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轶事小说之“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轶事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各有体，得体为佳”。按中国古代文论所述：各种文化，其职能是并不一样的。文的使命是指导生活，因此，它的核心特征是“载道”；诗的任务是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带有情绪色彩的评价，或褒或贬，其总体规范是“言志”；“小说”则是“消闲”的产物，以娱乐读者为基本追求。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为传奇体，一为笔记体；笔记体中，又包含轶事小说和志怪小说。各支类之间，既有总体的一致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本文将集中探讨轶事小说之“轶”的内涵，以期对其文体规范有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轻实用而重情趣的总体原则
古代的轶事小说，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而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作为其成熟标志的，便是赫赫有名的《世说新语》。关于《世说新语》的创作宗旨，从古至今，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还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的一句话最得其神髓：《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这就明确地把《世说新语》与“纪事”的历史著作区别开来了。
那么，什么是玄韵？
《世说新语》一再提到“韵”，如“风韵”、“高韵”、“风气韵度”、“大韵”等，所有这些都与人伦鉴识有关，“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美”；①魏晋时的人伦鉴识，又以玄学为其基石。因此，“玄韵”的含义其实就是：玄学的生活情调。
刘义庆以展示玄学的生活情调为中心，这种创作观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超越，即超越了实用的目的而旨在陶情。所以，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所指出：“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唯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由《世说新语》所确立的“远实用而近娱乐”的轶事小说的原则，一向为后世作者所奉行。宋代是轶事小说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其作者曾以不同的措词谈到他们的写作目的乃是为了“消闲”，比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序》：“今且老矣，……间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仗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欧阳修《归田录·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周煇《清波杂志·自序》：“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所谓“消闲”，并非无聊，并非内心空虚，而是轻实用，重情趣。对于轶事小说作家来说，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亲朋好友看的；茶后酒边聊资谈助”。因此只是随笔写去，如‘秀才撰写家书’，不太注意技巧。笔下清新活泼，自饶风致，不缺乏幽默感，也有说得很俏皮的话，则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不是做出来的。”②简洁地说，轶事小说以悠然为创作的最高境界。不必板着面孔代圣贤论道，也不必煞有介事地言志，态度比较洒脱，用笔比较随意。它首先是重情趣的艺术。这不是勉力为之，然而却又是集人生精华之大成。一段笑话，一件趣事，一句名言，都不妨舒展成篇。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轶事小说的情趣主要是通过“资谈助”的方式为读者感受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定《世说新语》的价值时，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加以把握的：“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出于“资谈助”的内在需要，轶事小说通常不对生活提出批评，尤其不能让党派偏见渗入其中。《世说新语》曾经设有“俭啬”、“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等门类，含有批评生活的意味，但清初王晫的《今世说》，就果断地将这些门类删去了；宋代的轶事小说作家更明确地提出了不介入士大夫毁誉的方针，如欧阳修《归田录》自序称其写作宗旨依仿唐李肇《国史补》，“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沈括《梦溪星谈·自序》也说：“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记。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文学史上确曾出现过几种含有党派色彩的轶事小说，象宋代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蔡的《铁围山丛谈》，但也正因此而招致了批评；至于因科举不得志而诋诃时人以泄愤的魏泰的《东轩笔录》，更被后世引以为戒。轶事小说对情趣的重视及其“资谈助”的传播方式要求它的内涵既轻松又纯净。
二、轶事小说的特殊情趣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就其共性而言，都属于重情趣的艺术。“小说”之“小”，正意味着在旧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殿堂里，它是“无关宏旨”的著述，是怡情悦性的读物。
然而，文言小说中各个支类所追求的情趣却是大不一样的，它们不能互相取代，只能互相补充。那么，轶事小说与志怪小说、传奇小说有什么不同呢？
1.“异闻”与“轶事”
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它的“异闻”，或者说，“广异闻”是志怪小说的主要使命。对神秘事物的热爱是超感觉的思念故园。一本正经的面容不会象表情丰富的面容那样使我们陶醉，同理，习以为常的事物不会象超越日常现实的事物那样使读者心醉神迷。一些志怪作家如干宝等对此充满自信，毫不犹豫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原则。干宝将《搜神记》的选材范围拟定为“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③而宣称其艺术目标是使“好事之士”有以“游心寓目”；④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自序》中提出“志怪小说”的创作是将“怪”与“戏”融为一体，亦即凭借颖异的故事给读者带来快乐。
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则来源于它的“轶事”，或者说，“记轶事”是轶事小说的主要使命。回忆常常能够带给我们一种令人陶然的温馨：那些已经消逝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物、风俗、社会生活的一鳞半爪，提起来如旧梦一般的轻盈飘缈，而先辈风流经过岁月流逝的苍凉感的润色，也更令人思慕与怅惘。这正是轶事小说受到欢迎的基本原因。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是这样谈论阅读《世说新语》的感受的：“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云。”明人所编《五朝小说》的序言，在谈到宋代轶事小说时也说：“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
轶事小说的对先辈风流的思慕与志怪小说的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如同古体诗的浑厚与绝句的轻倩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一样，任何将二者混淆在一起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所以，轶事小说作家李肇在《国史补·序》中强调：“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认为李肇的小说体例严格，推崇它“在唐人小说中，最为近正。”而若干违反这一原则的轶事小说如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则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郑堂读书记》的一致批评。
2.“风流”与“儒雅”
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的美感特征概括为“儒雅风流”：“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报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这一概括稍加变通也适用于文言小说：轶事小说偏重于“儒雅”，传奇小说偏重于“风流”。
传奇小说的“风流”，大体呈现为三个侧面：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遇合一种浪漫的超凡脱俗的爱情；迷恋豪侠的粗犷奔放的人格；推崇隐士的高风逸调。这只要浏览一下唐人传奇的名篇象《柳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柳毅传》、《冯燕传》、《谢小娥》、《传奇·崑崙奴》、《甘泽谣·红线》、《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就能获得基本完整的印象。
在轶事小说中，唐人传奇所集中展现的三个侧面，被安置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应该说，大部分轶事小说作家对爱情的见解都绝不迂腐，绝无道学气。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叙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越礼放诞之事；《世说新语》中的“韩寿偷香”，后世传为佳话；宋代轶事小说亦记载了生活中的若干爱情片断，如范公《过庭录·刘贡父》、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这都说明了作者的通达。
但轶事小说作家对爱情的处理毕竟大不同于传奇体作家。首先，轶事小说作家只把爱情视为整个人生的一个局部，它不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其它内涵更为丰富的侧面。象欧阳修、沈括、周密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爱情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面对唐人传奇中联篇累牍的“佳话”，他们也许感到腻味，感到轻重失当，感到气力花得不是地方。所以，“佳话”在轶事小说中分量是不重的，而唐代裴铏的《传奇》，三十一篇中就有十来篇以爱情为主或涉及男女爱情。轶事小说作家更关心百姓日用、民俗淳浇、风土人情，关心原始儒家如孔子等曾关心的人格的修养，志趣的涵茹，言谈的幽默，一句话，那些有助于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完善的智慧，他们一概纳入心中眼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分十七类：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等，由此可发现轶事小说中人生层面的广泛。
其二，轶事小说作家一般只把爱情视为心理生理健全的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爱情并不神秘。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就不必过分渲染，致使离生活的朴素面貌太远。纵观轶事小说，我们注意到若干现象，比如，它们写妓女与士人的交往，不只选择那些缠绵悱恻的片断，也注意揭露妓院中污秽、肮脏的一面；一些集中写妓女生活的专题性笔记，如孙棨《北里志》、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余怀《板桥杂记》等，主旨在于记录民情风俗，并不以香艳的爱情为核心。
传奇小说的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粗犷奔放，在很多情况下可视为对生命力的肯定。尽管侠偏于“狂”，隐偏于“狷”，但无论“狂”还是“狷”，都蕴蓄着不同寻常的力度。所以，在传奇体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如夏木荫荫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不可节制的性格。
轶事小说对于生命力的自然舒展也是极为欣赏的，比如《世说新语》就在《德行》、《言语》等门中激赏文人名士的疏放豁达的风度及隐逸情调，李肇《国史补》肯定张建封对‘狂率”的容忍和“刘颇偿瓮值”的侠义举动。但由于轶事小说作家偏重涵养，因此，在对待生命力的问题上，轶事小说与传奇小说的总体区别是显然的。
其一，轶事小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
历史、社会、人生不是由生命力这唯一因素所决定的，“因为人不徒然是一有生命物而已，他还有较重要的思想，还有更重要的心灵。”“诚然，倘没有生命力便不会有任何成就。然生命力过于奔放，在人生必然造出许多过失，于己于人之损伤在所不免”。⑤与生命力一样，智慧、伦理也是不过缺少的。我们感到，如果说传奇小说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轶事小说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语言艺术中的“言不尽意”，都强调“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导地位。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态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富于“静”的哲学气质。甚至其中的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以后的轶事小说也以表达人生智慧为核心。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浓郁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周密《武林旧事》；……其归趋是陶冶读者的情趣，使之臻于儒雅。
其二，轶事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力戒浮躁骄矜，虚张声势。
传奇小说中的豪侠多是“狂生”型的：自负不浅，风度翩翩，一眼看去就让人感到非等闲之辈。这表明了作者对于气势的偏爱。而轶事小说家通常是在中年以后开始写“小说”的，在他们身上，生命力已由“狂”转化为“逸”。因此，其作品中的情绪，以闲适优雅、清静澹泊为主，回归常识，崇尚平淡；年轻人的热烈的青春气息较少。
三、艺术表达的明快、简约
轶事小说之“轶”，呈现在艺术表达上，特征是追求明快、简约的风度。
明快是相对“纪事”的历史著作而言的。中国古代的正史，肩负着沉重的政教责任；在严峻的道德、政治的背景之前，正史中的历史人物并不具有纯粹的个人身分，而是从属于家国或社会的一分子；对于他们的记载，不完全取决于其实际行为，而要视他在家、国中的责任、关系而定。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载，本来是赵穿杀了灵公，晋的史官董狐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不认帐，董狐义正辞严地反驳他：“你是正卿，逃亡却不走出国境（如果走出国境，就算解除了与灵公的君臣关系），回朝以后又不讨伐赵穿（正卿理应讨伐逆臣，不讨伐，就意味着你是幕后操纵者），不是你弑君，那是谁？”孔子就此事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董狐的作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如此严峻、生硬、使读者隐隐感受到道德、政治的肃杀与肃穆。秦汉以后的历史学家，似未追随这一套路，但历史人物既然成为“明史”的工具，其自身的独立性及特殊性就必然受到限制。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论令狐德棻等修的《晋书》，有云：“《郭璞传》不载《江赋》、《南郊赋》，而独载刑狱一书，见当时刑罚之滥也。”“《张华传》载《鹪鹩赋》，殊觉无谓，华有相业，不必以此见长也。”确实，历史家注意的，是和历史有关的大局、大事、人物大节；在处理上，要有不同一般的剪裁和取舍。
轶事小说不然。既然意在“消闲”，也就不必装腔作势，不必对接触到的事件、人物反复打量，左右权衡，看是否关乎大局。悠然、洒脱地切入生活，以展现生活的情趣为目标，所以轶事小说比正史来得明快、清新，以至于“昔人谓读《晋书》如拙工绘图，涂饰体貌，而殷、刘、王、谢之风韵情致，皆于《世说》中呼之欲出，盖笔墨灵隽，得其神似，所谓颊上三毛者也。”⑥清代王晫在其《今世说·例言》中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与历史家的写法不同：“是集所列条目，祇据刻本，就事论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则入德行；可入文学，则入文学，余皆仿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概以生平，至罪予论不当者，请勿读是书。”“拘儒”采取的是历史家的态度，轶事小说家则不必那么拘谨。
简约主要是相对唐人传奇而言的。志怪小说中的《搜神记》一类作品也以简约为其风格特征之一，但《拾遗记》等则铺陈缛艳；唐人传奇将缛艳的风格发展到了新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奇旨在表达作者对色彩斑烂的想象的渴望。是的，梦想也许比智慧具有更多的美感与魅力。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世界，这个神圣不朽的存在，时时刻刻在赋予人类以生气。一颗卓越而如痴如醉的心灵，一旦进入活跃状态，便会产生充满诗意的幻想。传奇作家充分体会到审美活动的乐趣，因而爱以浓烈的色彩渲染激情，以无穷的不满足追求技巧。幻想、激情与有意识的技巧的结合，这便是缛艳。
轶事小说家却更自觉地向读者提供理性的快乐。他们所热爱的不是想象，而是智慧，智慧的形式化呈现即对称、秩序和明确性。高尚的娱乐与意义表述的清晰，二者的指向正是简约。所以，我们看到，从《世说新语》，经由《国史补》、《归田录》，直至清代的《今世说》，其作者无不悬简约为艺术的鹄的。它们与传奇体小说叙事风度的差异亦由此造成：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15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
②汪曾祺《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光明日报》1990年2月13。
③干宝《进搜神记表》。
④干宝《搜神记序》。
⑤徐梵澄《异学杂著》。
⑥清毛际可《今世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