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圣的嗟叹与稷契之志——杜甫节令诗论析（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令论文,杜甫论文,情圣论文,之志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甫在其节令诗中，除了以其老劲之笔浓缩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卷，并以之表现与深化那个特殊时代——由盛唐转入中唐、由开宝盛世跌入安史之乱的“时代精神”外（据初检杜集，其节令诗大多数写于乱发后天涯飘泊之际），还集中表现了“情圣”思想深处的仁者之心与人生嗟叹背后的稷契之志这两个主题，而且是其节令诗旨归所在。
一、真情写照与仁者之心
梁启超云：“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情圣杜甫》，见《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梁氏所论甚是，而且所论范围极广且深，本文主要就其节令诗中表现的亲情、友情来加以说明。
杜甫写故园之思极为浓烈深厚。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九日，诗人开门见山忆起了故乡的菊与水：“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源。”并以自己“为客”夔州，面对群盗，欲归不得的“愁绝”苦况，猜想、遥问乡亲可安好：“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九日五首》其四）为此，诗人在与人相邀之时、在“长为客”的情形下又多想回故园看一下：“九日明朝是，相要旧俗非。老翁难早出，贤客幸知归。”（《九日诸人集于林》）可是又怎么可能呢？只好“忍泪已沾衣”。久在异国他乡，面对与故乡有关的一草一木，一切情事，也都会勾起故乡之思。如他看到南国的秋社活动：“九农成德业，百祀发光辉。”（《社日两篇》）仰望北飞而力竭的大雁，既感慨“北书不至雁无情”，又倍生北归之意。即使是在严武幕中，生活相对稳定的日子里，他仍没有忘记忆乡：“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至后》）诗人虽身在剑南，但洛阳又遭战事蹂躏，故乡已被践踏得不象样子，自己又无用武之地，无力回天，所以“青袍白马”又有什么意思呢？诗人是在自我检讨与解剖，完全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也许是思家之情太为亟切了，也许是飘泊的时间太久了，他警觉道“云物不殊乡国异”，甚而“教儿且覆掌中杯”（《小至》）。
杜甫写人伦亲情更为深淳。杜甫与其妻感情之笃深，爱子心之真厚，向为人们称道。先看诗人对妻儿生活无着与苦况的担忧：“老妻既异县，十口隔风雪。”（《五百字》）“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奉赠射洪李四丈》）“妻子寄他食，园林非昔游。”（《过故斛斯校书庄三首》其二）再看诗人与妻儿的分别、隔绝之苦：“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彭衙行》）“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述怀》）“妻孥隔军垒，拨弃不拟道。”（《雨过苏端》）然而，诗人更多的还是自责，为自己没有尽到人夫人父之责任而内疚：“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飞仙阁》）“何日兵戈尽，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等。这中间还有一首命题很特别的是至德二载寒食时作于长安的《一百五日夜对月》，《杜臆》云：“诗题不云寒食对月，而云一百五日，盖公以去年冬至，弃妻出门，今计其日，见离家已久也。”所言极是。诗人用自己曾经否定过的牛郎织女相会之事，来反衬不能与妻子的团聚，并突出奇想：“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可是，退一步想，即使是“清光多”了，还不是“无家对寒食”吗？至于那首《又示宗武》里老父的谆谆教诲与祝福，上一文已有分析，兹不赘述。老杜这一联“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元日示宗武》），可早就为鲁迅树立了榜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答客诮》）
我们从这类思家想妻儿的诗所看到的正是：父亲存在于儿子之中，儿子存在于父亲之中；夫存在于妻之中，妻存在于夫之中。老杜这类诗将亲情置于动乱岁月里、人人苟活的处境中，不仅透出自己生命幸存的可贵，一家亲人相聚的不易，更强烈地透出在极端非人性的背景中，人性的高贵和生命相依相赖的美。这类诗不是靠想像力与美感交流的对话，而是直抵人性的深处，充分展现出杜甫的“仁者心”。
杜甫的思念弟、妹诗也很有特点，或以问候的方式，或遥想弟妹所在的空间，或揣测弟妹行踪的时间，或开篇即叙牵挂之情，都是置于战乱的大背景上，在一片亲情流注于空间与时间之际，将人伦之情丝编织成生命共同体的情茧。如《元日寄韦氏妹》，作于至德二年元日，是在乱中而思妹之作。韦氏妹，就是杜甫的妹妹，甫只有一妹，嫁韦氏。诗云：“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秦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平使，啼痕满面垂。”钟离（县）、“郢树”，妹妹所在；“秦城”，杜甫所居。斗回枝发，点出元日春景；朝使路梗，道出哀音信莫通。特别是“郢树”化用《楚辞·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诗意，尤其加重了不得相聚之悲意，而且揭示出战乱为不得相聚之源。如果说上一诗抒发的主要是不得相聚之苦，那么“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没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猨为我啼清昼。”（《同谷七歌》其四）所表示的还多一层千思万念在里面，因为“十年不见”且其“良人早没诸孤痴”。可是终因豺狼肆虐，不得相见，也不知妹妹托带着诸孤挣扎到了什么地步。两句“四歌兮歌四奏，林猨为我啼清昼”，千载以后仍催人泪下！
在不能同弟妹一起去插茱萸的重阳，诗人“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感慨万千，愁情万种，首先想到的应是弟妹。然而，有酒不得同饮，有菊不能同看，遥想弟妹在处应是“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真此处彼处两茫茫！再加上“干戈既侵，衰谢又迫，恐两相催逼，终无聚首时”（仇注），诗人才十分惨切地道出：“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九日五首》其一）在清明佳节里诗人道出了同样的情怀：“古时丧乱皆可知，人世悲欢暂相遣。弟侄虽存不得书，干戈未息苦离居。”（《清明》）——纵情恣游的人们晚归而去了，自己同弟侄一样在飘零中，再加干戈阻绝，音信全无，好生悲凉！然而现实毕竟是“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至后》），按：“棣萼”用《诗经·小雅·棠棣》典：“棠棣之华，萼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后常以此比兄弟友爱。“不见江东弟（原注：第五弟漂泊江左，近无消息），高歌泪数行。”（《元日示宗武》）亦是血泪倾诉“不见”之悲苦。这同《同谷七歌》（其三）“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一样表达“生别展转不相见”的凄凉。而“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九日登梓州城》）所展示的家国两愁更为浓烈。
中国人性思想中自古以来就极重视友情，并列入五伦之中。朋友之伦的建立与其他生而有之或出于人的天性的人伦不同，它立足于人的自由选择与人情的真实关切。杜诗中所表现的友情深厚真诚、圆润广大，所谓：“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同心不减骨肉亲”（《戏赠阌乡秦少翁短歌》）。如他大历二年寒露日作的《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藜杖侵寒露，蓬门起曙烟。力稀经树歇，老困拨书眠。”言过访朋友之诚。可能是预先有约，诗人虽“力稀经树歇”，还是挽杖而去。“秋觉追随尽，来因孝友偏。清谈见滋味，尔辈可忘年。”则叙访友之故。诗人是遵循着“孝友偏”而来的。杜甫在高适去世六七年后，偶“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余年，莫记存没，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遂追酬一诗悼友兼自悼：“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鵰鹗。”“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老杜所云“叹我凄凄求友篇”（《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正道出他与高适交情之真醇。杜甫的《九日五首》其三亦是思故交的名篇。诗人用平实的文字写出了与故友苏司业、郑广文的友情：“野树歌还倚，秋砧醒却闻。欢娱两冥漠，西北有孤云。”亡故的两友在阴间里照常“欢娱”，苟延残喘中的活者则为不能与之“欢娱”而悲愁，二人友谊之深厚表达得甚为含蓄蕴藉。
梁启超曾说杜甫“是一位极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情圣杜甫》）就是这样一位“摘花不插髻，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的“绝代佳人”式的杜甫曾为老友严武的安危而担忧：“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九日奉寄严大夫》）又为不能一起采黄菊，与岑参饮酒论诗而“思君令人瘦”。面对大雨，又呼苍生、忧天漏：“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九日寄岑参》）不具有“仁者心”的人怎能这般“悲天悯人”？
杜甫的“仁者心”无限推广的力量很大，致使刚结识的朋友都变成了“仁里欢”：“晚定崔李交，会心真罕俦。每过得酒倾，二宅可淹留。喜结仁里欢，况因令节求。”（《晦日寻崔戢李封》）究其原因就是披此间存有“至情”。而“晚酣留客舞，凫舄共差池”（《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所展示的晚酣留饮而醉舞差池的场面，也是至情使然。又会推进到老百姓中，他在《寒食》就写他与一位“田父”的友情。此诗一般认为作于上元二年浣花溪畔。这时的杜甫依靠严武而生活稍趋安适，正是“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时期。所以他眼中的寒食之景是静穆和美的：“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招邀之人与被邀之人是性情醇美的：“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以致于邀则赴，“馈问不辞，人情既相亲狎，至于鸡犬忘归，物性亦与之相忘矣。”（仇注）杜甫若没有这种真性情的培育，那些为天下寒士鸣不平的诗作如“三吏”、“三别”、“兵车行”等等的产生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我们谈一下杜甫与李白的友谊。早在七十多年前，闻一多先生就以生花妙笔主张杜李的相会应“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杜甫》，见《闻一多全集》第三卷）不管李白集中寄赠杜甫的诗少是什么原因，李杜“情逾兄弟”（朱鹤龄语）的友情是存在的，我们从杜甫十首写李白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并能从中洞察杜甫至情的人格。这里我们姑且将杜甫的《冬日有怀李白》与《春日忆李白》看作节令诗，其所言“冬日”、“春日”一般认为是泛指，诗中虽然也没有立冬、立春日的节候特征，但也不排除作于这两日。杜甫在前诗中所云“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是以季武不忘韩宣子比拟自己与李白的友谊。后一诗所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更见出二人的交情之深厚。仇注引《杜臆》云：“公怀太白，欲与论文也。公与白同行同卧，论文日矣。然于别后另有悟入，因忆向所与言，犹粗而未精，思重与论之。此公之笃于交谊也。”另外，老杜的《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等所书，都能使上举二诗所叙之友谊更为饱满。对李白来说，杜甫也许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对杜甫来说，天下有真性情的人，都能成为他的最好的朋友，因为杜甫怀有的那颗“仁者心”是向天地间的各个层面延伸推广的。
梁启超论“情圣”杜甫云：“真事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情圣杜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甫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对健全人格、完美人性都有着执着、真挚的追求。如果再加以挖掘，这就是“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放射出的光芒，即对孟子心学精义——“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也”的感悟。杜甫将这颗无限扩充的心向人伦世界绵绵延伸，就不期然而然地酿成了天地间一段元气，将自己送上了“情圣”的宝座。这一“仁者心”如果推向君臣、推向世间，就变成了“天地良心”。
二、人生嗟叹与稷契之志
杜甫《中夜》诗云：“长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蒋弱六评曰：“二句可知酿出一部杜诗。”（《杜诗镜铨》卷十四引）万云骏先生发挥说：“长为万里客者，不能回长安，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一生恐怕要虚度了。这是诗人谦虚的话。他实在问心无愧，但还是说有愧。”其所以“无愧”，就是“因为希望实现理想，失败，坚持，再失败，再坚持，一直到死，这是杜甫一生的基本历程和一部杜诗的主旋律。”（《诗词曲欣赏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45—46）这一论断切中肯綮。我们觉得，有了上文风俗文化底蕴的分析作基础，拈用这两句来概括杜甫节令诗的另一个主题——人生咏叹与稷契之志尤为恰切，因为在上述传统节令中，他作客叹老的悲情尤显浓烈。这一节令诗背后的苦难史中间没有“自欺”和“自瞒”，也没有回避与逃遁，而是展示了诗人自己和同时代人的真实的心灵。
翻开杜集，他写天涯飘泊、伤老叹病、忧国忧时的诗占相当大比例，这类诗中所反映出来的主题，我们概括为“人生嗟叹”。其中含有常人的嗟叹，又多有超常人的嗟叹；这一嗟叹在其节令诗中更浓更重。下面按节令先后作一论述。
先看悲春。春天本是可爱、可惜的，春天里的人也应是欢娱的、充满生气的（当然，伤春一脉亦源远流长）。可是为客异乡的杜甫广德二年正月晦日在阆州陪王使君泛江时，增添了无限悲愁：“结束多红粉，欢娱恨白头。非君爱人客，晦日更添愁。”（《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其一）而“不须吹急管，衰老易悲伤”（其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恨白头”意。元日和七日本是国人最为看重的喜节，老杜却在“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的阴惨气象中增忧叹老：“云随白水落，风振紫山悲。蓬鬓稀疏久，无劳比素丝。”（《人日二首》其一）诗人为了增加其悲感，用了特殊色彩“紫”，达到了很好的表情效果，康定斯基说：“紫色在物理上和精神感觉上是一个被冷化了的红色，所以它是悲哀和痛苦的。”（《论艺术里的精神》页86）而“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及青枫”（《清明二首》其二）更是“紫”、“青”并用，很好地烘托出“此身漂泊无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的悲剧命运。其二则由思出峡、醉后拔剑鸣琴，强作江湖兴动，悲中取欢：“直道无忧行路难”。上文已说，上巳日本是一个祓除不祥的日子，可是诗人在“鬓毛垂领白”、“欹倒衰年废”的凄苦中，却在反复体味着飘泊作客的种种悲愁，这一悲愁致使他“无劳问转蓬”了（《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这对此节的习俗是一种漠不关心呢，还是百般无奈？能启发我们作很多很多的推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转篷”意象道尽了诗人难以言尽的辛酸！杜甫诗中九用“转蓬”，如“异县昔同游，各云厌转篷。”（《赠苏四徯》）“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岁晓仍分袂，江边更转篷。”（《寄贺兰铦》）“关内昔分袂，天边今转蓬。”（《寄司马山人十二韵》）“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野人送朱樱》）“多少残生事，飘零已转篷”（《客亭》）“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八月十五夜二首》其一）“转篷忧悄悄，行药病涔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此一“转蓬”意象是用曹植《杂诗》“转篷离木根，飘飘随长风”意，自言流落如蓬之随风任其转徒，有力加剧了“长为客”或“常作客”的悲剧内涵。
次看悲秋。中国诗歌中的悲秋主题源远流长。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一前无古人的悲吟，启迪了代代来者。它开汉武帝《秋风辞》先河、夺曹丕《燕歌行》先声不必多言，汉魏人那种“白杨多悲风”、“高台多悲风”、“高树多悲风”、“江介多悲风”的吟唱，直承宋玉足音却是事实，“窃攀屈宋宜方驾”的杜甫于宋玉有戚戚之心，他说“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而且在其节令诗中多有表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九日曲江》）仇注：“所感在身老，故有兼悲之叹”；“所伤在落魄，故有摇荡之嗟。”正如《杜臆》所云“此章老去悲秋之意”。老杜其他九日诗如“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九日》）等足以说明“老去悲秋”乃是杜诗常咏主题，更是其节令诗的髓脑。那首为黄生“题作特书之体，记为客之岁月，便自具文见意”的《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诗，如云“为客无了时，悲秋向夕终。”“年年小摇落，不与故园同。”也是抒为客悲秋之情。而向为人称道的《登高》诗可为这类悲秋情感作结：“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此诗明显是登高感伤情，这一悲秋之情，罗大经做过总结：“万里，地辽远也。秋，时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仇注引）堪为的论。
三看悲冬。“万里长为客”之人对寒冬的体味会深于他人，这里我们只引杜甫写冬至的诗就够了。老杜说：“何人却忆穷愁日，日日愁随一线长。”（《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一）两句奠定他冬至诗的基调。愁随日长，为双关语。“穷愁日”句可与《夔州》诗所云“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相对读。《岁时记》云：“魏晋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影添长一线。”《唐杂录》亦云：“唐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比常日增一线之工。”这种悲愁使他深感“云物不殊乡国异”，做出超乎寻常的举动：“教儿且覆掌中杯”（《小至》）。这类冬诗中有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无不紧扣一“愁”字。冬至已到或已过，年关将来，对杜甫或如杜甫一样处境的人来说，“怎一个愁字了得”！
四看悲人。杜甫的悲愁不是一己之愁，而是常同忧国忧时相融通。如“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清明二首》其一）贾谊怀才不遇、忧国伤时的遭际与情怀常激起后世志士的共鸣，杜甫这里的“长怀”见其感慨之深。杜甫在多首诗中咏之且自况，如《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其二：“官序潘生拙，才名贾谊多。”咏其多才；《别蔡十四著作》：“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咏其忧国伤时；《入乔口》：“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咏其怀才不遇、忧国殒身等。杜甫在他的节令诗中还为一个特殊人物唐玄宗而悲：“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湘川新涕泪，秦树远楼台。”“衢尊不重饮，白首独余哀。”（《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一）老杜伤今追昔，一伤现在的自己只能遥望秦中，遥想当年楼台之下独留白首书生，泪洒湘川，“满眼送波涛”；二伤唐玄宗当年为了一己之淫乐，乐极悲来，终酿大乱，造成“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其二）、“壮观已尘埃”（其一）的惨局。
杜甫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如果玄宗不骄奢淫逸，再如先前那样励精图治，天下就不会大乱，自己就不会流离失所，飘泊天涯。正因为如此，他才特别标举“客”这一意象。据统计，“客”，只是作为飘零或飘零之人独立使用，即不包括“逐客”、“病客”、“老病客”、“浮客”、“滞客”、“江湖客”、“江海客”等有附加成分的就有一百八十个左右，“长为客”及其近义的意象也有二十个左右，如“长为万里客”、“万里悲秋常作客”、“天边常作客”、“不辞万里常为客”、“飘零为客久”、“孤魂久客间”、“久嗟三峡客”、“南征为客久”、“为客无时了”、“久客掩柴扉”、“永作殊方客”、“久客多枉友朋书”、“飘零已是沧浪客”、“久客多忧今欲疾”、“久客惜人情”、“几年长沙客”等等。飘零天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悲哀；对始终抱有稷契之志的杜甫来说，“长为万里客”就尤显悲壮。因为他身在飘泊中，心存魏阙志，这就自然出现了一批“归客”意象：“秋帆催客归”、“江东客未还”、“春归客未还”、“久客羡归秦”、“山高客未归”。而那种与“病”、“老”相连的“客”更加深了这层悲壮：“卧病淹为客”、“病多犹是客”、“老病客殊方”。理解了这一“客”的内涵，就不难领会这些节令诗了。如《太岁日》，杜甫作此诗时只因离朝廷兴盛遥遥无期，故在异地回想起当年在朝中太岁日进宫时的荣幸，感叹良多。他先感慨多病作客：“楚岸行将老，巫山坐复春。病多犹是客，谋拙竟何人。”后伤不与朝班：“闾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荣光悬日月，赐予出金银。”这只是昔日的“荣光”；他仍是念念不忘归京：“愁寂鸳行断，参差虎穴邻。西江元下蜀，北斗故临秦。”即使在潭州舟居中他还是抱有凄怆中的希望：“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舟中作》）并借进京的朋友向朝廷诉说由衷的期待与不平：“卿到朝廷说老翁，漂零已是沧浪客。”（《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又从己身的飘泊，想到了两京的萧索：“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立春》）而面对诸将的忘情游乐与逍遥、不以国事为重表达出愤慨与担忧：“此都好游湘西寺，诸将亦自军中至。”（《清明》）
当然，这种心存魏阙的责任感与他的稷契之志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这种责任感就是稷契志的表现形式。这在他的节令诗中有很好的展示：“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仇注：“老趋幕府，不得遂其立朝素志，故云深负。”可谓的见！天宝十五载正月，正值安禄山寇潼关之际，诗人在“春气渐和柔”的晦日出游，眼见“草芽既青出，蜂声亦暖游”的春景，发出“思见农器陈，何当甲兵休”的疑问与“上古葛天氏，不贻黄屋忧”的期待（按：黄屋忧指忧君忧国。黄屋本是皇帝乘坐的车子，亦代指皇帝。此“黄屋”与杜甫《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中的“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表示同样意思），并勉励自己不效阮籍等人“熟醉为身谋”，而且深叹自己与崔李辈无能为天子分忧（《晦日寻崔戢李封》）。而广德二年秋在严武幕中作的《立秋雨院中有作》于自谦自愧中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抱负：“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后一句在表现美人迟暮之感的同时颇能显出杜甫的自负。《史记·留侯世家》云：“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前箸”也作“前筹”。裴骃《集解》引张晏语云：“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画也。”后以之喻代人策划。所以在“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的对照中尤见其酸楚之心。但诗人并没有消沉，仍在借歌咏终明府的“为政风流”表现己志：“虑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繻英妙时。”（《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二）仍借史咏怀：“陈平亦分肉，太史竟论功。今日江南老，他时渭北童。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鸯回金阙，谁怜病峡中。”（《社日两篇》其二）仇兆鳌注论云：“东方之遇汉武，曲逆之逢高祖，遭际盛时，名传千古。公以三朝遗老，流落江滨，因社日而追论前贤，慨古伤情，其自负原不浅也。”真看透了老杜的心思与高志。
这一大志曾遭到宋人的非议，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葛立方也承袭此说，言少陵自比稷、契“过矣”，“史称：‘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岂自比稷、契而然耶？”（《韵语阳秋》卷八）我们觉得宋人之议留下了不少商榷的空间。杜甫“窃比稷与契”，一方面是“盛唐气象”孕育出来的颇具盛唐时代特色的思想性格与精神境界，盛唐人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促使他们以出将入相自期，倾慕稷、契、范蠡、张良、谢安之类帝王师式的人性风范，而且成为盛唐人积极进取的最突出的表现。杜甫饱受这一熏染，“窃比稷与契”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管其实际政治才干如何；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视为杜甫生命的最高境界，用时髦的词语说，就是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即既将苍生社稷系挂于胸中，而且是“老大意转拙”，又是对孟子所云“稷思天下人饥，犹己饥之”这一最寻常、最真实意义的体语。
从上面节令诗的另一主题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杜甫如有人言“哭哭涕涕”的一面，即使是这样，“他的哭声”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有真美”。（《情圣杜甫》）我们以为这“哭哭涕涕”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担荷”，杜甫也只有杜甫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其十八论李后主语）；又隐含着一种执着，一种坚守，即他一生忧国伤时飘泊风尘的苦咏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颗“天地良心”，杜甫之所以能在血雨腥风、贫病交加的痛苦煎熬中挺立，正是以此两者作为他的精神支柱，杜诗境界的高不可攀也正基于此。尼采谓：“凡一切已经写下，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谁写着心血，写着箴言，是不要人读过便完，却要人背诵的。”（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卷之一《读与写》，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34）一部杜诗正是“用血写下的”，“血”就是它的“精义”；所以它没有“要人读过便完”，而是世世代代让人用“血”去“背诵”！
（本文注释中凡未说明出处者均引自仇注）
责任编辑注：本文上半部分请见本专题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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