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闲暇观比较研究
王 娟
摘 要：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闲暇问题进行研究的思想家，他把闲暇当作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畴，认为闲暇是人的幸福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继承与发展亚里士多德的闲暇理论，认为闲暇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重要条件，闲暇是一个唯物史观范畴。马克思不仅考察闲暇与人的关系，而且从唯物史观方法论出发，得出闲暇要以社会生产率提高为前提，人的全面发展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等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亚里士多德闲暇观与马克思闲暇观可以相互补充，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有一定合理性，马克思的闲暇观具有现实性。
关键词： 马克思；亚里士多德；闲暇；劳动
纵观思想史，对闲暇问题的研究有两个重要思想家，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另一个是现代的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将闲暇当作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他的幸福理论在历史上备受瞩目，以不同的方式被继承下来，而作为幸福条件的闲暇观点湮没无闻，很少有思想家研究闲暇问题。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继承与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点，赋予其新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中，唯物史观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等范畴都有充分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闲暇没有被作为唯物史观内容进行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有必要重新研究两位思想家的闲暇理论。近来对“996”工作制度，即“早上9 点上班，晚上9 点下班，一周工作6 天的工作制度”的争议，正体现了人们对于高强度劳动的反抗和对闲暇的追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人们不再简单追求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高的诉求，对于幸福的理解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闲暇是幸福实现的必要条件，只有拥有充分的闲暇，人们才有可能实现幸福。因此，在今天研究闲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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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闲暇观的内涵
（一）亚里士多德闲暇观的内涵
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时间维度,可以理解为空闲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与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闲暇含义基本相同。例如，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科学才首先被发现。”[2]在《政治学》中，他指出：“因为充足的财富,使他们拥有更多的闲暇。”[3]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主要从时间的可支配性来描绘闲暇。二是从伦理和政治的角度，这是“闲暇”更深层次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是人的高尚的生活，是城邦政治修明的标准，是其本身值得去追求的人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和存在方式。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本性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闲暇是劳作的目的。”[4]这表明闲暇是人们追求的最终“本原”，是人们一种生命状态和生活状态，是相对于工作和劳动之外的存在方式，这种状态给人们带来愉悦和享受。亚里士多德强调人在闲暇中追求智慧、享受、幸福和美德。他认为，只有在不被强制劳作的闲暇中才能进行道德沉思，才能真正实现道德并且获得幸福。
（二）马克思闲暇观的内涵
在马克思看来，闲暇同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闲暇时间”，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于雇佣劳动的工作时间之外的那部分非雇佣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占有少量社会资源和财富，所以不得不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方式以获得维持自己和家人生存的物质资料。在工作中，工人通过辛苦劳作获得报酬，在这部分时间内，工人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只能服从于资本家的安排，高强度的作业使工人如同机器般不停运作。在工作之余，工人所拥有的少部分用于恢复身体机能的时间就是“闲暇时间”。二是指“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人开始对资本家进行不断反抗，以谋求更长的休息时间。当工人创造出足够多的劳动产品，劳动报酬除了能够维持自身存在之外还有剩余时，工人理所应当要求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非必要劳动时间以实现自身个性的发展，即通过缩短劳动时间为自己创造更多可以自由支配、能进行自由创造和自由发展的时间。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人通过提高单位时间内劳动产量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自己留出更多可自由支配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5·]同时，他还指出，工人有限的空闲时间并非全部转化为闲暇，其中一大部分被资本家继续支配从而创造更多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只有工人在空闲时间中的那部分不被强制要求继续剩余劳动的时间才是属于人的真正闲暇。[6]
（三）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闲暇观的同一性
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闲暇包含着自由自主的时间和自我发展的机会，闲暇是人发展完善自身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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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闲暇是人发展完善自身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闲暇是人发展完善自身的必要前提，是社会得以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实现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劳作并非目的本身，而闲暇才是真正的目的。在城邦社会中，公民作为政治参与者，如果还要辛苦地谋生，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管理城邦事务，而由此可能影响统治的效果，另外还可能出现以权谋私，进而损害公共利益。所以参与城邦活动的人要拥有闲暇才能更好地献身社会公共生活。“德性的生成和政治行为或活动都需要有闲暇”[7]，只有拥有闲暇，公民才得以沉思，才能更好地管理城邦事务，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2.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需要物质、工作、时间和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的存在要有以下的条件：首先是生活必需品的满足；其次是工作，他认为闲暇是在勤劳工作后的放松，他说：“娱乐在认真工作当中较其他时候尤为需要”。[9]再次是时间，闲暇必须拥有空余的时间；最后是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眼中理性的沉思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奴隶从事劳动，创造生活必需品，本身无自由，是奴隶主的工具。他们不具有知识和理性，只有无休止的劳作，为城邦内少数人即公民的闲暇创造条件。
二、闲暇——德性与唯物史观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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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里士多德对闲暇的界定
1.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是在城邦体制下形成发展的。城邦社会是亚里士多德闲暇观产生的社会基础。城邦可以概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城邦是由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所组成的集合体，在城邦内，人们各司其职。公民作为“上等人”有权管理国家事务，享受优厚待遇，奴隶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理所应当不停地劳作，为公民创造更多生活资料。在这种城邦制的社会条件下，公民和贵族从劳作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时间从事更高尚的事，如进行哲学的沉思、德性的创造。亚里士多德将这种公民享有的将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思辨活动的状态称为闲暇。
马克思认为，只有拥有闲暇，人们才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实现个性解放，闲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整个人类的发展，无非是对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8]，人们在闲暇中根据个人的兴趣进行自由创造，去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也是闲暇的应有之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必要劳动时间会大大缩短，人们可以根据喜好利用闲暇发展自身，而不必为工作时间过长以致缺少闲暇而忧虑。
3.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的目的在于思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制作活动。这里理论活动就是对必然性的思考，是对真理和规律的认识活动，在人脑、思维中进行；实践活动指道德实践活动；制作活动就是粗鄙的奴隶的生产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于幸福和德性的追求要通过理论活动即沉思去实现，而闲暇为沉思提供了条件。闲暇的目的在于思辨。
（二）马克思对闲暇的界定
3.马克思认为闲暇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亚里士多德将沉思作为最高尚的活动不同，马克思强调实践在人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实践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拥有更多的闲暇。在闲暇中，他们可以根据喜好进行自主选择，摆脱原始分工的束缚，真正实现自我个性的解放。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没有了身份职业的束缚，人们在闲暇中发展自我、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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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闲暇的内在特质相类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选择，即一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他要做的事，并且有条件、有意识地去选择将要做的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思辨活动，即沉思，另一类是为思辨活动做准备的实践活动，而且前者更加高尚。在城邦体制下，公民拥有思辨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能够自主地选择其存在方式，拥有闲暇。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选择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可支配时间，在这部分时间内他们可以发展个性，即拥有了闲暇。
亚里士多德从德性的角度界定闲暇，认为闲暇是理性的沉思，是一种美德，是公民才具有的通向幸福的途径。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闲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产物，具有现实性。
1.马克思的闲暇思想是伴随唯物史观的形成而形成的。马克思的闲暇思想是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闲暇思想、黑格尔之“绝对精神”、费尔巴哈“感性的人”等。总的来说，马克思的闲暇思想是伴随其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他先是通过对比工人在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不同生活状态，进而指出工人的闲暇与工作相对立，闲暇是不被资本家支配的那部分时间才可能有的状态。接着通过分析工人的异化劳动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间接指出只有逐渐消灭私有制，工人才能更多拥有闲暇。最后通过分析商品和资本，进一步揭示了闲暇的应有之义。
2.马克思认为劳动产生闲暇。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包含着闲暇。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必须有劳动，而劳动本身不是目的，没有人愿意时刻劳动而无闲暇。劳动为获得闲暇提供前提条件，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满足生活的物质资料，从而为闲暇提供时间保证。闲暇是人们的诉求，劳动是闲暇产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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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闲暇主体——贵族与人民大众
关于闲暇的主体，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也有着不同所指。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理所应当属于贵族和公民，奴隶、妇女、儿童等不具有闲暇；马克思认为闲暇属于人民大众。
（一）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属于公民，奴隶无闲暇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个伦理和政治共同体，是追求最高的善的集合体。在城邦中，公民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参与社会管理，而奴隶、妇女、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只有公民才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更高贵的活动——思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如人和动物在其灵魂上有本质的区别，人与人的本性也有差别，“很显然,有些人天生即是自由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11]。“作为奴隶,也是一件所有物。而且所有物就是一种能离开所有者而行动的工具”[12]，由于人的本性不同导致其德性也不相同，只有公民才有追寻适合自己德性的闲暇。而奴隶本性规定他们只配无休止劳动，没有资格拥有闲暇。
（二）马克思认为闲暇属于人民大众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但人民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就应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认为人是平等的，即使是工人也有发展个性的权利。尽管资本家想方设法从工人身上牟取剩余价值，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人意识的普遍觉醒，资本家不可能一直毫无忌惮占有工人的时间，工人的闲暇会越来越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3]，这里的劳动不是强迫劳动或者异化劳动，而是包含着一定程度的闲暇意味。劳动是闲暇实现的条件，劳动是为了更多的闲暇。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全体人民大众拥有闲暇。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和马克思的闲暇观都是在人的活动基础上对于人自身生存状态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将闲暇与幸福、沉思等联系起来，强调闲暇在城邦活动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闲暇是幸福的一个条件，具有合理性。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将闲暇与人类个性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发展相联系，他认为闲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产物，具有现实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当今时代，资本已经成为可以支配人的活动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外的时间都难以达到真正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但是，不管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异化多么严重，都难以阻挡人类追求和实现个性自由的脚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已经能够逐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获得了相对更多的闲暇去开发自己的潜能，创造美好生活。但同时还应该看到，还存在很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因而人们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还是对立的。对此，我们只有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深化改革，才能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规范资本运作，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增加人们的闲暇，以实现自由个性的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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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国才.马克思闲暇思想研究[D].厦门：华侨大学，201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11]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306.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531（2019）11-0033-04
王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江苏南京210000）。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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