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墨教授之精神与大学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精神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06)04-0077-05
一、“孔墨教授之精神”的提出及其误读
把“孔墨教授之精神”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联系，是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柏克莱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词中的一段话已经广为人知，常有转述者有意无意地增字减字，从而造成误读，所以不惮繁冗，俱引原文如下：“据此次调查结果，兄弟觉得，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今请略述欧美学制。德、法大学专重研究学问，德国注重精细分折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英国大学如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即牛津(Oxford)和剑桥(Combridge)的音译)，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成为绪绅之士，其方法有二：(一)学校设许多规条，并定监学及罚款，以范围学生，而约束其人格。(二)提倡合群运动，使其将来在社会上有合群之精神，而不互相倾陷。美国大学之研究学问，与欧洲大学一样，其提倡合群运动，亦与英同，惟无科条约束学生耳。美大学还有两种特色：(一)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教育，即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来习。
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兄弟觉得应参酌兼采，包括下列三种：(一)应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二)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三)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1]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习西方大学教育制度和精神、推进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蔡元培先生的本意大体上是要结合中国传统的孔墨教育之精神，兼采欧美教育之长。这篇演讲词中“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一句常被论者引述，但引述者常常漏掉“孔、墨教授之精神”中的“教授”二字，变成了“孔墨精神”。郭齐家先生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一文中说：“蔡元培先生考察欧美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大学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2]
从这段引文看，论者概括为“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而紧随其后的引文却是：“孔墨教授之精神”，显然是把“孔墨教授之精神”解读为“孔墨精神”了。郭齐家先生具体论述了“孔墨精神”的内容：“所谓孔墨的精神，就是仁爱兼爱，有教无类，面向全体，为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2]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想中所提到的“孔墨精神”被看作了“东方传统精神”的代表，是理想的大学教育“应包括”的教育内容。陈平原先生在凤凰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的演讲中也提及“孔墨精神”，同样把“孔墨教授之精神”读成了“孔墨精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去考察美国的大学制度，回来就这么说，说大学精神应该博采欧美各国之长，和中国的孔墨精神相结合。”[3]
应当说，“孔墨精神”与“孔墨教授之精神”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孔墨之精神”指的是孔子、墨子等古代贤智的思想、言行及其中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人格光辉。“孔墨精神”不足以涵盖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但孔、墨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却可以代表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所以“孔墨教授之精神”是指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不过，蔡元培先生所谓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只是指“中国古代教授法”：
“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兄弟觉得应参酌兼采，包括下列三种……”[1]
蔡元培先生的“孔墨教授之精神”之所以被误读为“孔墨精神”，既有出于疏忽的无意误读，也有出于善意的有意误读。所谓无意的误读，是指文字上的误认，或者忽视了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进行认真的辨析。所谓善意的误读，是指认识到蔡元培先生大学教育理念的局限，试图在引用和解释中发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善意的误读往往有意识地通过引述前贤思想言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
那么，如何理解蔡元培大学教育理想中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在当今的大学教育中融入孔墨教授之精神是否可能？下面就此问题略作辨析。
二、孔墨教授之精神与西方大学教育之差别
把中国传统教育之善与欧美教育体制之长相结合，推动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是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理念的根本立足点。这种中西融合，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理想，显示了蔡元培先生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但把“孔墨教授之精神”，局限于“中国古代教授法”，既未能体现孔墨教授之精神相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更未能体现孔墨精神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所具有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传统教育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和资源，不应局限于“孔墨教授之精神”，或者局限于“孔墨精神”；即便是“孔墨教授之精神”，其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意义，也不应局限于其独特有效的“教授法”这一方面。
孔墨教授之精神，通常可以分析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孔、墨的教育思想。包括孔、墨对教育的性质、目的、社会意义等方面的思考；第二，孔、墨对其弟子门人的教诲、期望(作者注：孔、墨期望于门人弟子的，更准确的表述是“孔墨所教授之精神”。)；第三，孔、墨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教育精神。简而言之，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虽然可以分析为三个层面，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整体，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意义、教育的内容、教育的体制和方法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虽然可以分别辨析，也可以分别改进，但只有三个方面都得到改进，达到和谐一致的程度，才是成功的教育。孔墨精神，或者孔墨教授之精神，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意义，都不应当局限于“教授法”、教学方法或者人格培养等方面。但在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理想中，大大压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传统教育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意义。
在压缩了传统教育对于现代大学教育借鉴意义的同时，蔡元培先生又提倡欧美教育对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借鉴意义。具体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应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1]。应当说，蔡元培先生对德、法、英、美大学教育之精神的总结是有洞察力的，但蔡元培先生的洞察力不仅仅来自于欧美的大学教育或者对欧美大学的精细考察，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教育。对欧美教育的考察之所以能够给蔡元培先生以震撼和启发，固然是欧美教育各有所长，但又何尝不是蔡元培先生对中国社会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已经有所思考，而从欧美的教育制度那里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在中国目前尚有欠缺的呢？
凡对中国传统教育有所研究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应当从欧美引进的这三方面的教育新法，本身不能算是新思想、新理念，其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都是存在着的：中国古代教育既不乏经世致用的精神，包罗各种有用学问，也不缺乏道德教育和合群教育，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关于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及其特点，宜另作专文探讨，暂不赘述。总而言之，蔡元培先生所总结的欧美各国教育之特点，既不是“欧美大学教育”所特有，也并非“现代大学教育”所特有。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差距以及前现代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差别，关键之处不在于抽象的教育理念上的落差，而在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外力推动下的突变过程，传统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既无法顺应社会结构的变革，无法包容新兴科技的突飞猛进，也无法真正实现大学教育理念，培养现代社会建设所需的大批合格人才。中国传统教育、前现代大学教育也有学问的精深研究、多学科的包容，也有合群教育、道德教育、人格培养和社会教育等等，与现代大学教育，在此三种教育理念上并非截然对立。以“合群教育”为例，传统上为合群的教育理念而创设的教育制度、内容、方法等等，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再能够达到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有序化的目的，传统的“合群教育”实践却可能走向离心离德的结果，为要达到合群教育的理想，需要新的、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制度、方法、内容。
蔡元培先生取自欧美各国的教育理念，既富有洞察力，也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发展现代大学教育所需，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建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如上所分析的，终究还是出口转内销的产物，就大学教育思想本身，并无突出的发明。先生所主张的孔墨教授之精神，也就是中国古代教授法，与欧美大学教育相结合，在现代大学教育草创阶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本意显然是促进中国的大学教育现代化，而不是要把欧美教育体制的分店开到中国来。他赋予后人以融合、创新的使命。但创新的使命是如此沉重，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百年，从西欧、苏联到美国，始终未能走出模仿和引进的窠臼。我们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上半期已经大不相同：前辈们需要从先进国家作模仿和引进的工作，建立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而在大学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前辈们所开创的教育事业的基础上，面临着反思、超越、批判和创新的任务，要在新世纪成为教育先进的国家，并具有被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的制度创新。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不够，或者人文精神欠缺，尽管这些方面也不能尽如人意，但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创新精神。
现在又再次面临一个如何面向全球化的21世纪挑战的问题。在中国大学教育又一次面临重大调整和挑战的时刻，人们不免重新回顾现代大学教育创立之初，那些现代大学奠基者的伟大理想。这种回顾和反思，常有道路波折如斯皆因未遵循前贤教诲之感。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被过度诠释和引述，也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体现。
三、中国当代大学教育与孔墨教授之精神
上文对蔡元培先生大学教育理念的反思，既不意味着否定学习和引进欧美大学教育理念，也不意味着全盘肯定传统文化或者传统教育对于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意义。问题是，我们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湖南大学校歌》)？以孔墨教授之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中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如果中国大学教育自身没有主体性，没有立足点，那么，无论是学习欧美，还是继承传统，都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发展。因为无论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只能说明对于古代社会有意义，并不必然地也对当代有意义；无论多么先进的欧美教育制度和理念，都不能证明，移植到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来也一定是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这些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学习西方”和“继承传统”本身都是发展自身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最终目的。不过，对于文化传统和外来先进文化有所去取，也不意味着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择其精华，去除糟粕”。放弃的未必是糟粕，择取的未必都是精华，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具体内容的价值判断具有相对性，它们只会在人们当下的思考中展示存在的意义。
本文认为，邓小平首倡的“三个面向”可以作为思考当今大学教育发展的立足点。所谓“三个面向”是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三个面向”的提出已经二十多年，相关的诠释文章汗牛充栋。它通常被理解为“三个转向”：脱离落后、陈旧的教育内容、方法和人才培养机制，转向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方法，培养现代化的人才；脱离自我封闭，转向学习和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教育制度和科学技术；脱离急功近利，转向着眼未来进行教育改革。这种理解曾经推动了教育改革和发展，但仍然是片面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目前而言，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到了确立自我，并建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机制的时期。因此，对于“三个面向”的理解，既不能停留于它在80年代所体现的时代意义之上，也无需刻意揣摩领袖人物的原意，在诠释其意义时不敢跃出雷池一步。
“三个面向”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的意义，不仅仅包含了三个“转向”，更是包含了“三个立足”，即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三个立足”与“三个转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三个转向迷失(中国教育的)自我，三个立足获得(中国教育的)自我。
中国大学教育的“自我”意味着什么呢？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开放性的大学教育体系，就是中国大学教育的自我。自我发展既需要理想，也需要立足点，因此也就既需要学习和引进，也需要反思和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世界”就不仅仅意味着向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学习，更意味着具有自我创新精神的中国大学教育能够平等地与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大学教育进行双向的对话和交流，由此激发和保持中国大学的优秀传统和创造精神。三个面向，合而论之，本质上即是中国教育的自我发展，分而论之：第一，立足传统教育，联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里所谓的“传统教育”，并不是指绝对的历史时期上的旧式教育，“现代”也不是指一种具有确定性指标的发展程度，而只是一种相对的状态，“现代化”是现代社会体系的动力部分。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传统和现代的成分，并且始终存在着或快或慢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曾经经历过多次剧烈的社会转型，当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应当是均衡而稳固的，这就需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联结，而不只是关注断裂和革命，这既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也适应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第二，立足中国，了解中国国情以及中外教育之差距。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反思，与他国教育精神进行交流和对话，在对话中寻求传统教育之精神和世界各国教育之精神对于中国当下大学教育可能具有的意义。第三，立足当下，反省传统教育，展望未来教育，走出自我发展之出路。无论是反省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只能以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为基础。
“立足传统”与“立足当下”，两者是否自相矛盾？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关联，彼此蕴涵。如上所述，“传统”并非“古代”，而是在当下，乃是当下视野中的、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反思、反省、反顾之下的文化沉淀。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我们要继承传统，或者说要保持传统，还不如说要立足当下而回顾传统、反思传统。“传统”乃是存在于当下的反省之中的。我们都必然地生存于传统之中，我们的任何有价值的创新，总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其成果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并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三个立足”之中，“立足当下”是最初的起点。
孔墨教授之精神是传统教育精神的代表，传统教育精神是当下中国大学教育所要反思的对象和发展的立足点。它对于当下大学教育的意义，不是孔墨精神本然具有的，而只能通过当下的大学教育事业的参与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关注教育者)的理解、反思和诠释，显现出来。对传统进行反思，就应当深入了解传统，建立古今对话的基础。由于时代、语言、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变化，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孔墨教授之精神对于古人及其人格养成的意义，在当代社会不再能够以其本然的方式直接显现出来。因此，了解前人的思想、生活、言行都需要专门的学问和方法。孔墨教授之精神在其生成的时代，是人人可学、有教无类的普通知识，而在今天就变成了专门之学和专家之学。因此，当代大学教育在传统文化和人文教育方面最迫切的努力方向，不是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素质教育或者人格训练，而应当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熟练掌握释读古人和古代社会的技能，对古代文献、文物能够清楚地辨识，并进行精深的研究，对古人的思想有了解之同情，以当下为立足点，与前人平等地对话。一味模仿古人的人格养成的方法，是不合时宜的。
蔡元培先生赋予大学教育以“养成人格”的使命，而不“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蔡元培先生的这个理念最近也经常被引述，用来说明当代大学教育在人文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的欠缺。经历了数十年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破坏之后，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又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在教育、教学中体现传统教育的精神。理工科学校纷纷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增设人文学院，在理工科大学或其他专门学校，也开设了传统文化课。但现代大学教育的体制更适合客观知识的灌输。因此，传统文化课的教学采取的是客观知识教育的路数。总体而言，大学课程中人文教育的比重较低，同声相求、同气相投的传统师友关系在现代学校里难觅踪影。因此，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传播，高等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也不能只是把传统文化作为知识教育来灌输，而应当用孔墨教授之精神来养成学生的人格，等等。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人格养成必须回到传统教育的路数上去，一味留恋过往，是缺乏创造力和想像力的体现。孔墨教授之精神，首先也是大学教育中需要精神研究的专门治学、专家之学，然后才可成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共同参与的人格养成之精神资源。换言之，大学教育中的人格养成，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除了作为专门之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话者：立足当下而与古圣先贤的对话，人格养成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都需要具备为人格养成而有的反省精神。教育者只应当提供知识性的释读技能，而不能代替被教育者自身的思考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