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野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之所以成为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贰臣”，具有“野兽性”，瞿秋白曾用过一个罗马神话故事来加以说明，他说，鲁迅“是野兽(狼)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野兽的奶汁”究竟是什么，瞿秋白没有细说，后人也未解说过。我觉得这“野兽的奶汁”乃是由多种营养成分合成的营养品，而野史即其中一种重要的成分。正是野史给予了鲁迅以营养，使他具有“野兽性”。
鲁迅是极爱读史的。读史，对于鲁迅思想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他读史的过程，亦即其思想性格形成、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鲁迅对于书籍，接触最早的即史书。他在1887年(七岁)启蒙时，读的第一本书即《鉴略》。那时，他完全是被动的，因为他祖父主张孩子初学应该首先获得一点历史知识。不过，《鉴略》并未引起他怎样的兴趣。引起了他兴趣的第一本书是《山海经》，这是一部保存了许多远古传说、史料的地理著作。他之所以对此书有兴趣，实乃由于读经(如“四书”之类)枯燥无味之反动。他说，“余少喜披览古说”。（注：《古小说钩沈·序》。）这“少”，大约就是1890年(10岁)读《山海经》发轫，到1895年(15岁)前后。这“古说”，就包括了许多史书，特别是野史。他在晚年曾回忆说，“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思想。”（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介绍，鲁迅在这一时期读的野史杂说有《曲洧旧闻》、《窃愤录》、《玉芝堂谈荟》、《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南烬纪闻》等等。他爱读这些书，并不是自觉的，只是他幼年读《山海经》时所引发的读书兴趣的不自觉的延伸。他阅读这些野史，虽然对于他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有很大作用，但他仍然不是带着某种社会功利的目的去阅读的，而基本上是凭兴趣出发的。
鲁迅读史，由不自觉转向自觉，是在1902年留学日本开始的。当时留日学生中有许多革命志士，他们以改造中国旧社会为己任。鲁迅这时也树立了改造社会的宏志，常常与同志议论改造中国旧社会的问题。鲁迅过去所读过的史书特别是野史，就常常为他思索社会改造问题提供借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史学”。就在鲁迅开始留日的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一文，他还陆续发表过《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国史叙论》等论著，正式喊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提出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全面地批判了封建主义史学。他指出了封建主义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所谓“正统”，“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他特别强调了史学对于社会改革、发展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宗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章太炎则发表了《史学略说》等论著，提出了民族文化进化史观，强调研究历史的意义。他在《历史之重要》中指出，“历史著进化之迹”，可以看到社会进化的情况。他为了救亡图存，也是在1902年，宣称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写出100卷《中国通史》。他一生都认为史学是“切要之学”，“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尤巨”。鲁迅是受到了“新史学”的影响，他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正是在“新史学”的影响下，鲁迅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进化论历史观，他也特别强调史学对于社会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对史书的嗜好，已由不自觉逐渐转向自觉了。他的《读经与读史》（注：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文便可说明其自觉性。过去的传统，总是首先提倡“读经”，把“读经”看得比“读史”重要。当时，章士钊为了阻碍社会改革，也鼓吹“读经”。而鲁迅在这里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读史”比“读经”重要、有益，与其“读经”，不如“读史”，“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篇文章还向读者推荐了《茅亭客话》、《野获篇》、《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和《痛史》等许多野史。此文，一方面既反映了“新史学”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他实践经验教训的结晶。他的重视“读史”对于社会改革的作用，足以说明他对于史书的嗜好已由不自觉向自觉发展了。这种发展，对于鲁迅整个思想的发展有其重要性，这种发展，有它的内因和外因：他在留日期间树立了改造社会的宏志，是其内因；而在同一时期受了“新史学”的影响，则是其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鲁迅并非一开始接触史书，就能自觉地把“正史”和“野史”区分开来，并重视“野史”的。他之所以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把“正史”与“野史”区分开来，并且愈来愈重视“野史”，一方面固然是受了“新史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更是受了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国内文化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平民主义”思潮，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影响广泛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8年11月15—16日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武断主义(专制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此后其他许多人都发表了提倡“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的文章，“平民主义”汇为高潮。文学界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最有影响的是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一文)，史学界也提出了“平民史学”的口号，当时就有野史是“出于民众”的说法。在鲁迅著作中，“野史”一词最早见于《读经与读史》一文，并且正式地把“野史”与“正史”区分开来，他说，倘要读旧书，“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他在该文中又说，“‘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注：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此后，在鲁迅的著作中，野史与正史便区分得清清楚楚，谈及野史的文章也日见其多。由此可见鲁迅自觉地把野史与正史区分开来并更加重视野史，是始于五四时期，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说明他的这种自觉的思想既与“新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与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有关。
野史是什么？一般认为是指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的另一种史书。在鲁迅的视野中，视为与野史同类的还有杂说、笔记、档案等。他在《读经与读史》一文中，就把“杂说”与“野史”相提并论，视为同类。“杂说”，大概就是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杂记”，即“杂载人间琐事者”。古代有“稗官野史”的说法，稗官者，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也。《汉书·艺文志》引如淳所说，“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这种闾巷风情、街谈巷说、遗闻佚事的纪录，也叫“稗史”，如鲁迅所多次称道的《明季稗史》之类。鲁迅所说的“杂记”，大概即“稗史”之类。稗是野生的草，稗史其实就是野史。鲁迅在《病后杂谈》（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一文中又将“野史”与“笔记”相提并论，视为同类。他说，“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笔记”，有别于稗官所记录的，内容也不限于作者所听取的街谈巷说，还包括了作者阅读所得或亲身经历。鲁迅重视野史的同时，还重视档案材料，如《清代文字狱档》。因为档案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所以鲁迅如嗜读野史一样，嗜读这一类的书，认为它们和野史一样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多方从友人处搜求《清代文字狱档》，并在《隔膜》一文中赞扬这是“一种好书”。在他的心目中，野史、杂说、笔记、档案等是同类的书，都得到他的重视。它们有共同特点。其共同特点是：“野”，虽然“野”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野”的。所谓“野”，有两层含义：第一，从与在朝人士相对立而言，是在野人士(或士大夫的下层人士)所作，未经官方审定，更不是“钦定”的，甚至为官方所禁，不是藏于庙堂官厅，而是流传于“野”，当然，其中某些书也流传到官厅，在流传中经过官方删改；第二，从雅与俗、文与野相对立而言，是未经人工过分雕饰的，鲁迅说是“无伪饰”的，是原始的史料，虽然显得粗鄙，但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因此，鲁迅对它们特别重视。鲁迅是一贯喜爱带有“野”性的东西，“俗”的东西，他说过正人君子往往憎恶“野”的东西，又说过君子不喜欢“俗”人的“道破”。
为了更好地说明鲁迅对野史的重视，不妨拿鲁迅对正史和野史的看法与态度做一个比较。鲁迅虽然重视野史，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正史，也没有完全抹煞正史对于自己认识社会的作用。例如他对于位居由乾隆诏刊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曾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他在《随感录五十八·人心很古》（注：该文收在《热风》中。）中，引用过《史记·赵世家》里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与五四时期阻抑革新的人的言论相对照，说明现代的保守派与古代的保守派“丝毫无异”。对于正史，鲁迅有过这样一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在这里对正史既有肯定，也有批评。鲁迅提倡的读经不如读史，是包括正史在内的。但是，鲁迅认为正史有一些致命的缺点。在他看来，正史有两大缺点：第一，正史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是提倡“新史学”的梁启超最早提出来的，鲁迅接受了这一观点。正史只写帝王将相，不写平民百姓；而野史则常常涉及当时下层文人甚至平民的遭遇、情绪，反映当时下层社会情况，鲁迅觉得读了“有好处”，“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常常是正史中所没有的知识)。例如，鲁迅读了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之后，就感叹说，“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第二，正史有讳饰，“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因此不够真实。鲁迅指出，“‘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注：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读正史，“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而野史“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注：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多次称赞《蜀碧》、《蜀龟鉴》、《安龙逸史》、《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野史，因为它们能正视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是“够惨的书”。鲁迅在谈到这些野史时说，“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的态度是鲜明的。一方面，他虽然并未完全否定正史，但认为正史有一些致命的缺点，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历史(指正史)不行，“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注：《鲁迅书信集》上卷379页。)他还说过，“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另一方面，他多次向读者推荐野史，提倡“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他常爱拿野史和正史作比较，认为比较是识别谬误、认识真相的好办法。
鲁迅一生都爱读野史，所读的野史也相当多，尤其是他的晚年，对野史更是津津乐道。那么，野史对他的思想性格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以为野史从小就培养了他读书的浓厚兴趣，丰富了他的社会历史知识，促进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坚定了他改革社会的宏志，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的眼光更加锐利、深邃，提高了他的预测能力，同时也使他增添了对未来的信心。他在追求社会改革、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从野史中获得启发，有所发现，甚至是十分重大的发现。据我不完全的考察，我认为他从野史中至少有三大互有联系的重要发现。
首先，国民性问题的提出，这是鲁迅的一个重要的发现。他说，“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注：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在这里，他不仅表达了自己急于改革社会的迫切愿望，而且指出了社会改革的具体目标和具体内容——改革国民性，他还特别说明这是从读“杂史杂说”中所获得的启发。他还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国民性)，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正是从“野史和杂说”中看清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改革问题，“最紧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注：《两地书·八》。)近来有人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本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把西方传教士(殖民主义者)的观点搬过来，这是鲁迅的“过”。言外之意，这是鲁迅的奴性的表现。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简单的、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鲁迅提出国民性性质的问题，首先是社会改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是鲁迅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而提出来的，同时鲁迅提出这一问题也是受到了梁启超、章太炎等启发的结果。我认为还要进一步地分析这一问题。鲁迅之所以有此发现，更是鲁迅汲取、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结果。他既总结、汲取了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屡屡失败的历史教训，也认真思考、总结了野史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他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才看清了中国的国民性，才看清了改革国民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社会改革“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当然，鲁迅也受到了某些西洋人著作(如美国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的启发，也受到了某些东洋人的著作(如日本厨川白村等人的著作)的启发，启发不是照搬。鲁迅提出这一问题的立场、目的，与洋人是不同的。鲁迅愿意聆听洋人(不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讲中国的缺点，他在为日本的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写序时说，该书“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他后来对此书的译者解释他的“意见”时说，“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注：《鲁迅书信集·附录·致尤炳圻》。)在鲁迅看来，如果讲中国的缺点，便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参考，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如果“多说中国的优点”，可能会使中国固步自封，从而妨碍中国的社会改革。我与某种嘲讽鲁迅有奴性的意见相反，认为鲁迅提出国民性改造问题，是表现了民族的开始觉醒，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表现，是对于社会改革问题的一种重要发现。他提出国民性改造问题，是他爱读野史、受到野史启发的结果。
其次，与国民性问题相联系，他指出了国民性的核心问题是奴性问题，特别是他揭示了“奴性的来由”——历史根源。这更是鲁迅在野史中的一个独到的发现。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有一个独到的论断，他说，中国社会的历史只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对于这一论断是这样解释的：“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注：《坟·灯下漫笔》。)这不仅揭示了国民普遍存在的奴性，而且指出了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这当然是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独到的发现。这发现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是从读史来的。实际上按照他所说，在正史中对此是“不大看得明白”的。我以为他主要是从野史杂记中看出来的。正史只会闹“小玩艺”，变把戏似的，讲些“发祥时代”、“发达时代”、“中兴时代”，仿佛“咱们向来就很好的”，鲁迅一贯认为正史有讳饰，真相不容易看明白。他解剖国民性的奴性心理和剖析中国历史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求苟安于奴隶境遇的奴性心理，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异常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有了“奴隶规则”，就“万分喜欢”，觉得“天下太平”，要“感谢皇恩浩荡”。这种奴性心理在中国确实普遍存在，甚至中国的许多精英人物也常常不自觉其奴性心理的存在，鲁迅在谈到纪录着嘉定、扬州大屠杀的野史《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时说，“我每遇到学者(如胡适等)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注：《花边文学·算账》。)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还洋洋自得，这不是奴性心理是什么？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奴性心理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如不清除这种奴性心理，中国人民有出头之日么？鲁迅肯定了中国人民清除这种奴性心理的前景，期待着“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国民有了奴性心理，便像“一盘散沙”。但奴性心理本不是国民所固有的，鲁迅从野史中看到“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本不甘为奴，“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注：《南腔北调集·沙》。)鲁迅考察中国国民奴性的由来时，有一个独特的论断，认为奴性主要是异族统治者入侵造成的。这是从野史中获得的一个重要发现。他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入侵；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国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注：《鲁迅书信集·附录·致尤炳圻》。)他特别关注、提倡多读宋末、明末的野史，这不仅因为宋末、明末的野史多，容易找到，而且因为宋末、明末都是异族统治者入侵的时代，有利于考察中国国民的奴性及其由来的问题。《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蜀碧》、《蜀龟鉴》和《安龙逸史》等，鲁迅在杂文中多次谈及，他引录了统治者滥杀国民的惨状和游牧民族为害之烈，以此来说明“奴性的由来”。鲁迅认真研究了《清代文字狱档》，揭示了清朝统治者文化统制策略的“博大和恶辣”，挖掘了国民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他叙述了冯起炎(一个普通的秀才)案件之后说，“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注：《且介亭杂文·隔膜》。)就是说，这些惨案的来由在于触犯了满洲人关于主奴界限的规定，“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为“清时，许多中国人似不悟自己之为奴”而感叹。(注：《鲁迅书信集》上卷567页。)冯起炎的奴性就在于“不悟自己之为奴”。鲁迅在叙述了尹嘉铨案件之后说，倘有有心人将异族统治者的文化统制策略的史料加以收集，一一钩稽，辑成一书，“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正是野史之类的书给了鲁迅以启发，才能使他有这些独特的发现。
再次，鲁迅还提出过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贼与王、奴才与主子，既是彼此相通的，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哲学书上说彼此相通，具有同一性，因此可以互相转化。鲁迅认为贼与王、主与奴既相通，又可互相转化，这更是一个独特的发现，这一重要发现是来自史书特别是野史的启发。鲁迅早期就提出“匪”与“帝”相通的看法。他说，“看旧史”，知道“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成了“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鲁迅肯定地说“不”，社会并没有改进，“匪便被称为帝”，这时，“文人学者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鲁迅分析了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由于农民未能跳出封建主义的樊篱，他们即使夺得了政权，也是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正如刘邦做了皇帝，就要掠夺子女玉帛，阿Q掌了权，就要杀掉小D、王胡等。鲁迅在后期又说过类似的意见，他谈到根据野史传说写成的《水浒》时说，“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接着又说，“试翻明末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注：《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鲁迅受过章太炎的民族文化进化历史观的影响，鲁迅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系统来考察农民的，着重于解剖文化历史传统对于农民思想的影响。他对农民不曾作过各种不同阶层的区分(如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流氓无产者等)。在鲁迅笔下，受雇于人的阿Q、贫困的闰土、在农村是“出场人物”的七斤、“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庄木三及其女儿爱姑，都是农民。鲁迅是把农民看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着许多的共同性，这共同性之一即思想上的封建性。鲁迅曾说，农民“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在辛亥革命之后，鲁迅还看到了“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注：《华盖集·通讯》。)鲁迅说到刘邦、项羽式的农民起义时说，“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注：《热风·“圣武”》。)农民起义领袖要“取”的是什么呢？是“威福、子女、玉帛”。阿Q的革命梦幻曲，不就体现了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理想么？如果没有国民性的改造，如果没有思想革命，如果不在文化思想领域坚持反对封建主义，农民起义必然蜕化为“寇盗式的破坏”。鲁迅多次讲到野史中所记载的张献忠、黄巢的杀人，多次提及《蜀碧》、《蜀龟鉴》之类的野史，十分重视这些野史，认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他重视的是这些野史较为真实的记载，但他也超越这些野史的观点，这些野史是把张献忠杀人说成是其野蛮本性，仿佛“为杀人而杀人”似的。鲁迅只采取野史的客观记载，并不采取其观点，他认为张献忠之所以杀人，是其“威福、子女、玉帛”的最高理想导致他如此。因为贼与王、奴与主的思想意识都有着封建性，所以他们彼此是相通的，用哲学的话来说，有着同一性，他们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鲁迅还分析了孙皓和宋徽宗，并指出“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鲁迅将此看成一条历史的规律：“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注：《南腔北调集·谚语》。)这一重要的发现，主要是野史启发的结果。
我不能不谈一下鲁迅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即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他不仅把这一重要的发现写进了《狂人日记》，而且这一重要思想还渗透在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后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指《狂人日记》)。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注：《鲁迅书信集》上卷18页。)对于鲁迅这一发现，不能囿于字面的理解，以为只是《通鉴》启发的结果。我认为鲁迅这一发现，其实和野史也有某种关系。任何一个重大发现、发明，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谓长期积累，一朝发现。科学史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任何重大发现或发明，都有长期的深厚的积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偶”遇某一外界刺激，产生灵感，思想便会飞跃，于是便有重大的发现或发明。鲁迅提出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一重大发现，是他长期广泛阅读史书包括野史杂说的结果，有了这个长期的深厚的积累，“偶阅《通鉴》”的刺激，灵感产生，使他恍然大悟，于是有了“此种发现”。“偶”，只是偶然的因素，但还潜藏着必然因素，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一碰撞，产生思想的火花，于是有了思想的飞跃。相对来说，野史杂说中有更多的“吃人”的记载。鲁迅在幼年读过的《二十四孝图》就有“郭巨埋儿”的记载，宋朝人编著的《开河记》也有麻叔谋蒸吃小孩的记载。鲁迅在十四五岁时读过的《蜀碧》，“是够惨的书”，这种“够惨”的印象一直深刻地镌刻在他的脑底。鲁迅读过《蜀龟鉴》则有着张献忠“剥人皮”的记载。鲁迅在《偶成》一文中说，“张献忠的剥人皮，不是一种骇闻么？但在他之前已有一位剥了‘逆臣’景清的皮的永乐皇帝在。”(注：见《南腔北调集》。)鲁迅幼时读过的宋端仪的《立斋闲录》就记载，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景清被剥皮，铁铉被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据永乐的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鲁迅后来讲起野史这些记载来，还是义愤填膺，这不是活生生的吃人么？鲁迅后来又读了《安龙逸史》，进一步知道了“单说剥皮，中国就有种种”，除了永乐皇帝式的、张献忠式的，“还有孙可望式”的。整个明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这不就是讲“吃人”的历史么？鲁迅同样读过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容斋随笔》和《翁山文外》等，则有异族统治者残酷地虐杀奴隶的记载，《清代文字狱档》也是“吃人”的记录。野史关于“吃人”的记载，真是太多了。野史对鲁迅的种种刺激，能对鲁迅这一重大发现毫无影响么？更何况司马光编撰的《通鉴》，还采用了许多野史资料呢，以致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因为它有“野”味，还要对它加以“修订”呢。这也可以证明鲁迅这一重大发现与野史有着某种联系吧。
当然，鲁迅对野史也不是一味地抬举，他对野史有肯定，有分析，有批评，有超越。他认为野史杂记中有些记载也不真实，不可全信。他说，“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这是诳话。……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一烧阿房宫，使天下闻名”。(注：《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为什么野史也有不真实的记载呢？除了传闻失实之外，主要是因为野史的作者属于“士大夫”，不免受“士大夫”立场的局限。例如《立斋闲录》所记载的永乐皇帝叫被虐杀者的两个女儿做了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43)“有人说”，是指明代王鏊编撰的《震泽纪闻》。经过鲁迅考证，二女作诗的记载是虚假的。野史中也有“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的笔墨。为鲁迅所称道的《蜀龟鉴》作者刘景伯是清朝人，一写到清朝的统治者就歌功颂德。鲁迅对清代俞正燮的《癸巳类稿》，较详细地记载了永乐皇帝让罪犯家属“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铁铉妻“送教坊司”，对茅大芳妻则“分付”“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鲁迅觉得“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但鲁迅又对俞正燮关于许多皇帝“宽假奴隶”的记载，不怎么相信，他说，“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鲁迅特别是对“俞正燮的歌功颂德”、“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很不满，加以批评。(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野史之不可完全相信，还因为野史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统治者特别是清朝统治者的篡改，鲁迅说，“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他对一些野史杂记曾作过一番校勘、研究，因此他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全面弄清了鲁迅与野史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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