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爽[1]2007年在《知识创新驱动的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研究
李玉刚[2]2000年在《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趋势下，企业经营环境变得动荡不安，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及其行为表现成为企业能否生存并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战略管理行为与人的思维特点、认知模式、文化传统、行为习惯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战略制定、实施和更新过程中人和组织的行为方面，探讨并建立适合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的有效组织活动过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家战略管理行为、战略制定行为、战略实施和控制行为、战略更新行为。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和统帅，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主体。企业战略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企业家的行为有关，企业家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企业家战略行为缺陷的原因，除了自身战略管理思想缺乏和能力不足外，更重要的是我国还存在着一些制约企业家正确发挥战略管理作用的制度、机制和社会文化因素。为了促进企业家战略管理行为的改善，需要提高企业家素质和深化改革双管齐下。首先要解决企业家战略管理激励不足的问题，这需要对企业产权制度、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进行科学设计，创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环境。 战略制定是战略管理的第一步。为了制定出科学的战略，企业既要建立正式的战略计划系统，又要善于鼓励战略的自发产生，任何片面的做法都不利于有效的企业战略形成。战略计划部门的主要责任不是制定战略，而是为战略制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更好地发挥战略决策者和其他人的作用。战略创新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为了解决企业普遍存在的战略缺乏创新问题，既需要提高对战略制定过程的科学认识，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也需要实施创新激励，并采取支持冒险和宽容失败等措施，消除压抑创新的制度因素和国人的反创新性格对战略创新的制约。 企业战略得不到落实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本身缺乏可行性；二是没有建立起与战略的要求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三是不良文化的制约。战略实施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激励相容，也就是实现战略目标和短期经营目标、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一致。面对战略资源无形化的挑战，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包括顾客指标、内部经营指标、创新和学习指标、人力资源指标、财务指标的战略实施绩效衡量指标体系。由于企业自身的原因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目前出现了一种不利于企业战略实施的文化定势。国家应该尽快形成一个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企业更应该从自身出发，通过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健全和优化，消除不良文化的影响，促进战略支持型文化的早日形成。 企业的战略更新有渐进式更新和革命式更新两种形式。在新战略明确的情况下，战略更新方式的选择受新战略提供的净收益、旧战略提供的净收益、更新成本等影响，本文给出了判别公式。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中，由于发展目标和战略方案一开始并不明确，其形成也是逐步的，所以从战略更新的过程来看，表现出一种渐进式特征。本文深入研究了战略转折点的选择问题，发现它受到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双重影响，分为四种情况，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战略更新型学习和战略强化型学习都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所必需的，但战略更新型学习更有利于心智模式和战略行为的转变。为了迎接21世纪经营环境的新挑战，企业应该建立具有较强的战略更新型学习能力、适应当前动荡和快速变革的经营环境、能够及时提出新的目标、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战略、有效实施战略、确保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组织——战略权变型组织。
戚炎君[3]2013年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企业CIO的管理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企业IT基础设施和流程自动化建设的发展，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首席信息官）在企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向CIO的企业管理研究有利于提高CIO的管理能力和企业的信息管理水平。行为经济学考察人们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参与各种经济活动时的行为模式，为CIO在管理方面的发展能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导。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结合相关实践，CIO在企业信息资源管理、项目管理、知识管理、战略管理等四个主要方面的行为模式，指出CIO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各种错误并提出改进措施。最后得出结论：利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可以使CIO在进行管理活动时更能够从容不迫，为CIO开展企业管理活动提供行为模式指导，促进企业更好发展。
赵丽[4]2011年在《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管理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则揭示了其演变发展的规律。企业管理行为是影响组织整体经营管理进而影响企业生存和成长的重要因素,从企业演变过程来看,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对管理行为的要求是不同的。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必须要对于自己所处生命周期的管理行为特征和存在问题有着充分地认识。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归纳,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依据企业的业务增长速度把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并根据企业各阶段特征描述和业务增长选取浙江省的四家汽车俱乐部作为研究案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去研究各个阶段企业的五种管理行为,最终总结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管理行为的特征,探讨企业在不同阶段的管理行为侧重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总结出:(1)企业在初创期以生存为目标,应重视招聘和筹资管理,避免招聘难以及资本不足的弊端;(2)企业在成长期以发展和扩张为目标,应重视战略规划、投资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避免企业盲目扩张和内部人员流动和矛盾激化;(3)企业在成熟期应激发创新,延长企业寿命,应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投资管理,避免企业老化、丧失活力以及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的问题;(4)企业在衰退期以恢复企业生命力,进行二次创业为目标,应重视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整,避免企业成本增加和内部组织臃肿、决策缓慢以及人心涣散等一系列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择了一个交叉性命题: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管理行为研究,吸纳已有研究成果,将企业管理行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有意义的结合,此外,本文笔者作为初创期案例企业的一名创业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对行业信息和发展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参与到企业管理和发展的实践中,通过四个真实案例的分析还原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管理行为。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生命周期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还可以帮助企业认清自己所处的生命周期,了解此时企业管理行为特征、管理偏重点和存在的问题,使企业的管理者明确自身的职责所在,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管理方式,对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有着显著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王嵩[5]2016年在《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企业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体,在互联网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互联网企业的战略行为是互联网企业应对动态、复杂的竞争环境变化而采取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过程,战略行为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绩效,甚至攸关企业的发展与存亡。传统的企业战略行为注重从产业结构、情景因素、企业自身特征以及企业战略管理者等角度展开研究,却忽视了竞争情报在企业战略行为中的作用,而竞争情报是企业战略行为的基础,本文的选题：“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本研究综合运用了竞争情报、战略管理、信息融合、管理学及组织行为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方法,力图从竞争情报视角出发,厘清互联企业竞争情报的特性；从竞争情报视角分析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对竞争情报需求,及竞争情报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作用,以探索两者之间的作用因素与作用关系。力求通过竞争情报对竞争环境的综合分析,来解析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在新的互联网竞争环境下的影响因素与特性,以完善企业战略行为研究,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方法提供有益的探索。本文遵循“归纳-演绎”的研究路径,始自理论基础研究与影响因素归纳,从需求分析、作用因素、作用实现等多角度,系统性地进行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本文除第1章引言和第7章全文总结与展望外,其余核心部分包括如下五章：第2章,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本研究的问题来源和理论定位。首先对互联网企业分类及界定,明确本研究基本对象；进一步阐述了竞争情报的内涵、作用和分析方法；论述了当前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视角,以及企业战略管理与战略行为的异同：互联网企业的独特属性,决定了竞争情报活动要注重人际竞争情报,及竞争情报组织协同,以提升竞争情报活动的质量与效率；竞争情报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最终作用是通过决策支持来实现,而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决策支持产品是建立在对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源的多源信息融合的基础上。第3章,企业战略行为与竞争情报作用关系研究,分析了竞争情报过程、战略行为过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相互关系。阐述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的特性和作用环节；战略生态下企业战略行为和竞争情报活动分别在战略生态和信息生态下进行着非互动状态的各自独立优化,但实际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竞争情报是企业战略行为制定的基础、企业战略行为则是竞争情报需求的导向。第4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需求研究,主要目的是明确企业战略行为过程中,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理性因素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内容和特征分析,以及融合战略行为过程与影响因素的竞争情报需求驱动路径。梳理了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理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产业组织结构、②企业资源构造与能力、③情景环境、④技术创新、⑤关系网络效应、⑥用户行为；从战略决策主体开展战略行为对竞争情报需求的视角,分析企业战略行为发展过程中对竞争情报的需求,以及互联网环境下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理性影响因素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差异。第5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因素分析。从竞争情报价值链角度出发,考察理性因素影响下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竞争情报作用机制,明确了理性影响因素、竞争情报及战略行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信息流传播形态,以及信息链中信息干扰及危害；利用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价值链的增值效应,将竞争情报作用分解为环境监测、危机预警和决策支持三个部分；通过构建基于理性因素的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作用模型,并借助问卷调查检验后显示,竞争情报的三个作用对技术创新、关系网络效应及用户行为的感知能力较强,即,体现竞争情报对于具有互联网特性的理性影响因素能够做出有效应对。第6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实现研究,主要目的是从竞争情报的环境监测、危机预警和决策支持作用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实现模式进行系统设计。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环境监测,是依据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目标的规划和需求,针对竞争对手、用户行为、网络舆情、技术专利、政策法规等情报源实施监测,构建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环境监测MDP模型,并面向大数据环境分别设置有监控子模型、识别子模型和预测子模型；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危机预警C+C架构,是建立在云计算平台实现对预警信号进行实施处理的机制；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决策支持实质,是将来自不同层次上的多源情报进行有效融合,通过构建基于JDL模型的面向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竞争情报决策支持融合模型来实现竞争情报多源信息融合。
周海炜[6]2004年在《战略管理中的企业谋略及动作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企业中，传统谋略思想已经进入企业管理形成了企业谋略，使企业的战略管理出现谋略化倾向。论文认为中国传统的管理也是一种谋略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各种谋略化倾向为认识企业谋略及其运作机制提供了具体的管理情景。对企业战略管理中企业谋略的研究可以为企业制定与实施战略、进行企业管理改革提供帮助。 首先，论文提出一个有关企业战略管理中谋略化如何形成以及运作机制是什么的问题框架，将研究目标落实到企业谋略问题发掘、谋略机制及其资源、运作方式的分析和相关命题的初步构建，定位于管理学及战略管理的本土性研究。 其次，论文在概要分析主流战略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涉及企业组织、管理者行动、竞争三个方面的企业谋略研究理论框架，认为企业谋略研究必须兼顾西方的学科研究规范和东方的知识特征。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从管理文化视角，运用与该视角比较切合的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组合形成具体的企业谋略研究方法，包括管理语言分析方法、个案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等。 再次，论文在战略与谋略比较基础上对企业谋略及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同时，对企业谋略研究所需要的企业谋略管理、管理行动逻辑、谐协管理、推延性思维和取譬、关系网络等本土性概念进行了辨析。 再次，论文就企业谋略机制及其传统文化资源、企业中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讨论了企业谋略背后存在的管理机制，包括企业组织机制、竞争机制、管理者的管理行动逻辑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特征。针对企业谋略的传统管理文化资源，从传统政治谋略、传统军事谋略和传统人生谋略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分析，提出了影响企业战略管理的传统谋略文化基本特征和需要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必要性。论文通过企业战略及相关的个案研究与管理调查研究，分别对企业中的管理者管理行为的复杂性、企业组织转型中的谋略运作、管理语言运用特征、对管理调查的情景化处理等运作方式进行了分析。 最后，论文总结了企业谋略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组织机制、竞争机制、管理者行动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命题结论，并提出了企业在战略管理实施及对企业进行战略管理咨询的若干建议。
潘楚林[7]2017年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成指数增长,“绿色”已成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性期望,环境管理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研究热点。在以往企业有限理性认知下出现了“环境行为—成本上升—竞争优势降低”的思维逻辑,不愿以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为代价进行环境管理,忽视了清洁生产、废物循环、绿色产品设计等企业环境战略行为给企业带来的长远优势——可持续竞争优势。现如今,在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费者不断增加的绿色产品与服务需求的背景下,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应将战略发展目光聚焦到环境问题上,将其视为“机会”而非“威胁”,才能成为“长寿型”企业。然而,如何将“绿色”转化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怎样更有效的制定与实施环境战略,环境战略与哪些绿色资源能力相匹配等问题,是战略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应用者的新挑战。学术界对企业环境战略的研究起源较早,在理论研究层面对企业环境战略与竞争优势的积极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认同,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现有研究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有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忽视了绿色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其次,学术界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中缺乏对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以及它们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分维度研究与对比分析还处于空白。并不能给企业进行环境战略活动提供更具体有效的管理启示。最后,现有文献中存在矛盾观点,并不能解释现有环境管理问题,如企业采取相同环境战略在不同环境中产生的效果不同;环境管理实践的差异性对企业的影响不同;智力资本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因内部环境变化而不同等。现有研究忽视了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影响过程中的边界条件,脱离利益相关者因素、领导力因素和动态能力因素来解释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的影响问题就很难取得一致性的研究结论。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学术研究的矛盾观点与实践困境,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NRBV)、智力资本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从企业资源与能力视角对环境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验证了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并对不同的链式效应进行了对比检验。在此基础上,识别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过程中的调节因素,验证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使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更加清晰。本研究以东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广州、深圳等省份和直辖市的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纺织业、烟草加工业等制造业行业的600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有助于企业积累绿色智力资本和促进绿色创新,进而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其次,研究通过对比不同的链式中介作用发现,绿色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最强,而绿色结构资本与绿色创新链式中介作用不显著。再次,当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较强时,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更能带来绿色结构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的增加。企业中较高的环境领导力更能促使企业应用绿色智力资本进行绿色创新。当绿色动态能力较强时,绿色人力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对绿色创新作用也越强,越能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后,在验证中介与双调节的共同作用中发现,在较强的绿色动态能力下,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加强了前瞻型环境战略通过三类绿色智力资本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当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都较强时,三类绿色智力资本通过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也较强。然而,当环境领导力较低时,无论绿色动态能力高或低,绿色结构资本通过绿色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都不显著。综上所述,本文不仅弥补了前人在研究环境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时存在的局限,而且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经典研究范式“过程—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管理领域“战略—智力资本—绿色创新—持续优势”的新研究框架,深入剖析了这一传导机制中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打开了前瞻型环境战略与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黑箱”,解决了企业怎样将“绿色”转变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源泉的问题。本研究不仅给企业有效实施环境战略带来更切实有效地环境管理启示,而且对企业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加速我国企业实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共赢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孙洁[8]2007年在《企业行为价值预算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预算管理理论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对各种组织的预算管理实践发挥很强的指导作用,许多国际上大中型企业在实施预算管理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和相关部门都先后颁布了规章制度大力推行预算管理,许多企业在实际推行中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预算管理的作用得到了证实。但是目前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工业经济形态为重心转向以知识经济形态为重心,人力资源的经济重要性明显上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两大要素,这使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受到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现行预算管理在实施中出现管理低效、脱离企业战略、偏离企业的经营目标等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预算管理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徐国君教授的行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启发下,通过对行为、价值及其与预算管理结合方面的研究,本文提出了行为价值预算管理的新命题。行为价值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的新内容。至今为止的财务管理,主要局限于财产物资的价值方面和财务资源本身,似乎通过这些方面的管理就会创造价值,而实质上,人,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价值创造来自于经济行为。明确了这一点,本文根据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重心、财务管理以价值创造管理为主线、价值创造管理以行为价值管理为核心的思路,试图构建了进行行为价值管理的方法——行为价值预算管理。所谓行为价值预算管理,就是运用行为价值管理思想,利用三维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基础信息,以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的价值作为预算对象,以追求总行为净值(即行为增值减行为减值)最大化为目标,通过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和考评来进行行为价值的预算管理。全文贯彻以上主要思想,结合知识经济时代背景,在对传统预算管理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提出了行为价值预算管理理论。文章对行为、价值及其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界定了行为价值预算管理的概念、行为价值预算目标、行为业务单位内容框架,并重点设计了行为价值预算编制的程序和方法,给出了可以运用的预算编制通用表格,简单介绍了预算的执行和改善程序,并对其实施成果评价程序——预算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设计,最后对行为价值预算管理的特征和意义进行了阐述。
孙培建[9]2018年在《基于知识创新驱动的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大多数企业战略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善、成熟,极具科学合理性以及市场实用性等优点。但是对于处在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来说,时代发展对其是一把双刃剑,使企业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企业应在以往旧有的战略管理上将知识创新驱动作为当下研究、应用以及发展的重点内容调整、优化以及更新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对策、内容与举措等,达成高效的企业管理目标。本篇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基于知识创新驱动的企业战略管理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为企业提供有重大借鉴意义的战略管理行为实例,进而促使企业朝着良性、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与发展。
胡美琴[10]2007年在《在华跨国公司生态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使企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理论界关注。跨国公司在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经济影响力以及将资源和生产进行跨国界转移的能力，其社会和环境行为受到质疑。已有研究对跨国公司环境管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未能清晰地阐释是什么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绿色管理行为。绿色管理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响应中面对的独特挑战，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环境行为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随着目前对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研究开始从主要基于母公司视角转向关注子公司定位，子公司的环境行为受到越来越多重视，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探寻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生态环境管理的影响因素。在我国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战略下，必然要求跨国公司的生态环境政策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在目前中国环境管制转型期和公众环境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形下，在华跨国公司的绿色管理行为具有何种特征，其环境政策的一体化和当地响应程度如何?是什么决定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绿色管理行为?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驱动因素，以更有效预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行为，揭示可持续绿色组织形成的机制。本文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构建了跨国公司生态管理主动性和环境政策标准化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竞争性、合法性、生态责任和资源等主要驱动因素对绿色管理的作用。对环境规制、外资股权比例和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调节效应也作出了假设。在对各变量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合资合作公司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了所提出的假设。统计结果显示，竞争性和合法性作为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对跨国公司生态管理主动性产生正向影响，资源与竞争性共同对生态责任产生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当同时引入竞争性和合法性变量时，也会对生态责任和生态管理主动性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政策标准化影响因素模型中，竞争性和资源正向影响跨国公司环境政策标准化，资源对于合法性和生态责任两个潜变量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即合法性和生态责任在环境政策标准化模型中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通过资源作为中介，对于环境政策标准化产生正向影响。在调节变量中，环境规制对于除资源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均未产生显著调节作用。外资股权比例对生态责任与环境政策标准化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ISO14001对竞争性、合法性与生态管理主动性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一在于首次从子公司的视角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绿色管理行为提供了一个综合理论模型，包括竞争性、合法性、生态责任和资源的主效应和若干调节变量。整合了环境管理、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论、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阐释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环境行为，也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本研究分别考察其在东道国生态环境管理绩效和采取标准化环境管理政策的影响因素，二者既可作为两个独立的模型又互为补充，更增加了解释的力度；此外本研究以生态环境管理补充跨国经营理论中全球一体化和本地响应的解释。在理论框架之上，本研究还尝试对生态管理主动性、环境政策标准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各变量间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的贡献。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几个方面。首先，由于目前企业的客观环境绩效数据在我国不易于获得，对变量的测量基本上采取被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响应偏差。虽然采用匿名的方式可以减少这种偏差，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社会期望响应的问题，这会导致对研究结论的限制，通过综合多个信息来源可以使研究人员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其次，由于问卷收集存在的困难导致样本数量受到限制，参与调查的主要来自在沪大型跨国公司，样本的特征使得难以对研究结论一般化。尽管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了未来理论研究的方向。可以将本文的研究框架扩展至中国的其他地区以检验这些关系是否仍然存在。对政策制定者的意义在于，跨国公司通过帮助制度机构保护环境、本土企业提高环境管理能力以符合更高的环境标准，成为推动东道国积极性生态管理的催化剂。制度机构需要建立有利于企业绿色竞争力获取的机制，以诱导企业环境行为自我约束和环境政策标准化而不是绿色形象塑造。随着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视，必须系统地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以改善环境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知识创新驱动的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研究[D]. 张爽. 河海大学. 2007
[2]. 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研究[D]. 李玉刚. 中国农业大学. 2000
[3].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企业CIO的管理行为研究[D]. 戚炎君. 苏州大学. 2013
[4].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管理行为研究[D]. 赵丽. 浙江工业大学. 2011
[5]. 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D]. 王嵩. 武汉大学. 2016
[6]. 战略管理中的企业谋略及动作机制研究[D]. 周海炜. 河海大学. 2004
[7]. 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D]. 潘楚林. 吉林大学. 2017
[8]. 企业行为价值预算管理研究[D]. 孙洁. 中国海洋大学. 2007
[9]. 基于知识创新驱动的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研究[J]. 孙培建. 大众投资指南. 2018
[10]. 在华跨国公司生态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研究[D]. 胡美琴. 复旦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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