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内蕴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蕴论文,乡下人论文,新解论文,自我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从文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自我认同为“乡下人”，①“乡下人”是沈从文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以往研究者对沈从文用于他指和用于自指的“乡下人”一词的内涵有较多研究，②却相对忽略了对沈从文自我认同为“乡下人”这一行动内在意蕴的解读。夏志清曾指出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自有一番深意，③但他止步于论断本身。此外，赵园也曾从揭示中国新文学知识者自我认同为“乡下人”所显示的知识谱系出发，认为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多半是在说他的思想性格的文化渊源，近缘或远缘”。④本文认为，对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内蕴的把握，有必要根据认同行为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行新的解读。
一
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是以“乡下人”观念为前提的，“乡下人”观念的产生又源于现实社会中乡与城的二元区隔，而乡与城的二元区隔不仅是社会现代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典型症候。因此，从逻辑来看，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是现代性的产物。事实上，沈从文进行“乡下人”自我认同的时空，⑤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时正是中国社会承接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而在不断进行现代性发展和转型的时期。所谓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⑥就大中国而言，经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现代性追求由过去的器物层面转到制度层面再深入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从线性追求变为器物、制度和思想三合一的总体追求。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现代转型的速度明显增加。“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⑧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在沿海一些大都市已成相当的气候。以上海为例，汽车、工厂、歌舞厅、高层建筑、百货大楼、证券交易所等现代工商文明的标志物不断出现和增多，一个不断工商化的大都市已经形成。⑨“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⑩这一社会现代性图景，在茅盾的《子夜》及新感觉派小说等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具体表现。
社会现代性同时还向乡村特别是乡土中国的腹地与边地推进。江浙的农村在快速地现代化。“都市和乡镇现在正起了交流作用，乡镇的金钱流到都市，而都市的‘现代’风气的装饰和娱乐流到乡镇。然而我的朋友，最好你到农村里住上几个月。那时你就知道农村之急速地‘现代化’，竟出乎你的意料。”(11)就湘西而言，尽管偏居一隅并且步伐相对滞后，现代文明却在不断输入。推行新学的学校开始在湘西出现。1904年，熊希龄在家乡芷江捐本宅设立沅州务实学堂，培养实业人才，努力开发湘西教育。(12)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提到地方新式小学在1914年左右成立。(13)作为社会现代性标志的工商业更是在湘西得到大力发展。20世纪初，英国人布洛克曾带票银三十万元到湘西办矿，而湖南矿商也设立沅丰公司，承办西路矿产，(14)现代化的交通与通讯其时也在湘西出现。1913年，凤凰、辰州均为三等电报局。1916年，湘中、湘南、湘西3家汽车公司成立。(15)对于湘西的社会现代性进程，沈从文在小说《爹爹》中写到：“这些唱歌的人用他的力量，把一切新时代的文明（在此指的是物质文明——笔者注）来输入到这半开化的城镇里，住在城中的绅士，以及绅士的太太小姐，能够常常用丝绸包裹身体，能够用香料敷到身上脸上，能够吃新鲜鲍鱼蜜柑的罐头，能够有精美的西式家具，便是这样无用的，无价值的，烂贱的，永远取用不竭的力量的供给拖拉来的。”(16)更典型的例子是，当时有“小重庆”之称的洪江虽然还是一个传统形态的城市，但作为湘西与贵州的商品集散地，已比较繁华，在一定限度下有了现代化的发展。(17)到20世纪20年代初，湘西王陈渠珍主政，办教育，设师范，办报纸，现代文明的输入进一步加快，“那时皮工厂，帽工厂，修械厂，组织就绪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规模的标准出品。第一班师范讲习所已将近毕业，中学校，女学校，模范学校，全已在极有条理情形中上课。”(18)另据刘一友引新编《凤凰县志》介绍，20年代末30年代初，凤凰商业繁荣，城中有商店一百多家，甚至出现了新式澡堂，日常生活的消费性得到初步凸显。(19)以上分析表明，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客观背景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规定了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这一个体性知识生产的内蕴。
二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给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带来了生活与精神心理的巨大冲击，“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20)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在个体精神心理上所发生的反应，作为一种针对现代性的个体知识生产，它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功能。
现代性从逻辑层面可分为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前者是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后者则指的是同社会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的一种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即主要是以浪漫美学和文学思想形式对前者进行的反思与批判。(21)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在“祛魅”中显现了文明的福祉，可同时也产生了弊病，诸如工具理性的张扬，人性的压抑，生活的世俗化、实利化等等。因此，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一直不断。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批判入手的，更多的人则从文化批判入手。这种文化批判，有一种是以美学和文学思想形式对社会现代性进行反思。针对社会现代性的弊病，它肯定现代人的自然感性欲求，反抗功利化、技术化、理性化的世界，追思诗意地栖居，在人类的生存困境中寻求审美救赎，被称为浪漫美学或“诗化哲学”，自卢梭、席勒以降直至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已形成了一个显性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诗性”一词得以运用并被规定，它不是语言学的、思维科学的而是诗化哲学和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它是社会现代性批判的一个范畴。
从偏僻的湘西到现代都市，沈从文遭遇并且真切体验到了乡土中国在现代转型时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由于自身经受着巨大的文化反差与冲突，加上天性敏感，沈从文置身现代性问题场域中，他的现代性体验较之他人更为强烈。到北京后，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身与都市格格不入，有了都市现代文明与自身生命异在的现代性体验。在早期写的自述传小说《生之记录》中，“镇日为街市电车弄得耳朵长是嗡嗡隆隆的我”，跑到半乡村的地方，听到富于生趣的鸡声，心生“一种极深的新的感动。”(22)基于这一现代性体验，沈从文开始了“乡下人”的自我认同。他随后在寓言小说《水车》中，借作为传统与乡村文明具象物水车的口，表达了对作为现代与都市文明具象物汽车的鄙视，“假使‘格’之一字，真用得到水车与汽车身上去，恐怕水车的骄傲也不是什么极不合理的事！”(23)完成着对现代文明的隐喻性批评。1928年1月，沈从文来到上海，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症候得到典型发育的城市，他的现代性体验更为深切，“每月十三块钱光住房子，不算贵。不过倒马桶要钱，扫地的妈妈要钱，还有别的逢年过节，真是一个坏习惯。”(24)这是他对日常生活消费性的体验。而在一些以自我生活为原型的上海小说如《焕乎先生》、《中年》、《楼居》、《一日的故事》中，则揭示出主人公在都市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现代文明压抑。1929年9月，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沈从文明确说：“大都会生活使我感到厌倦”(25)。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随之走向理性自觉，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也更进一步，在其他非自我原型的都市小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表达。《某夫妇》、《王谢子弟》写出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八骏图》、《绅士的太太》则揭示了理性压抑下都市人变态的灵魂。在《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通过女主人公萝的体验，发现“人间只有琐碎的散文”，(26)而萝对宗泽的选择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爱情观，不如说表达的是一种反抗世俗化与散文化的文明观。沈从文甚至直接批评到：“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27)此外，沈从文在一些湘西小说中，还用病态的“城里人”形象来揭露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如小说《三三》与《夫妇》中所出现的来到乡村疗养治病的“城里人”就具有此种文化意义。(28)
在“乡下人”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沈从文还对现代文明侵袭下的湘西所发生的病变表现出了警惕和担忧，显示出个体现代性反思中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他揭示并批判湘西世界中因现代文明的侵入而产生的“实利化”、“世俗化”，如《丈夫》写的是丈夫送妻子进城当妓女后又倍感侮辱的事，《爹爹》批判的是人们对待医生傩寿的功利式态度，“在医生儿子死过后，来看医生或说是悼念医生的人，全不是那类家中孩子无灾无难的人！”(29)《贵生》中城里住的五爷则用钱和势买了金凤，情感与婚姻商品化。《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也显示了“地方上，勇敢如狮的人，徒手可以搏野猪，对于地方的进化，他们是无从用力制止的。年高有德的长辈，眼见到好风俗为大都会文明侵入毁灭，也是无可奈何的。”(30)即使《边城》中的人，也已露出这种实利化选择的端倪，如中年妇人对傩送婚姻选择的私自揣测：“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31)一个“傻”字表明中年妇人的婚姻选择标准开始物质化。这种揭示与批判，在1934年1月沈从文回乡的发现中得到了更直接的表达：“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32)
总之，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在进行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沈从文从个体的现代性体验出发，进行“乡下人”自我认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反思和批判的有效基点，揭示了“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33)暴露了现代文明对现代人人性的压抑和生命的扭曲，与海德格尔等西方诗化哲学思想家从诗性生存本体论出发对社会现代性的美学批判相契合，从而在否定性维度上完成着诗性主体的建构。
三
从出走湘西开始，沈从文一直在都市流浪，从最初的朝拜都市到最后成为都市中的精神漂泊者和“异乡人”，如他所言：“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剩一个空壳”，(34)“一切由都市文明文化形成的强制观念，不是永远在螫我烫我，就是迷乱我，压迫我”，“人贴近都市，生命实永远见出格格不入处。都市无章次的动，和我生命中的动完全对立，使我存在如不存在。”(35)沈从文的生命成了无根的存在，这是沈从文遭遇社会现代性的生命异在感与沉沦感，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现代人遭遇到的本体性困境。为此，荷尔德林曾发问，“在一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36)海德格尔由此回答：“诗人的天职是还乡”，(37)沈从文进行的则是“乡下人”认同，它与“还乡”具有本质的一致，或者毋宁说就是近义的表达，他希望返回自然，实现精神的还乡，完成对生命本真性存在的诗性之思。
沈从文曾多次表达“还乡”的愿望。1928年，他借作为自己在小说中存在的主人公之口说：“我应当设法找一点钱转乡下去，这地方（指上海——笔者注）实在不是我呆得的地方了。”(38)1929年，他又说：“能够返到苗乡去住真是幸福，不可讳的是我真已近于落伍人，大都会生活使我感到厌倦”。(39)1930年，他还说：“因为厌烦这生活了，返乡的思想似乎也不是今天为第一次了。”(40)“返乡”的思想在沈从文30年代初的湘西创作中，还得到了形象演绎，其时他的“乡下人”自我认同正逐步成熟。1931年，沈从文在小说《虎雏》中塑造了一个不被都市现代文明改造的湘西人形象——虎雏。他拒绝都市文明的改造，最后打死城里人，逃回了家乡，宣告了小说中“我”改造计划的失败。虎雏由此成了沈从文精神“还乡”的寓言形象。代表作《边城》创作的时期，正是沈从文“乡下人”认同走向理性自觉的时期。在小说中，沈从文有意展现的是一片诗意生存的大地和自然，一个生命自然与自由的世界。随后，沈从文写作了《凤子》，作者借城里来的客人的口，充分肯定了湘西大地的诗意和神性，“人的生活与观念，一切和大都市不同，又恰恰如此更接近自然。一切是诗，一切如画，一切鲜明凸出，然而看来又如何绝顶荒谬！是真有个神造就这一切，还是这里一群人造就了一个神？”(41)小说最后通过城里人心灵的折服，宣告了回归乡村大地的必然，显示出沈从文的“还乡”立场。此外，沈从文在湘西小说中，还经常写年轻男女在好天气的野外做那种出于生命本能的性爱之事（沈从文称之为做呆事情），如《阿黑小史》、《采厥》、《雨后》、《夫妇》等，这种野合，如马尔库塞所言：“环境参与进来，并激发里比多宣泄，而环境本身也爱欲化。”并认为这是“一种非压抑升华的过程”。(42)可见，这是本能造反逻各斯的本真生命存在，它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意味着人性的自然与生命的自由。在一些抽象性的散文如《水云》、《绿魇》中，沈从文也明确表达了生命回归自然的必然与本真。他说： “只觉得生命和一切都交互溶解在这个绿色迷离光影中，不可分别。……感觉到我只是自然一部分”，(43)“一片绿色早把我征服了，……在阳光变化中，我竟有点怀疑，我比其它绿色生物，究竟是否还有什么不同处。很明显，即有点区别，也不会比那生着桃灰色翅膀，颈臂上围条花带子的斑鸠，与树木区别还来得大。我仿佛触着了生命本体。”(44)
由上不难发现，基于一种自觉自愿而不是一时的审美浪漫主义冲动，沈从文的“乡下人”认同还意味着生命与精神的“还乡”。在此，“还乡”不只是实指回到故乡湘西，更是回归以“湘西”为符号代码的乡村大地和自然，同时还是隐喻意义上的回到生命存在的家园和本真。从审美现代性话语来看，以“湘西”为符号代码的乡村大地和自然既是卢梭和席勒为我们呈现的融生命自由与审美自由于一体的自然，也是海德格尔视之为本真存在的现身之所。这里的大地和自然不仅去除了现代文明的构架，形象地再现了生命存在的诗意性，而且深刻隐喻着本真存在之于人的底蕴性。“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45)沈从文的精神“还乡”呈现的是一种与自然相契合的诗性生命形式，它在切近生命存在的本真与本源之时，使诗意地栖居成为可能。总之，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踏上的是“还乡”之路，是生命返本归根的诗性实践，它在肯定性维度上进行着诗性主体的建构。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诗性主体的建构，沈从文“乡下人”的自我认同不同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其他“还乡”。不管是李大钊从特定阶级政治诉求出发的号召青年还乡(46)，还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从特定民族文化诉求出发的“乡村实验派”的返回乡村，都不是对现代人生命存在的诗性之思。因此，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显现出个体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性意义，它是一种超越民族主义、阶级主义、地方主义的审美现代性话语和生命话语，同美国的福克纳、英国的哈代、日本的德富芦花以不同的方式自称为“乡下人”一样，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具有的是现代性意义。沈从文、福克纳等虽然各自的生活地域与文化背景不同，但遭遇到的现代性问题却类似。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向农村扩张的时代，亦即一种现代性转型之中，他们都体验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并采取了一种反思性的批判立场，因而各自在不同时空作出了相同的选择，从而表明：“从本质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尽管在思想上对现代化的反应不同，其实质是大同小异的。”(4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诗性主体的建构，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注释：
①参见《沈从文全集》第3卷第431页，第9卷第3～6页，第12卷第22、94、124、320、376、420、423页，第13卷第6、324、356、373、385、389、394、397页，第14卷第14页，第16卷第324～325、373、410、420、503页，第17卷第190、429页，第18卷第90、163、330页，第22卷第160页，第25卷第189、207、317、363、395页等。
②以用于自指的“乡下人”一词的内涵解读为例，金介甫认为“沈从文也自称乡下人，他所说的乡下人只是指不是住在下河的人，却不一定指苗民”。见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页。凌宇认为沈从文“所自称的‘乡下人’，并非一般意义的乡下人，而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见《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94页。日本的今泉秀人认为“沈从文一贯自称的‘乡下人’一词，是在中国社会压抑和蔑视之中形成的非汉民族出身者的富有寓意性的存在表白”。见今泉秀人：《“乡下人”究竟指什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王继志认为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是“区域文化哺育出来的‘爱恶哀乐’、‘感情式样’、‘性格特征’都纯粹湘西化的‘乡下人’”。见王继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③［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编译，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63页。
④赵园：《地之子·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⑤关于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参阅笔者的论文《“我是个乡下人”——论沈从文“乡下人”自我意识的形成》，《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⑥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⑦⑧［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36页。
⑨参见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9页。
⑩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1)茅盾：《“现代化”的话》，《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12)周秋光：《熊希龄生平主要活动年表》，见《熊希龄——从国务总理到爱国慈善家》，岳麓书社，1996年9月版，第471～472页。
(13)(18)沈从文：《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362页。
(14)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31页。
(15)(17)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20～321、408页。
(16)(29)沈从文：《爹爹》，《沈从文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40页。
(19)刘一友：《沈从文与湘西》，青梅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0)(3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21)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及《两种现代性》，《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50页。周宪：《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130页。
(22)沈从文：《生之记录》，《沈从文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4页。
(23)沈从文：《水车》，《沈从文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24)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25)(39)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26)沈从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沈从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7)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8)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1页。
(30)沈从文：《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沈从文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31)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页。
(32)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4)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35)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6页。
(36)［德］海德格尔：《诗·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37)(45)［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38)沈从文：《中年》，《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40)沈从文：《楼居》，《沈从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41)沈从文：《凤子》，《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42)［美］郝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43)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44)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46)1919年，李大钊向青年呼吁“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并说：“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见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47)［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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