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道精神与社会正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人道论文,正义论文,精神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认为，孔子能面对“礼乐大坏”、民生涂炭、真理远弃的现实，关心人的存在，进而揭示了现实人生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维持和发展人的生命，并对生命自身深怀尊严与敬畏；超越单纯生物学层次，实现做为人的品格，做文化的、人格的、价值的人。作者从正义的积极侧面——仁的发扬和消极侧面——义的惩戒两方面作了分析，进而认为，孔子的仁义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0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人物。春秋时期指周平王48 年（鲁隐公元年）至敬王39年（鲁哀公14年），计242年（公元前772—前481 年）。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周灵王21年（鲁襄公22年），享年72岁（公元前551—前479年）。
当时，周王朝已是强弩之末，处在“礼乐大坏”时期。社会秩序被破坏，已是失控的末弊之象。孔子是怎样回应这个时代的呢？史书里是这样大略描写的：
（1）周室衰，礼法坏。诸侯奢侈放恣，大夫行天子之礼，士庶之人不守本分。从事农事者减少，商贾增多，谷物减少，商品过剩。
（2）齐桓公、晋文公以后，礼义大坏，上下侵犯，政治日变，家家风俗相异，嗜欲无制，超越本分的东西无以禁止。
（3）奸邪者图虚名而背弃真实，逐利而无忌于害人。篡弑夺国者王，夺权而成家者为雄。礼谊无以约束君子，刑罚无以震慑小人，富者给土木披帛，犬马得以食鱼肉，贫者粗麻布衣不蔽体，豆叶当食不果腹。虽为平民，只要坐同列，以财力助君主，即使为奴仆亦无愠色。弄权谋诈术者日逍遥，守道遵理者无以免饥寒。
如上所述，可略知当时世事是何等混乱无秩序。周制崩塌，而能使民赖以生活于其中〔1〕的新体制，又没有准备下来。 愚顽腐败的贵族统治者和无识无力的庶民，又不可能自我规约，恢复秩序，创生新世事。当时是有力者为利己心趋使，民生遭涂炭，真理远弃，美风良俗已荡然无存。
1.1 世态已至无可奈何，智人贤者的处世之道亦不尽一致。 如在《论语》中有隐者认为：“滔滔者，天下皆是，谁以易之？”的记载。就是说救天下已不可能，毋宁弃之以洁一己之身。他们是自诩“避世之士”的道家者流之一种。孔门的子路称他们为“隐者”即避世苟且之人。而与之相反，亦有参与现实，主张入世的一派（group）。 如墨家认为为了百姓，不分你我，一切均等，反对奢侈浪费自不必说，此一身亦当奉献。他们强化组织活动，竭尽全力以修炼。法家则主张人本系于利害关系，是龌龊的存在，“信”不可信，强调严格功过赏罚，一切制度均本于法，而无须费神于人情私情。无论是有为的主张还是无为的主张，都是强调现实人世间的全体主义统治体制。无为论者主张出世，是自然主义的个人主义。有为论者则主张入世，是现实主义的集团主义。二者都有一定的理则，一个是逃避现实，另一个则是滞着现实。
1.2 相对于上两种情况，孔子是什么思想呢？ 孔子强调人的现实，这种人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意思是什么？孔子重视社会现实，而他真正愉悦的境界与其说是政治现实，倒不如说是关注凡俗的日常生活，而又趋向超俗。
如《论语》中的《先进》篇记载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与孔子座谈政治见解与抱负的言论。孔子一一倾听、确认弟子的话（在这里，可见孔子学团对政治现实的平常关怀），他赞叹曾皙与人不同的见解。曾皙的发言指向非政治性，他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喜好音乐，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他“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而孔子的这种洒脱乐道境界，是自我的、内在的，从极至的意义上应是所有的人都能体味享用的境界。然而人类的进步来的慢，现实先在条件是粗恶的。相对于自我生命的艺术化更需要的是自我节制、尽义务、严肃地实践道德。就是说救民生于最恶境地，高扬人格关系，是舍生取仁的实践指令。在《论语》里有“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及“邦有道”、“邦无道”（《泰伯》）、“有国有家者”（《季氏》）、“天下有道”（《微子》）数语，可见孔子以邦家和天下国家的具体社会现实为至极关怀对象。孔子所关注的是邦家有道与否。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泰伯》）怎样才能使无道之国转变为有道之国呢？在有法度的国家使人享用福泽是孔子的理想与抱负。孔子说，具有富国强兵余习的齐国一变，则可进入道的境界。（“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当其时之邦家，虽则程度不同，但都偏离了道，孔子希图说服当时的统治者，领导国家，承担有别于世袭贵族的新型管理使命。
孔子尊重传统，言及唐虞，以夏虞周相垂范，而在幽幽古史中，无数君王里，为孔子称颂的人物是极少的，大部分历史是他批判的“邦无道”的历史。孔子“述而不作”，传述的内容是堪称历史上的典范的情景。他还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述而》）无论其如何高明，如果不关注并献身于现实社会，孔子是不称道和尊崇的，只有能治世行道国家的优秀人物，才是孔子尊敬的对象。
何为有道之国？这是指公共社会、或大或小的国家中，正义通行。那么“邦有道”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和“义”。
在广义上，所谓正义即指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宁和秩序的原理。“邦有道”之“道”，也就是正义。那么正义又以什么为根本精神？广义的正义包含仁义，“仁义”就是人道与正义。它们表里一体，是体用关系。分析开来，其一是成就仁，实现仁；其二是保卫仁，惩戒违仁。就是说所谓正义包含仁与义的概念，从积极方面说是“仁”，即高扬达成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原理；从消极的方面讲是“义”，即惩戒阻滞不仁，这是一种方法。
具体地说，所要实现的和守护的是什么呢？下面考察一下“仁”的侧面，即人道的实现问题和“义”的侧面，即保卫人道的问题。
二
2.0 孔子揭示了现实人生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就是，一、 不仅要维持和发展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是对生命自身深怀尊严与敬畏。二、超越单纯生物学层次，实现做人的品格，做文化的、人格的、价值的人。
2.1 上述第一方面讲的是作为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孔子重视衣食住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食生活，也重视防御内忧外患的军事问题。换言之他重经济、重国防。
孔子在年轻时曾从事畜牧和仓储（乘田、委吏）方面的实务活动，并未从事生产或技术方面的专业活动。但是孔子重视人口的增加，把发展经济做为所当然之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做为指导者集团（group ）的孔子学团，所从事的不是直接的生产技术，而是寻求真理的、普遍的、有关人生自我的研究。孔子安贫乐道，而不去直接过问技术活动自身，因为技术活动有专门的老农和老圃去做。
但是，孔子在政治上，从战略意义上认为财富之生产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首要的。财富生产有专门职业，那就是农工商，舍此无以致富。孔子断言治理千乘之国，其要在“使民以时”，他担心生产活动的中断和萎缩。
孔子不尚军事，但也不是非战论者。他慨叹时人发动战争，又不如法训练百姓，推上前线，白白送死的情景，指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而当向孔子问及政治时，他以“足食”为“足兵”的条件。这就是说在治理国家方面，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是两条基本的生命线。
另一方面，孔子在确保人的生命、财产的基本前提下，要求恪守生命的尊严、人格、价值，以成就人。
这首先是关于生命自身的尊贵性问题。人不分贫富贵贱，有识无识，生命本身都是尊贵的，须加保护。孟子弹劾失政，指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百姓有饥色，野有饿殍的情景是“率兽以食人”。并且引用了孔子关于“始作佣者，其无后乎”的至极之论。〔2 〕不消说以活人殉葬，即便是做成人形用以殉葬，也是不可容忍的，更何况是让人饥渴而死呢！
孔子的弟子高柴受教于孔子，连人的影子也不肯下脚去踩，冬眠的虫子也不肯去碰，生长中的草木他不去折枝。〔3〕16世纪的韩国， 栗谷在二十岁上所作的自警文中，引入孟子所说的“圣者心法”写道：“常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的意思存诸胸中。”鲁大夫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论语》中还说：“子之所慎，斋、战、疾。”（《述而》）又，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路》）尊重、敬畏生命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其渊源在孔子的“仁”。
2.2 如前所述，保障生存，敬畏生命，是基本要求。 而在孔子还要加上一层就是，作为人必须追求更高、内容更丰富、更富有价值的人生实现。
作为人的基本欲求是不分君子和小人的。追求现实利益无可厚非，且是不可或缺的。孔子也认为富且贵是人之所愿，他只是告诫不当为时就不应为。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人对自我现实利益的态度与追求，其执着程度是有差异的。有的程度深，有的则可以轻松自如地对待，前者为小人，后者则是君子。
无论如何，君子和小人是有区别的。孔子说君子想的是德行，而小人则操心于享乐；君子意欲成榜样，小人想的是得惠泽。“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大学》上说，君子崇尚贤能，亲近当亲之人，小人以自保为乐，追求一己私利。“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4 〕但是君子与小人都是人，孔子区分了合乎君子与小人的两种人格，但即使是小人，孔子也决不蔑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孔子虽不看高停留于生理欲求意义上的“小人”，但也从未非难过处在贫困境遇中的小人。
在孔子的思想里，作为统治者，必须尊德行，要做有德的统治者。一般说来，人追求现实利益是理所当然之则。但作为统治者，如果胶着于其上，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发挥自己的作用。孔子说君子如果丢掉了仁，怎能成就君子之名？君子在饮食之间也不违背仁，即便是在匆忙之中，忽然跌倒，也不丢掉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孔子非但不否定富贵自身，而且认为这是人之所愿。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拒绝了不当得之利益，强调了“见得思义”、“见利思义”等超越于现实利益之上的所应然层次。这便是仁、道、义、礼。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虎》）对君子来说，富且贵不但不是终极价值，而且成为君子的阻隔也是不行的，这就要求特别留意于自我修养。这正如《论语》上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从根本上说，道是核心问题，这与根本否弃日常的、实际的价值的主张是不同的。为了能正确处理（为公）日常的利害关系，就要最大限度地超卓于它。唯其如此，才能不为其所支配、束缚，而得到自由。不仅不为一己的私利，也不应为某个特定阶层利益作图谋。
作为君子，陶冶作为指导者的品格，实在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论语·为政》上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也是说君子要修道。进一步说，君子在现世里的生活方法亦不简单，根据不同的情况，“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君子要有超越利害与生死的价值观和坚定不移的殉道信念。而这一切都是孔子面对被极度扭曲的现实，意欲匡正所使然。
在社会关系中，君子是刚直的斗士，能够成就其为仁人。而强迫、紧张则非但不是君子的本色。相反人性涵泳的自我实现，为君子所本有。君子为了辅正社会，实践仁道，可以欣然舍弃生命。而在更深一层上，在孔子那里尚有“发愤忘食之乐”、“咏而归”的艺术世界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地。
保障人的生存权，确认生命之尊严，享有道德性与艺术性，实现人性涵养，实现自我，这正是孔子人道精神的发扬。尽管在当时条件下，让大众普遍受到教育是不可能的，然而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的精神，是对超越阶级发展教育的认定，实际上是开了一种成就普遍人道的进路。
三
3.0 在上面，我们考察了正义的积极侧面， 即重点考察了仁的发扬问题，下面我们将要考察它的消极侧面，即义的惩戒方面（这里所谓消极，不是指微弱、被动，不是取其否定的文意。这里的消极指拒斥非人道，拒斥不仁的意思，在其内容上反而更为强烈）。正其不仁以归于仁，是为义。前此，我们讲的是保护什么，发扬什么；后此，我们接着说批判什么，拒斥什么。其一是拒斥强者随意限制和杀戮的无道之行；其二是举其范例，以拒斥剥夺财产权，强使生活萎缩的行为；然后是相应的对策，要求无论地位在上或在下，各行其职分的正名思想。
3.1 其一，春秋末期，“世衰道微”，国家社会纲纪坏乱， 大小势力错综割据，百姓在危难、恐怖中惶惶不可终日。孟子用了“罔民”一词，意即“对百姓网罟”。当时许多政令相抵触，相龃龉。公冶长被捕入狱，孔子认为公冶长是无辜的，并招为婿。“予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时人在囹圄中吃刑罚的已不鲜见，孔子则认为靠政令和刑罚来治理，不成其为治本之策。就是说只有树立顺乎人心的典范，使其自愿自发以致礼法，才能行得通。可是在那时，为政者只知用“政令刑罚”一以统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季康子主张处死“无道者”，孔子明确反对，认为责任在为政者自身。其较详记叙如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以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不偃。”（《颜渊》）
所以，实质上宥和为政者的品性，就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只从外在结果着眼，只能导制无限的矛盾的恶性循环。而在现实性上需要的是为政者从根本上自我改造以扬善。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政。”（《子路》）这样，原有的单方面要求百姓施行的政令、刑罚，改变方向，从人的善性认可出发，从德、礼、义、信等德目，要求统治者尽义务，完成赋课，负起责任，从根本上阻断践踏百姓人权的进路。孔子的这个理论，不能不说是极重要的思维方式、理论径向的转换。
3.2 其二，是抑制并防止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夺。 “苛政猛于虎”的例话说明，过重的税政对百姓来说是何其可怕的东西。
《论语》里对大夫季氏的豪富，以及对做官的弟子冉求的聚敛的有关论述，可见孔子对苛酷税政批判之锋芒。其文如下：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还可举与季康子的一段对话：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予归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以上诸例可见，盗贼窃乱、腐败不正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上位的为政者。只有在上位的人归于正，一切才会回归正轨。孔子说，君子的急务在于周旋救急，而不在于蓄积财富。（“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以上论及做官的几个弟子（公西华、冉求等）的陈述，意在告诫他们如果过分享用，会给百姓带来负担。而只有用这种精神经常打点自己，才能保证国家秩序的明畅。没有苛敛与奢求的所在，才是百姓向往的去处。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
上面指出了孔子意欲匡正的两种情况。其一是规正束缚人身、轻视生命的习惯和风气，涉及人权问题，由此衍生出“慎刑罚”的理念。其二是惩戒苛猛的税政以免涂炭生民，由此衍生出“薄税敛”的理念。可见，保护人权和财产权免遭剥夺，是捍卫安宁与和平的孔子正义观的大要所在。
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指导层的觉悟和意识的改进，仅靠自然状态的法律、制度，根本解决是不可指望的。这是孔子揭示给人们的思想。由此，我们不难体悟到重新吟味孔子正名思想（指导者既在其位就应克厥职）的必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同孔子学团在历史上登场的意义所在。
四
4.0 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是儒教的本旨， 同时没有超出正义的理念本身，安身立命与和平世界是他的目标。孔子的人生观、世界观既非立足于出世间，也非一般地迎合世俗。一方面无限至诚于现实社会，另一方面又不为现世所束缚，而在这两难之间寻找本真的自由。在这方面，与道家或法家有别，孔子是在超越的内在的含融中追求并高扬现实。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这就是《中庸》里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5 〕孔子以在此世间从迩至遐播种正义为其行道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身体力行，教导推行，竟其一生。
根据孔子的思想，仁道和正义要求安宁和秩序，这就是仁义思想。什么是安宁？就是以生命的尊严为基础，满足和保障衣食住等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同时实现作为人的教养和品格；在另一方面则是拒斥和惩戒戕害人权，破坏人格的反人性、反生命的行为，这正是仁道的发扬和正义的实现。
人类通过自身的历史探求并努力实行真正的人生。人类又有诸多不足和弱点。人类在生命逆旅中留下了一连串的功过和是非，而在真理面前不能不谦虚老实。人类至今尚生活于分而争之的时代，我们尚须直面我们的生命目标，继续探索人道与正义的真正意义。当我们蓦然回首时，人类导师孔子的教诲，值得我们重新吟味。孔子提供给指导层的，是其瞩望的有关责任、义务的诸德目，在当今人人君子的时代，是对全人类的共同的德目要求。这种现代意义必须普及、扩充、张扬。
在这个意义上，无疑地，孔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强有力的根，推动我们衍生、发展。
* 本文为韩国成均馆大学校教授李东俊先生在我院所作的讲演稿，经作者同意，特刊发。
注释：
〔1〕参见《汉书》卷九十一，《货殖列传》。
〔2〕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3〕参见《小学·稽古》。
〔4〕《大学》第三章。
〔5〕参见冯友兰《新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