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珠英集》残卷所见刘知几佚诗三首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所见论文,诗三首论文,珠英集论文,刘知几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1;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1999)01-0094-11
“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注：《史通》卷10《自叙》。）这是刘知几在其不朽名著《史通》里的夫子自道。作为史学家的刘知几，早已为学界所熟知，有关其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著可谓多矣；（注：专著主要有：傅振伦《刘知几之史学》，景山书社，1931年版；吕思勉《史通评》，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版；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论文甚多，经眼者计有40余篇，不一一标举。）而作为文学家的刘知几，却一直鲜见有人注意，至于综合探讨其文史之学者，更是付之阙如。前贤陈寅恪先生尝倡“以诗证史”，其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柳如是别传》（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淹贯博通，足以藏之名山，传诸久远。此种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乃撰此小文，亦知几所谓“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注：同注①。）之举耳。
知几“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注：同上。）“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注：《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推想其所作诗文必为数不少，《旧唐书·刘子玄传》云“有集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亦曾著录，惜今已不传，所能见者，仅《全唐诗》录其诗一首，（注：《全唐诗》卷14《安和》，卷95《仪坤庙乐章》，乃同一首诗分录两处。）《全唐文》载其赋三、表一、议三、书二、册一及《史通·序录、自叙》。（注：《全唐文》卷274收其赋三：《思慎赋并序》、《韦弦赋》、《京兆试慎所好赋》；表一：《应制表陈四事》；议三：《衣冠乘马议》、《孝经老子注易传议》、《重论孝经老子注议》；书二：《上萧至忠论史书》、《答郑惟忠史才论》。）所幸者，本世纪初敦煌发现大批珍贵写本，其中有两个《珠英集》残卷，收录刘知几佚诗三首，对研究知几生平、文学造诣、学术思想及内心世界均不啻连城宝物。以此三首佚诗为中心，探颐索隐，文史互证，疏通其中关节，即本文主旨之所在。
先就材料略作介绍。敦煌写本中有两件《珠英集》写卷：其一编号S.2717，现藏伦敦英国图书馆。该残卷长366cm，宽27cm，共用纸9叶，起首为《庆新宅文》、《庆幡文》等文样；中间为《珠英集》卷五之一部分；末尾是《押衙为亡考百日设斋祈福文》、杂抄。（注：黄征先生疑为愿文。）第7叶第14行中上部书有一行小字“今年天（大）梁”，据此，我们可将该写本的抄录年代断定为后梁时期（907-923年），第15行题有“《珠英集》第五”。此部分起第3叶，终第7叶，共128行，每行24-29字，抄录7位诗人的36首诗作，其中15首未见诸《全唐诗》。刘知几诗即在该写本第6叶，此三首《全唐诗》中一概阙如。其二编号为P.3771背，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共5叶，长181cm，宽27.7cm，正面为佛经论释，背面抄有5位诗人的17首诗，其中12首为佚诗，不与S.2717重复，故二写本可互为补充。字体亦是楷体略草，明显出自同一人手笔。
关于《珠英集》的纂集、流散、作者诸问题、吴其昱（注："Deux fragrnents du Tchou-ying tsi,Une anthologie de poémes des J'ang(ca702),retrouvésā Touen-huang",Par Wu Chi-Yu,in:Mélanges de Sinologie,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eviller,Institut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Paris,1974.TomeⅡ，参耿昇译文《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见《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6-498页；Quatorze Poètes du Tchou-Ying tsi ,par Wu Chi-Yu,in: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sous ia direction de MichelSoymié,Librairie Droz,Geneva,Swizerland,1981.参耿昇译文《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同上书，第499-521页。）、徐俊（注：徐俊《敦煌本＜珠英集＞考补》，载《文献》1992年第4期。）等先后著文详论，此不赘述，仅就刘知几诗特加笺证。
诗前总题：“右补阙彭城刘知几三首”。
欣按：《史通》、两《唐书》列传述及知几仕宦经历时，均未提及曾任右补阙，亦不见他书记载。王重民认为：“知几升右补阙当在修《三教珠英》的时候稍前。”（注：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中华书局，1992版，第16页。）余不能苟同。《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圣历中，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可知预修《三教珠英》时，知几任定王府仓曹，其时在圣历二年（699年）。（注：《旧唐书》卷78《张昌宗传》。）长安元年（701年），《三教珠英》修成，（注：《唐会要》卷36《修撰》作大足元年，盖未顾及此年十月改元长安而误。《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大足元年：“冬十月，幸京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崔融集修书学士诗成《珠英学士集》五卷，（注：《新唐书》卷60《艺文四》：“《珠英学士集》五卷，注：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次年，知几迁著作佐郎。《史通·序》云：“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检《唐六典》，卷二九亲王府条云：“仓曹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仓曹掌廪禄请给，财物市易等事。”卷九右补阙条：“右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右补阙、拾遗掌如左补阙、拾遗之职。”翻至卷八：“左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卷十著作局条云：“著作佐郎四人，从六品上。”然则知几任右补阙究在何时？余意当在长安元年《三教珠英》修成至长安二年除著作佐郎之间。理由有二：一、唐之职事官有清浊之分，由浊入清，官品虽降，亦以为升；由清转浊，官品虽升，犹以为贬。《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云：“职事官资，以次补授。……著作佐郎、太学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学、国子助教、左右被阙……为清官。”定王府仓曹参军事虽是正七品上，但属浊流；右补阙为从七品上，却贵为清官。故知几右补阙之任，当在仓曹之后，著作佐郎之前。二、吴其昱云：“写本残卷中所录的作者的某些职官尊号仅仅是在《三教珠英》完成之后才赐予他们的。例如，元希声官号即如此，……乔备的官号也如此。”（注：前引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之注(18)。）余意知几亦同。
略述笺证凡例如下：以《英藏敦煌文献》（注：《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13页。）为底本，用缩微卷覆核，并参考王重民（注：王重民《补全唐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963年版。）、陈尚君（注：同注[12]。）之录文重加校录，次为笺证。笺证包含三个部分：其一为考证，主要是写作年代、社会背景、人名、地名等史实考辨；其二为笺释，就诗中字词、古典一一详如解诂；其三为发微，对诗中所蕴知几精神世界“同情地了解”，以求诠释今典。
陈寅恪先生云：“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古籍之出处。”（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7页。）然古典易考，今典实难解，欲“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注：同上书，第12页。）更为不易，嗟予小子，若有厚诬古人处，尚祈恕罪。
次河神庙虞参军船先发余阻风不进寒夜旅泊
朝谒
夷词（祠），夕投孟津渚。风长水淼漫，河阔舟容与。回首望归途，连山暧相拒。落帆遵迥岸，辍榜依孤屿。复值惊彼（波）息，戒徒候前侣。川路虽未遥，心期顿为阻。沉沉落日暮，切切凉飚举。白露湿寒葭，苍烟晦平楚。啼猿响岩谷，唳鹤闻河溆。此时怀故人，依然怆行旅。何当欣既觏，郁陶共君叙。
考证：
余意此诗为知几于天授元年（690年）前后，由长安出发，乘舟顺黄河而下，往任获嘉主簿行旅中所作。
《旧唐书·刘子玄传》云：“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诸家所撰知几年谱均据此以为知几任获嘉主簿在“射策登朝”之永隆元年（680年）。（注：《登科记考》卷2，云知几举进士在开耀二年，但诸家年谱均不取。周品瑛《刘知几年谱》，载《东方杂志》31卷第19册，1934年10月；傅振伦《刘知几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均系之于永隆元年。）吴其昱力驳此说，颇多新见：“这样不一定是说刘知几在中进士之后立即被委任这一职位。……首先，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是其它独立的史料没有提供这些事实的其它例证。……另外，如果刘知几从680年起就被任命这一职位并一直留任到699年，那他就不可能在《史通》中不发任何怨言。他还提及为学习历史而在长安和洛阳居住。如果他当时已为获嘉主簿，那末法律上就不允许他在京师作长时间停留。……刘知几在开始时更可能是任一种象‘正字’或‘校书’那样的九品官，这种职位使得他可以在京师学习。……他然后被派往获嘉，很可能是在690年一直到699年左右。因为他指出‘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注：《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之注(86)。）笔者赞同这一见解，并认为此诗恰可与吴氏之论互为印证。
所次之河神庙，在河阳县大河中渚之
城。河阳城在今河南孟县南十五里，会昌三年置孟州，南临孟津，晋杜预造浮桥于此，为唐南北交通要冲。河中有沙渚，分河为南北二流，东魏元象元年于此筑城，是为中城。
《通典》卷一七七河南府河阳县条云：“河阳，古孟津，后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谓之陶河渚。……浮桥即晋当阳侯杜元凯所立。后魏庄帝时，梁将陈庆之来伐，克洛阳，渡河守北中府城，即此；孝文太和中筑之。齐武使潘乐镇于此，又使高永乐守城以备西魏，并今城也。其中城本东魏所筑，仍置河阳关。”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记造浮桥事：“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许建浮桥于富平津。……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
河阳桥有唐一代号为国之巨梁。《唐六典》卷七工部水部郎中条：“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阳水手二百人，仍各置木匠十人。”
大河中流之沙渚，即诗中所谓“孤屿”，《水经注》卷五《河水》又东过平县北条注云：“河水又东径洛阳县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题云：洛阳北界，津水二渚，分属之也。”
此渚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侃传》：“及车驾南还，颢令萧衍将陈庆之守北中城，自据南岸。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桥立效，尔朱荣率军赴之。”《通鉴》卷一五三即据此述之，胡注云：“意即中渚即唐时河阳之中城”极是。
然此时未尝有城，仅驻兵而已，筑城事在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阳县条：“中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筑之，仍置河阳关。天宝已前，亦于其上置关。”
渚上河神庙，古已有之。同上卷《水经注》云：“上旧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颁《世语》曰：晋文王之世，大鱼见孟津，长数百步，高五丈，头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
然此祠早毁，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已不知所在。然唐又重建，此即知几所投宿之河神庙。洪迈《容斋四笔》卷六《冯夷姓字》云：“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盖即重建时所撰，刻石以记之。斯祠后又遭水患，终不复存。《容斋随笔》卷一二《古迹不可考》引张芸叟《河中五废记》云：“又河中泠一洲岛，名曰中，所以限桥。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阳王所为。以铁为基，上有河伯祠，水环四周，乔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襄，了无遗迹，中至此遂废。”
夷祠，在朝邑县南三十里。夷即河伯。《庄子·大宗师》：“夷得之，以游大川。”唐陆得明《释文》“司马（彪）《清泠传》曰：“华阴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欣按，此出处有误，引文非出自《清泠传》，而是《圣贤冢墓记》，见《后汉书·张衡传》注。又《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号夷俾清津兮，櫂龙舟以济之。”李善注：“《青令传》曰：河伯，华阴潼乡人也，姓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此方为《清令传》之文。此夷祠之位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云：“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索隐：“韦昭云：‘翊县’。《地理志》：临晋有河水祠。”正义：“即同州翊县，本汉临晋县，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
孟津，前已提及，亦称盟津，即河阳津，唐后期属孟州。郦道元《水经注》卷五《河水》：“河水又东径平县故城北。……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论衡》曰：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波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燔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孟州，上，本河南府之河阳县，本属怀州。显庆二年，割属河南府。以城临大河，长桥架水，古称设险。”孟津，唐时乃黄河水道之枢纽。又地处京洛之间，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渡桥而南，可至东都；渡桥向北，可趋太原；东北经临清关，可达燕赵；西北越轵关，可入晋绛，可谓有唐一代南北交通之咽喉。
朝邑与孟津相距约300余里，在顺风的情形下，顺流东下，朝发而夕至，是完全可能的。但孟津以下，黄河流经广大冲积平原，因挟带泥沙骤多，而流速趋缓，若又遇逆风，便会“河阔舟容与”。“阻风不进”，只得“寒夜旅泊”于孟津了。
虞参军，无考。推测为与知几同赴某州任参军者。据《唐六典》卷三十，参军视其所任州之级别及职掌之不同，品秩在从九品下和从七品上之间。与知几所迁之获嘉县主簿，正九品上，大致相当。从诗中“何当欣既觏，郁陶共君叙”看，两人似乎交道颇深。但《史通·自叙》论及同道好友时，云：“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并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其中并无虞参军。而所提及的七人除裴怀古为一员武将外，（注：《旧唐书》卷185下、《新唐书》卷195《裴怀古传》。）其余均是文史名家，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学派。（注：白寿彝《刘知几的史学》，载《中国史学史论文集》（二），1980年版。）可能虞氏只是年少“旅游京洛”时所结交之友，后因各仕他方，且“道不同”，遂至疏远。
笺释：
风长水淼漫，河阔舟容与。语本屈原《楚辞·九章·涉江》：“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
归途，知几离京外任，眷恋帝乡，必欲思归，故云归途。
连山，此段河道经三门峡，两岸多崇山峻岭，故称连山相拒。
暖，昏暗不明貌。《文选》卷五七谢希逸《宋孝武宣贵妃诔并序》：“庭树惊兮中帷响，金釭暖兮玉座寒。”李善注曰：“暖，不明也。”因知几夕投孟津，天色已晚，故以暖状之。
遵，循也。《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毛注云：“遵，循也。”遵迥岸，即靠岸。
辍榜，停桨。与“催榜”相对。李贺《歌诗编》卷二《马》之十：“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
戒徒，当作戒途，犹言上路，诸家录文均失校。《周书》卷一《文帝纪上》：“自大都督臣岳殁后，臣频奉诏还阙，秣马戒途，志不俟旦。”《全唐诗》卷一九，张文琮《昭君词》：“戒途飞万里，回首望三秦。”
前侣，应指虞参军。此句意即因惊波已息，故上路候望在前的虞参军。
心期，犹心契也。《南史》卷一七《向柳传》：“柳曰：‘我与士逊心期久矣，岂可一旦以势利处之。’”
孟津近东都洛阳，长安至此不足五百里，加之道甚畅通，更觉便捷，故曰：“川路虽未遥”。或云此“川路”指赶上虞参军的路程，亦可通。
沉沉落日暮，切切凉飚举。此句乃化用谢朓《郡内登望》：“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
白露湿寒葭，语出《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无疑。此处袭用，亦表心怀故旧之情。
苍烟晦平楚，此句亦化自谢朓《郡内登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
欣按，谢朓此诗，《文选》收。《文选》对唐代及以后中国文学影响之巨，固不必多论。当时读书人几乎是人手一编，知几亦必曾习读揣摩，此诗从词藻到风格皆有模仿谢诗之痕迹，岂偶然哉？尽管知几在《史通》中对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以来“世重文藻，词宗丽淫”（注：《史通》卷9《核才》。）之文风大加抨击，斥之云：“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注：《史通》卷18《杂说下》。）但观其《史通》，亦是骈文，亦存“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注：《史通》卷6《叙事》。）可见了流风所浸，知几身亦不免。概而言之，自魏晋以降，骈丽文风一直主导文坛，直至韩、柳古文运动兴起，方逐渐衰退，知几知行之间矛盾，亦是时代使然。
觏，同逅，相见之意。《诗经·豳风·九罭》：“我觏之子，衮衣绣裳。”毛注：“所以见周公也”。郑笺云：“王迎周公，当以上公之服往见之。”
郁陶，忧思积聚貌。《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孔安国传云：“郁陶，哀思也。”孔颖达疏云：“郁陶，精神愤结积聚之意。”欣按，知几《自叙》云：“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章学诚《丙辰札记》云：“按：伪《古文尚书》文字明润。岂刘氏所习孔氏真古文至唐初获存邪？是则益可信真古文不同于近所传也。”程千帆《史通笺记》力驳之，认为“知几苦其艰琐，指周诰、殷盘言之耳。”（注：《史通笺记》，第178、179页。）此点姑可不论，然知几受《古文尚书》影响至深，却是事实。他不仅精于史学，而且是造诣很深的古文经学家，开元七年（719年）曾上《孝经老子注易传议》，力主：《孝经》废郑注用孔注；《老子》停河上公注，用王弼注；《易传》非子夏所撰。与司马贞等诸儒争论甚为激烈。事见《旧唐书·刘子玄传》、《唐会要》卷七七注经义条，文见《全唐文》卷九四，并参《史通》之《疑古》、《惑经》、《申左》诸篇，不赘引。《史通》开篇论史学源流，即将《尚书》置于首位。又云：“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此典之用，可见其读《尚书》既多，故不自觉地信手拈来。
发微：
从此诗可见，知几离京赴任时，心情十分郁闷，其原因盖有三：其一，失治史之优越环境，再无条件得以“公私借书，恣情披阅”，“专心诸史”，“获遂本愿”；其二，眷恋京师，心怀故旧；其三，登第近十年，累岁不迁，所授外任又九品小官，此与知几“命世大才”之抱负相差甚远，难免心中愁苦，暗生怨望。
欣按，知几“命世大才”之志虽非仅指官位而言，但古人素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盛事，知几亦常“知没世而名不称”，欲建功立业，书之竹帛，以求不朽。固知古者仕学不可分，学实已包含仕进之心，而此仕进之愿又由期望其才学为世人所承认之心使然。《旧唐书·刘子玄传》：“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又，《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又引古义白于执政。宰相姚崇奏曰：‘……监修官以下加爵及赐。今子玄援引古今，欲臣闻奏。’”知几之名利观，最充分之表达，见《史通·忤时》所载《上萧至忠书》：“又人之品藻，贵识其性。明公视仆于名利如何哉？当其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宁以充诎撄心。但今者黾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求诸隗始，其义安施？倘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此段话乃知几积二十余年愤懑之总爆发，为其渴望自己一身才学能得公正待遇之心声，不可仅以汲汲乎名利视之。
读《汉书》作
汉王有天下，欻起布衣中。备飞出草泽，啸咤驭群雄。淮阴既附凤，黥彭亦攀龙，一朝逢运会，南面皆王公。鱼得自忘筌，鸟尽必藏弓。咄嗟罹鼎俎，赤族无遗踪。智载（哉）张子房，处世独为工，功成薄爱（爵）赏，高举追赤松。知止信无辱，身安道亦隆，悠悠[千]载后，击抃仰遗风。
考证：
知几少时即读《汉书》，并常有自己独到的“史识”《史通·自叙》云：“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知几一生对《汉书》推崇备至。《史通·六家》云：“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本。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求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知几钦服《汉书》最根本的原因是与其“贵通”思想暗合。（注：关于知几“贵通”思想，参见卢山红《关于＜史通＞之“通”的再探讨》，载《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云：“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此外，知几还从很多具体方面对《汉书》大加赞扬。《史通》卷五《采撰》：“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比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卷四《论赞》：“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知几还为王充的“甲班乙马”作了辩护，（注：王充之说见《论衡·超奇篇》，知几之评见《史通》卷7《鉴识》、卷9《烦省》、卷16《杂说上》。）今之学者颇有论其有“抑马扬班”倾向者。（注：参见许凌云《刘知几“抑马扬班”辩》，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后贾忠文曾撰文反驳，《史通抑马扬班再辩》，载《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知几对班固推重若是，《汉书》必其常置案头之书，有此诗之作，不足为异，推想或非仅一首而已，此入选《珠英集》者，特为代表耳。
此诗创作年代，不能确指，笔者推测为证圣元年前后，与《思慎赋》为同期作品，皆有感于世道多变、命运多桀而作。《旧唐书·刘子玄传》云：“是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注：《思慎赋》见《全唐文》卷274，《文苑英华》卷92。此段文字，《文苑英华》所引“国史云”略同，唯多末句：“当今防身要道尽在此矣”。）观《读＜汉书＞作》，与《思慎赋》所流露之思想如出一辙，可视为姊妹篇。
笺释：
草泽，《文选》卷二一左思《咏史》七：“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驭群雄，可参《汉书》卷三四《韩信传》：“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办耳。’上曰：‘多多益办，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禽也。’”
淮阴，自是淮阴侯韩信。黥彭，黥布、彭越，此无需赘言。三人传均见《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攀龙附凤，语出扬雄《法言》卷一一《渊骞》：“攀龙鳞，附凤翼，巽以扬之，勃勃乎不可及也。”知几极重扬雄，《自叙》云：“盖仲尼既没，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且“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故此典之运用，亦可见二人精神之联系。学者论知几学术渊源，常标举《左传》、《论衡》、《文心雕龙》，（注：参见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杨绪敏《史通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载《黄淮学刊1989年第4期。）而不及《法言》，不亦忽乎？
南面皆王公，汉天下初定后，韩信封楚王，后徙为淮阴侯；彭越立梁王；黥布剖符为淮南王，事见《汉书》卷三四。
得鱼忘筌，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成玄英疏：“筌，鱼笱也，以竹为之，故字从竹，亦有从草者。”鸟尽弓藏，《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又，卷九二《淮阴侯传》：“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咄嗟，呼吸之间，言时间短促。左思《咏史》之八：“俛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知几用此词，言鼎俎之刑速至，亡不旋踵。
赤族，全家受戮。《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客徒欲朱凡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师古曰：“跌，足失厝也。见诛杀者必流血，故云赤族。”韩信、彭英、黥布皆先封王，后遭夷族之祸，故有此语。
爵赏，多数学者均校作“受赏”，以为语出左思《咏史》一：“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蒋礼鸿先生辨之甚明：爱字非受之误，乃爵字形近之误耳。“薄爵赏”语甚通，爵赏一词载籍多有，如《礼记·祭统》：“见爵赏之施焉”。《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后汉书·谢弼传》：“臣又闻爵赏之设，必酬庸勋。”《晋书·庚亮传》：“亮还芜湖，不受爵赏。”皆是也。（注：《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今从之。
高举，犹归隐也。《陶渊明集》卷五《桃花源诗》：“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赤松，赤松子。《汉书》卷四○《张良传》：“良乃称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道，欲轻举。”师古曰：“赤松子，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知止信无辱，语出《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击抃，有较作柝者。欣按，柝为巡夜所敲之木梆，置于文中，殊不可通，细检原卷，抃为“才手旁”，敦煌写卷常以此代“扌”和“木”。蒋礼鸿先生云：抃字不误。击抃即击掌，由钦慕而然也。《文选·魏文为钟大理书》：“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玞，闻之惊喜，笑与抃会。”李善注：“《说文》曰：‘抃，拊手也。’”（注：同上书，420页。）其实此类例证甚多，鲍照《鲍氏集》卷九《谢永安令解禁止启》：“洗胆明目，抃手太平。”同卷《征北世子诞育上疏》：“凡在氓隶，莫不抃悦。”不复具引。
发微：
此诗之创作背景已如前述，将此诗与《思慎赋》作一比较，（注：洪业晚年致力于刘知几研究，曾作《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几所作辩》，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1957年。考之甚明，故比较材料仅取《思慎赋》。）可洞悉知几感于时世，欲退守平安之心情。
诗云：“鱼得自忘筌，鸟尽必藏弓，咄嗟罹鼎俎，赤族无遗踪。”
赋云：“然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大则覆宗绝祀，堙没无遗；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历代，得十一于千百。……何者？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当仁不让，思倍万于孤标，唯利是视，愿半千而秀出。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官大于国，主必恶之。……亦犹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然；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自古所以多杀身亡族者，职由于此也。”
诗云：“智哉张子房，处世独为工，功成薄爵赏，高举追赤松。知止信无辱，身安道亦隆。”
赋云：“徒恶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方，但惜其生，而未识卫生之有术。”知几认为这个“救死之方”、“卫生之术”就是“慎”字，“况其慎者，盖不过慎言语，节饮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知几以为这就是张良“智”之所在，处世“工”之体现。知几还表示要以自己治史之切身体会，学张子房“高举追赤松”，以求“无辱”、“身安”、“道隆”。赋云：“余早游坟素，晚仕流俗，观古今之人物极矣，见吉凶之成败众矣。夫贵不如贱，动不如静，常闻其语，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觉斯言之征矣。加以守愚养拙，怯进勇退，每思才轻任重之诫，知小谋大之忧，观止足于居常，绝凯觎于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进受代耕之禄，退居负廓之田，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斯足矣。”
从以上诗赋可以看出，知几任获嘉主簿后，耳闻目睹了政治斗争之残酷后，心生明哲保身、自求多福之念，与五年前作《次河神庙》诗时之去国怀故、仕进无门之苦闷心境，大相径庭。或云其看透世事，襟怀豁达，谁又知其中几多心酸，几多无奈！
咏史
泛泛水中蓱，离离岸傍草，逐浪高复下，从风起还倒。人生不若兹，处世安可保？遽瑗仕卫国，屈伸随世道；方朔隐汉朝，易农以为宝。饮啄得其性，从容成寿考。南国有狂生，形容独枯槁，作赋刺椒兰，投江溺流潦。达人无不可，委军（运）推苍昊；何为明白（自）销，取讥于楚老？
考证：
歌咏史实之诗，其源流甚远，可追溯至诗、骚。然诗以“咏史”名之且影响最著者乃左太冲《咏史》八首，知几之诗从风格到词章皆颇近之。从思想发展线索看，此诗与前《读＜汉书＞作》内在联系甚明，故亦推测为同时期作品。
笺释：
泛泛，《诗经·小雅·采菽》：“泛泛杨舟，绋緉维之。”
离离，茂盛貌，《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遽瑗，即蘧伯玉。《论语·卫灵公》：“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左传》襄公十四年：“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如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洪亮吉诂：“贾逵云：‘伯玉，卫大夫。’高诱《吕览注》：‘伯玉，卫大夫’，蘧庄子无咎之子瑗，谥曰成子。”《淮南子》卷九《主术训》：“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经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蓬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又，卷一六《说山训》：“蘧伯玉以德化，公孙鞅以刑罪，所极一也。”知几赞其屈伸随世道，盖本孔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之义。
方朔，东方朔。《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闲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故诗云其“隐汉朝”。
易农以为宝，语出东方朔《诫子》，《全汉文》卷二五收。其文曰：“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目仕代农。”
饮啄，语出《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以鸟类饮食随心，喻养生之道，后引申为生活闲适，逍遥自在。
寿考，长寿。《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郑笺云：“文王是时九十余岁，故云寿考。”此用《文选》卷二九《古诗十九首》之十：“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南国有狂生，形容独枯槁”，语出《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于江宾，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作赋刺椒兰”，屈原《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慆兮，
又欲充夫佩帏。”注曰：“兰，楚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椒，楚大夫子椒也。”
“达人无不可”用《文选》卷一三贾谊《鵩赋》：“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语。
苍昊，即苍天。曹植《曹子建集》卷六《升天行诗》之二：“中心陵苍昊，布叶盖天涯。”
“何为明自销，取讥天楚老？”所咏史事见《汉书》卷七二《龚胜传》。用楚人也，曾仕汉，莽篡国，屡遣使征胜，胜坚辞不受，后为绝莽望，不食而死。“胜自知不见听，即谓晖等：‘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有父老来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销，膏以明自销，龚生意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趋而出，莫知其谁。”知几用此典，亦含自况之意。
发微：
此诗集中体现了知几怀才不遇，愤世疾俗，故作恬淡之章，聊以自慰的悲伤而又无奈之情。知几初入仕途，尝胸怀大志，《史通·史官建置》云“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然而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阴暗面却粉碎了知几欲显达而求“不朽”的美梦，知几抑郁不平，故有《忤时》之篇：“孝和皇帝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未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于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知几虽位卑而未敢忘忧国，曾四次上疏，均不见用。天授二年，知几上书建言“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同年十二月，上疏请沙汰“尸禄谬官”；证圣元年，“诏九品以上陈得失”，知几上疏陈赦宥无度之弊，谏议“节赦”；同年，又上表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准。但“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注：《新唐书·刘知几传》。）知几既不肯“随其流而扬其波”，“餔共糟而啜其醨”，又似屈原般“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因与世“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注：《史通·自叙》。）而此诗之作，亦其真性情之流露也。诗中虽云：“人生不若兹，处世安可保？”似乎要学蘧瑗、东方朔“饮啄得其性，从容成寿考”，而实以屈原自比，不愿“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借诗以明追慕先贤之志。
知几撰成《史通》后，惧其不传于世，喟叹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归。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注：同上。）千载已逝，知几此书非但未“烟烬俱灭”，反“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寅恪先生此语指观堂“自由之人格，独立之思想”而言，笔者借之以方知几之《史通》。）其久逸之诗，又重见天日，气蕴之高可与《史通》交相辉映，岂天意哉！晚学后生，非敢以张、陆自比，勉作笺解，惟稍示高山仰止之心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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