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归小说作家的写作与交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海归论文,作家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晚清，海归以其主要活动地域为依据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交游圈：横滨-东京；南洋-香港-广州；上海及其它。这三个区域分别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人员和网络，同时它们又频繁接触，互为联络，从而构成了晚清海归交游的基本面貌，也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的写作。当时留学欧美的人士在海外则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交游圈。他们人数既少，活动也较分散。他们交游中值得一提者皆为回国后之事迹，且主要集中于上海。因此我们把这一部分人放到第三个交游圈中讲。 一、横滨-东京 戊戌过后，逃往日本的维新志士连同他们的追随者很快云集。这一群人半为亡命，半为游学，或忧心政治，或涉足文化。他们活跃在横滨东京等地，成为当时在日华人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就中单以小说来论，则梁启超的横滨新小说派影响为最大。尤其是1902、1903年以前这一群人的活动，可以算作中国小说史的一个节点，也是后世对于这一段历史关注最多的地方。横滨新小说派成员以康有为弟子为主，但由于康在日本停留时间不长，这一群人最终以梁启超为中心，与梁的关联更为紧密。现就主要人物交代如下：狄葆贤，江西人，祖籍江苏。横滨新小说派中绝少江浙人士，狄算一个。狄葆贤早年与谭嗣同交往，宣传维新，戊戌后逃往日本。1900年曾短暂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事败后再走日本。包天笑后来描述狄葆贤与梁启超的关系：“(狄)名列康门弟子，其实是泛泛的，与梁启超等则甚为莫逆。”①麦孟华，广东人，与康有为为同科举人，参与过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麦仲华，麦孟华之弟，康有为受业弟子。罗普，广东人，康有为弟子，麦孟华妹婿。戊戌前罗普在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经济，且为官费生，戊戌后辍学去横滨。梁启勋，梁启超二弟，先后在上海震旦学校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日本只有短暂停顿，但确实参与了《新小说》撰稿。韩孔厂，广东人，梁启超同学。此外还有周宏业、郑贯公等人，他们也是广东籍，大多在维新派办的大同学校读过书，受梁启超提携，属于梁的学生一辈②。 这样一个圈子的形成对于小说写作显然产生了相当有益的影响。《小说丛话》的缘起很能说明问题。1904年初，梁启超结束他的美洲之行，回到横滨。狄葆贤、麦孟华、麦仲华等友人皆来相见，梁启超把在旅途中随手写的几条关于《桃花扇》的评注拿给大家看，这立即引起了众人对于小说的讨论兴趣，于是相约作小说话。梁启超在序言中介绍当时的情形： 余今春航海时箧中挟《桃花扇》一部，藉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一昨平子、蜕庵、璱斋、彗广、均历、曼殊集余所，出示之，佥曰：“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盍多为数十条成一帙焉?”谈次，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无一不足解颐者。余曰：“各笔之便一帙。”众曰：“善。”遂命纸笔，一夕而得百数十条，畀新小说社次第刊之。此后有所发明，赓续当未已也。③ 这是一个由交游而促进了小说写作的典型案例，梁启超等人的聚集类似一个小说的文人沙龙。透过梁的讲述，我们还可以依稀捕捉到当年它从引起到成形，再到深入并渐渐发散开去的轨迹。在这个沙龙中，梁启超为领起风气者，他是一个中心，他的《桃花扇》评注具有示范意义。狄葆贤等人的热心参与和讨论是基础。最后的行之成文及报载则将这个沙龙推向高潮。此次聚会后，新小说派成员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小言，1906年新小说社将它们全部结集出版，命题为“小说丛话”。在这个交游圈中，相互评点小说也颇为流行。比如狄葆贤批点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罗普批点红溪生《海底旅行》，韩孔厂又批点罗普《东欧女豪杰》，韩孔厂评定周宏业《经国美谈》。这种评点之风无疑加强了小说交流。至于其他小范围的启发或者切磋就更多了。1903年狄葆贤创作《新聊斋》，其中有《唐生》一篇。狄葆贤说他之所以会想到写下唐生之事，正是源于友人“太平洋客”对唐生的称赏： 唐事曾载旧金山某华文报中，与余所闻微有异同。虽然，大体固不甚相远。吾友太平洋客尝著论万余言，反复赞叹之，谓：“推唐拒婚之心，则保国存种之大义，皆于是乎在。……呜呼!若唐生者，其足以风矣，其足以风矣!”余述唐生事，因并撮太平洋客著论之大意如右。④ 狄葆贤毫不讳言他对“太平洋客”的借鉴，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友人的观点搬到了小说末尾，因为友人所谓“保国存种之大义”正是他这篇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也是促发他写作冲动的缘起。 值得强调的是，横滨新小说派的小说活动主要围绕《新小说》报展开。这一份报纸，作为新兴媒体下的产物，使得横滨的结社大不同于以往诗词名家那种孤芳自赏的雅集了。他们基本是开放的，是面向普众而意欲干涉社会及文学现实的。在中国，有史以来文人团体还是第一次这样及时有效地将他们的小说作品和小说主张宣布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报纸的使用显然至为关键。它真正使新小说派的结社活动具备了所谓现代的涵义。它天然地反映出结社的事实，而在一个媒体带动文学的时代，它又反过来更新着这种古已有之的结社的方式和性质。而且我们看到这种作用在那些入世企图越是迫切的地方越是显得强烈。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断言它的实质，因为这依然是一个新旧参半的时代，凡事并无定性。横滨新小说派的集结，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是名士失意的托物言志，还是已经接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世俗化的初步觉醒?将这一干人等纽结到一起的力量究为什么?是乡谊、同门之情、雷同的政治命运，还是一种全然属新的国家抱负与社会信念?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即使在那些最实务的层面它也依然存在歧义——它创制了可称周密的纲领和规则，但实际却行事拖沓，组织涣散，1904年下半年以后，横滨的这支队伍我们再难见到它的踪迹。 东京则没有这样相对紧凑的小说团体。那些散布在神田区或者牛道区的留学生，他们之间真正关于小说的讨论切磋并不多见。大约小说远非他们的重点，更何况又有横滨已经代为其言。他们既没有特别需要表明的主张，而即使翻译起小说来也无须像国内略通外语者合他人之力，所以围绕小说的交流自然也就少了。但并不是说就没有热衷者。我们看到在东京小说同样在各种交谊中生发、完善。留学生“筑客”利用课余写了一篇小说《池上谈》，又名《缠足痛》，发表在《豫报》上。据“筑客”所言，这篇小说本由他的朋友口述给他，他“因其事可感，为记之，登诸报端”⑤。署名“漆室”者根据日本小说《己之罪》作小说《孽缘》，而《己之罪》正是他的朋友“少白”未有完成的一部译著。在《孽缘》篇首识语中“漆室”表达出对朋友“少白”译笔的由衷称赏之情，认为它比起原著来“哀艳绵邈，有过之无弗及”，同时他也对友人没有译完该小说深感惋惜。他说尽管自己据其事迹写作了《孽缘》，但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少白”的完整译本： 日本说部内有《己之罪》一编，杰构也，《孽缘》即本之而作。吾观下笔为其书者，盖有所感而云云。其文章之辛酸刻至，实有以发越读者之悲心，而诱起恶人之善念。至其沈痛切处，又直不可以言语形容也。故欲取而译之，诚非易易。吾友少白向者曾译出八九千言，已得全书五分之一，以事中辍，予甚惜之。盖少白能文章，所译著匪独不失其真，哀艳绵邈，有过之无弗及也。今少白可译者，未乃俾天下有情人一读之以为快，而吾遽妄袭取其事迹，觚率出之，以贡于世，不亦重看愧耶?然吾固愿少白异日有以完成所志也，少白其有意乎?⑥ 吴人达在东京留学的时候读到一本名为《虞美人》的日本小说，讲的是中国古事，吴很喜欢，边读边译，居然成册，但是吴并没有出版该书的打算。等到他即将启程回国的时候，同在日本的朋友缪其瑞知道了这件事。缪极力怂恿吴人达将译文出版出来，吴在序文中说：“顷者陕晋大吏先后电招，将就归途。东台缪君味真促付梓。匆促不及修饰。因志数语于首。丙午十月吴人达倚装识。”⑦吴人达写完序言后即匆忙回国。留在日本的缪其瑞则继续对译本进行细致校阅，不久经由神田活版部缪其瑞印刷发行了该书。类似的情况还有“支那赖子”翻译的《政海波澜》。和吴人达一样，“赖子”也是译完即归国。走前“赖子”把手稿搁在一位同样热心小说的留学友人那里。几个月后，这位友人删改完善了译本，并且写了一篇小序，在序言中，将小说比作国民的影子，认为通过小说可以了解一国的大体面貌，他并且相信如果能将世界各国小说全部译成中文，那么一定能启蒙中国的大众。最后他为自己署名“爱小说者”： 小说，国民之影也。故观其国之小说而其国之风俗议论无不明了。爱小说者思将方今万国之小说尽行译出，以启我民之固蔽。虽然，材力不足，不可以胜任。顷者，赖子译《政海波澜》四卷，颜之曰：“日本小说”。其中尽记日本人之事述。盖日本人风俗议论之影也。译竞而归国，留余行箧已数月矣。今取而观之，见其间言论思想实有我国民所不及者，以之行世亦足以风。缘即删其芜杂，整其词句以售。爱小说者叙于东京客次。⑧ 更有意思的是宋教仁的记载。1906年11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讲起当日他与章太炎、胡汉民、孙中山等人的闲聊： 余与章太炎诸人谈良久。胡展堂言法国近出一小说，甚新奇，乃拟为德国与英战，直败英而攻入伦敦之实事者。孙逸仙欲汉译之而不得暇，欲余就孙逸仙之口说而译为汉文。章太炎与孙逸仙亦赞其说。余不得已，遂诺之。四时回。⑨ 这一段记录颇有意趣。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孙中山似乎都不是与小说太相关的人。他们显然也构不成一个小说的社团。可是这一次相聚的偶然闲聊却勾起了他们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引发了翻译的冲动，他们甚至连翻译的方式都已经想好。尽管他们的写作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践，但这样一种充满了闲适气息的散谈以及再未有下文的小说观照，也许恰恰正反映了那时小说在人际间的通常流转。而这往往为小说史书写所忽略。 二、南洋-香港-广州 南洋-香港-广州可以被看作海归的又一个交游圈。活跃在这个圈子中的主要人物包括黄小配、黄伯耀、邱炜萲、郑贯公、王亚斧、陈楚楠、梁纪佩等人。比起东京横滨，南部这一群人的交谊，可以说更为切实地作用到小说的写作上。它有力地促进了他们的小说活动。我们先以王亚斧为例。王亚斧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尤其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堪称南洋-香港-广州交游圈中的翘楚。王亚斧的成就便与郑贯公、黄小配、陈楚楠等人的支持和赏识直接相关。1905年6月郑贯公在香港创办报纸《惟一趣报有所谓》，由黄小配等人协助⑩。郑贯公历来重视小说，此次办报更专设“小说林”一栏。《惟一趣报》自创刊当月起开始刊载王亚斧短篇小说，至第二年年中郑贯公去世，共刊出王亚斧小说13篇，中间几乎不曾间断。郑贯公逝后，黄小配又办《香港少年报》，继续延请王亚斧写作短篇小说。在《醋海波》篇首王亚斧说： 贯公逝，而《有所谓》亡，《有所谓》亡，而“亚斧”之小说得以藏拙藏拙。今者，同志黄君复命从事说部，而“亚斧”之小说又觉献丑献丑于《少年报》矣。(11) 《香港少年报》在1906年9月份和10月份短短两个月内即刊出王亚斧短篇小说12篇。此后黄小配兄弟所办广州《粤东小说林》、《广东白话报》、香港《绘图中外小说林》又陆续登载了王亚斧的一些小说。1907年8月20日同盟会会员陈楚楠在新加坡吉宁街办《中兴日报》。王亚斧任该报首席主笔。在《中兴日报》附张《非非》上王亚斧继续写作小说。1908年初王亚斧将他历年创作的小说结集出版，命名为“斧军说部”(12)。这一部短篇小说集得到当时诸多名流的热烈捧场。陈楚楠为之赠字，汪精卫为之作序，星洲寓公邱炜萲为之题词、作序、作弁言。该书的营销也由《中兴日报》社负责，当年广告为： 斧军自从事报界，注意于此，因衡情度理，鼓义侠之潮流，作强权之针砭，俾尽言责焉。其主义之高尚，文笔之繁华，意匠之光明，精神之活泼，每读一过，大有龙吟凤舞，海立山飞之概，其价值为海内外人士所称许也久矣。顷陆续付梓，汇成一轶，现已出版，每册定价五角，欲购者幸其速来。兹将目次列左：楚南先生赠字，星洲寓公题词，精卫先生序，星洲寓公序言，弁言……约售处：大坡吉宁街《中兴日报》、海通书局、振源栈；小坡琼州会馆左便万口兴、大马路新同益。戊申年二月二十日，大声社谨白。(13) 邱炜萲则以小说评论名世。在南洋-香港交游圈中，邱炜萲对小说的酷爱和品评文字人所共知。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周年经眼何止千卷”，又说“其有当于予心者，辄效颦钟嵘《诗品》之例作新小说百品以纪之。好事者竞相传播，许为知言”(14)。邱炜萲长期居住新加坡，但他不仅与南洋王亚斧等相交往，还同时与香港诸人联络。1907年香港《新小说丛》创刊时，邱炜萲名列社员之中。他还写了一篇《两岁星》登载在该报上，尽管没有完成，但对于很少亲自捉笔写小说的邱炜萲来说已属难得。该年年末，邱炜萲又作《客云庐小说话》。《客云庐小说话》的缘起，一半固然在于邱本身的兴趣，一半则更在于《新小说丛》对他的邀请： 志之所存，尝在小说。况迩日正应香江新小说丛社之邀，担任撰述之文，居易行素，当无多让。因以余墨，日草小说话数则，邮付印刷人补白。或庄或谐，随得随书，集荟中西，论征今古。虽未必能惬人人之眼帘，而发表己意，于言论所有权，固无瞀焉耳。时太岁丁未小除夕，买醉归来，剪灯漫书于新嘉坡岛上之客云庐。(15) 大约正因为邱炜萲这样隆重的小说评论的声名，他的香港友人陆晴岚在翻译完《李觉出身传》后，从香港寄信至新加坡，力请他为小说作注。邱在序言中交代“友人香港陆晴岚尝自六千里外邮致近译《李觉出身传》，殷以相属，辞之不可。乃发全扃，商兑加密，日既卒业”(16)。邱炜萲盛情难却，为陆晴岚译本写了一篇长序，并逐回进行点评。这一本《加批李觉出身传》后来由商务印书馆于辛亥年出版。 1903年初黄小配从南洋回到香港。他的创作生涯自此正式拉开序幕(17)。围绕黄小配，有很多人对他的小说写作给予支持。郑贯公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郑1901年被《清议报》解职后到香港《中国日报》任记者。黄两年后回香港，首先也是在《中国日报》任职，两人为同事。此后郑、黄离开《中国日报》，共同创办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一系列报纸。郑贯公既热衷于小说，对黄小配的创作自然鼓励不少。黄“民族小说”《洪秀全演义》起初便连载在《惟一趣报有所谓》上。黄伯耀比黄小配迟两年回到香港。之后兄弟二人戮力合作，无论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皆成绩卓著，这早已成为小说史研究热点，此不赘述。黄小配又与留日派交情匪浅。当时在日人士中章太炎为他的《洪秀全演义》写过序，麦仲华为《廿载繁华梦》作序，吾庐主人梭功氏为《大马扁》作序。此三人政治主张互不相同，并且也不尽与黄小配相同，但都充分肯定了黄小配的小说成就，这些序言正是对其小说的最好支持。郑贯公1901年到香港后忙于办报事务，具体参与的小说活动并不多，只在1902年编著了《瑞士建国志》。这一本小说得到友人赵必振和李继耀的帮助。赵为之作序，李负责了校对工作。不过郑与此二人的结谊却并不在香港而是在日本。赵必振与郑贯公曾同为《清议报》编辑，作此序时赵尚在日本，《瑞士建国志》序末署名为“赵必振日生氏序于日本之争自存斋”。李继耀与郑贯公最初也是在日本相识。李继耀《校印小引》回顾了二人结交的经过： 余友贯公，亦抱此志。去岁余识荆于日本。尝与谈及。余屡促其择一东文善本，译而演之。贯公以主持报馆之笔政，不暇旁及。继而余返香港，而贯公又得港报之聘，买棹归来。余喜交缘之妙，行止相亲。遂叩以违教后，有何大著。贯公即从行箧中出《瑞士建国志》稿示余。余展卷一观，知是政治小说，慰如下系。即求其付枣问世。贯公以未经润色辞之。延至今日，求之再三，始许付诸剞劂。余细为校订，以助万一之力。(18)李继耀与郑贯公同籍，也是广东人。二人在日本相识，从叙述看，当时李即对郑的小说计划颇多关注，还屡次催促。后来两人幸而又重逢于香港，因此才有了李对郑书的校印。李、郑二人的交谊，还有前面提到的留日人士对于黄小配小说的关注和赞许都足以说明南洋-香港的这一个交游圈与日本的交游圈并不隔绝。它们实际是存在着诸多联系的。(19)小说的人员在这两个圈子之间流动，小说的观念也在两者之间频繁交换。以此类推，日本与上海，上海与南洋-香港也基本相似。 在南洋-香港-广州的交游圈中，广州也不失为一个端点。由于政治形势的局限，与广州的沟通可能不如南洋、香港之间方便，但这个交游圈中的成员较多粤籍人士，往来不免经过广州。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这里有丰富的历史故实可为小说的绝好素材。像黄小配的一系列小说《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又名《粤东繁华梦》)、《岑春煊》、《广东世家传》等等讲的都是粤地的人物和旧事。1895年秋天，还在南洋谋生的黄小配曾短暂回到广州。这次广州之行使他结识了一位洪秀全朝的遗臣。当时这位遗臣已经出家为僧，他向黄小配详细讲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 洎夫乙未之秋，识□山上人于羊垣某寺中，适是年广州光复党人起义，相与谈论时局，遂述及洪朝往事，如数家珍，并嘱为之书。余诺焉而叩之，则上人固洪朝侍王幕府也。(20) 这位上人的讲述成为后来黄小配写作《洪秀全演义》的重要依据。事实上，《洪秀全演义》的准备工作也正是从此开始的(21)。梁纪佩从南洋回广州后，作《七载繁华梦》。《七载繁华梦》也是取自广东近事。王世讷《七载繁华梦序》说： 南海梁子纪佩从海外归来，以著述近世时事新小说行世。……余批阅一过，见是近日所谓苏大阔之一败如山倒者。(22) 梁纪佩自己也有意将该小说与黄小配《二十载繁华梦》作类比。两者讲的都是广东巨富的倏忽兴倏忽亡，梁以为它们是前后辉映的。 是书之著，专描写苏大阔一生历史，搜穷靡遗，计其致富致阔及倒败，前后所历仅七载，故曰《七载繁华梦》。与前之周氏《二十载繁华梦》，前后辉映。粤垣近事，可为无独有偶。(23) 三、上海及其它 以上海为中心，海归在国内的交游也许要更为复杂，因为这牵扯到他们与本土文人的接触和融合。即以上海为论，这里聚集了当时中国几乎一切样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新式学堂里的学生，有旧式科名下的进士举人；有内地迁来的，有海外归来的；有的为严肃的主义而来，有的则只为生意或生计。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混杂的社会群体。海归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学成回国或者亡命归来，在上海与那些新老知识分子相遇了。因此，与日本或南洋都不同，这时他们除了在自己相对狭小的海归圈中活动以外(24)，更多时候还要与本土文人打交道。他们融入到与本土作家的交往中去。而这后者，海归派与本土派的结谊，事实证明有力地促进了晚清小说的写作。 首先的一个例子便是《时报》时期的陈景韩和包天笑。1904年狄葆贤回国组办《时报》，聘请留日归国的陈景韩和本土文人包天笑等为报社编辑。《时报》馆中交游风气本来很盛(25)，而陈包两人又同为报纸撰写小说，后来又一起负责主编《小说时报》。由于报务的需要，他们在写作方面的关联自然也就多了。比如当时侦探小说流行，除了翻译，国人自己也开始创作侦探小说。1904年年底陈景韩戏作了一篇侦探案登载在《时报》上，题为“歇洛克来华第一案”。陈景韩这一篇戏作使包天笑很受启发，不久也附作一篇侦探案发表，命题为“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到1906年十一月份，陈景韩又有“歇洛克来华第三案”出现，此即《吗啡案》(26)。接着，包天笑作《藏枪案》，也以“歇洛克”为题，标为“歇洛克来华第四案”(27)。在1905、1906那些年份，《歇洛克·福尔摩斯侦探案》早已成为小说界烂熟的翻译小说。但陈景韩历来善于翻新出奇，包天笑又虚心吸取，紧随其后。他们将歇洛克创造性地移植到中国土壤中，围绕“歇洛克来华”这一主题进行接龙式写作。这既借重名著吸引了读者，同时又别出心裁，不入俗套。另外它也是一个由翻译而启发创作的典型，这将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此处暂且搁置。在晚清小说界，尤其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陈景韩和包天笑始终被并举。民国二年，群学社将两人部分短篇作品汇拢出版，命名为“冷笑丛谭”。 不过，更多时候陈、包的合作是基于办报需要而产生的。报纸使得无论他们的交游还是写作向着更为实际的方面发展。在古典社会共同的文学或政治主张历来是交游活动的前提。可是到了晚清报纸本身已足以成为文人聚集的理由。陈景韩和包天笑的汇聚一处并不与小说主张太相关。他们的结谊及其写作联系主要是由于共同办报而形成的。说到底这更像一种事务上的关联。比如他们的一些接续写作：1906年《时报》连载《飞花城主》。该小说由陈景韩翻译，但其中有近十天的署名为包天笑。这是因为陈景韩在写作期间因他事耽搁，无法抽出时间，所以包天笑临时打援，承担了一部分的翻译工作。还有《新西游记》也与此类似。1906年陈景韩忽然有了创作一部滑稽小说《新西游记》的打算。从当年二月十四日起，他边写边登载在《时报》上，到三月八日，他因为有事离开上海，《新西游记》写作中断。为了不影响报纸连载，一天之后包天笑开始接着陈景韩所作续写《新西游记》，他写了三天。三天后又有署名“怦”的人续写陈作。(28)如此写作关联纯为办报需要，并无其他缘由。 1911年往后，徐卓呆与包天笑的合作也多起来。徐卓呆早年东渡日本学体育，回国后一方面从事体育教育事业，另一方面热衷于新剧和小说创作。在包天笑之前，徐卓呆与小说林徐念慈等过从甚密。徐卓呆发表在《小说林》上的短篇往往有徐念慈为之作注。其时包天笑等《时报》人物与小说林关系也较近。包天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朴便托徐念慈访问他，希望他能帮忙看稿子和改稿子，后来包天笑便每日有半天在小说林。徐卓呆与包天笑又同为苏州人，他们的熟识当就在小说林此时(29)。徐念慈逝后，小说林解体。自1907年底至1911年初，徐卓呆未有创作。直到1911年4月份徐卓呆才又重拾小说，一开始便是与包天笑及其所主持的《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合作。4月23日，《小说时报》刊载《无线电话》，署名“笑、呆”，即包天笑与徐卓呆。包天笑在篇末评价徐卓呆：“余友卓呆善状物体情，写实小说家也。”(30)又讲到写作缘起：“(徐卓呆)邮示此短篇与余，嘱加删润。余读之，如闻孤鸾哀鹄之音，不自知其凄然泪堕，天下悲惨之境，惟文人之笔足以知之，而诉其冤穷于千载之下，犹令人雪涕不已。虽然，此仅悲渊苦海中之一勺也耳。”(31)此后两人合作渐多。《妇女时报》第1号刊《虚荣》，署名“卓呆著作，天笑润词”。《小说时报》第11期刊《小学教师之妻》，署名“呆、笑”。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民国。在《妇女时报》1911年以后的刊号上，“卓呆、天笑”或者“卓呆、钏影”的署名仍时有出现。 在国内像这样海归与本土的合作其实不胜枚举。再比如王寿昌与林纾1897年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比陈、包等人的合作还要早近十年，这已是人所共知的，此不多述。还有1902年林纾与严璩、严培南合译《伊索寓言》，也是这种结谊的成功案例。严璩为严复长子，曾游学英国，他学有家传，通晓英语法语。严培南为严复族侄，天津水师学堂毕业。1901年年末林纾与严璩、严培南在北京相遇。经由严氏兄弟的绍介和帮助，林纾翻译了《伊索寓言》，“自余来京师数月，严君潜伯玉兄弟适同舍。审余笃嗜西籍，遂出此书，日举数则。余即笔之于牍。经月书成”(32)。这一本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到1903年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出版至第四版。当然，海归与本土派在写作上的关联，并不仅仅表现为合译一种形式，有时他们之间更多是一种间接的支持或辅助。伍光建为留英海归，他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私交甚好。1904年到1909年的那几年中，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的长康里伍光建与张元济，还有夏曾佑比邻而居。当时伍光建曾向张元济提起自己要用白话来翻译小说的打算。张元济非常感兴趣，一再鼓励。(33)后来伍光建用白话译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题为《侠隐记》。这本小说并由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发行。还有留法海归陈季同与本土文人曾朴。曾朴称陈季同为自己“法国文学的导师”。1898-1901年间在陈季同的指导下，曾朴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学，尤其法国文学。曾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孽海花》正得益于此期陈对他的指导(34)。 另有一些海归，于小说创作、翻译或品评都完全无涉。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外国小说带回国内，然后把这个本子绍介给他的从事翻译的友人。这或许看来只是一种简单的辅助，但却是众多海归作用于小说写作的最普遍方式。包天笑1903年所译的《铁世界》，还有后来连载在《教育杂志》上的《二青年》便都是他的留学日本的友人回国时送给他的。《铁世界·译余赘言》：“癸卯之春，我友吴和士君归自东都，得此册以馈包山。”(35)《二青年》篇首：“天笑生曰：余译《苦儿流浪记》，竟思更译一名著，以贡献于吾国青年界。适冥鸿女士归自东京，赠我以巨册，曰《迦因哈兰霍克司》，盖即书中一青年之姓氏也。”(36)“冥鸿女士”并且向包天笑详细介绍了《二青年》的作者克兰克夫人，还比较了该书与包天笑之前所译《苦儿流浪记》的区别：“女士因道：‘此为闺秀文家英国克兰克夫人笔，于英伦最知名，而欧洲各国均有传译。前岁英国某视察团过东京，曾询一女学生读《迦因哈兰霍克司》未。女学生不能答。英人以为诧。此事实亦经一载彼都新闻纸者也。惟此为英国人理想之青年模范。与君《苦儿流浪记》之出自法人笔墨者，蹊径不同，一以活泼，一以严肃也。’”(37)包天笑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及此事(38)。类似的情况很多。1904年施惠南从法国回国，带回来一部侦探小说，友人江之泳借去阅读，并把它译成中文，即《手足仇》，其译言曰：“是书为法人马顿Maidorn丛书中之一卷。甲辰八月，施惠南君从巴黎携此书归。予假而读之。”(39)陈寿彭、薛绍徽译《双线记》为“罗缉师京卿归国过沪时所赠”(40)。陶祐曾《红发会奇案·缘起》：“今夏四月，郑君自扶桑归，以此书原文见示，属余译之。”(41)还有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之《昙花梦》，译者自述：“甲辰仲夏，李君克立自俄都归，访予于钱塘。予因讯李君虚无党情状。李君曰：‘东方所传此事，大抵出于日本人。虽有毁有誉，然证以目验，大率未尽其真相。’因出小册示予，则萨拉斯苛夫所纪月莲风莲事。”(42)这些海归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小说写作中去，但他们对于小说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他们携书归来，向友人讲述和绍介西方小说。他们在小说史发展过程中充当了一种纯粹的中间角色。而这一个角色，即便不是举足轻重的，起码也是不应被忽略的。 注释： ①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②郑贯公后来渐倾向于革命，致被《清议报》解职。1901年春经孙中山介绍郑贯公离开横滨去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与黄小配等相交。 ③《小说丛话》，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初版发行，编辑者新小说社社员，印刷所新民社活版部，总发行所新小说社。 ④横滨《新小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七月十五日(1903年9月6日)第七号。 ⑤东京《豫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十一月第一号。 ⑥东京《夏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1908年9月6日)第九号。 ⑦《虞美人》，日本宫崎来城原著，泰兴吴人达译述，东台缪其瑞校印发行，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印刷出版，印刷人神田静次郎，印刷所神田活版部。 ⑧《政海波澜》，日本广陵佐佐木龙撰，支那赖子译，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印刷发行，发行者上海英租界作新社，印刷所作新社印刷局，总贩卖所作新社。 ⑨宋教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⑩此前郑、黄二人已合作创办过《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 (11)香港《少年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 (12)包括《奈何天》、《匣里霜》、《咸家铲》、《千钧一发》、《闷葫芦》、《双鸳梦》、《海底针》、《巾帼魂》、《天涯恨》、《醋海波》(又名《专制果》)、《想入非非》、《五十年世界》、《南无阿弥陀佛》、《喜怒哀乐爱恶欲》、《牛背笛》、《茅店月》、《朱臻士》、《宝罗》、《智报》、《锦囊》、《醒狮》、《竞马》、《熊蚁》。 (13)新加坡《中兴日报》，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二月二十一日(1908年3月23日)附张《非非》“斧军说部今已出版”广告。 (14)(16)《加批李觉出身传·邱菽园自序》。《加批李觉出身传》，法国嘉破虏原著，中国三水陆善祥晴岚氏译，星洲寓公邱菽园评注改订，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 (15)香港《新小说丛》第二期。 (17)黄小配小说创作的酝酿时间还可以提早，见颜廷亮、赵淑妍《黄世仲作品系年》。 (18)《瑞士建国志》，广东郑哲贯公著，广东李继耀校字，光绪壬寅香港中国华洋书局刊。 (19)再比如说王亚斧讲到他写作《天涯恨》的缘起：“荫友亚侠适自东洋归，为亚斧述之。亚斧曰：‘是不可以不记也。’作《天涯恨》。”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六月初七日(1905年7月9日)香港《唯一趣报有所谓》。 (20)黄小配《洪秀全演义·自序》。 (21)参见颜廷亮、赵淑妍《黄世仲作品系年》。 (22)王世讷《七载繁华梦序》。《七载繁华梦》，宣统三年出版，著者南海梁纪佩，总发行所锦新书局。 (23)梁纪佩《七载繁华梦·例言》。《七载繁华梦》，宣统三年出版，著者南海梁纪佩，总发行所锦新书局。 (24)像秦力山、戢翼翚、杨廷栋、雷奋、陈景韩等人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杂志，其成员全为留日归国人士，且以学法政者为主。 (25)据包天笑后来的回忆，当时《时报》诸人包括狄葆贤、陈景韩、雷奋等均为留日归国人士，他们在上海交游广泛，因此当时《时报》馆访客络绎不绝。为此狄葆贤还专门在报馆中辟出一个叫做“息楼”的地方以供众人休息闲聊。在息楼的访客中既有海归，比如留日的杨廷栋、叶浩吾，留欧美的杨荫孙、杨景森等，也有地道的本土文人，比如沈信卿、袁观澜、龚子英、史量才等。 (26)(27)上海《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五日(1906年12月30日)。 (28)不过创作毕竟不是翻译，很难做到意义的贯通，更别说去合于原著者的本意。这一次的续作，其效果远不如《飞花城主》的续译。因此一年多以后，当陈景韩抽身再来写《新西游记》的时候，他撇开包天笑等人的续作，重新续起。《时报》1907年11月8日陈景韩《新西游记·附言》：“记者曾于去年有《新西游记》之戏作，继以有事他行，因而中辍，兹特续下其续处，即在‘一个筋斗不知去向’之下，其笑、伻两君所接处，因意不一贯，故略之。” (29)从包天笑回忆录来看，他在苏州时结识的朋友之中并没有徐卓呆。 (30)(31)上海《小说时报》，宣统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五日(1911年4月23日)第九期。 (32)《伊索寓言·林纾序》。《伊索寓言》，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四版，译述者闽县林纾畏庐，侯官严培南君潜、严璩伯玉。校阅者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商务印书馆。 (33)参见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34)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第七章“曾朴、李劼人与长篇历史小说的转型”，在讲到曾朴《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之时，详细分析过法国小说尤其法国19世纪历史小说艺术形式对于他的创作的启发和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铁世界》，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上海文明书局印刷发行，原译者法国迦尔威尼，翻译者吴门天笑生。 (36)(37)上海《教育杂志》第七卷第一号。 (38)他说：“我所译的两部日文书，都是我的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摊拾来，他们回国时送我的。” (39)最新侦探小说《手足仇·译言》。《手足仇》，乙巳九月初版，原著者法国波罗弥宁，编译者皖南旌德江之泳口译，江之屏笔受。总发行所上海棋盘街新小说社，印刷所上海中新书局活版部。 (40)《双线记·陈寿彭序》。《双线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首次出版，原著人英儒厄冷，译述者逸儒口译，秀玉笔述，印刷兼发行所武林印刷所，发行所中外日报馆。 (41)汉口《扬子江小说报》，宣统朝元年己酉七月初一日(1909年8月16日)第四期。 (42)《昙花梦·译语》。《昙花梦》，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第三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版，译述者中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发行中国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