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核心货币区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核论文,视角论文,看人论文,货币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和欧元频频出现的危机已经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风雨飘摇。Eichengreen（2011）提出多元化国际货币时期已经到来①。世界银行（2011）则进一步提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新局势②。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高度肯定说明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进行推广不仅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优路径。但是在该过程中，如果不能客观准确地评析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情况，就不能适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人民币就会如当年的日元那样陷入市场波动带来的各种陷阱，从而错失海外扩展的良机。 蒙代尔（2011）认为：“应将人民币纳入SDR的篮子货币中，并且和日元、英镑享有同等份额”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下一步要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并进而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由此可见，加快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被明确纳入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在这个进程中，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接受程度也必然会得到快速提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此次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使亚洲国家被动地置身于变幻无常的国际货币环境之中，如何团结起来更主动、有效地抵御外部冲击已经是很多亚洲国家目前最关注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将是“周边化”到“区域化”再到“国际化”的过程，东盟国家是人民币走出国门的第一站，因此，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实际影响力如何，尤其对于这一传统美元货币区而言，人民币能否成为本地区的核心货币或之一，是当前需要从技术层面予以论证的重大课题。而人民币作为一种新型国际货币，其逐步成为某一货币区核心货币的过程，将对既有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带来新的内涵和突破。 二、文献综述及“多核心货币区”理论的提出 从理论层面看，“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OCA）是货币合作理论的指导思想，该理论是对货币一体化认识过程和实践发展进程的反映与总结，主要研究具有什么样特征的国家相互之间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货币区。本文试图在OCA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多核心货币区”理论，OCA理论强调的是区域国家之间某种形式主观上的长期货币合作，但是对于某些区域来说，虽然区域内各国之间没有形成类似欧元这样一种契约式的货币合作，但是客观上影响区域内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核心货币组合却常显示出同一的趋势，而且该货币组合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量。本文定义这种客观上存在决定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核心货币组合趋同的国家组成的区域称为“多核心货币区”，而处于该核心货币组合中的货币称为“区域核心货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地区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元区；而伴随着危机的爆发和日元的崛起，该区域事实上形成了美元和日元共同主导的两极核心货币区。2005年后中国汇率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且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东盟地区又由两级核心货币区转为三极核心货币区，即美元、日元和人民币共同作用影响区域内各国货币汇率的内在价值。然而，这种核心货币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日本经济的低迷对日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东盟地区将会回归到美元和人民币两极核心货币共存的发展状态。美元的主导地位虽然短期内不会受到威胁，但是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和中国作为区域经济稳定器的职能进一步显现，东盟主导货币组合也将会进一步调整，人民币终将替代美元成为东盟地区“高度核心货币”，甚至出现人民币“单极核心货币”的局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人民币应该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货币。孙立和崔蕊（2008）认为未来东亚货币合作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人民币逐渐替代它国货币成为东亚的主要流通货币，即东亚人民币化。Shirono（2009）认为日本将丧失其在构建东亚货币联盟中的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很可能因为中国的崛起而继续下去。他还发现无论是从双边还是从多边的角度看，与中国结成货币联盟都比与日本结成货币联盟的收益更大。陈雨露（2013）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走”路径，其中第二步就是使人民币成为整个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国际货币。吴秋实等（2013）通过隐含货币篮子模型验证了人民币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隐形货币锚。Eichengreen and Kawai（2014）提出随着中国在亚洲经济地位的加强和美元份额的下降，人民币将和美元共同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亚洲货币体系也会随之而改变。 过往文献对各核心货币区域内主导程度的研究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较少。基于此，本文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首先，本文通过对马克区的分析提出了“多核心货币区”和“区域核心货币”的概念，突破了区域主导货币唯一性的传统理念；其次，本文采用了大量数据在“多核心货币区”的研究框架下分析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发展程度。在分析过程中，本文使用一阶差分矩估计方法（DGMM）和系统矩估计方法（SGMM）解决核心货币权重决定因素的动态特性给传统计量方法带来的种种干扰。本文的整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实证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选择；第四部分详解本文的数据选取及变量选择；第五部分给出实证结果分析；最后结合本文的实证计量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 （一）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 本文试图论证马克货币区和东盟货币区具有相对稳定的多核心货币，均属于“多核心货币区”。为了量化马克区国家和东盟主要国家的汇率内在形成机制，本文采用了Frankel and Wei（2007）、Frankel（2009）、Ma and McCauley（2010）以及Fang et al.（2012）在估计各主要货币在决定人民币汇率内在价值权重时所采用的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设定基准货币为SDR（特别提款权），并且主要测算决定目标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当中的五种主要货币。本文的估计模型为：
根据本文的数据选择，对于马克区国家的货币来说，
分别代表马克、英镑、美元、法郎以及日元；而对于东盟国家，本文假定
分别表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以及人民币。采用目标货币对SDR的汇率值在t期与t-1期的对数差分作为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为了消除目标货币汇率时间序列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汇率的内在决定机制存在时变性的特点。为了反映出时变性特征，Frankel and Wei（2007）将整体样本以四年为一个时间段划分为等时段的N个子样本，然后分别进行模型（2）的回归，从而得到相应的N个不同时间段的估计值。为了更加准确和系统地反映权重系数的时变性结构，本文在模型估算中，均采用一年为一个子样本，利用各货币汇率的日数据得到核心货币组合中主要货币每年对目标货币i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权重。模型（2）中Δ为差分算子，
表示目标货币i第n年第t天对SDR的汇率值，相应
代表影响目标货币i汇率内在价值的第j种货币第n年的影响权重。 （二）动态面板模型 本文试图找到成为“区域核心货币”的决定因素。本文进一步以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求出的各年系数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估计决定东盟国家主要货币对目标货币汇率内在价值影响权重的核心因素。面板数据模型最常用的估计方法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当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时，这两种模型都不能保证得出无偏的参数估计，此时，工具变量法是更为合适的估计方法。本文中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货币惯性，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 Arellano and Bond（1991）提出采用DGMM来解决内生性问题。DGMM方法可以通过差分来控制未观察到的时间和个体效应，同时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此外，由于GMM估计放松了对模型经典假设的严格限制，使得误差项的异方差问题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不利影响。DGMM的基本思想是： 首先假定，k代表解释变量个数；l代表横截面，在本文中，横截面分别代表马克区9个国家和东盟6个国家；n表示时间。 则本文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如下：
但是Blundell and Bond（1998）发现DGMM可能存在自变量滞后项和自变量差分滞后项的相关性不高从而导致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为了克服该问题，Blundell and Bond（1998）提出了另一种更有效的估计方法SGMM。SGMM是将水平回归方程（3）和差分回归方程（4）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在这种估计方法中，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差分滞后项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具体到本文中，则是通过利用内生变量β的滞后水平
作为一阶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差分滞后项Δ
来充当水平回归方程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从而弥补DGMM的不足，解决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本文马克区和东盟主要国家目标货币汇率内在价值影响因素模型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参数需要估计，为保证GMM估计量可识别，工具变量个数不得少于被估计参数个数，我们将选择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足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四、数据选取和变量选择 （一）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根据Kato and Uctum（2008）对世界主要货币区的划分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对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进行估算时，本文选取了马克区中的十二个国家以及东盟地区的八个国家发行的货币作为模型估计中的目标货币④。我们选取SDR作为基准货币；此外，由于欧元于1999年1月1日取代马克进入市场流通，故对于马克区国家我们主要选取了1973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各目标货币对SDR的日数据。对于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和泰国，本文的数据选取区间为198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各目标货币对SDR的日数据；其他六国的数据选取则是从199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汇率日数据。由于我们将对每年的日数据分别建模分析，故最终通过模型估算马克区各目标货币发行国会得到26年核心货币组合的权重变化，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和泰国外则会得到21年核心货币组合的权重值（泰国和新加坡核心货币组合的权重估算值为31年）。所有汇率数据均来源于Bloomberg数据库。在具体模型估计中，本文将针对每个国家每年的数据分别建模分析。 （二）动态面板模型 本文动态面板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估计出的影响各目标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主要货币权重每年的回归值。综合考虑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以及本文所选各宏观经济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马克区动态面板模型最终选取的数据为丹麦、芬兰、法国、希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以及英国九个国家1990年至1998年9年的年度数据。东盟国家动态面板模型最终选取的数据则为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泰国以及越南六个国家1994年至2011年18年的年度数据。本文两个实证模型估计中所用软件均为Stata11.2。 Meissner and Oomes（2008）提出应将经济增长的背离程度、目标国对外债务中主要货币的占比、贸易开放程度以及目标国的经济规模和总人口纳入到锚货币决定因素的研究框架中。其中经济增长的背离程度源自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同其所选择的锚货币发行国之间的经济增长趋势具有较大的不对称性，则钉住该锚货币会给这个国家带来较大的成本。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某种外币在目标国外债结构中所占比重越高，其采用该货币作为锚货币的可能性就越大。Kato and Uctum（2008）以及Chinn and Frankel（2008）的研究则提出经济规模、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相似度、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程度及发行国的政治风险都是影响货币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Bobba et al.（2007）的研究则将目标货币发行国与锚货币发行国的利率之差纳入到货币选择的实证模型中。依据过往研究以及本文的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最终将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的自变量分为五类：宏观基本面、贸易、金融、政治以及货币惯性，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多核心货币区理论的提出 表2中给出了由式（2）所示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分别对马克区国家核心货币组合权重变化的估计结果。除去个别国家个别年度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共构建了280个欧元区国家的计量模型，且这些模型的F值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回归方程均整体显著，模型构建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且从以下两个表格可以看出，本文实证模型得到的
显示在绝大多数模型中，本文构建的模型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决定目标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的结构变动。模型估算结果中，大部分为负的系数统计上并不显著，但仍有少部分显著的负值存在，本文通过整理联合国的相关贸易数据发现，系数出现负值的年份，目标国与系数为负的货币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普遍出现了大幅下降，或者负增长。经贸往来的负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核心货币组合中个别货币对目标国货币内在价值的影响程度。 表2的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多核心货币区”的存在及其动态特征，结果显示从七十年代初期到1998年，马克区一直是一个多核心货币区，决定马克区国家汇率内在价值的核心货币一直以马克、法国法郎和美元三种货币为主，然而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这三种货币的相对地位却在发生着显著变化。七十年代初期，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影响，美元是决定马克区国家汇率内在价值的主导核心货币。七十年代后期，西德货币稳定优先的偏紧货币政策优势开始显现，各部门之间的内部关系协调稳定，辅之以第三帝国时期的巨大工业潜力，西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危机的频繁发生，使得马克逐渐取代美元成为影响马克区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主导货币。根据本文的测算数据，这期间马克在决定马克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所占的权重年均超过50%。1979年到1989年期间，由于不断有新的成员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所占权重由33%下调至30.1%；但是根据本文的模型测算，马克在这期间对马克区其他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权重平均超过40%，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由以下两个影响因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几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带来经济实力对比逐渐失衡，德国的经济领袖地位日益凸显；德国央行在控制通胀上的成功为其货币政策树立了信誉，并且促使马克在事实上成为欧洲货币体系机制的其他货币的名义锚货币。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德国国内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得资本与技术加速外流，造成了经济空壳化。德国国内的经济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再加上两德统一后东部对西部经济的拖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德国经济陷入衰退（池正杰，1999），这直接影响了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欧共体国家货币逐渐开始从主权货币过渡到区域统一货币，马克在各国核心货币组合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欧元正式流通前期马克在决定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中的权重已经不足10%。
基于以上对马克区的分析，本文对多核心货币区中的核心货币定义如下： 1.非核心货币： 0%≤在决定货币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5%； 2.低度核心货币： 5%≤在决定货币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20%； 3.中度核心货币： 20%≤在决定货币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50%； 4.高度核心货币： 50%≤在决定货币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100%； 根据对马克区的分析和对核心货币的定义，本文进一步对东盟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内在价值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
东盟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内在价值变化也显示出了类似的趋势，2000年之前，东盟地区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元区，美元是区域的唯一核心货币，各国货币普遍钉住美元。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东亚国家普遍意识到为了有效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蔓延，就必须要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各国对区域内货币合作的期望和呼声都日益增强。表3中列出的东盟八国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核心货币组合结构变化的数据充分展示了这一时代特征。本文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东盟国家的核心主导货币由单一美元转变为美元、人民币、日元共同作用；而2006年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强势推行，东盟国家的核心货币结构再次发生变化，人民币逐渐取代日元成为东盟地区仅次于美元的核心主导货币。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的数据均显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元在决定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一直居高不下，平均超过90%，而2005年过后美元所占权重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币的权重在加速上升。新加坡是东盟地区的金融中心，2012年美元在决定新加坡元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已经下降至30.8%，而人民币的权重却达到34.9%，成为影响新加坡货币汇率的中度核心货币。美国对菲律宾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都非常深远，1997年之前菲律宾比索的内在价值基本上完全由美元决定，1997年之后比索的内在价值逐渐与美元脱钩，2012年美元的权重已经下降至29.3%；伴随着中国同菲律宾之间经济金融的合作日益紧密，人民币对比索内在价值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2012年，人民币的权重已经达到44.5%，远远超过了美元，成为影响菲律宾比索内在价值的中度核心货币，同时菲律宾比索也成为东盟国家中受人民币影响程度最大的货币。 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得到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九十年代马克对马克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1996年，马克在决定马克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平均权重为14.1%，仅是低度核心货币；而2012年，人民币在决定东盟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平均权重已经达到34%，成为整个东盟地区的中度核心货币。这说明无论主观上市场是否承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客观上人民币对东盟各国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马克对马克区国家货币的影响，而且人民币已经超过日元，成为东盟地区仅次于美元的核心货币。 （二）区域核心货币权重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式（3）和式（4）分别构建了马克区和东盟国家两个核心货币权重决定因素的动态面板模型。表4和表5中给出了本文动态面板模型的DGMM和SGMM估计结果。Arellano-Bond动态面板回归结果给出
和Sargan检验的统计结果，它们分别对系数的显著性和过度识别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表中Sargan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即每个模型的工具变量选择是整体有效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之间不相关；系数联合检验
的P值均接近0，则说明拒绝模型系数都为零的原假设，证明模型整体都非常显著；说明本文设定的DGMM和SGMM模型估计效果良好，统计角度看是较为理想的估计模型。DGMM和SGMM估计出的系数符号基本一致，但蒙特卡罗模拟实验表明在使用SGMM进行估计时，有限样本偏误显著降低，准确性得到提高（Blundell and Bond，1998）。本文的实证结果也表明，SGMM模型各系数的显著性更强，更接近理论预期假设，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
根据以上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宏观经济层面。SGMM的统计结果显示本文选择的宏观经济指标对马克权重的影响均非常显著，而对美元在东盟国家权重产生显著影响的指标仅有经济总量和总人口规模。这一方面说明马克区国家经济整合程度要高于东盟，与德国经济增长情况背离程度越大的国家，马克对其货币的影响程度就会越小；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证明德国货币当局一直采取的以物价稳定为货币政策核心目标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和巩固了马克在欧洲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外，两个区域的统计数据均显示目标国家的经济总量和总人口规模都会对马克或美元在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产生显著影响，两个区域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由于其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依赖性相对较小，马克或美元对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程度就会越小，而人口越多的国家则恰恰相反，马克或美元对其货币价值的影响程度会越大。 贸易层面。本文模型估计的贸易层面指标对区域核心货币权重的影响程度和我们之前的预期相吻合，即贸易开放程度和对核心货币发行国的依存程度会显著影响核心货币的主导地位。Kraft（1999）、Worrell et al.（2000）、Fasano and Schaechter（2003）、Yehoue（2006）分别对爱沙尼亚、东加勒比海地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锚货币选择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均发现贸易因素是影响其锚货币选择的最主要因素。东加勒比海地区七十年代逐渐由钉住英镑改为钉住美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伴随着他们同美国之间贸易额的逐渐上升，他们同英国之间的贸易紧密程度下降。这一点对于中国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自从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规模增长迅速，2013年前三个季度双方之间的贸易额达到32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1.5%（11）；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为东盟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在东盟地区的贸易地位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由本文的实证结果可知随着东盟国家对中国贸易依存程度的不断上升，人民币成为东盟地区的一种主要核心货币将会是区域内各国的内生性需求。 金融层面。金融层面的指标则显示，德国对其他马克区国家的直接投资并不会显著影响马克的主导地位，但是两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的相似程度却会在1%的水平下对马克的主导地位产生显著影响。而本文对美元在东盟国家的研究结果却与Meissner and Oomes（2008）不符，东盟国家对外债务中美元的比重并不会显著影响美元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引起这样结果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东盟国家分析的选择区间为1994年至2011年，即没有选择太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数据，而危机过后，大部分东盟国家对美元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下降，故本文的样本选择可能会造成统计结果不够全面。此外，资本市场规模在两个区域的面板模型中均不会对目标货币的核心地位产生显著影响，这对人民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低迷的资本市场并不会显著影响人民币成为区域核心货币的进程。 政治层面。本文采用了军事支出指标来替代检验政治因素对核心货币权重的影响，对两个区域的统计检验均显示该指标不会显著影响核心货币的区域主导地位，这一方面说明该指标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显示核心货币的主要影响因素仍然集中在经济层面。 货币惯性。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在两个模型中都显著通过z检验，这表明从动态的角度看，惯性对核心货币的区域主导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Bergsten（2005）和Krugman（1984）都曾经用国际货币的惯性解释美元与英镑之间国际货币地位的转换，但是现阶段国际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货币转换成本，惯性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有限，故不能过分夸大惯性的影响作用。 总体来说，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东盟地区国家间的经济整合程度远低于欧洲国家，故影响核心货币区域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还是集中在目标国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其对核心货币发行国的贸易依存程度；此外，美元惯性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的发展。 六、结论与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定义了“多核心货币区”和“区域核心货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对美元和马克在马克区、美元以及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发展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比对，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单一货币区”其实并非由单一货币所主导，而是由“多核心货币”共同主导，且依据多核心货币在核心货币组合中的占比可以大体划分出相应的低度、中度、高度等主导程度。“区域核心货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目标货币国与核心货币国（以及核心货币国之间）相互影响力的转化而渐进式发生调整，且市场允许多种核心货币在区域中共存、平行发展。各个阶段的核心货币选择都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目前东盟逐渐由美元、日元、人民币共存的三极核心货币区转变为美元和人民币共同作用影响的两极核心货币区。本文的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估计结果验证了“多核心货币区”的存在及其动态特征。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紧密和中国作为区域经济稳定器的职能进一步显现，人民币终将发展成为东盟地区的高度核心货币，甚至单极核心货币。 其次，东盟主要国家的数据均显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元在决定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核心货币组合中的权重一直居高不下；而2005年过后美元所占权重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币的权重却在加速上升。人民币目前对东盟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了九十年代马克对马克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内在价值的影响。这说明无论市场主观上是否承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客观上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显著体现，而且人民币已经超过日元，成为东盟地区仅次于美元的中度核心货币。东盟地区已经成为美元和人民币共同主导的“多核心货币区”。 最后，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背离程度、通货膨胀相似度和核心货币对外价值稳定度这三个宏观经济层面的指标仅会显著影响马克在马克区的核心主导地位；由于东盟地区国家间的经济整合程度远低于欧洲国家，影响核心货币区域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还是集中在目标国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其对核心货币发行国的贸易依存程度；此外，美元惯性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的发展。对于两个区域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结果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军事地位不会显著影响核心货币的区域主导地位。 贸易市场是人民币在东盟多核心货币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的重要突破口，故只有不断提高自身在制造品生产领域的竞争优势，人民币才能在国际化进程中取得成功。我国必须要对贸易结构进行不断升级，增加国内出口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进而提升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同时，我们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充满自信，人民币已经成为东盟地区事实上的核心货币，政府应加快构建东盟地区人民币计价、交易、储备的货币制度基础，引领市场从美元计价结算模式向人民币计价结算模式的转变，进而巩固和提升人民币成为东盟地区核心主导货币的进程，为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向纵深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做出积极的贡献。 ①Eichengreen,B.,2011,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World Bank,2011,Multipolarity:The New Global Economy,Washington,DC. ③2011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1秋——欧债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④汇率内在形成机制决定模型中，马克区选择的十二个国家分别为：丹麦、芬兰、法国、希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比利时、挪威、爱尔兰。东盟地区选择的八个国家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本文没有将马来西亚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此外，由于文莱采取的是货币局制度，所以也不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内。 ⑤这里的GDP年增长率是基于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得出的。本文借鉴了Meissner and Oomes（2008）中对经济增长的背离程度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 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⑦⑧该指标仅用于欧元区国家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 ⑨实际利率是指按GDP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胀调整贷款利率。 ⑩该指标仅用于东盟国家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 （11）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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