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张家山汉初出土构图研究_江陵论文

江陵张家山出土汉初历谱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陵论文,张家山论文,汉初历谱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目前通行之秦汉朔闰表

19世纪以来,学界多将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或董作宾的《中国年历简谱》等历谱奉为圭臬,虽然其中所记东汉后期迄今的朔闰,一般说来相当可靠,但仍偶见有与当时实际行用相异的情形,如在唐代采行麟德历的63年间,经比对分析墓志铭等金石资料上的纪日叙述,可发现目前坊间各历谱竟然有约50个月的朔日干支可能有误(注:黄一农:《中国史历表朔闰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汉学研究》第10卷第2期第305~332页,1992年。)。

至于秦汉时期的朔闰,历代颇不乏学者依据唐《开元占经》中所记载之古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推步,但却尚无一能与正史或简牍上零星的纪日资料完全密合,故所谓的古六历,很可能仅呈现早期历法工作者较通行的几种推步派别,至于实际行用之历,若其骨架确实衍生自古六历,必然曾做了一些修正。为避免混淆,下文若提及《开元占经》所记古六历中的各历,即在其前冠一“古”字以资辨别。

199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1 件汉武帝元光元年的历日,不仅有该年完整的月朔资料,且记载冬至、立春、夏至和立秋等节气日期。由于有关西汉的实际纪日资料不多,该历日的出现对了解西汉前期的历法意义重大。根据陈久金和陈美东的考证,若用古六历中的殷历或颛顼历推算,将与此历日的部分月朔或节气干支有差,但如将古颛顼历加上所谓的“借半日法”来推步,所求得的气朔则可完全吻合,且他们亦指出史书中已有秦汉之际出现借半日之进朔法的蛛丝马迹(注:所谓借半日之进朔法,即是将所推得的合朔时刻后挪1/2日之术。参见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再探颛顼历问题》,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但在另一方面,张培瑜则另辟蹊径,不考虑引用进朔法解决问题,而是回推得一历元(秦始皇三十年五月戊午朔旦芒种),再套进古六历通用之岁实(365又1/4日,即今所称回归年)和朔策(29又499/ 940日,即今朔望月),亦可得到与元光元年历日完全相合之气朔(注:张培瑜:《汉初历法讨论》,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82~94页,科学出版社,1978年。)。

目前学界在处理秦汉时期的朔闰时,即主要参考的是张培瑜或陈久金和陈美东之说,而张氏因出版有《中国先秦史历表》与《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两书(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其说尤其通行。但此二说仍未臻理想,如其与周家台30号墓所出土的两秦简历谱均有多处不合(注:黄一农:《秦汉之际(前220~前202年)朔闰考》,《文物》2001年第5期第59~64页。), 且二说在汉代太初改历之前的102年期间,共有21个月的朔日干支相差一日。亦即, 汉学或考古学界仍迫切需要一个较切合实际情形的秦汉历谱。

二、张家山247号墓中的汉初十七年历谱

在先前已发表之纪日简牍仍不足以细究秦汉时期历术的情形下,江陵张家山247 号墓所出土的汉初十七年历谱(注: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文物出版社,2001年。),就变成研究当时历法的关键材料。此谱起自汉高祖五年至高后二年,但其中高祖五年仅存四月至九月,七年则仅可勉强辨读出十月壬子朔、十一月壬午朔和十二月辛亥朔,惠帝元年存八月癸酉朔、九月壬寅朔和后九月壬申朔。

经比对先前各历家所推之朔闰,发现并无任何一家全合(附表一),如在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中,共有三个月朔(高祖九年七月、十年正月和惠帝四年八月)的干支均先历简一天,而陈久金和陈美东所推步之朔闰,亦有五个月(高祖九年七月、十年正月和惠帝二年十二月、四年八月以及高后元年七月)的朔日干支较历简早一天,至于古殷历或古颛顼历与张家山历谱不符之处更比比皆是。

说明:月朔下括号内数字为推步所得之朔余。

由于先前历家所流传之古六历或其变体,均采用平朔的四分历法,彼此之间仅选取的历元不同,至于岁实和朔策等基本常数则完全相同。此故,以不同历术所推得的每月朔余,其差数应保持固定,如根据《开元占经》所提供之历元数据,周历所推合朔时刻必先殷历705/940日,鲁历后殷历51/940日,颛顼历先殷历304/940日,黄帝历先殷历756/940日,夏历后殷历75/940日。

因张培瑜之说所选取的历元无法与张家山历谱密合,而以《开元占经》中之古六历所推得的月朔又均先于张家山历谱,故我们或有必要引入某种形式的进朔法。此法将令朔日较有机会见到新月,或便于诸侯王在朔日晚上进行宗教祭祀的活动(注:此一使用进朔法的意义为邓平所提,其说见于《汉书·律历志上》。)。

至于具体的进朔方式,或有下列几种较合理的选择:1.清儒姚文田(公元1758~1827年)曾提出借441/940日的进朔法,因他希望将历元的第一个月定为大月,且第二个月恰无小余。2.陈久金和陈美东主张借半日(=470/940)法。3.唐朝李淳风曾使用借1/4日法(当时乃用定朔推历),以避免晦日仍见残月(注:同①。)。4.笔者建议考虑借499/940日的进朔法(注:陈久金和陈美东在《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再探颛顼历问题》一文中,误以清儒顾观光(公元1799~1862年)曾提出借499/940日的进朔法,其理由乃因顾氏有云:“颛顼、夏术,为人正朔也,小余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然而,此句其实只是说明:若所推得月朔之小余大于(含)441,则该月必为大月。)。其中最后一种方法应颇实用,因包含颛顼历在内的古六历,每个月朔的小余总比其前一个月的小余大499,故若采用借499/940日的进朔法,历家在推步时就可省下一个加算的步骤。换句话说,他们只要先照原历术依序求出各合朔之大、小余,而在胪列各月之实际朔日干支时,若其所对应之小余大于(含)441,则将原推之干支后挪一日(即将大余加一),至于该月朔之小余,则可直接借用原先所推下一月之小余。

经笔者以古颛顼历为参考之基准,逐月步算后,发现所得出之合朔时刻必须推迟490/940至500/940日,始可与张家山247 号墓所出土历谱之各朔日干支完全符合(仅高祖九年七月例外,其讨论见后)。若太过,则高祖六年正月就会成为丁亥朔,较简文晚一天;若不足,则惠帝四年八月就会成为乙酉朔,较简文早一天。故笔者倾向当时最可能采取将小余加499的进朔法。

依据前述以古颛顼历加进朔法(借499/940日)之推步,我们可以得到与张家山历谱几乎完全相符的结果,其中只有高祖九年七月的朔日干支较简文先一日。而经细究当时所通行各历术的特性,知此一例或可归为抄写的错误。

因在平朔法的限制下(注:唐代傅仁均在武德二年造戊寅元历时,才首度采用定朔法来编排历日。虽然刘洪在东汉末年所编制的乾象历中,已用月行有迟疾的概念来修正由平均朔望月值所推得的合朔时刻,但刘洪仅将此一“定朔法”用于日、月蚀的推算,他在安排历日时,仍是采用传统的平朔法。),当时的历谱通常均是由小月29日与大月30日相间分布,但每隔15或17个月,则会出现一次连大的情形。然而,在张家山247号墓的历谱中,高祖八年九月和后九月为连大月, 而九年五月和六月却又再出现连大,两者相隔仅9个月, 此对古六历或其变体而言均不可能(注:因高祖八年九月和后九月均为大月,亦即,其小余应大于(含)441,由于每月小余均进499,分母为940, 知九月朔之小余只可能介于882~939之间,下推九个月,得九年五月朔之小余应在673~730间,而六月丁卯朔之小余应在232~289间,也就是说,六月必为小月,而七月应为丙申朔,不可能是丁酉朔。)。

再者,如高祖九年七月丁酉朔确为用平朔法所推得的结果,则由此术所步算的其他月朔将与汉简中所记屡见不合,如高祖八年五月、七月、九月以及九年九月、十年十一月等月的朔日干支均将较实际行用者后一天。因知张家山历谱中的高祖九年七月朔日干支或为抄写讹误,类似的情形亦曾见于周家台30号墓所出土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注:彭锦华:《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文物》1999年第6期第63~69页。)。

三、结语

综前所论,如张家山247号墓所出土的汉初十七年历谱, 均使用同一术法推步(附表二),而此术乃衍生自古六历,则当时应最可能行用借499/940日进朔法的古颛顼历,此或即张苍在高祖称帝之初“绪正律历”的结果(注:《史记·张丞相列传》卷九十六。)。至于其他五历,均无法经由任何合理的进朔法而与历谱上的朔闰完全符合。

说明:朔日干支加方括号者,为用古颛顼历借499/940日后所推得的结果,下方数字是以此术所求得之朔余,至于其余月朔,则均为张家山247号墓历谱上所记实际行用者。

目前已公开的太初改历以前的重要历谱共有以下几种:周家台30号墓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及秦二世元年历谱、张家山247 号墓的汉初十七年历谱以及银雀山2号墓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然而, 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单一的推步之术(使用平朔之四分历法)能够符合所有的朔闰或节气。事实上,很巧合的是这四种历谱均应各自使用不同的方法推算。笔者将另撰文详论秦汉各不同时期用历的变迁情形。

附记:本文获荆州地区博物馆彭浩先生之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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