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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总是同某些伟大历史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更是这样。这些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中所说：“这并不等于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20世纪称为社会主义的20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内，社会主义才真正统领了世界文明风骚，由最初少数人的政治主张变成了亿万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并由一种社会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制度，又将这种制度由个别国家现象变成了为数可观的国际现象，以至某些时期，追求、谈论社会主义甚至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一种政治时尚。这是一切忠诚的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感到自豪的。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变的世界政治格局，加上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向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社会主义航船已无法单纯依靠从老祖宗那里获得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支持，它最初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运转，在表现出巨大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和弊端，社会主义又一次处在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所有这些，迫切需要当代社会主义者有人能“自觉”地“表现”这种“必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为自己造就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人物——邓小平。
一、实践——坚持与改革
邓小平1975年被从江西请回中央主持工作时，正值十年“文革”已接近尾声但又余波未尽之时。这10余年，是战后世界局势不可多得的相对稳定时期，当世界的另一个阵营正在加速新的科技革命，埋头发展生产力，纷纷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之际，我们却在这段相对稳定时期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窝里斗”，导致生产停滞，社会动乱，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都受到严重动摇，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大好的发展机遇，本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缩小的差距反而在这几年间进一步扩大。我们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一切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忧党忧民的邓小平当然更要思考。沉痛的教训，严酷的现实，决定了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必然要在全国进行一场大的改革。
但是正如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伟人要想对社会变革进程发生重大影响，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适合了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显然，在1975年，还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尽管第一项条件已经具备。真正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则是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全面改革的历史序幕，也只能从那时正式拉开。
其实，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进行改革或在呼唤改革，有的国家在改革的某些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珍贵经验。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在这一时期并非是中国的独家专利，它已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国际现象。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确实需要进行改革，也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拒绝改革而葬送社会主义的典型。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实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和由什么样的人来领导改革。随着改革大潮的涌动，形形色色的改革家也应运而生，而在某些“改革家”看来，所谓改革，就是要走出社会主义这个笼子，只要迈出社会主义的门槛，就可一步登入理想的天堂世界。如果由这样的“改革家”领导国家的社会改革，以他们的“改革理论”作为改革的决策依据，或听由他们所主张的价值标准来左右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其结果便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因改革而巩固了社会主义，有的国家则因“改革”葬送了社会主义，主要症结恐怕就在这个地方。领导社会主义改革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高度的智慧，崇高的政治威望，超人的胆略，卓越的领导艺术，以及重大决策关头当机立断的魄力，当改革经过长时期量的积累突呈必然趋势之时，具备上述主要条件的人物历史老人是来不及流水作业般成批量生产的。所以中国的改革由邓小平来领导，实属中国的幸运。在某种意义上说，又不仅仅是中国的幸运。
这里不打算就邓小平十多年来领导的改革实践活动作展开论述，只想指出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即它是主动的、有计划的改革，而非被动的、盲目的改革；它是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排除外部势力干涉的改革，而不是仰他人鼻息、听从他人摆布、看他人眼色行事的改革；是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而不是以搞垮社会主义为前提，以使社会主义更加完善、更具生机和活力为目的，而不是以拆毁社会主义大厦另起炉灶为目的的改革；它还是成功地坚持了健康的改革方向而较少受“左”右两种倾向干扰及动乱影响的发展；最关键的，它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而不是以否定或怀疑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改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特点，才组合出一条完整的、成功的改革道路，并在它上面竖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只能由忠诚于社会主义的人来领导，这可能是中国的改革带给世界的一个重要启示。
二、理论——继承与发展
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实践概念，又是一个理论概念。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来都是依靠社会主义理论来驱动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存在的某些弊端，也根本不可能在理论贫困的基础上得到矫治。因此我们探讨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就不能不谈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又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才成为可能。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将来也许还可以置入更广的理论视野，从更深的时代意义上进行评价，仅就目前它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而论，其意义就是重大而非凡的。可以说，这一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科学社会主义新理论内容的生长点，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勇气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也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之石。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其原因也在于此。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会有对社会主义认识上一些重大突破的产生，而且正是这些突破深刻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使之变得更巩固、更强大，更富生机和活力。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期，被视为正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往往是离开生产力，仅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概括和规定社会主义，把许多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了它的本质，同时对一些不属于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盲目加以抵制。有些认识脱离中国国情，也脱离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因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以超出常规的眼界，把它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既讲了生产力又讲了生产关系，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既讲了根本任务又讲了根本目标，也体现了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一。我们虽不能说这个概括就是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绝对真理，但至少可以说它突破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反映了当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水平。这样的概括，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难以做出的。
又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时，确实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有计划宏观无政府作过深刻揭露和批判，并在设计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时对计划的作用作过较大肯定。但强调计划的重要性是不是就等于要不分条件地实行计划经济？实行计划是不是就一定要摒弃市场？显然过去我们对此作了绝对化的理解。那么计划经济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实行单纯计划经济的结果，造成了持久性的物质短缺，养成了人们的依赖性和惰性，扼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助长了生产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和长官意志，导致了长时期的贫困；最重要的，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把本应是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经济生活变得死板僵化，暮气沉沉。最后，还是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将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从单纯计划经济的误区中逐渐摆脱出来。
再比如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样的观点可以举出很多。
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而理论思维的成熟，就表现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所遇到的新课题、新挑战面前，既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它所蕴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作静止、僵化的理解而禁锢它的发展，也没有像某些人所主张和某些党所做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件已经穿破的衣服”随手丢掉，而是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保持它的生机和活力，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使它更加科学、更加适应时代的客观实际，从而当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先后遭受挫折之际，为这艘历史巨轮在中国的破浪前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支持和航向指导。这可能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巩固带给世界的又一个重要启示。
三、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与世界
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140多年风雨历程。其间，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们为它所预示的社会前景前仆后继、不懈奋斗，也取得了惊人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成就。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毕竟不可能像“涅瓦大街的大行道”那么平坦笔直，作为新生的社会制度，它不可避免地要带着孕育它的旧制度为它打上的某些不完善胎记；当它蹒跚学步于这个陌生而又充满敌意的世界时，也难免会跌上几跤，沾一身泥土；敌人的仇恨，也会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逆流和漩涡；航程的遥远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还需要它必须不停地为自身这艘航船提供新的思想动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必然是斗争的、曲折的，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暂时反复。但有些人根据某些极为正常的挫折或反复就匆忙得出“共产主义制度将在全世界消亡”的结论，则不免又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了。它不过反映了一种感情的偏执和理性的蒙昧而已。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产生至今，不过才70多年历史。70多年，对于一种社会制度，以历史的目光看，只不过相当于它的幼年时期。以资本主义为例，连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可能也没有料到，始于1640年的英国革命，在经历48年之后才形成“光荣革命”，而到1745年的确立内阁制，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实际上较量了105年的时间才见分晓——而且仅仅是在一国范围内的较量。法国革命从1789年算起，也先后经历了5个共和国、两个帝国、12部宪法。这个过程，不谓不曲折矣，不谓反复少矣，时间亦不谓短矣，但有什么力量阻止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仅仅从资本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得知，“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旦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母腹中被孕育出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法则便已经为它注入了足够的生命活力，它既然没有因为一些人的诅咒、仇恨而延迟出生，也不会因敌人的摧残而停止成长发育。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以后，一切扼杀、窒息和彻底消灭它的尝试和努力，最终都不过是像试图把孵出的小鸡再变回蛋去一样，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徒劳的。
这样说，不仅缘于历史的启示，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的现实也这样启示我们。
勿庸讳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但同样不能抹煞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变得更加巩固，并在一步步走向强大。而这种强大，并不仅仅表现在综合国力的增强上。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而英国工人运动之所以软弱无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漠视。回顾一下国际局势1989年之后的剧烈动荡以及动荡过后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格局，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在这里说：当社会主义在某些地区多米诺骨牌般一倒俱倒时，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话，那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由邓小平创立出来，而且成为全党全国人民自觉的“知识”财富之后，从上面所引恩格斯那段话中，我们不是还可以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未来进而在世界的未来得到更多的历史启示吗？
从1991年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来看，社会主义确实在局部地区遭受了暂时挫折。同战后初期风起云涌的国际工人运动相比，社会主义在目前确实处于相对低潮。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科学社会主义最初创立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但这并没有影响它成为亿万人民参加和追求的事业；社会主义最初由社会理想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时，只有俄国一个国家，但这同样没有影响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种具有相当数量的国际现象。在这个量变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优越性始终是激励人们前进的动力。而社会主义只要继续坚持它的价值观，充分表现出它应有的优越性，就会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在这方面，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实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无疑是对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巨大鼓舞。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强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它的时代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它最终将以更新的形象向世界人民宣告，社会主义始终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主义的长征既然已经开始，就一定能够达到胜利的终点；社会主义的大厦既然已经奠基，就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只要保留着一株幼苗，就一定能够长成茂密的森林。到那个时候，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因这个理论而巩固并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意义，就将会更深刻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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