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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源票号
晋商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功，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商业发展。但由于内、外各种原因，晋商在近代衰败了，其衰败的过程及原因给现代企业很多启示。
晋商衰败的原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的衰败，主要因素还是内因，企业治理缺乏制衡，制度的缺陷，在外部环境相对恶劣的条件下，进一步放大了缺乏制衡机制导致的后果；而当晋商内部问题严重时，社会的动荡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传统的儒家文化帮助其成就了晋商的成功，但是晋商后期的保守和封闭表现突出，是其衰败的本质原因。总之，可以归纳为企业治理缺乏制衡，依托官府职能异化，故步自封拒绝改革，农商思想不能远谋。
企业治理缺乏制衡
儒家文化是人治，晋商的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人治，两权分离是建立在知人善用的基础之上，依据的是传统文化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种思想的前提是你所用的必须是好人，这个前提下，东家和大掌柜之间的权责利不一致的这种有缺陷的制度设计才能起好作用。一旦知人不善，就会出现败德行为。
财东对大掌柜的约束监督制度有缺陷。
财东对大掌柜充分授权，所有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实物均有大掌柜一人决策，财东放弃了决策责任，在晋商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但是，这种激励体制下的责权利不一致，大掌柜有权有利无责，一旦外部环境出现剧烈变化、大掌柜的个人能力和知识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和把控不到位、或者大掌柜个人的品德出现问题的时候，票号业务的经营就出现了灭顶之灾。
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票号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改组为银行这个事实，充分暴露了固有的制度缺陷带来的危害。首先，晋商大掌柜的知识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在变革时代，缺乏对现代银行知识的更新，影响了社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方向的判断。其次，缺乏监控机制。票号的所有决策集中于大掌柜手中，一人决策替代了群体决策和组织决策，没有相应的监督机构评审大掌柜的能力和品德，以及经营管理的业绩，比如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由于股东放弃了决策责任，一是使其他不了解行业发展大势，无法正确决策，只能听大掌柜的，造成了总经理的独裁，分号的呼声被大掌柜打压下去，票号后期迟迟不能向银行转变。二是使其不了解未来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大掌柜。三是大东家的后代吃喝玩乐，一旦钱不足就去票号取，纪律不强的大掌柜的为了迎合财东破坏制度，而后期财东为了取款方便，选任大掌柜的时候考虑听话等因素。因此后期票号出现离心离德现象丝毫不怪。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垮台，就是选了一个组织纪律不强，能顺应财东偏好的大掌柜。
票号信用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初级信用机制，与现代银行的高级信用机制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在动荡年代导致其衰败的另一个内在原因。票号的信用机制是建立在初级信用的基础上，在外部环境已经是诚信危机、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晋商放出去的高利贷不能回笼，晋商坚持的诚信文化，使其坚持对客户的汇兑，当财力出现危机，现金流不足的时候，票号业务的衰败就是顺理成章了。
依托官府，职能异化
票号的客户，最初的客户是民间贷款，商人为主；后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票号的发展有影响，业务收缩，其服务逐步转向与清政府的结合，汇兑政府官饷；另外的一次机遇是：慈禧住进大德通，晋商有了回报，慈禧回去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兑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银子交给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再汇给汇丰银行。190～1910是票号的鼎盛时期，形成这种极盛的是官饷和赔款的汇兑。
随着晋商对俄贸易的衰落，一方面晋商将大量的资本转向蒸蒸日上的票号；另一方面，其业务重点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从而造成畸形发展及最终的衰落。
第三次金融风暴是1897年的贴票风潮和1910年的橡皮股票的风潮。大量钱庄倒闭，钱庄是票号的主要客户之一，对票号造成很大影响。1900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又给票号以重创，成为抢劫对象，损失惨重。辛亥革命给了票号致命一击，革了清王朝的命，也革了票号的命。靠封建王朝而生者也随着这个而亡。因此，当晋商内部问题严重时，社会的动荡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步自封拒绝改革
现代银行和传统的票号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传统的票号资本都很少，大概是几十万两银子就算是多的，最多的几乎没有超过40万两银子的，所以实际上资本的实力很小。而现在的银行它是什么呢，它这个资本金特别雄厚，因为什么呢，因为现代银行是广泛地在社会上实行招资。但是票号一般是针对大户，很少针对小户的。再一点，现代银行靠的是制度，靠什么呢，比如说抵押制度。而票号就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一个信誉，我对你的信任。所以叫什么呢，叫做万两银子一句话，只要我觉得你这个人讲信誉，你说一句话我这银子就借给你。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算了。而现代银行是讲究你有贷款保证，你贷我的钱我看什么呢？房子，你把房契拿来，工厂，你把工厂的地契拿来，我才贷款给你。所以这两个制度不一样。
从根本上说，我们说晋商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在晋商的后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什么叫做保守和封闭呢？也就是当年的山西晋商根本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认为自己的钱庄、票号也就是最好的金融形态。其实这个时候外国的银行已经进入了中国，而且中国的银行也最早基本上是由宁波人创办，银行也开始出现了。
现代银行的机会有没有呢？有呢，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让他们办大清户部银行，也就是国家银行，那么要晋商出钱、出人来办这个银行。但是晋商拒绝了，我们出钱出人，银行是你管，那我才不干呢，所以晋商拒绝了。后来经过和政府谈判，清政府同意是由政府出钱、由山西人办银行，这个机会多好啊！但是晋商又拒绝了，觉得银行不行，又拒绝了。拒绝以后，北京这些票号的这些总经理们就非常着急，所以他们就策划通过股份制的方法，把小的票号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现代银行，所以他们进行了许多次讨论，而且提出了方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决策者，当把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位居高位的大掌柜和东家们实际上对这个方案都持了一个否定态度。
农商思想不能远谋
我说他们是小老板心态，觉得自己在票号里边当一个大掌柜挺舒服，做了股份制银行以后我还能当总经理啊？当不上了，我当不了了，我得当部门经理了，那说什么也不干。所以最后晋商失去了这次宝贵的机会。那么这次宝贵的机会失去以后，晋商这个票号没有办法和现代银行竞争，因此在1914年就垮台了。所以我们说票号实际上，成也是有传统思想，也就是我们说的讲信义；但是败，也败在传统思想上，也就是封闭和保守。所以辉煌了500年的晋商终于在20世纪初年最后走向了失败。
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抓住机遇但不逃避威胁
从晋商的崛起和兴盛，我们看到是他们抓住一次次历史机遇，从春秋时期晋国的贸易鼓励政策成为中国第一批商人；北宋年间的“折中制”，抓住盐业放开销售和流通渠道的机会，参与并扩大了盐业贸易；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晋商抓住了这个机遇，后又抓住了政府放开的盐业生产的机会，晋商登上了历史舞台；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开始了与北边少数民族多元化的贸易；清代后，晋商抓住了两次机会，一个是清统一中国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对外政策给晋商带来了贸易机会，成就了“货通天下”；另一个机遇是道光年间票号的产生，铸就了晋商的辉煌。
而清朝末年，晋商的故步自封，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严峻性和巨大的经营风险，且未采取正确的风险应对措施。就票号来说，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票号的经营缺少了战略层面的审视，缺少了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析和趋势的把握。
对现代企业的启示很显然，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战略的审视，只有通过外部宏观环境的分析、行业分析，把握行业发展的趋势、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抓住机会，通过明确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动态调整企业的竞争策略，达成企业长久的发展。
制度建设须与时俱进
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制度建设。股份制度中的两权分离，顶身股的激励机制，人才的选拔、培养、激励和约束制度，在晋商的发展史上对保留人才，激励人员发挥最大的价值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内部防范风险的各种运营制度，有效理顺内部的架构和流程，使得总号对分号的管理、各类业务的管理、财务的管理、资金的管理都落到了实处，有效防范了风险，极大降低了内部的败德行为。
在知人善用基础上的两权分离，具有一定的缺陷，责、权、利的不对等，同时没有有效的约束监督制度，在历史机遇面前，导致票号走向了最终的衰败。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完善的制度建设可以规避企业的固有风险，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当然，其前提是制度的制定是合理的、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当前众多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不缺少制度，但是能够有效执行的很少，究其原因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制度的管理，通常缺少统一的归口管理部门，制度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管理思想，缺少制度分级分层管理体系、规章制度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规划计划管理，有些制度尚处于各个部门自发建设管理阶段，形成了各个部门各自把握制度管理原则的态势，有可能造成制度管理的割裂。
二是制度的制定，由于各部门在制度管理和制度制定方面的“自发和无序”状况，本位主义现象存在，因此存在制定的合理性和操作性不足，导致执行效果差或者无法执行；三是制度的执行环境，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行事的环境有待加强，各级领导的以身作则是制度执行的关键；四是制度的执行，制度内容的不合理性造成执行的偏差，制度环境，按照制度行事的氛围对制度的执行具有影响，制度执行的刚性不足，同时公司尚未建立起对制度执行情况周期性、有序的监督、评估和改进，致使制度的陈旧，更新慢，难以适应企业的变化，造成执行不力。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这就是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剔除企业文化中的保守基因
晋商的诚信文化是其成功的根本基因，促使其走向辉煌的票号的诞生，也是得意于其传承的“义利信”的诚信文化。在晋商的发展史上，诚信文化为其一次次的发展和辉煌奠定了基础。对现代企业的启示就是做商业要讲商业道德，就是要讲诚信，这也就是说你靠坑蒙拐骗能赚一时的钱，但是绝对做不成大企业，而晋商做得好，就是他们确实讲诚信。“小富靠智，大富靠德”。
而传统文化中的封闭和保守，也导致了晋商的衰败。因此，如何塑造积极，与战略发展相适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研究课题，而同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剔除与战略发展不相符的消极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另一个课题。
通过基业常青企业的研究证明，制度强制人达到标准，文化引导人超越标准，文化培养了员工的自觉和自律，是企业发展的牵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