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所及其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中国论文,遗产论文,研究所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中国穆斯林，是指在9～10世纪（唐宋时期）后，自西亚移居汉土（Cathay、Chīn之地）的穆斯林，这些伊斯兰教徒同时又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其主要目的，且历史性、阶段性地完成了以汉语为母语的过程，从而形成的中国穆斯林民族。故将其信奉的伊斯兰（宗教与制度）称为中国伊斯兰，通称回教。有关这个用语，在“中国”或者是“‘中国的’穆斯林、伊斯兰”中，概念已被加以区别。因为在中国境内，还有维吾尔、哈萨克、撒拉等穆斯林及其伊斯兰的存在，而这些民族都是属突厥语系的民族。与此相对，我所说的中国穆斯林，是以汉语作为其母语的，是一个讲汉语的穆斯林民族；实际上，在中国1953年以后，他们被称之为回族。“回回民族”这一用语已成为现代中国和日本的若干研究者的用语，但这却易招致混乱，所以我不采用。
一、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先驱者们
我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立志专攻东洋史。开始着手研究蒙古帝国史、中亚史时，才深深地懂得东亚伊斯兰化问题的重要性。当时，在大学设置有蒙古语、俄语，却没有与伊斯兰相关的课程，因此研究达不到欧美、俄国的水准，这令我不安。凭借着畏友柴田武氏的帮助，东京大学语言学研究室请来了蒲生礼一氏，有志者可以一周一次学习初级波斯语及其语法，我也参加了学习，这也是当时唯一与伊斯兰相关联的线索。当时的中国伊斯兰研究，是东洋史学的研究者们进行的，他们从东西交通史的领域起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1922年初刊、1935年再版，1968年《全集》第五卷本）特别著名，但却未论及到近代中国回民。而桑田六郎的《有关回回》（《史学杂志》30-12，1919年）、《明末清初的回儒》（《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25年）以及《礼拜寺巡礼》（《东洋学报》16-1，1927年）、《有关刘智的采辑经书目》（《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1933年）等论文就成为中国回民史研究先驱者的业绩了。那一时期，从东西关系史的观点谈及到中国伊斯兰的东洋史学者，还有藤田丰八、前
信次等，矢野仁一也着眼于《回乱》（《近代支那史》1925年）研究。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向中国的侵略与占领，日本对中国大陆的调查研究也随之越来越强大了，蒙古与回民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设置了伊斯兰关系的调查机关“回教圈考究所”（后改称为研究所，1938～1945年，机关杂志是月刊《回教圈》），大久保幸次为所长，小林元、松田寿男、野原四郎为所员。《回教圈》刊载一些介绍欧美研究伊斯兰的情况、所员的调查研究以及时事情报等。有关中国伊斯兰研究的论文也不少。《回教圈》一直持续到第8期第8号（通刊69号、1944年10月号）。另外，几乎是同一时期，《回教事情》（1938～1944年，外务省调查部发行）、《回教世界》（大日本回教协会，1939～1941年）也作为调查情报杂志刊行了，前者虽然登载了有关中国回民的资料介绍，却没有笔者的署名（实际上是可以推断的）。另外，《善邻协会调查日报》也刊载了有关中国回民的消息。当时，宗教学、社会学领域里的赤松智诚的《有关满州的回教》（《宗教研究》3-2，1941年，P31～35）已包含了一部分中国回民的实际状况的调查内容。另外，山渚井庆德、八木龟太郎、小口伟一介绍的有关伊斯兰神秘主义和回教的结合的论述（《宗教研究》3～2，1941年）也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位初学者。
1940年至1945年，田坂兴道开始从东洋史学的领域真正致力于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发表了《李自成是回教徒吗？》（《东方学报》，东京12-2，1941年）。《回回馆译语语释》（《东洋学报》30-1、2、3，1943～1944年）等十几篇论文，研究、考察了中国伊斯兰的有关家谱、文化等，他是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创始者，其学术功绩极大。此外，村田治郎对北京清真寺建筑进行的调查（《东亚学》1，1939年），以及小村元的《回回》（东京，1940年），反映了当时华北回民的宗教生活秩序，其论著中刊载了清真寺建筑和平面图并附有照片，都有资料价值。仁井田陲的《北京的回教徒商人与其伙伴的结合》（《回教圈8-6，1944年，P2～27），作为回民共同体的实际状况的调查报告，也很珍贵、重要。当时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1941年，大日本回教协会刊，472页）的出版也令人注目。但这本书的日译存在着许多难点。
与此同时，中国的伊斯兰研究学者们，相继发表了其回教研究成果。主要有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北京，1935年）、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北京，1940年）等。这两部书都有日译本，都是从历史角度研究伊斯兰（回教）自唐代传入，在宋、元、明、清时期扩大、发展以及现代回教与回教徒消长的通史、文化史；同时也是一部知识广博的好书。两书中有许多非中国回民所不了解的事实。两书都是给予了日本的研究者以影响的杰出著作，但书中不很妥贴的地方也是有的。同一时期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1941年，商务印书馆），简明地解释、说明了中国伊斯兰制度的基础。另一个突出的业绩是《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回教专号”（1937年4月），这是有关中国回教史、回民事情的特集号，很值得我们利用、摄取、批判，即使现在也有其利用价值。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回民情报源，对我自身给予了许多的启示。
有关伊斯兰的研究，欧美人的调查研究当然是先行一步了。我这个初学者所能参照的代表性的著作，首先是霍尔斯特的《中国及新疆西部的穆斯林》（2卷，巴黎，1878），书中有教义、礼仪的调查，有资料价值；罗舍的《中国的云南》（2卷，巴黎，1878-1980年），其第2卷中写到了有关云南回民的反乱的事情：布鲁木霍尔的《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伦敦，1910年），这是一部很有名的书，矢野仁一的《近代支那史》（1925年），就参照了它。其次，多隆对中国穆民的一个实例研究《E·鲍谢特游记》（巴黎，1911年），是有关云南、四川、甘肃、新疆、华北伊斯兰教徒（主要是回民）的调查记录，其中也有引自中国文献的资料，特别是有关这些地方的新教徒（哲赫忍耶）的调查资料、清真寺阿訇所使用的经典调查等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首先向日本的东洋史学界介绍此书的羽田明和我们来说，从此书中获益非浅。另外，马丁·哈特曼的《中国伊斯兰史》（莱比锡，1921年），是一本译著；G·F·安德鲁的《中国西北的新月》（伦敦，1921年），是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对宁夏、甘肃、青海的新教徒回民进行的访问，有其独特的重要性，本书的日译本即志贺勉译的《西北支那的回教徒》（新京，满州事情指南所，1921年），可以说是一本很有先见性的出版物。还有传教士以撒·马逊的《中国回回书籍解说》（北京，1938年重刊），是介绍中国回教教义、经典解说目录方面尤为重要的文献，但逐个研究这样的教义、经典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者几乎还没有。还有R·B·克瓦尔的《甘藏交界处的文化联系》（芝加哥，1939年），莲井一雄将此书译为《甘肃、西藏边疆地带的民族》（东京，1943年），作者调查、研究了循化、夏河、狄道、洮州、岷州地区汉人、藏人及回民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一著作即使在日本学术界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再则，《穆斯林世界》还刊载了传教士写的许多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回民现状报告，其中，M·E·鲍萨姆、G·R·哈里斯、H·D·海伍德等的来稿，作为实地调查报告也有其价值。（1974年，笔者与返回美国的皮肯·詹先生在哈佛大学邂逅，但却没有充分谈话的机会——那时，皮肯先生带回了许多照片，都与20世纪30年代的回民、撒拉族有关，我与J·李普曼教授共同整理了这些照片）。
以上便是40年代所能够参考的中国伊斯兰的主要研究成果，当时海外文献，即所谓的洋书能保留在个人手中是件非常不易的事，而且当时文献资料的复印技术也不是十分先进，所以研究的进展状况与现在相比，即不便利又不自由。
二、民族研究所与回民调查
1941年我大学毕业时，虽然已经设立了回教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满铁调查局、善邻协会调查部等关系到亚洲的调查机构，但其命运处境如何，当时是无可知晓的。仅根据手头的《世界史年表》来仔细确认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不禁感到愕然。我确立了伊斯兰研究方向，获得了德国霍伯特财团的奖学金，但同年6月因苏德战争的爆发，去德国一事便如过眼烟云了。这年年中，我与岩村忍(1905-1988)认识。他是《十三世纪东西交流史序说》（三省学刊，1939年）的作者。这本书以介绍欧美的研究成果为核心，译文非常出色。岩村忍在日本不是专门研究东洋史的，从美国回来之后，做着与外务省有关的工作，是一位元史、蒙古史研究者。1932年岩村忍是里顿调查团的随团记者，这之后他开始介入日本的东洋史学界，1938年起论著相继刊行，其内容涉及到了蒙古远征欧洲、马可·波罗、元史、蒙古史，他特别喜欢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在与他的接触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他具有的新闻记者的那种美国式自由思想和敏锐的感觉，使我受益非浅。
岩村忍与冈正雄同属一个研究小组，两人的关系极好，1940年，冈正雄与古野清人、小山荣三、八幡一郎、江上波夫、岩村忍、小林高四郎等，商量计划并着手设置国立的民族研究所。据说，这一年的秋季，冈正雄和古野清人一同访问、拜见了白鸟库吉，向白鸟库吉的学生、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陈情了有关设立国立民族研究所的情况。1941年，内阁会议决定设置文部省直辖下的民族研究所，并于1943年1月建立。所长是京都大学教授高田保马，研究所除总务部外，还有五个研究部，第三部部长古野清人、所员岩村忍，研究对象是中国西北民族。这个部的所员是岩村忍、助手佐口透，非正式所员是小野忍（后为所员）。研究所位于当时东京的赤坂区灵南坂町13番地，事务长宫泽正夫。1944年，非正式所员和助手有所增加，在张家口设置了西北研究所，非正式所员今西锦司、石田英一成为西北研究所的所员；藤枝晃作为所员之一留住当地。可以说民族研究所是适时设立的，当时的骨干冈正雄45岁，其他的所员也都是未满40岁的壮年，还有许多所员已具有了海外生活的体验；从当时的学术界来看，这些人都是很有其特色的研究者。凭借着冈正雄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以及其所具有的宽广、豁达的胸襟与合理主义的个性，巧妙地运营着当初的研究所。
民族研究所重视所员对当地的调查研究，特别是采取了让年青的研究者积累在海外体验异文化的经验的方针。岩村忍和我所在的第三部，计划对中国西北民族特别是对伊斯兰（回民）进行调查研究，并立即开始着手准备。1943年是预备调查年，我奉命去中国大陆进行视察和预备调查。我抱有视察中国回民和蒙古游牧民族的现状这一目的，旅行于东北、华北、内蒙。我于1943年7月10日从东京出发，访问了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哈尔滨，并参观了这些城市的清真寺，及亦地里、乌拉尔、突厥、塔塔尔协会支部等，第一次见到了回民、塔塔尔人及白俄罗斯人。接着，我赴北京，参观了牛街清真寺，收集有关伊斯兰信息。走访了张家口、大同、厚和（呼和浩特）、包头，参观了这些城市的十几座清真寺，获得了有关回民的一些概括性知识。另外，在北京牛街清真寺的清真书报社大量买入了中国回教文献及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了）。
1944年，民族研究所为实施对中国及蒙疆地方的回民调查，组织了以岩村忍、小野忍、佐口透为核心的调查团。专攻中国文学的小野忍，以前在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工作，有对杭州丝绸纺织工业的调查经验，所以以小野忍为主，制编了《第1期蒙疆回民调查项目》。这是为直接深入实地进行调查而设计的中文问卷表，可以通过翻译在当地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团团长岩村忍，成员是小野忍、佐口透、甲田和卫、川西正已、野村正良、藤枝晃，负责人是小野和佐口。调查的对象是蒙疆政府管辖下的9个城市、农村的回民，因为这个地带位于牧民和农民接壤的内蒙古长城地带，所以我们以研究邻接宁夏、甘肃这一地域的伊斯兰特征和社会类型为目标。我与岩村、小野一起于1944年5月24日从东京出发，经奉天、新京，于5月30日到达北京，6月2日到张家口。我们将成员分为2人或3人一组，走访了清真寺，直接与教长（阿訇）、海里凡、乡老（清真寺经营者）进行了交谈，通过翻译，收集到了一些问答性的资料，而这些被访者便成为我们资料来源的提供者。当时，我们从厚和的行政当局得到的资料是：在蒙疆有84座清真寺，各清真寺一个教长，教徒人数共计42207人。我与小野忍为一组，除了应该进行的调查，还参观了清真寺，观赏到了回民的仪礼，即礼拜、结婚仪式、葬礼，走访了回民家庭；另外还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创建清真寺的碑文。调查团依次对张家口、怀来、大同、马家汇村、厚和、萨拉齐、包头、宣化进行了调查。这期间我始终与岩村、小野同吃同住。7月28日调查结束，8月8日从北京回国。这次的调查，以概况视察为目的，取得了有限的、最初也是最后的成果。调查中还拍摄了相当数量的照片（其中有数十张在我手上）。这些资料，从1944年秋至次年，主要由小野和佐口负责整理，而许多阶段性的调查报告的原稿是由岩村忍保管的。可是1944年秋天，战争又进入了更加严酷的状态，民族研究所的内外也因此变得不那么沉稳了。1945年5月，研究所根据政府的方针，决定疏散转移至彦根经济专业学校（原彦根高等商业学校），成员分别在东京和彦根进行工作，而藏书几乎没能转移至彦根。
1945年7月下旬，民族研究所又以调查研究东北、华北、蒙疆的民族学为目的，出发前去东北。调查团成员有20人左右。我与小野忍、渡边照宏、杉浦健一、德永康元属蒙疆组。8月6日，团长岩村从广播中听到了广岛“特殊炸弹”的消息；之后，作为先遣队去了北京。8月9日，调查团成员在新京遇到了苏联的空袭，便立即离开新京，前往安东。到达安东的那天正巧是8月15日，即战争结束之日。调查团开了对策会，小野、杉浦、渡边、德永和我离开了安东；不知什么原因，江上波夫、八幡一郎还想留在安东。8月17日，我们避难于京城（汉城），大约3周之后，乘坐上了回国的船，经釜山港、仙崎港，安全到达了日本。10月1日，民族研究所突然被废止了，结束了大约二年半的生命历程。
战后，几乎没有人（特别是老所员们）言及这个已经消亡的民族研究所，我计划的有关这个所的“小史”，资料也很贫乏。仅有这样一种结论：民族研究所是后来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及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前身。这，便是“民族所”的遗产。
三、民族研究所以后
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后，我国有关东洋史的研究状况，在此无法深入展开。因为我国研究者，失去了赴北亚、中亚、中国西北边境实地调查的机会，因而这个领域内的民族学、考古学研究变得极为困难，但对于依赖于文献而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却没有多大的妨碍。大多数的研究者战后还是继续从事其专门的研究，虽然新的研究者没有急速增加，但因战争结束之前就进行了诸多研究，所以战后出成果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为了战争而对有关满蒙、西北边境史的研究成果。岩村忍、内田吟风、藤枝晃组织了欧亚学会，还出版了三册研究报告。这些都成为很有效的、强烈的刺激剂。
战后，比较早地刊行了民族研究所回民调查组调查研究的早期研究成果。岩村忍的《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上、下）（社会构成史体系，1949-1950年），是对蒙疆回民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由岩村忍执笔。蒲生正男后来评论说：“如果依据民族研究所的《回民调查项目》来推定，该研究所拟意的方法，只是一种构造性的理解，是以理解“集团、共同体的民族”为目标的，他们竟欲理解作为生活体的民族与全体的有机联系……着重点放在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了。”他还评论说：“把对极为基本的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学科的关心，贯穿在了其中。”（《日本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1966年），这大概虽然是一种过褒之辞，但他对这种调查意图的理解，却使人感到欣慰。虽然岩村忍发表成果的方法、方式存在欠妥之处，但在特殊的丛书中，这个报告的出版却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成为超短命的民族研究所留给后人的唯一的一个业绩。小野忍的《中国回教教派》（《东亚论丛》，第6辑）研究了从蒙疆回民调查中所得到的有关哲赫忍耶新教教团的情报，是文献史性质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之作。佐口透的《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秩序》（《民族学研究》13-4，1949年）、《中国伊斯兰的教典》（《东洋学报》32-4，1950年）和《中国伊斯兰教的近代主义》（《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史学篇》16，1968年）以及《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同上》，1970年），都是以回民调查的资料为基础所进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岩村、小野、佐口是较早发表有关1944年的蒙疆回民调查报告的作者。另外，岩村忍的《甘肃回民的两种类型》（《民族研究所纪要》1，1944年），也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的方志学、人口统计学研究，有一定的参照价值；石田英一郎的《对东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回教圈》7-4，1944年），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调查所进行的蒙疆回民研究的一部分，它给人以深刻有益的启示。
1945年8月以后，笔者虽然离开了中国回民研究领域而专心致力于新疆和维吾尔族史研究，但却从未放弃过对虽然种族不同却同是伊斯兰教徒的回民的国内外各种研究成果的关心。1940年已经开始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并连年发表研究成果的田坂兴道（1912-1957年），战后从东西交流史、伊斯兰史的角度，就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制度史、回民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可惜他却英年早逝，遗稿《中国回教的传播及其弘通》上、下卷（1964年），是其集大成之作，在资料、学术上都非常有价值。继田坂兴道之后，中田吉信氏作为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人，持续不断地发表了他的许多优秀之作。早期的有《清代回教徒的一个侧面——马承荫和马新贻》（《东洋学报》36-1，1953年）、《中国穆斯林与宗教组织——以族谱为核心》（《东洋学报》38-1，1955年）、《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近代中国研究》3，1959年）等；有关新疆现代史的研究之作也有，特别是1986年以后，连年发表了总计十几篇、数百页的有关回民史研究的论说（《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1-9，1986-1994年）。这些论述（包括书评），仔细地阅读、分析了现代中国的许多资料，是对中国学术界公认论点的实证性研究。田坂兴道以对元、明时期中国伊斯兰的形成、教学经典、教义著作的研究为重点，而中田吉信的研究则主要是运用东洋史学的方法，详查了汉文资料，以期研究、探明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回民即少数集团的种族形成过程及其与汉人社会共存、对立的中国回民的诸多特性，且有关清朝、民国文献记载的回民诸多情况，都由中田吉信解明了。中国伊斯兰研究专家渡边宏的《宋代的大食国朝贡》（《白山史学》13，1967年）及《明代回教诸国朝贡表》（《东洋大学亚非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1972年）等的研究成果也倍受注目。
在中田吉信之后，推进中国伊斯兰研究的是今永清二的《中国回教史序说——其社会史的研究》（东京，1965年，这是今永清二的论文集，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特点和其展开过程、清末民国时代的包头回教协会、中国的回民商业资本、回民起义、清朝的回民政策（特别是云南的）、林则徐的回民政策及历史传统等，显示出了今永当时的研究中心点。其研究运用了传统的东洋史学研究方法，站在与中田吉信不同的立场点上，分析了清朝的官方记录（《清实录》等）及高级官员的文集等基本史料。今永虽然没有得出全面性的特别论断，但从日本的“被差别、未解放部落”这一角度来研究回民，这是他的一个研究特征。今永参照了岩村忍的《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引用之处也很妥贴。对于他的研究，没有需要强加批评的地方，如果非要挑剔一下的话，那就是他对回民的宗教生活秩序的研究稍微欠缺了一点。此外，今永还发表了有关泰国北部的中国回民社会的调查报告。此后，还有由神户辉夫执笔的有关云南穆斯林的《回民起义》（《中国现代史讲座》，1978年）；片冈一忠研究有关清朝的回民政策，特别是他的《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甘肃回民起义》（《大孤教育大学纪要》Ⅱ，27-2，1978年），以清朝的官方记录为史料，历史性地考证了1895-1896年发生在以河州、西宁为中心的回民起义动态及其地域的特殊性，他的叙述具有实证性特点，还有他的《清朝新疆统治研究》（1991年，东京），文中也对新疆回族进行了研究。
以上是1945年以后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回民的主要业绩。
这期间，海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成果也持续不断。如楚文江的《中国西北穆斯林1862-1878年起义：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海牙，1966年），作为战后较早的研究工作令人注目。此书是清朝平定回乱的军事史，有关回民社会及动态的情况几乎没加描述，研究清代新疆的学者约瑟夫·费莱彻的《中亚的苏菲派及马明心的新教》（《第4届东亚阿尔泰国际会议纪要》，台北，1971年）文献性地考证了中国神秘主义的西亚起源问题。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唐纳德·莱赛利从事于中国的伊斯兰记事的整理，编集了词汇集，对伊斯兰教东传及中国回教文献进行了注解性、史学性的研究，刊行了十几篇论文。其代表作是《旧中国的伊斯兰教》。以色列拉斐尔·伊斯雷尔的《中国的穆斯林：文化冲突之研究》（伦敦，1980年），是一种社会学、政治学的中国穆斯林论。他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穆斯林，其内容如下：1.不安定的共存；2.分为对抗和起义两部分进行的研究。此书将清朝的史料、日本的研究成果也列入了文献目录中，将所有欧美学人的调查研究书作为资料而使用。虽然其中也有历史的研究，但同中田、今永、片冈的东洋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M·苏三洛的《东干人的历史及民族学概论》（伏龙芝，1971年）是住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对东干族人（起源于居住在中国西北的回民）的历史、语言及民族的调查研究概论，其学术论著是很独特的，有其资料价值。美国的J·李普曼的《综合网络社会：中国穆斯林社区之研究》（《亚洲伊斯兰》2，1984年），主要研究了甘肃穆斯林共同体的机能、回汉摩擦，是一种社会学的论述，除了参照已有的成果外，他还广泛参照了若干清朝史料及日本、中国的许多研究论述，特别是中田吉信的；作为研究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论作，引人注目。最近，美国杜磊的《中国穆斯林及其民族主义》（剑桥，1991年），是一部多侧面、多角度研究现代中国穆斯林的论著，可以说也是一部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著作，这部书论及到了回族的特性、民族主义、少数民族的地位等一些回族的民俗问题。作者为了研究回族，在中国呆了约3年的时间，耳闻目睹了甘肃、宁夏的回族的实际状况，此书是一本对当地回民调查的报告书，也是以国内外许多论著为资料，对有关现代回族的种族特性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评价的著作，书中所附录的中国伊斯兰教派表（苏菲教团）和回族伊斯兰用语集是非常有益的。此外，美国的白蓓莉以研究台湾穆斯林社会而知名。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者们几乎全是出身于东洋史学的，其研究是以汉文文献为资料的文献考证的史学性研究，与此相对，上述的美国研究者，除了一、二位之外，好象都是出自于强烈的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上的研究动机，而像东洋史学者们的那种动机似乎很淡漠。
就中国最近的有关回族、回民、回教的研究，因为有了中田吉信的详细介绍，所以有关此类的研究成果方面就不再提及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与发展，有白寿彝、陈达生、马寿千、马通、杨怀中、张承志等以及其他中国著名学者的论著，还有许多出版物，在此也就不加以罗列了。在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伊斯兰教的许多研究成果后，才发现与我自身通过1944年的回民调查所获得的知识、见解相当地一致。实际上，通过咨询所得到的资料是实际状况调查及文献资料的不足之处的补充。我深切地感到过去那点体验和知识对我理解现代中国伊斯兰研究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1989年4月，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中国伊斯兰遗产——纪念J·F·费莱彻国际学术讨论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伊斯兰研究的课题及现状。这个学术讨论会的主办者设定的八个主题，反映出了中国伊斯兰研究的主题及现代美国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者的动向。会议上，安德鲁斯、杜磊、伊斯雷尔、伊伯拉罕、李普曼、苏三洛、陈达生、陈永玲、张兆理、马寿千、马通、杨怀中、佐口透等学者宣读了各自的论文。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及其发表的论文，反映了现代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现状。
最后，我想叙及的是1993年出版的，由张承志著、梅村坦编译的《殉教的中国伊斯兰——神秘主义教团哲赫忍耶的历史》（1993年，东京），此书以历史原始材料为基础，研究、叙述了我从未忘记过的“新教”的实际状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结束语
在世界伊斯兰中，中国的伊斯兰和穆斯林所占据的位置是很特殊的。从伊斯兰本土来看，中国伊斯兰是最东方的伊斯兰，来自于本土的伊斯兰向着具有完全不同的高度文化的中华文明圈的中心部传播，从而最终形成了区别于汉人的少数集团的种族的伊斯兰及其穆斯林。其次，中国伊斯兰是属于逊尼派。也有说哈乃斐学派和它的一部分是属于沙斐依法学派的，这种说法的根据大概来自于中国伊斯兰的教法学所使用的法学、经注学（太夫西勒）、教义经典，其哈乃斐派的东西很多。另外，一般都知道，逊尼派中的神秘主义和其教团的存在、中国伊斯兰中的哲赫忍耶及其他各种苏菲教团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再则，中国伊斯兰可以说是从近代世界伊斯兰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哈里法制度中独立出来的。中国穆斯林因为没有掌握过政权，所以，与苏丹-哈里法制当然无缘了。
有关中国回民的人口、有各种各样的统计、计算数据，在此，就不多加议论和考察了。据最近的中国的人口统计算，回族人口为8602978人（胡振华编《中国回族》，1993年）。中国回民在各地皆以清真寺为核心，教徒集居于清真寺的周边，从而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诸如此类的共同体分散地遍布于中国各地，这是实际状况。如果知道了清真寺的总数和其一个共同体的平均教徒人数的话，是能概算出全中国的回民人口数的。中国的研究者将回民的分布状况称之为“小集中，大分散”，对此是可以理解和认可的。中国回民社会虽然具有这样聚居于全国各地清真寺周围的特点，但是在共同体中，却没有上下从属、或者诸如阶序制这样的制度。
有关回民的民族起源及其特性的问题，我自身未能加以深入研究，实觉遗憾。回民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研究，是否有其科学的依据，不太清楚。有人认为从回民的外形上看，虽与一般的汉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容貌上具有阿拉伯、波斯、突厥人特征的人也有。这是一种没有完全摆脱从外形上观察人的人种论的一种看法。当然，不能完全认为回民仅仅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汉人。另外，新中国政权将原来的回民称为回族，但不能因为将回民族为回族，就产生回族是否是依据政治学和民族学而被定义的“民族”这样一种疑问。无论何时，回民（回族）都是被作为具有穆斯林特性的民族看待的。明清以来的回民是否是所谓的“民族”，我不能确认。在中国本土，回民聚居地区的人口与汉人相比，即使是密度较高的州、县、省，有时也呈现为少数民族的状况。回民的语言，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写体，都是汉语，但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语言，也未接触过这方面的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甘肃的回民话同甘肃的汉语方言就是共同的”等此类论说。M·苏三洛在他的著作中，也未曾论及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内的东干人的语言问题。但是，宗教事务者和一般回民的口头语当中，混杂了许多汉化了的阿拉伯、波斯语形的宗教词汇，这也是事实。
如果要写一部中国回民历史的话，那将是怎样的呢？作为宗教、制度的伊斯兰历史暂且不论。有关明代以后回民的分布状况、人口动态、职业等生活的实际状况的文献，需要进行相当地研究；而且有关回汉的相互作用（共存、摩擦、对立、武力冲突、“回乱”与镇压）等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的文献史料，也需要加以研究。在一个地域社会内部，回民和汉族之间的摩擦问题，因为从明朝后期正趋于表面化，所以明、清王朝的地方行政当局非常地注意，向管辖他们的中央政府报告、向皇帝递呈实际情况。这类史料，特别是清朝当局的官方资料，构成了一部军事、行政史。而回民自己几乎没有自己的史书。相反，清朝当局统辖管制回民的大量记录留存了下来。比如，《钦定兰州纪略》、《平定关陇纪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等全属这类的记录，作为回民的情报来源有其史料价值，但却不是回民史。这些方略同时也是清朝镇压平定反乱的功业史，所以即便是这类史料，也只有思想敏锐、富于智慧的研究者才能够研究、解析到当时回民的实际状况。那么，中国的回民史究竟该如何叙述呢？每一回民村落必定有一座清真寺，而所有清真寺，都有叙述这座清真寺的起源、创设的《创建清真寺碑》，一座清真寺即使是从同一地区的其他清真寺分立出来的，即使是从其他地方移居并由移住者新设立的，也一定会有用汉文记叙的清真寺起源、沿革之事的文字记载，所以清真寺共同体的历史都能得到，但分布于全中国的清真寺有数万座，即便是综合了这些清真寺共同体的历史，也不可能就是回民史。
日本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主要源于专攻东洋史的学者，这是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的一个特征。从总体来看这类研究的话，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起源于隋、唐、宋、元时期的少数宗教集团的回回或回民的历史、汉人王朝（明清）的回民统治政策、回汉摩擦和共存的过程及其各种情况、政治集团的回民军阀、回民的商业活动、回民被区别被压抑的地位，和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也是研究中国伊斯兰的重要问题。有些研究者，则倾向于中国的伊斯兰舶来品的考证上。当然，这些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在中国伊斯兰和回民研究中，我确信对非穆斯林的汉人的文献及年代考证的重要性。另外，也可以考虑从其他的角度选择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的问题。如回民的穆斯林特性、归属意识、信仰教义、宗教生活秩序（礼仪、祭典、传统节日）、教法、宗教设施、宗教事务者组织与其机能、宗教教育等领域的功能主义的研究、应用文献研究并行前进。中国回民除了汉文教义书之外，虽没有他们自身的文献和其历史描述，但与民族学、社会学性的调查并用大概是很必要的。
〔编者附记：本文译自《内陆亚洲史研究》（Ⅱ，1996.3，P1-16），编辑中对译文、行文做了多处删削、修改，对个别提法做了改动。文中有些提法及关于“中国回族史”、教派的看法，反映了日本一些学者的观点，作了保留，以使读者了解日本学术界的观点、动态。梅村坦先生校阅了部分中文译稿。特此说明。〕
鲁忠慧译
〔译者 宁夏社科院中东所 助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