究，尚有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古代通俗小说的编撰方式与传播过程，均有不同于西方小说及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特殊之处；其情节衍变的产生，与小说作品的题材来源、成书过程、编撰者之文学及道德观念、文本体制、时代文化背景、出版商业竞争、刊刻者趣味、阅读者口味等文学内外因素密切相关。故借助对于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深入考察，事实上可以展开多项学术课题的研究。
其次，倘若将视野略加扩展的话，中国俗文学品种丰富，除小说戏曲之外，尚有弹词、宝卷、鼓词、唱本、道情、子弟书、木鱼书、二人转等类，遗留下数量可观的俗文学作品，它们彼此之间曾经发生过复杂的交叉影响，既有小说对其它文体文本情节的改编利用，也有其它文体对小说文本情节的改编利用(需加说明的是，这种“改编”实际上也会产生情节衍变，但对于小说来说，只是一种被动形成的衍变，故本文未予展述)；同一个故事、尤其是那些起源较早的故事(譬如宋人《醉翁谈录》、《青琐高议》等书所载各篇故事)，在不同的俗文学作品中留有形式多样、繁简不一的文学表现。因此，追踪这些故事的渊源流变，比较不同文体在演绎同一故事时存在的种种差异，无疑可以带给小说研究者十分丰富的学术思考，开启颇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最后，毋庸赘言，关于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考察，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版本及文本比对基础上，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足够的耐心和细心。目前古代小说研究正面临若干困境：新文献的发现越来越难，新理论的探索不尽顺利；文化研究多流于空疏，艺术赏鉴则颇乏新意；名著研究举步维艰，非名著研究的价值又似乎未获学界公认。有鉴于此，进一步拓展、加强包括情节衍变在内的古代小说版本及文本之细致研究，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学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