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叙述农村？——关于“新乡土小说”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农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土文学”的说法最早来自鲁迅先生，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后来也有人将所有关于农村的小说，都说成是“乡土小说”，这虽无不可，但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不确切的。“乡土小说”往往以回忆的笔调描绘童年与故乡，虽然不无优美，但在写作主体与“乡土”之间，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农村题材”的说法，来自建国后对文学题材的划分，是与“城市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相对应的，其长处在于将农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部门加以强调，缺点则在于划分过于简单、机械，忽略了文学的灵活性。今天的“新乡土小说”，应该在继承既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农村中的新问题与新经验，并对一些“老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一、“故乡”的消失
鲁迅的《故乡》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它表达了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经验。在这篇小说中，鲁迅表达了启蒙知识分子与乡村的疏离感，这种疏离同时也带着留恋、感伤与寂寞，这种“疏离”不仅来自时间上的距离，同时也来自知识上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可以说是新知识在面对旧世界时的一种态度：一个旧日熟悉的世界，在一种新眼光的注视下，呈现出了它黯淡乃至黑暗的一面，但同时他又不能决绝地弃之而去。在这种疏离感与隔膜感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知识——现代知识与传统中国的矛盾，同时也隐藏着文化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迁。
在前现代社会，“故乡”或“乡愁”也是文人墨客经常吟咏的题材，但这里的“乡愁”，只是空间或时间意义上的距离所造成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虽然他们也有沧桑感与物是人非的感叹，但这种疏离感是可以弥合的，在主人公与故乡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主人公和故乡、故乡的人们之间，在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上是统一的，在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中，在以血缘关系亲疏为序组织起来的“差序格局”人际关系网络中，尽管个人之间也会有差异，但总体上他们之间对人对事判断的标准是固定的，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容纳的，而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却并不是如此，新的知识使他们有了新的世界观，同时也使他们与传统的宗法社会隔离开来，所以在《故乡》中，鲁迅一方面留恋着童年的伙伴与美好时光，同时对现实中的人们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方面，他的思想与情感是分裂的。
另一方面，在前现代社会的农村有一个乡绅阶层，在政治上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参与乡村的治理，在文化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承担着维护教化与风化的责任，他们与乡村生活是融洽的，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与乡村的“隔膜”。但伴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解体，这一阶层也发生了种种分化，乡村中的文化人纷纷逃离乡村，他们到大中小各种城市定居①，而乡村也就成了没有“文化”的地方，或者说是只有旧文化、旧传统遗留的地方。于是，当现代知识分子回到“故乡”，会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变化、没有活力的乡村，记忆中的美好与现实中的丑陋便难免会发生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的《故乡》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现代情感与经验，这种经验不同于古代中国，也不同于当代中国。
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当前的作家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太快了，并且是以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等现象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
在贾平凹的《秦腔》中，省城作家夏风的身上有不少作家自身的影子，但夏风不是小说的叙述者，而只是一个被叙述者、一个归乡者，小说的视野没有延伸到他所在的省城，而只限制在清风街的视野之内。在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将夏风设为小说的叙述者，而选择了引生，或许在于他不想以外来者的目光观察清风街，而试图最大限度地以清风街的目光来观察自身，以及所有的外来者。但在《秦腔》中安排夏风这样一个人，一个作者自己的影子，却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以家乡的眼光来看自己。在家乡的眼中，夏风是成功的外来者，但同时也是无能的（对村里人的许多事情无能为力）、自私的（比如他对妻子白雪的态度），与家乡有隔阂的（比如无法理解父亲夏天智对秦腔的热爱），我们可以将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塑造视为对自我的一种反思。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对故乡态度上的内心矛盾或精神分裂：一方面他试图以自己的眼光写出故乡，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故乡的眼光写出自己；一方面对故乡的衰落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使这一衰落成为必然。
如果说贾平凹在《秦腔》中，表达了面对故乡时的痛苦与难堪，那么郭文斌在小说集《吉祥如意》②中，则充分表达了一种诗意化的乡愁。他的《大年》、《中秋》、《吉祥如意》等作品，将“乡愁”与“禅机”结合在一起，颇有韵味，而且其“乡愁”是丰富的，既有对故乡的怀念，也有对童年生活与传统民俗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如一幅幅云锦。然而这种诗意化的表现，来自于作者将写作的视角限定于回忆，一旦触及到现实，便会呈现出尴尬的一面。
对于鲁迅来说，“故乡”还处于远方没有变化，而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不变的“故乡”只能存在于内心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故乡”已经消失了，与“故乡”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而这一变化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似乎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表现。
二、土地：问题的核心
土地问题是传统中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但在当今关于农村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直接涉及到土地问题的小说，这首先或许在于经历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承包到户”，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像历史上那么尖锐突出了，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秦腔》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农村的荒芜了。这里的“荒芜”，既包括土地的荒芜，也包括人的荒芜——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在农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个村庄暮气沉沉。
小说中村里不少土地都撂荒了，夏天义心疼荒了的地，为此以较高的成本租种了俊德家的土地，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后来村里两委会收回荒地和另作他用的土地，由村里人承包，而又由承包人转租给外乡人，从中收取租金。但在由谁承包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村里仍有不少荒地，后来夏天义在“各家的地里查看，凡是荒了的地，或者在自己分得的地里起土掏取盖房用的细沙的，挖了壕打胡基土坯的，或者像书正那样，在地里修了公共厕所的，或者老坟地以前平了现在又起隆修了墓碑的，一一丈量了面积。又将谁家在分地后嫁了女，死了老人或出外打了两年不归的，和谁家又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的一一统计”。然后他拿着材料，请夏天智写了一份建议书：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荒芜，使每一个农民都有地种，公平合理，贫富相当，建议重新分地。
他拿着这一建议，征求村里的人签名，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意签名，这里有涉及到自身利益者，也有对“分地”甚至对夏天义的历史抱有偏见的，后者中最典型的是书正：
书正看见了夏天义，放下锨，坐在塄上吃旱烟，打老远就说：“天义叔是不是让我签名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签过名，现在什么社会了，你还搞运动呀！”夏天义说：“谁是搞运动呀！”书正说：“天义叔，你真是个土地爷么，一辈子不是收地就是分地，你不嫌泼烦啊？”③
在这里，“重新分地”联系着“土改”、“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等历史记忆，正是由于“合作化”运动的失败，使书正的讽刺深深刺伤了夏天义。他作为以上三次运动的村领导，直接经历过政策的反复与变化，这使他的威信受到相当大的挑战，但也使他深深知道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在新的时期正是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他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与土地的撂荒，从而提出了“重新分地”的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却被搁置了。
王祥夫有一篇小说叫《五张犁》，五张犁是一个人物的名字，现在很多农村里的地都被征用了，被用做建高尔夫球场等。五张犁是村里以前干活的一个好手，他们村里的地也被征了，但他出于对土地的热爱，每天还到他以前承包地去干活，把原先属于他的那块地种得特别好，后来还把人家要种的花都拔掉了，别人说他是“神经病”。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他对土地的感情，被剥夺土地之后那种无奈的、绝望的情绪。
陈应松的《弥留》讲述“父亲”在弥留之际，一一回忆起亲人所遭受的灾难，以及由这些灾难引起的家庭内部的伤害。在作者隐约的叙述中，灾难与伤害都来自于土地“集体化”，这就引出了小说最后的结尾，“父亲”死不瞑目的原因，是想最后埋在一块属于自己“私人”的土地上，但这样的要求是村长也无能为力的。这篇小说在艺术上不是很成功，但提出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私人”的土地的想法，现在是很新鲜的，虽然理论界不断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④，但在小说中这样直接地表达出来是很少见到的。阎连科的《受活》以加入合作社、要退出“合作社”为小说的主要线索，但没有直接提到“土地”的问题。在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描写“合作化”的小说的落后农民那里，会坚持“私有”土地而不入社，他们也常常是被批判、教育的对象。而在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在，以渲染苦难而争取“私有”土地的形象和小说，是很少见的，这既是一个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这篇小说是有相当价值的。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但在文学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与反映，美国人韩丁的社会学著作《翻身》、《深翻》、《大逆转》三部曲，以山西张庄为中心，对中国农村从土改、合作化到“承包到户”的整个过程有着深刻的反映，既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成就的来之不易，很值得我们反思。在中国土地制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如果不从土地这个核心的问题入手，我们将很难深入认识农村的整体面貌。
三、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
当前描写农村的小说，大多仍局限于旧的主题，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却并不敏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前农村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比如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粮食安全与耕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工厂化”或“空心化”、转基因食品与跨国公司的控制、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带来的影响……不少作家对此视而不见，应该说这一方面与作家的思想视野过于狭窄有关，另一方面作家也可能尚未找到适合的艺术方式加以表达。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表达上述问题，但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中国农村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它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也使旧的因素在新问题中得到了新的表现或组合，如果没有新的视野，不仅无法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更无法创作出具有新意的大作品。
在这方面，反而是文学之外的著作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寂静的春天》中，我们可以看到，化肥农药的施用对自然与人类自身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在《失窃的收成》中，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如何通过控制种子等的价格，造成了对印度底层民众与自然环境的巨大伤害；而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血腥掠夺。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甚至无法理解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这部著作并不是只有“过去现在未来时”，而是饱含了拉美国家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血泪。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问题并不是只发生在纸面上，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近两年发生的大豆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正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东北的大豆种植被冲垮，而进口的又都是转基因大豆，这一方面对中国的大豆产业造成了损害，同时对消费者的健康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现在也有一些作家关注农村中的新因素，鲁敏的《颠倒的时光》写青年农民木丹夫妇种大棚西瓜的经历，作者没有着重写他们经济收入的提高，或者劳动的辛苦、生活的困窘，而重点描绘了他们对“颠倒的时光”心理上的不适应，由于蔬菜大棚的出现，正常的四季循环被打破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几千年来的农耕习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里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给木丹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在这里，小说触及到了当前农村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而且以独到的角度提了出来。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棚”的出现是一种飞跃，可以给农民带来更多效益，但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内在的和谐来看，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木丹在这一过程中的矛盾。
在《荞荞的日子》、《淋湿的翅膀》等小说中，胡学文描述了市场经济进入农村后，对人际关系以及人内心的影响。比如《淋湿的翅膀》，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都是新鲜的，是对当下农村经验的敏锐捕捉。其中有对农村中旧式人物的刻画，比如赵美红让人想到赵树理的“小飞蛾”，莫四这样的村长也是常见的，但这些人物既然置身于新时代，也会有新的变化，赵美红最后积极参加维权，莫四苦恼于造纸厂与村民的矛盾，便是他们的新颖之处；对新的人物与新的人际关系的把握，更是这个小说的长处，艾叶与小如的关系，独眼婆与儿子的关系，都是市场经济在农村中引起的新变化，而在马新的“维权”中，既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有投机取巧的因素，最后则演化成了个人利益的交换，充分表现出了复杂性。正是这些复杂与新颖之处，显示出了作者独到的“发现”。
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来说，经验不是“自明”的，并不是呆在农村就能够对农村有整体性的理解，只有打开新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才能有新的发现与新的可能性，也才能更加深入农村的“生活”。希望“新乡土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更多丰富而新鲜的经验，能为我们提供更多优秀的作品。
注释：
①参考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006年第1期。
②郭文斌：《吉祥如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广州〕《收获》2005年第2期。
④如杨小凯：《为什么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是当务之急》，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