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国何去何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何去何从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事实上，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逐步形成气候，并正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全球信息网络的加快建设，经济全球化进程势必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它必将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发展潮流。尽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存在阻碍经济全球化的诸多因素，因而其发展进程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但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那就存在着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机会与风险同在，而且机会往往孕育于风险之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惧怕风险而不愿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那么它永远不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甚至会被世界发展的列车抛下。
从亚洲“四小龙”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而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要想脱贫致富，必须首先具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略，其次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两者缺一不可。当然，上述两点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即对其带来的利弊得失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勇敢就成为盲动，风险就会变成现实的灾难。
对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国内外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是经济学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去年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奇迹”嘎然而止，进而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形势剧烈动荡后，人们更增加了对经济全球化的疑虑和恐惧。但是，对经济全球化，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人们如何认识和评论它，而是面对这股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如何抉择。
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实际上就是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们亲眼目睹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有了大幅提升，这一切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带来不小的冲击和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但是，正如改革开放在中国不可逆转一样，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是中国踏上的一条不归路。
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初步的，那么，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更大考验和挑战。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将是中国在新世纪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课题。
正确把握原则，努力趋利避害
许多发展中国家及中国自身的经验表明，要想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合作实现经济“腾飞”，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里包括正确处理利与弊、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政治与经济、积极主动与步骤稳妥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把握下列原则：在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合作的大方向上，必须坚定不移和积极主动，而在具体实施政策时，又要步骤稳妥，力求实效；在利弊得失方面，总体上应该趋利避害，但在不得已时，又要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的利益；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上，必须两者兼顾，以长远利益为重；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要遵循国际惯例，在对等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政治代价即部分主权约束和让渡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尽快加入世贸组织
贸易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开放市场。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一直积极而稳步地推动市场开放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开放市场主要包括降低进口关税和减少非关税措施。在降低关税方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使关税总水平大大降低。1992年12月1日，对3371个税号商品降低关税，降幅为13%，使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降至39.9%。1993年12月31日，又对2898个税号的商品降低关税，降幅为8.8%，关税平均税率降至35.9%。1996年4月1日，降税的范围更广，幅度更大。4953个税号的商品降低关税，占当时中国关税税号总数的75%，降幅为36%，关税平均税率降至23%。1997年10月1日起，中国再次大幅度降低关税，涉及4874个税号的商品，降幅为26%，关税平均税率降至17%。在非关税措施方面，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150多项非关税措施进行清理和逐步取消，使非关税措施减少30%以上。例如，以前实行进口配额许可证的商品有1247个税号，约占进口商品全部税号的20%。经过清理和取消，现仅存384个税号，约占进口商品全部税号的5%。（注：倪月菊：《迈向信息化时代的世界贸易》，《1997-1998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7页。）
尽管中国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但至今尚未实现加入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平均关税率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约12%）；外贸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较差；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度不够。从主观上看，我国未能顺利加入世贸组织还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大国漫天要价和有意阻挠有关。它们以加入世贸组织为筹码，按照它们的意图规范中国的行为，提出一份带有歧视性的、不公平的“开价单”，以使中国向其全面开放市场，控制中国经济。对中国来说，它们的“开价单”远远超过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有的甚至是无理的、恶意的要求。中国政府对加入世贸组织始终持积极态度，并希望在双方满意的条件下尽早加入。但是，中国必须坚持权利和义务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待遇的基本立场，反对不惜一切代价加入，决不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代价换取加入世贸组织。
不管何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都不会改变。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稳步而有序地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着手解决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竞争与保护的关系。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竞争，或者说是对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冲击。对于这种竞争或冲击，我们应该看到其两面性。一方面，国际竞争使国内企业产生危机感，从而激励它们降低生产成本，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竞争就意味着淘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水平比较低，大部分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有些产业可能遭到竞争的毁灭性打击。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应该实行竞争与保护相结合的政策，努力把握竞争无害和保护有度的原则。必要的竞争和适当的保护是一种动态的平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前者力度逐步加强和后者力度相应减弱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制定合理的关税结构和非关税措施。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民族经济已不可能再单纯靠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只能主要靠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今后的趋势是：(1)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使其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12～15%比较合适。(2)合理调整关税结构。从国际经验看，由于产业之间大多前后关联，因此，上游产业的关税率较低，下游产业的关税率较高，形成原材料、半制成品、制成品税率梯度升高的关税结构是比较合理的。(3)减少和规范非关税措施，适当利用进口配额、反倾销、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标准、安全和质量标准等非关税措施，对确属幼稚产业的少数商品提供一定期限的保护，取消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划要求的一切其他非关税措施。
第三，确定合理的部门开放顺序。对不同的产业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中国也不例外。根据产业竞争力的强弱，一般将产业分为幼稚产业、成长中产业和可竞争产业三类。这些产业的竞争力由弱到强，因此，对它们的保护应该依次减弱，对外开放的顺序应该是由可竞争产业、成长中产业到幼稚产业依次展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部门开放的大致顺序应该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开放要早于服务部门，制造业的开放要快于农业，制造业中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的开放要快于汽车制造和机械行业。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商业和旅游业的开放要快于电信、信息咨询以及银行、保险、评券等金融业。
合理引导外资投向，调整利用外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截止1997年底，全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外贷款、对外证券融资等形式的外资已超过36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约2200亿美元。从1993年起，中国连续4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居世界第2位。（注：《人民日报》社论，1997年12月25日。）
外资的引进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重复引进和结构不合理，这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今后的工作大方向不变，但要加大管理和调整的力度。
1.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适应投资自由化趋势。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长期奉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今后仍将坚持鼓励的方针。同时，在贸易自由化的带动下，投资自由化也势在必行，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我国政策也应作适当调整。这包括：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范围；由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由税收优惠向国民待遇转变；主要依靠优越的投资环境，健全的法制，高效率的管理与服务，有吸引力的市场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2.逐步扩大吸收外商投资的领域。这里涉及的投资新领域主要是服务业。随着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及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它势必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比较薄弱，竞争力差，其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70%以上），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约45%）。但服务业代表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和规律，其对外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一方面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必须向外资开放服务业领域。当然，开放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有选择、有步骤的。根据发展需要和各行业竞争能力，中国从最初开放旅游、餐饮、房地产，到部分开放交通运输、能源开发、商业零售、金融保险等，开放的领域继续扩大。
3.合理引导外商投资方向。根据以往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今后引导外商投资主要把握以下原则：第一，鼓励外商投资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引导外资从农产品加工业向种植业、养殖业延伸，对外商投资于农业综合开发和外向型农业项目，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对外商投资于电厂、铁路、公路、桥梁等建设，各方面政策适当放宽。第二，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首先，使中西部地区享受与沿海地区一样的利用外资审批权限和政策。其次，优先安排一批中西部交通、能源、原材料项目吸引外资、鼓励内地军转民企业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第三，鼓励沿海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再投资，再投资项目享受外资企业的待遇。第四，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对投向沿海地区特别是制造业的外资，应该区别对待。重点是鼓励外商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投资，使之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对投向技术陈旧、甚至造成环境污染产业的外资，则应该进行严格筛选。
稳步开放金融市场，严密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属于服务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其核心的和最为敏感的部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其他所有领域。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影响，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令人“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否停止，中国是否将其拒之门外，答案是否定的。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持下，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经过多年的谈判和协商，终于在1997年12月13日就开放金融市场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世界的共识：不管出现什么惊涛骇浪，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不可改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参加协议的亚洲国家虽然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他们继续开放金融市场的决心依然。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亚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开放金融市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较好，当然也与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不无关系。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为了逃避金融风险，我们将拒绝开放金融市场。应该看到，金融市场的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并且中国将最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最终将适用于我国。因此，我们必须顺应这种趋势，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严格规范市场秩序。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较晚，运作不够规范，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致使违规操作、投机和金融犯罪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制定有关金融市场稽查、现金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条例，规范市场秩序；加强中央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督作用，切实维护金融秩序。
2.积极而稳妥地开放金融市场。经过东亚金融危机，国内一些人认为，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成熟、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向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首先市场的成熟度是相对的，并无量化的绝对标准。以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为例，其市场的成熟是公认的，但未能幸免金融风暴的冲击并不能否认其金融市场的成熟。其次，成熟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市场没有一定的成熟度（即竞争力），开放是没有意义的，反之，如果不开放，市场犹如“温室鲜花”，既不能经风雨受锻炼，也无法检验其成熟度。因此，两者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我们必须根据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适时而稳步地开放金融市场。
3.高度警惕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金融市场中最敏感、风险性最高的是证券市场，它包括股票、债券、期货等。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巨额国际“游资”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证券市场，它具有短期性、流动性和投机性的特征。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际“游资”所以能兴风作浪，投机炒作，根本原因在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病态运行，漏洞百出，直接原因往往是货币定值过高。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一方面应该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和人民币的稳定，防止经济的“泡沫化”，同时建立起包括短期债务、经常项目逆差、预算赤字、银行吊账、货币汇率、货币供应量等内容的预警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应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控制国际短期资本的数量，政府掌握干预股市和汇市的主动权。
加强企业竞争力是保护民族经济的根本
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合作的程度日益加深，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将会日趋激烈 ，我们除了按照国际惯例，对某些幼稚产业实施适度的保护外，根本的办法是大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并行不悖。这里首先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企业成为走向市场、走向国际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其次，应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视同仁，对外资企业的各种优惠应逐步取消，代之以“国民待遇”。第三，对内坚决打破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第四，国家从政府上鼓励和指导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步伐。
更新观念，创建企业集团，推进跨国经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们既要“从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我们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地大物博”的自我认识上，而要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是大企业集团、大跨国公司的竞争，拥有这类巨型企业的多少及其实力规模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经济地位的标志。在现代国际竞争格局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大企业、大集团的竞争力上，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必须走规模经济之路，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成长起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它们已经具备跨国经营的能力和经验。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已相对过剩，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积极推进我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