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人才状况：中国当务之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务之急论文,中国论文,状况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人们大概不能否定，当年邓小平恢复高等教育、加强科技投入等举动以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那时不进行教育和科技改革，中国也可以在小农经济和低技术领域发展。但是，中国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跟不上国际社会的发展。没有中国教育和科技的人才培养，中国现在不能进入信息时代。同样，中国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必须在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上下功夫。
人才素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人才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国际上，人才竞争是经济竞争的先导。要使中国发展更上一层楼，必须人才先上一层楼。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加强对人才的支持，不是对人才的恩赐，而是国家发展走向更高层次的关键步。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在过去二十多年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科技和教育人才普遍进入了国际市场的情况下，中国没有能够拿出一套有力的对策，使中国的科技教育界失去了相当数量的人才；中国对同时代中有能力的回国人才的支持不足，致使中国面临最严重的人才短缺。
要从根本改变这种现状，减少中国科技教育界两代人才的损失，需要在经费上投入四倍于现在“知识创新计划”的强度，在体制上，由专家组成核心，用行之有效的办法，高效率地吸引人才，使已在中国的有能力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从而让他们发挥作用。
科技教育界的振兴是国家各方面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和环节。科技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不仅是国家长期发展的保证，也会带来国家精神面貌的改善，是国家稳定所需。
中国是否需要改善科技教育人才的状况
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一个共同点：中国最好的人才都在中国国内。包括本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各期留学生和不能留学的毕业生，多数最好的都在中国。而中国近二十年是发展是快的时期之一，却因为国际和中国人才市场的流通和两个市场的差别，使大量在中国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才流入国际市场。自1977年到1987年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技术或工程学科和有国际价值的社会科学领域，其中继续在科学技术和教育界就业的人中，优秀的人才大多数都流到了海外。从1987年到现在，趋势也是一样。出国留学是多数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志愿，而大学毕业后五到十年内，不仅中国较好的大学多数毕业生都能出国，而且一般大学毕业生也有相当比例能出国。回中国的占少数已经是事实。现在，中国多数科技和教育机构，特别是希望能跟上或赶上国际水平的机构，严重短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中国近期开始的最强的措施中，包括大众比较知道的教育系统的“长江计划”，在人才招聘上都难以顺利进行。长江计划一个职位常常只有几个人（很少超过十个人应聘）申请的情况，有些甚至没有任何有基本资格的申请人。这与一般美国大学一个职位有几百个人应聘的情况相差较大。这也说明长江计划对大量的海外学者吸引力有限。
在中国科技教育的人才，多数也不安定。留在海外的人在事业上多数认为能发挥作用，而同样一批回国或在国内的人中，多数认为在事业上阻力较大。也就是说，已在中国的科技教育人才也没有心情舒畅地工作，而他们的境况，又进一步反馈到下一代和在海外的人中，使中国人才市场长期难以进入顺境。中国已有的优秀人才，又很难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在中国科技教育人才较容易进入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受过中国教育的人才，本身可以在国际上得到事业的肯定和生活的舒适，多数不是一定要回国工作。但是中国如果不能吸引一部分的话，实际上是使中国教育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世界提供了人才。这当然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但是，在中国还需要人才的情况下，能多吸引一些到中国工作，也是国家对教育的投资。
有一种意见虽然认为中国人才短缺，但对其紧迫性认识不足。
综观中国和国际科技教育界情况，不难意识到，中国科技教育人才短缺是很紧迫的问题。在中国很少吸引到好的科技教育人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改变，实际上将有较多的不称职的人充斥中国工作的市场造成工作市场的饱和，这个现象一经形成，一批年轻但水平低的人在这个市场就有很长时间造成负反应，要么他们阻止新的有能力的人进入、要第水平更高的人不愿进入，这样会给今后几十年的国家发展留下长期的隐患。
这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法，世界上实际已经发生过同样的事了。台湾、香港等地在经济状况已经大大好转，科技教育人员待遇很好；但是，它们的科技教育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日本，一个原因就是当年用了一批素质差的人，以后，好的人才在有条件后也进不去、或不愿进去。这也就是台湾、香港地区在发展上长期依赖于其它国家的原因。
在中国，这种情况在有些机构也开始出现或可能出现。主要还不是饱和的问题，而是用人不当后造成人才来源减少。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会在数十年后还遗留有长期效应。虽然台湾、香港等小地区可以永远采取步入后尘型发展，但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这样走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中国是否有改善人才状况的办法
近两代留学人员中，回国的比例实际很小。而回国原因不一，仅仅用简单的爱国主义或亲情感召已经证明对多数人是无效的。实际上，多数人的亲友在私下里都反对他们回国。已经在国内的人才对现状不满的也占多数。这些事实说明要在方法上有较大的改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才状况，才能建立起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
通过观察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教育投入和科技教育招聘制度、运行方式，并参加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科学基金评审后对中美科学水平有较广泛的比较，以及观察过中国近年科技教育改革的步伐，而且一定程度参与了科技改革的一些具体步骤后，我认为需要并且可能提出中国经济可以支持的有效的方法，在改善人才状况上迈一大步。这里简述一个方案。
经费上，国家要吸引人才和根本改善已有人才工作效率，需要每年投入相当于现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四倍的资金，用于科研机构，另外，对科技主力聘用时，以较好的住房补贴。制度上，管理明确分层，各层都以相应的专家为核心进行管理，排除低级行政人员对有眼光的高级领导的阻碍和对专家的牵制。
经费上的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应用的情况，比较美国的情况而得出。这个经费，按“知识创新工程”同类规模的科研课题组的人数算，其平均支持强度将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水平。这样，中国的总的研究队伍仍然不大，这是考虑到了中国发展现状。但可以把每个研究组的资金强度提高到有竞争力的程度。中国的研究人员在工资上低些，但在实验设备和试剂上都比美国的要贵。目前，除了少数实验室外，多数中国实验室经费缺乏，不能形成有效研究计划。科技教育界人士常常为经费而疲于奔波于低层行政人员或“实权”人士之间，不仅不利于科技教育，也养成不良社会风尚，好像中国科技教育的第一线人们是要得到恩赐才能活，而不是国家需要第一线人们的工作。所以，科技教育界的国家投入要到一定强度后，才能有一支有精力的队伍，真正振作起来，为科教兴国出力。
这个数字虽然是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情况算出来的，实际对各大学也接近。对于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来说，应该把所有面上基金（目前10万到20万元）提高到现在重点基金的水平（约百万元计），而其它基金也相应提高。现在的10万元到20万元，用于3年研究， 不能建立或支持有竞争能力的实验室。中国现在的资助情况，效果等于是让一些人不要完全认为自己与科研隔绝了，以便为将来什么时候要真的从事科学研究留一个余地。而多数学生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现实，而另作打算。
因为美国就业市场给中国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住房的优越，中国虽然难以对等，但仍然必需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给课题负责人一级的科研人员以较优厚的住房补贴，而工资可仍维持在10万至20万元之间，是一个可能的办法。这个优厚，当然是以中国科技教育界的现状来说。中国有些人也已经有这样的条件。住房的拥有权在服务20年后转归个人，这样保证了人员的安定和勤奋，又兼顾了国家和个人利益。另外在汽车购买上，应该以国际通行价格让他们有车。其他科研人员的费用，国家不另拨款，都由科研经费开销，这样实验室学生和其他人员工资水平大概保持在两万元到十万元间，与外资企业比就有一定的竞争力。保证科技教育界人才一定生活质量后，才能在中国形成一个稳定的知识阶层。
在管理体制上，每层职责要分明。国家领导层确定大的方针，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方针统一拨款，之后不再具体审批、裁决具体项目。经费使用权直接交给聘任人、用人的机构。聘任人、用人机构要责任和权利相配合，才能有效地吸引人才。聘任人的过程中，如果还在一步一步地审批，人才早就被国外机构抢去了。
在管理上，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低级行政人员越权严重。中国目前低级行政人员的效果常常成了各个层面要做事人的关卡。科技教育体系的低级行政人员常常，虽然不是所有人，把国家的权利和经费变成他们个人的权利甚至经济利益。他们甚至可以在领导审批后，有否定和更改领导和专家委员会决定的权利。现在的体制里，低级行政人员存在于国家机构的各个层次，他们为国家的具体代表，实际却是在要把这些人员的职责明确在辅助专家、协调工作上，而不得参与任何决策或以拖延工作来为自己制造权利，他们的工作也要聘任制，不称职的要免掉。
改善人才状况是否只是国家长期利益所需
可能有人认为，改善中国科技教育界状况是国家长期利益所需，但是近期对国家状况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仔细思考和观察就会发现，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们回顾邓小平当年改革科技教育就知道，他开始的措施，在20年之内一步一步显出效果来。如果中国现在把对科技和教育的国家支持加大到足够，除了有一般公认的长期效果以外，还有一些别的方式无法达到的现实效果。
一是振奋人心，带动国家风气的转变。一般要问有经历的中国人，现在是否比50年代至70年代时期什么时候好，多数人都会说现在好。但是，事实上多数人对现实有较多不满。形成一种奇景：当年个人利益被无端剥夺时，很多人工作干得没有怨言；现在有相当改善了的国家和个人利益兼顾时，人们反而一边工作一边年骚满腹。毋庸置疑，科技教育界在这个转变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社会主力，是为人们所尊重、生活也是较优越的。当他们对外看到同行的生活、对内看到腐败现象后，对比自己的境况，自然容易不满。如果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能有比较体面的生活时，心情将会不一样。中国并不能一下像美国一样大规模的投资科技教育。但中国如果采取少而精的策略，这种精神状态就有可能极大地改变。
当青年学生看到科技教育界以诚实的工作可以有较好的生活时，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就会信心大增。他们看到国内有发展前景时，就不用认为出国和转行是首要的选择了。当一般民众看到科技教育界相当一部分人能以能力和努力工作而获得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时，人们也会得以希望。一方面是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受人尊重的生活手段，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为之去努力的比较公平的途径。
当全社会看到尊重知识、人才的风气蒸蒸日上时，大家才会感到社会发展的希望。如果现在能用实质的办法给人民带来希望，带动人们的精神状态改变，遇事就不会轻易陷入负性思维，而会多从积极方向想。
所以，改善科技教育界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一步，将对中国现时状况有益，并使中国在国际人才市场有竞争力，为中国长期积聚必要的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