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列宁论文,政权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完成了从理论到现实的历史性转变，并且由此获得了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光辉起点。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全面的，应当使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协调发展。因此，他在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也领导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它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
一、贯彻文化革命方针，创建社会主义文化
在苏俄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列宁决定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立即全面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那时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列宁还是把精神文明建设所包括的各方面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他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第一，保存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主张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文化
列宁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文化的实际任务之一，就是有组织地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文物和一切艺术财富。因此，在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党就委派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负责保护宫殿、博物馆和图书馆，组织安排接收和清点的工作。随即，还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下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博物馆工作，保护艺术品和古物的委员会。1918年3月， 以列宁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先后批准了《关于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收归国有》、《关于禁止将艺术品和古物运往外国》、《关于登记、清点、保护属于私人、团体、机关的古代艺术品和古物》等项法令。在这些法令的执行过程中，分布在各大城市的文化珍品都得到了清点和保护。
列宁在努力使过去时代的文化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同时，还力图扩大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1918年春季，列宁指示卢那察尔斯基：要用纪念碑、浮雕和建筑物上的题辞来作为城市的装璜，使那些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理论家和战士的形象，在人民的记忆和意识中扎根，以此推动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根据列宁的指示，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7 月通过了《关于建立50座纪念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方面的以及在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人物的纪念碑》的决议，并且批准了在莫斯科和全国其他城市立碑纪念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作曲家的名单，决定首先为最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和他的密友恩格斯树立纪念碑。1918年11月7日， 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半身像在莫斯科揭幕，列宁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随后，列宁指导下的宏大宣传计划逐步得以实施，使各种纪念碑、纪念塔和半身像遍及全国各地，这对于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列宁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起，就对整顿出版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注意。1917年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中设立了专门的出版机构，及时颁布了有关国家出版的法令，决定把资产阶级的印刷厂、造纸厂收归国有，为出版人民所需要的书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仅在1918～1919年间，就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教科书和其他书籍。由于得到了列宁的关怀和指导，全国各地很快就建立了出版发行网，一年比一年地扩大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成果的作用范围。
第二，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建设一支拥护社会主义的文化队伍
列宁指出，每个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都要有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而当俄国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的时候，它却没有足够数量的专家，这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吸收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因此，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头几年，列宁就领导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对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引导和推动他们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1922年8月，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分析了全国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确定了对待科学界、技术界、教育界代表人物的原则立场。大会指出，党组织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区别地看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技术界、科学界、教育界、作家、诗人等代表中的真正非党分子，只要他们基本上了解了实行伟大变革的真正意义，就必须给予经常的帮助并同他们进行认真的合作。”（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 第239页。）
那么，在当时的苏维埃俄国，思想观点、政治立场、物质状况、社会出身都各不相同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对待工农政权的呢？态度无非是三种：拥护、观望和反对。经过教育和改造，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懂得了革命给祖国的命运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因而接受和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并且能够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有著名学者季米里亚捷夫，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这些情况，有说服力地推翻了俄国一些人和西方资产阶级政论家所谓俄国知识分子不会接受十月革命，也不会承认苏维埃政权，而且要同它作斗争的草率结论。俄国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经验证明，在社会变革时期，许多旧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偏见，领悟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并且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当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不能一下子弄清事变的意义，在政治上采取了中立和观望的立场；还有极少数反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消极怠工，甚至跑到西方去咒骂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类知识分子，列宁采取了期待的态度：如果胸怀敌意或者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逐渐转向中立，那么“我们的口号就应当是达成协议，建立善邻关系”。（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192页。）可见， 建立了自己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破天荒地第一次实践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列宁认为，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改造，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若是以为能“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日子里，知识分子、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那就太天真了”。（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 224页。）
列宁强调，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教育的最好方法，就是要“造成新的群众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看到，他已别无出路，要回到旧社会已不可能，只有同共产党人一起才能进行工作，这些人就在他的身旁，领导着群众，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并在努力使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被一小撮人用来升官发财，而为全体劳动者所享用”。（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52页。）遵照列宁的指示，党和苏维埃政权展开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知识分子的心理改造和世界观转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在这同时，注重从工农中培养新的知识分子，所以到1924年就初步地形成了一支拥护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军。
第三，积极开展扫除文盲的工作，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现象
俄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使人痛苦的遗产之一，就是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成年居民中75%以上的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种情况，在农村尤为严重。农民中识字的人不满20%，而农妇只有7%的人识字。在少数民族地区， 愚昧落后的现象更令人触目惊心：吉尔吉斯识字的人仅占0.6%，塔吉克人仅占0.5%，土库曼人仅占0.7%，乌兹别克人仅占1.7%，还有48个民族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文字。 面对这种形势，列宁认为，贯彻文化革命的方针，必须坚决地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和中世纪的余孽，扫除“这种极端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进步的障碍”。（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页。）
因此，在列宁的领导下，党和政府为扫除文盲而展开了积极的斗争和大量的工作，并出版了一种指导实际行动的专门刊物——《给扫盲工作者》。然而，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并非易事，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困难：参加识字的人没有笔，没有纸，也没有足够数量的教师和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列宁明确地把开展国民识字运动规定为全党的任务，并于1919年12月26日亲自签发了《关于扫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居民间的文盲》的法令，强调共和国全体居民“凡不能读、不能写的，必须学习识字，至于学本民族语言还是学俄罗斯语，可以听个人自愿”。（注：《真理报》1919年12月30日。）这样，就把扫盲工作上升到了法制的高度。
俄共（布）第八次全委会决定首先在共产党员中扫盲，并要为此而广泛开办识字学校，也要吸收党外积极分子参加；会上还提议，要把扫除党员中的文盲和他们在政治常识学校里的课程相协调，可以选择《共产主义是什么》、《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党》等书作为标准教材，以利于把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培养成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积极建设者。由于党员在这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教师、学生、职员和有文化的工农分子很快都参加了扫盲活动：由于各级党组织在这项事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陆续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
鉴于扫盲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由于做这件事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需要加强统一的领导。因此，在列宁的倡议下，很快成立一个全俄扫盲工作非常委员会，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个委员会中，又成立了由负责农村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工会工作、军队文化工作的机构派出的代表参加的经常性会议，注意收集和讨论扫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便随时加以解决。由于有了可靠的组织和领导，使列宁关心的扫盲工作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1920年末，已有上百万人学会了写字和看书，列宁肯定在扫盲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0页。 ）但是，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际需要相比，还差得很远，必须做出新的努力，列宁生前一直没有放松这一工作。因此，到1925年，苏联9 岁以上的居民识字的人已占总人口的51.1%，工人中间的文盲基本被扫除；各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扫盲工作也是成绩显著，其中格鲁吉亚的识字人数增加14倍，哈萨克增加4倍，吉尔吉斯增加2.9倍，乌兹别克增加2 倍。这是党和政府坚决贯彻列宁的文化革命方针的重大成果。
二、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广大劳动者获得了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也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使广大劳动者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创立者和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建设者，列宁及时督促党和政府实施了广泛、持久的政治教育工作。
第一，委派政治宣传员深入基层，宣传和组织群众实现党的任务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广大群众讲解实现革命转变的必然性和伟大意义，宣传和落实列宁签署的各项法令。为此，党委派了大批的使者，奔赴全国各地，宣讲首都工人起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和工农政权面临的紧迫任务。这些使者，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热情宣传者和得力组织者。在城市，他们经常组织举行的群众大会，是对广大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最普遍形式。这种群众大会，在街头和广场举行，也在工厂、俱乐部和剧院举行，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农村，当时必须解决的复杂任务，是教育和改造千百万农民，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列宁向党派往农村的使者指出：“你们到偏僻的地方去巩固苏维埃政权，传播革命思想，消除破坏，把劳动农民从富农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一项艰巨但一定会取得成效的工作。”（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483页。）在军队， 党的宣传鼓动人员广泛地开展了培养军人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工作，鼓舞他们为保卫革命胜利成果而斗争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满怀热情地团结和巩固红军的队伍，为加强红军的战斗力、组织性和纪律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开展政治教育方面，列宁不仅从一开始就以身作则，而且还为它确立了正确的方针，所以使宣传、鼓动、政治教育的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产生了许多适应那个时期各项具体任务的群众政治教育的新形式。于是，宣传列车、鼓动轮船、红色马车都运作起来，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遥远偏僻的地方。由加里宁领导的宣传列车“十月革命”号，仅在1919年就出动4次，到过15个省、36个县和70多个乡村， 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克鲁普斯卡娅乘坐的“红星”号鼓动船，装有电影放映机、印刷设备、无线电和大量图书，在伏尔加河上航行，沿途做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还有流动在全国各地的红色马车，通常都是由政治委员领导的，参加者都是有宣传能力的工作人员。他们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进行扎实而又热情的宣传，使劳动人民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加深了他们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坚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前景的信心。
第二，把政治教育和传授知识结合起来，帮助群众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随之深化。列宁指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继续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以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他们以外，党的宣传工作中还提出了广泛地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群众掌握各种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些新的任务，在列宁的正确指导和大力参与下，党和政府坚决地、有计划地开展工作，更多地动员中央和地方的优秀鼓动人员，派他们到工厂、乡村和军队中去承担责任，到正在广泛开展共产主义义务劳动的地区去发表演说，并且切实地做一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织工作。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出过去没有对提高广大党员和劳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提供充分的人力，强调今后要把它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最近几年内加以完成。
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努力方向，列宁指导建立了严整的教育制度，使广大党员和劳动群众得以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学习。共产党员和非党骨干可以在二年制的政治学校和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学到初步的理论常识和文化知识。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将分阶段地进入苏共各级党校深入学习：第一阶段，时间为三个月；第二阶段，时间为一年。从1922年至1923年间，一共有20740人在苏共党校学习， 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除此以外，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教育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有公开的集会、非党人士代表会议、自学小组、各种经验交流会，等等。这些形式，都是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知识水平，促使他们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服务的。出于同样的目的，党在农村也采取了不同的教育形式，首先是设立了固定的和流动的这两种政治常识学校，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短期培训班。在农村中，政治教育工作是同扫盲活动紧密地配合起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俱乐部、图书馆、报刊阅览室、人民文化宫等设施，是在农民群众中间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的基地。这些基地的工作人员，除了要进行扫盲工作以外，还担负着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任务。他们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积极分子一样，都是按列宁的指示不懈地为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而努力的典范。
第三，充分利用报刊宣传工具，为确立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断展开思想斗争
列宁指出，苏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他们面临的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因为要战胜的不只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还有“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注：《列宁全集》第4卷，第369页。）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旧社会的垂死力量的疯狂反抗的条件下开始的，正如列宁所说，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注：《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而且， 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国内人口中占大多数，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1页。）带到新的社会生活中来。 鉴于这些情况，列宁认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地同敌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利于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加强对广大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报刊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早就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真理报》于1917年11月9日复刊， 它所启用的编辑部成员和《消息报》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批准的。根据党中央1918年3月27日的决议，又创办了《贫农报》， 以适应在农民中间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需要。稍后，在列宁的倡议下，由国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版了《经济生活报》，随即，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几个人民委员部也陆续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同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版了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了《彼得格勒真理报》，在莫斯科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明斯克出版了《明星报》，在科斯特罗马出版了《北方工人报》，在萨马拉出版了《伏尔加河沿岸真理报》，等等。据不完全的统计，截止1918年底，全国一共发行450 多种报纸。与此同时，又出版了第一批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的杂志，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就有50种之多，它们和报纸一起，形成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舆论阵地。
列宁非常关心党和苏维埃的报刊事业的发展，努力使报刊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教育阵地，成为组织和动员劳动人民的工具。为此，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等文章中，充分阐述了苏维埃报纸和刊物活动的理论纲领和指导方针。列宁强调，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应当成为党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助手，所以要“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只有这样，报刊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和缺点，保证广大劳动者发表言论的权利，捍卫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和国际主义原则，推动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由于对苏维埃报刊的关心和爱护，列宁总是给它们以应有的肯定和评价，同时也及时地指出它们存在的缺点，甚至毫不留情地斥责它们没有“同具体的坏人进行认真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也很少“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来教育群众”。（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因此，报刊的发行量曾一度减少，严重影响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鉴于这种情况，1922年3 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报刊宣传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加强报刊工作，决定派出最有素养的、忠于党的干部到各种报刊编辑部中去工作。在列宁的督促下，这项决议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当有人建议苏维埃报刊应当实行“从君主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新闻自由”时，列宁立即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他指出：“新闻自由”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根本违背了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如果放纵“新闻自由”，无疑是帮资本主义的忙，帮一切阶级敌人的忙。因此，列宁反击道：“我们不愿自杀，所以我们决不搞这一套”。（注：《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79页。）针对所谓“新闻自由”这一虚伪的口号，列宁进一步阐明：党和苏维埃报刊是共产主义的报刊，是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是执政的共产党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的活动中心，它们把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列宁确立的报刊党性原则，对于当时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三、加强国民教育，大力繁荣社会文化生活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逐渐实现了根本变革，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一先决条件下，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从而使教育、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第一，排除教会影响，把全国的所有学校都纳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之下
由于得到了列宁的关心和指导，党和政府在消除教会对学校的精神压迫，肃清教会对学校的影响方面，及时地采取了重大措施。1918年初，列宁签署、颁发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教会和学校分离》的法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其实施的直接结果，就是使教育事业脱离了教会机关，取消了在学校开设教律的课程。
根本改造学校教育的第一步，是把全国的各类学校都集中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系统里；同时，废除旧制度的组织形式，如学区、国民学校的学监和校长，撤销督学职位， 使地方自治会也不再过问学校事务。 1918年以后，学校的全部权力逐步地交给了教育会议，并吸收家长代表、地方苏维埃代表和高年级学生代表参加决策，以推动党对学校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这个文件，是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它阐明了建设苏维埃学校的办法，并且要求注意发挥教师的学识和创造积极性，批判地掌握和发展俄国教学方面最好的传统和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苏维埃学校的形成，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贯彻列宁起草的指示的过程中，教育机构一方面在继续实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在紧张地进行组织上的探索：确立党和政府领导教育事业的体制，调整和组建学校网，全面革新学校内部的工作秩序。与此同时，又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为根本改变教育的世界观基础，争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的斗争，以便使教育同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劳动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同列宁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内著名的活动家、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贯彻列宁指示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具体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使新的学校网不断扩大和加强，学校从1914～1915学年的10.6万所，增加到1920～1921学年的11.8万所，学生人数则从800万增加到1000万。 这是在战争环境的艰苦条件下取得的成绩，这是党领导人民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结果。
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1921年改组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使它的基础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职业教育管理总局、科技发展规划局、博物馆及艺术机构管理总局、儿童社会教育管理局、综合技术教育事业管理总局等组成。它是以共产主义教育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通过它能够使党更有效地解决学校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党和政府决定把全国各类学校都纳入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让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第二，改造高等学校，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列宁认为，高等学校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件称，高等学校是党必须掌握和夺取的“最重要的制高点”。因此，在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对高等学校的改造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
1918年春，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一些进步教授的参与下，制定了一个大学教育改革草案，其中作出了几条苏维埃高等教育制度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如对工农出身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通过竞选来更换教研组长；对教授实行选聘制，他们的任期不超过五年；由教授、学生、当地居民的代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派来的干部，组成大学委员会来管理学校。这个文件，经过讨论和修改后成为1918年8月2日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学校条例》的基础。这个法令是列宁亲自修订和签发的，其中公开宣布了大学录取学生的阶级原则：为工农分子及其子女提供优先入学的条件，发给助学金以保障他们的学习生活。
在当时，苏俄国内没有那么多准备进入大学读书的工农分子，不能等着他们按照正常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进高等学府，这样必须赶快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创办了一种特殊的学校——高等学校附设的工农进修学校。这些学校的任务，就是提高劳动青年普通教育的水平，作为他们进入大学的基础知识准备。1920年9月17日， 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关于工农进修学校》的决议上签了字，这个法令指出工农进修学校的主要任务，在于“吸引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进入高等学校之门”。由于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工农进修学校很快就取得了成绩。到1921年4月，工农进修学校已增加到59所， 学生人数达到25436名。
列宁认为，实现高等学府的民主化和革新学校的全部生活，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从1918年开始，就在高等学校陆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到1921年，高等学校里的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地建立起来，并且逐渐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大学里的党组织为了实现民主化管理而积极工作，并且为清除校内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而不懈斗争，在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地扩充了大学教师队伍。他们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团结和引导科学家，调动科学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泛地使用科学和技术，在群众中间普遍地推广科学知识，乃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因为无产阶级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进步力量；而在这股社会进步力量面前，“任何黑暗势力都是站不住的”。（注：《列宁全集》第30卷，第368页。）十月革命胜利后， 由于苏俄科学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党和政府为科学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
1918年1月，根据列宁的倡议， 教育人民委员部奉命开始同科学院举行合作谈判，并且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对此，列宁感到由衷的高兴，立即亲自动手拟定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确定了由科学家们系统地研究全国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布局的基本方针，以保证国家和人民能够获得最主要的原料和工业品，促进工业、运输业的电气化和电力、化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列宁从实际需要出发，建议苏维埃国家和科学院的合作，要由熟悉经济建设中各种问题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实现。于是，根据列宁签发的一项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科学技术研究部，以便把一切具体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在这以后，由于爆发了国内战争，使党和政府不能充分实现列宁关于调动一切科学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计划。尽管环境不利，条件艰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部还是努力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吸收250名教授、300名工程师和240 名其他专家参加合作，展开了大量的科学论证和项目设计的活动，并且着手具体的施工和组织兴建重大工程。列宁十分关怀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建议成立一个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由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1919年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改善科学家生活状况》的特别决定，使广大科学工作者享受到了国家特别配给的口粮和住房，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尽管当时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机构的数目也大大增加了，从1917年的18个增加到1923年的57个，它们成了各个科学领域的发展中心，成了使科学技术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插上了奋飞的翅膀。
第四，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列宁指出，在苏维埃国家里，任何一种文学和艺术的形式，都应该是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相联系的。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的文化革命，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大大地加强了文学艺术的思想原则，并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坚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立场，努力通过文学艺术创造出一种加强共产主义因素的“共振器”。
列宁在引导作家们自觉地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挥党员作家在苏维埃文艺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因此，在1920年建立了共产党员作家协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种文学力量为反对创作中敌对阶级的影响而斗争，以“加深和扩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艺术中的影响”。（注：《真理报》1920年6月12日。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这一斗争中也占有显著地位。它的成员大多数出身于工人阶级，经历过生活的贫困和不幸的考验，其中有许多人直接从事党的工作，曾经在国内战争中冲锋陷阵，因而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努力歌颂党领导的、人民参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活，从而对苏维埃文学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高尔基作为文化生活的直接组织者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这位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对于年轻的苏维埃文化的形成有着奠基性的意义。
列宁和党组织帮助作家和艺术家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逐步地接近新的社会制度，这是苏维埃政权初期文化建设中的基本特点。共产党吸引所谓“同路人”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苏联20年代初期，“同路人”这个名词是用来称呼那些理解革命改造，愿意为党和人民而创作的文艺家的。对于这些文艺家，列宁的主张的基本目的在于，用一切办法帮助他们站到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上来。在这个方面，党的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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