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政治危机与选民分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极右论文,分野论文,选民论文,欧洲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5)02-0113-11 欧洲议会选举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晴雨表”，对欧洲政治以及欧洲各国国内政治都有着重要的信号作用。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纷纷崛起，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胜利”：法国民族阵线①、丹麦人民党等力压左右大党赢得选举，波兰新右派国会党、匈牙利约比克党、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等斩获的席位名列前茅。对此，欧洲朝野震惊，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将其形容为“一场地震”，认为“法国和欧洲迎来严峻时刻”。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有着与之前历次选举所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欧洲议会有了更多重要的权力，其地位上升；另一方面，这是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重大危机以来的第一次选举，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欧债危机造成的深刻社会经济影响尚未完全显现，而至此次选举时，欧债危机的影响已完全发酵。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极右翼政党②能够在2014年欧洲议会大选中如此崛起？这一欧洲政治深刻新变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问题的提出：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与党团格局 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和党团联盟的格局看，最为突出、也最让欧盟政治家惊诧的，是反欧盟的极端政党尤其是反欧和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的大幅崛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反欧政党尤其是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取得历史性突破，支持率居多个国家前列。法国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缩写为FN)、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缩写为UKIP)、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缩写为DF)、比利时新佛莱芒联盟(Nieuw-Vlaamse Alliantie，缩写为N-VA)均夺得第一，匈牙利约比克党(Magyarországért Mozgalom，Jobbik)、波兰新右派国会党(Prawoi
，缩写为PiS)夺得所在国支持率第二，荷兰人民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缩写为PVV)、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缩写为
)、芬兰芬兰人党(Perussuomalaiset，缩写为PS)、希腊金色黎明(
，缩写为XA)位居第三，立陶宛秩序与正义党(Panija Tvarka ir teisingumas，缩写为TT)、意大利北方联盟(Lega Nord，缩写为LN)居第四，等等。 其次，中右翼政党丢失的席位为极右翼政党获得，极右党团排名升高。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与之前一个最大的区别是，虽然基本格局依然是中右、中左翼政党联合掌控，稳居前两大党团，然而中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European People'sParty，缩写为EPP)丧失了53个席位，在欧洲议会席位中占比下降6.27％。③上一届欧洲议会的前四位党团失去的席位都被意识形态光谱更往左右极端分布的尤其是右端的党团拿下。从党团排名来看，除人民党和社会党两大传统党团居第一、第二名外，之前居第三、第四位的中间政党党团在本次选举中跌至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缩写为ECR)和欧洲左翼联盟与北欧绿党左翼联盟党团(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GUE/NGL)之后。 再次，右翼党团阵营扩大。一方面，一些原先隶属左翼党团或者被认为属于左派的政党最后出人意料地选择加入极右翼党团。人们普遍归为极左翼的意大利五星运动(Movimento Cinque Stelle)加入右翼党团。比利时第一大党、佛莱芒民族主义政党新佛莱芒联盟既没有继续待在地方民族主义政党联盟的左翼绿党—自由联盟党团(The Greens/European Free Alliance，缩写为Greens/EFA)，也拒绝了中间的自由与民主联盟党团(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缩写为ALDE)的入盟邀请，而选择加入保守与改革党党团。作为自由联盟党团(EFA)的创始党，新佛莱芒联盟的离开对自由联盟党打击巨大。原属中左翼党团的地区民族主义政党转而投向极右翼的、以国家民族主义为主的党团，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另一方面，欧洲极右翼政党代表——法国民族阵线所联合的政党席位数轻松达到组建党团标准。在各国选举结果刚出来时，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非常有信心能够组建党团，已经集齐四个反移民政党：荷兰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和比利时佛莱芒利益(Vlaams Belang，缩写为VB)，席位数量足够。但基于避开种族主义诟病的考虑，民族阵线拒绝了希腊金色黎明和匈牙利约比克党的联盟请求。备受瞩目的民族阵线此次虽依然未能组团，但其将在欧洲议会中持续发挥更大的影响，例如在议程和大会发言期间发表演说，影响欧洲议会的氛围和话语。 世人惊诧于极右翼的来势汹汹，不过纵观1979年以来的欧洲议会各党派支持率(在已投票选民中的所获选票占比)，就会发现极右翼上升的趋势其实久矣。
图1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1979-2014)④ 从图1看，⑤总的趋势特点为：左右相比，左翼逐渐不敌右翼，中左自1989年开始逐渐下滑，极左增长缓慢；主流与非主流相比，非主流政党所获支持不断攀升，其中极右[可大致视为极右党团和“其他”(无党团议员)的相加]增长较快。在投票率与上一届持平的情况下，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崛起从“次等国内选举”的角度而言，传递出的信息主要是欧洲各国内极右翼的崛起。⑥ 二、极右翼政党：概念界定、类型学分析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有很多新现象、新状况，因此需要更为复杂的、动态的新分析。在此之前，有必要进行研究对象的厘清和界定。 (一)概念界定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由于极右翼政党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对其所使用的概念纷繁复杂，包括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极右翼(far right)、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激进右翼民粹主义(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民族/国家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等。 然而，实际上，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已无法按照传统的“左”“右”恰当地予以归类，因为其一方面坚持保守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趋向(也就是“右”)，但另一方面主张大政府、福利国家、保护主义等经济政策(也就是“左”)。赫博特·基茨凯尔特(Herbert Kitschelt)用“小型政党”(niche party)、“运动型政党”(movement party)予以概括，⑦但这种概括是就其政治行动的外在形式，并不能反映其内质。因此，对这类政党使用“极右翼”的标签，只能集中于其社会和文化维度的主张。 从社会和文化主张(同时这也是政治的主张)来看，于尔根·福尔特(Jurgen Falter)和西格弗里德·舒曼(Siegfried Schumann)认为，“极右翼”由十个意识形态特征组成，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议会主义和反多元主义。⑧卡斯·穆德(Cas Mudde)则将“极右翼”界定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民主和强国家理念五个特征，后修正为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nativism)三个特征。⑨ 本文提出，要拨开迷雾看清极右翼政党的真实面孔，应从“民族主义”入手。现实政治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极右翼政党的政治主张为反移民议题所占据的事实⑩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极右翼政党家族的核心意识形态是“族裔民族主义”，即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应与血统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的边界保持一致。正是出于这一逻辑，极右翼政党在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或者民族自治区)的边界外反对高于它自身的政治体，在边界内反对异质的社群(移民或世居少数民族)，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多由带有血缘、排他性和原生性色彩的族裔民族主义衍生。换言之，尽管外表上看极右翼政党的面孔纷繁复杂，但其内核是一种强调民族的种族概念和捍卫传统的社群概念的民族主义。(11)族裔民族主义是极右翼政党选举获胜的源动因，在这一维度之外，极右翼阵营内部各政党在不同问题上未必有非常一致的立场，有些甚至立场相左。 综上，本文对“极右翼”政党的界定如下：“极”是离意识形态光谱中间更远之意(far)，而非极端(extreme)，不具价值评判色彩；“右”是一个程度性、残缺性概念，(12)随着族裔民族主义色彩的增多而越往右；有反移民、反欧盟主张的政党由其族裔民族主义色彩的轻重可归为不同程度的极右翼政党。 (二)族裔民族主义与极右翼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类型学分析 欧洲是民族主义及其研究的发源地，民族主义的两种理想类型也抽象于此——以法国为原型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和以德国为原型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从政治共同体的层次关系角度，对应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可分出两类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或国族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或nationalism of nationstate)与地方民族主义(regional nationalism)。(13)以民族主义的内质和层次关系为维度，我们可得到四种欧洲民族主义政党类型，并可将欧洲议会选举中涌现的各类政党逐一进行归类。
民族主义政党情况作梳理后，根据各政党的政治主张和实践的表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横向看，不论是公民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族裔民族主义政党，其中的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共同点是反欧盟，族裔民族主义政党一般反欧和反移民兼具，公民民族主义政党更多地表现为反欧主义。公民民族主义政党有可能是右翼，也可能是左翼，但不属于极右翼。(14)第二，纵向看，族裔民族主义类型(国家和地方的)政党皆为极右翼政党，这些政党最显著的共同点是反移民、反伊斯兰，其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往往比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更为强硬，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更重。第三，结合前述法国民族阵线的组团情况，极右翼的族裔—国家民族主义与族裔—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出现跨国合流。 在2014年欧洲议会大选中表现突出的极右翼政党对外反欧盟一体化、对内反移民少数族裔。欧盟怀疑主义(Euroskepticism)和移民怀疑主义(immigrant-skepticism)是民族主义这枚“硬币”的两面，反映出的是欧洲各国内各社群都存在的关于“共同体”的焦灼。这种焦灼感导致不同类型甚至有内在张力的族裔民族主义找到了共同的敌人：欧盟和移民少数族裔。 (三)极右翼政党为何崛起 既有研究从政党政治选举市场的供给—需求模型切入。供给因素包含所有在选举市场创造开放性的政治和制度机会，例如选举系统、政党结构关系(又叫政治机会理论)。需求因素包括导致怨恨(grievance)或不满(discontent)的客观情况，例如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转化、结构分野等(又叫怨恨理论)。(15) 在供给因素方面，从选举系统的竞选策略和投票规则等角度切入的研究认为，选举制度和政党体制相互作用对极右翼政党的发展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例如，认为政党制度的调整影响极右翼的出线，比如提高议会的准入门槛会抑制极右翼政党，而多党制则容易提高极右翼政党的比例。(16)具体到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普遍崛起，投票规则等技术性操作不是原因，因为欧洲议会议员的选举规则和欧洲议会党团组团规则大体没有改变，因此不作讨论。 实际上，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表明欧洲的选民政治分野经历了从阶级分野(class cleavage)到以族群分野(ethnic cleavage)和地区分野(region cleavage)为代表的认同分野(identity cleavage)的转化。(17) 那么，在选民政治分野转化的现实下，社会—文化层面的认同议题在选举市场中到底有多大需求量？在需求因素方面，有不少文献认为极右翼崛起主要是对失业和经济不满。但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极右翼政党主要的刺激源和催化剂是移民问题：极右翼能以此动员排外民族主义，增加选民的不安全感甚至怨恨，极右翼借此登上政治舞台，并锚定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就算是在社群经历经济危机时，工农、小手工业者等低收入阶层从左翼转而支持极右翼，这其中社群认同的作用也远远大于经济方面的怨恨(economic grievance)，而且对于穆斯林移民的恐惧心态尤其起到主要作用。甚至有研究认为，惟独移民问题引发的认同问题这一点，联合了所有的民粹主义右翼政党。(18) 综上，本文认为，“极右翼”政党是一个概念家族，其核心特征是族裔民族主义。 对于欧洲选民从阶级分野到认同分野的转变，如何解释新近十年来急速发展的极右翼政党崛起的现象？实际上，极右翼政党崛起和民族主义回潮的现象需要当下的研究对社会—文化层面的认同分野有更多关注。主流政党有可能吸收非主流政党吸引选民的部分主张，内化到自身的立场与政策中，而非机械、静态地存在鲜明的全面的与极右翼政党的区隔。政党可以在社会—经济维度合流，而在社会—文化维度极化，这种极化正是主流政党内化非主流政党的体现。 三、极右翼政党崛起的供给因素：融合模式与认同构建 极右翼政党的供给因素涉及欧洲各国具体的政党结构与互动、国家整合模式等差异，因此在外部供给因素的分析上，选取典型案例能更好地进行具体分析。所以，本文选取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席位、支持率、影响力和所在国重要性方面都表现突出的极右翼政党——法国民族阵线进行案例分析。 (一)民族阵线选举表现与选民成分分析 法国民族阵线长期以来被视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近年来急速蹿升为法国第三大党。在2002年第一轮总统选举“奇迹般”打败传统大党——中左派社会党之后，这一原先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被极度边缘化的民族主义小党开始在法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4年更是在市镇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和参议员改选中有突破性表现。 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民族阵线仅得到6.3％的支持率，排名第五。短短五年过去，就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飙升到了第一名，支持率达24.85％，而执政党的中左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支持率仅有13.98％。根据《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的民意调查，这次选举结果之后竟有高达44％的网民将民族阵线视为法国第一大党。此前，在3月法国市镇选举中，民族阵线亦取得历史性突破，拿下12个城市。虽从总数上看数量不大，但其势头与之前有质的区别。其中，在法国北部城市埃南博蒙(Hénin-Beaumont)的第一轮选举中以50.25％的高支持率拿下；在土伦、马赛两大城市的支持率位列第二；在佩皮尼昂第一轮投票支持率位居首位。此后，在9月的参议院改选中，民族阵线首次进入参议院并选出两名代表。 那么，支持民族阵线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民族阵线在近年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世界权威民调机构伊普索(Ipsos)关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法国选民情况调查报告显示：阶层结构上，民族阵线的支持者中工人阶级占比最多，为43％，其次是职员(白领)，为38％；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是高中水平及以下占比最多，为37％，教育程度越高支持率越低，本科以上学历仅有11％；收入分布上，有收入和失业的比例差不多，都超过了25％，30％的收入属于底层；且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结构上多为年轻人(35岁以下)，占30％。在问题意识上，主要是受到国内问题的驱动而投民族阵线，比例高达58％。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党和人民运动联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UMP)选民主要受到欧洲问题的驱动(分别为79％和58％)。实际上，有72％的选民赞成留在欧元区，其中民族阵线支持者也约有35％支持留在欧元区。可见，反欧盟并非选民投票支持民族阵线的首要原因，国内问题才是根本性的影响因素。 选民情况分析表明，民族阵线的支持者多为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低、收入偏低等)，选民多为中青年，且主要是出于国内问题而选择支持民族阵线。 (二)移民政策主张、融合模式与建构传统 越来越多的选民转而支持民族阵线，正如选民分析结果所显示的那样，与其说是因民族阵线的反欧立场，毋宁说是因为民族阵线敢于“直面”法国国内的重要问题——移民问题。民族阵线在移民及其相关问题上的主张大致有几点。首先，严格控制并逐渐减少移民，包括每年减少20万在五年内减少到10万、重新质疑申根计划、减少长期居留证的年限、重新协商难民庇护方面的人权条款、强力驱逐任何非法移民。其次，强调法国及法国认同的优先性，强调法国的共和模式及其价值观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这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强调同化尤其是通过学校教育的同化应成为法律法规，并遵循法国宪法“共和国不承认任何社群”，禁止社群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是强调法国式的平等，批判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为“逆向种族主义”。再次，强化能够控制移民骚乱局面的国民宪兵，加强对于可能破坏世俗化的宗教极端势力的情报工作。 在这种理念和逻辑主张下，民族阵线喊出“要么爱法国，要么滚出去”的口号，在刚执政的城市中，停止提供照顾穆斯林学生饮食习惯的校园清真餐，“捍卫”法国的共和主义和世俗化价值观，重视移民对于社会治安秩序的影响。甚至“反常”的是，连穆斯林选民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民族阵线，原因也是认为民族阵线能以强硬姿态对待破坏法国认同和社会治安的穆斯林“渣滓”。(20) 民族阵线能得到大量选民的支持，正是因其在人口和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中，以法国既有的民族共同体建构方式的框架和逻辑反移民：主张法国国族的独立和民族精神的正统，强调坚守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世俗化的法兰西共和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主张对外来移民的同化。(21)传统上，法国人对于国族(nationhood)的认识是国家中心主义和同化主义的。因此，实际上民族阵线在移民问题上的主张因循法国的国家整合模式——共和模式的逻辑和框架，与保持法兰西民族精神与文化纯洁性的要求相契合。当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和排外主张与一国的融合和公民身份归属的方式契合时，容易引起选民的共鸣，并成为民族国家传统中的正当部分。强硬的融合同化方式以及敢于政治不正确的做法，在遭遇人口多元化和文明多样性挑战的法国民众看来，正是其所亟需，也易于接受的。 (三)主流政党的合流与极化 法国民众在认同问题上的敏感，也与这五年间主流政党执政下国家主导认同的“厘清”与“重塑”工程并将处理“他者”的极端化做法以国家的手段合法化有关。 2009年底，尼古拉·萨科齐政府发起全国性大规模的国家认同大讨论，讨论的问题为“你认为什么是法国人”，在客观上将相对于全球、欧洲和内部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焦虑问题政治化和极化。(22)此外，建立移民、整合、国家认同和共同发展部(Ministère de l'Immigration，de l'Intégration，de l'Identité nationale et du Développement Solidaire)，强调法国国家认同在面对伊斯兰教、全球化和欧洲共同体建构的冲击下应如何应对。2010年夏，法国与欧盟对抗，抵住来自欧盟的道义谴责和可能的行政压力，大规模强力驱逐东欧的移民少数族裔罗姆人。2010年底，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罩袍禁令，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宗教服饰，禁令的主要对象是穆斯林妇女的罩袍。2013年，左翼奥朗德政府驱逐罗姆女孩，引发巴黎及全国各地的移民少数族裔青少年的示威游行。对此，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表示：“我们应为我们所做的感到自豪，而不是感到抱歉”，强硬程度与上届政府并无二致。与此同时，中右的人民运动联盟党也在变得更右。2013年10月，人民运动联盟党主席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
Copé)提出，法国移民政策应该变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实行的属地原则，改为实行血统原则。这一提议实际上正是极右翼政党20多年一直以来的主张。(23)“由右翼民粹主义提出并成功运作的移民问题、文化自治主义和公共安全问题，现在却在资产阶级主流政党那里得到发扬光大。”(24)在移民问题上，左右主流政党已经合流，将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内化至执政理念和政策中。 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安排，是主流政党以国家化的手段凸显法国社会中核心族群与外来种族、文化和宗教间的紧张关系，并以强硬立场为民族主义情绪站队。这种将认同危机政治化、国家化和极化的做法，使国家政权机器和公众舆论在强烈族群民族主义式的对共同体外部的态度上达成了共识，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压制移民少数族裔的共谋关系。这一关系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深厚的选民基础。 然而，尽管主流政党在竞选和执政时期在话语和一些政治实践上有极化的趋向，但实际上，除了对待非法移民手段有所强硬外，并未完全真正落实这些主张。即使是在右翼强硬派萨科齐执政时期，非法移民人数依然在增长，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救助的国家医药救助(Aide Médicale d’'Etat，AME)的预算也在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合法移民亦不断增加，例如2010年发放了20.3万个长期居留许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上涨了60％-80％。所以，一方面左右主流政党沿着社会—文化维度在话语上合流，趋向极右翼政党的极化，但实际上政治实践又让选民失望，因此给予了极右翼政党发挥的空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民族阵线在全国市镇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和全国参议院选举中拿到大量选票，也在于执政党社会党和人民运动联盟党无法就当下的危机——包括欧债危机后的经济下行、在欧盟地位的下滑、国内移民骚乱和文明冲突等重大问题提出强有力的方案，尤其是执政党领袖、总统奥朗德执政乏力。伊普索报告显示，从投票动机而言，有69％的选民投民族阵线是因为反对政府(三个选项：支持政府、反对政府、皆非)，选民的抗议性投票大幅流入民族阵线的票仓。 (四)小结 民族主义政党在2014年欧洲议会大幅崛起，其中族群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获得胜利或突破。以法国民族阵线为代表的族裔—国家民族主义政党最具代表性。这类政党之所以受到欢迎，从外部供给因素上说，主要是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合流极化，为极右翼的排斥性民族主义主张提供国家化和合法化的“背书”，而事实上又不能完全真正实施超出驱逐非法移民之外的、针对法国公民的移民少数族裔采取强硬手段；同时，欧债危机导致的经济问题凸显，也使得阶级矛盾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对于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们而言，民族主义政党象征的是坚持真正的“民族国家”——对外捍卫民族的主权不被欧盟和全球化侵蚀，对内捍卫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不被人口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所消解。 四、极右翼政党崛起的需求因素：欧洲政治的结构性变动 若要深刻理解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原因，需要从大的结构性背景因素变动切入。 笔者认为，民族国家、代议制民主、福利国家、意识形态困局这四方面所遭遇的问题相互作用，更加凸显了危机，使极右翼政党崛起的需求因素陡然增加。 (一)民族国家模式危机 民族主义的本质内核是遵循排他性规范，即“我们”与“他者”之间存在着社群边界。换句话说，与城邦国家或帝国模式所不同的是，民族国家模式的逻辑是民族(nation)即为国家，意欲建立“一族一国”共同体，对外自主独立，对内社群同质。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这一共同体模式在当下欧洲所遭遇的危机逐渐凸显，其内部产生了三种张力。这三种张力看似截然不同，实际皆源于民族国家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事实的悖论。 第一种是欧盟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欧盟与各成员国之间不论在平和时期还是危机时期一直存在着主权的博弈。这与欧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实验物有关，即欧盟将往何处走的问题依然没有清晰的共识——是应该成为跨国家组织、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还是应该成为联邦制国家、一个给予各地方自主权然则本质上是欧罗巴联合众国的民族国家？这种徘徊和犹豫被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无限放大，因为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各种争吵、解决之不力等都不断地指向这一问题，这与欧盟在按照欧盟政治精英的设计朝向民族国家发展，具备了一些民族国家的制度设计，但缺失另一些要素模式相关：货币统一造成不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加剧，然则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民族共同体所具备的认同感和社会团结，各地区(各成员国)能否对出问题的贫穷地区同心协力进行扶持，就成为很大的问题。因此，欧盟这走了一半的路，实际上不进则退：或者如欧盟官僚所设计的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极右翼政党所主张的退出欧盟的欧元区和申根区制度设计。 第二种是民族国家内主流社会与移民少数族裔之间的张力。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中的主流社会多为某一核心族群，欧洲民族国家多以核心族群的历史和政治建构为基础立国，与后来者移民少数族裔群体之间一直存在整合路径上的较量——是差异性地进入，还是同一式地融合。当前，冲突最为凸显的部分在于有基督教历史和世俗化原则的欧洲国家如何处理国家和核心族群与穆斯林移民的关系。(25)来自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他者”在本国居留，在事实上改变一国的人口、文化结构，从而对当地民众构成冲击，使得近年来移民问题凸显。以基督教为底色的欧洲各国(尤其是西欧)，以既有的民族国家模式融合多数以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的移民和难民，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内政与外交的叠加效应下，冲突正越来越不可调和。 第三种是欧洲民族国家内核心族群与世居少数民族之间的张力。核心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与世居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形成冲突，因前者欲保持国家内部最大程度的同质性，而后者(多为世居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国家内的异质性因素，对自身族群使用与国家民族主义一致的逻辑——外保自主内护同质，要求自治甚至分离。因此，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张力。 目前，第三种张力暂时退居其次，第一和第二种张力在凸显。在反对欧盟和移民少数族裔的问题上的目标一致，使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极右翼政党走到一起。产生这三种张力的来源，都在于在民族国家模式的框架内解决政治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问题。 (二)代议制民主危机 与民族国家相关并由之引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代议制民主的困境。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忽略一个原初性问题，即代议制民主的适用范围或规模问题——民主在政治疆域范围扩大、政治实体规模扩大后，还是否可能？ 从本质上说，代议制民主就是大规模民主的产物，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现代共同体(意味着不再是小规模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实行何种政治制度，能使得共同体的意见表达、事务决定更好地传递和让渡给政府。但即使是大规模民主支持者、代议制民主鼻祖密尔，也认为代议制民主只能在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实行。 在跨族群的政治体内进行代议制民主选举，与在单一社群内部实施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民主的前提是定义“人民”，在这一意义上，“边界划分和政治共同体成员的界定也许是最基本的政治决定”(26)。民族情感是民主运作的动因，民族认同是民主的意向条件。(27)如果社会团结、重叠共识等民主实现的前提在共识和认同缺乏(认同的来源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且在少数民族受到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歧视时更难以实现)的政治体内没有较好地存在，语言传播媒介和选举制度设计等民主实现的技术手段没有考虑在异质性的群体中可能的损耗，那么，异质性共同体的民主容易成为假多数人之名而行压迫少数人之恶的制度武器，正如我们在这次选举中看到的，欧洲诸多国家中核心族群选出反移民、反伊斯兰、反犹太的族裔民族主义政党。同样的逻辑不单适用于不同族群在同一民族国家内的情况，也涉及不同民族(国家)在欧盟内遇到的由于共识和认同缺乏带来的代议制民主的问题(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后的《欧盟条约》第二编“民主原则条款”第10条规定，“联盟的运行应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28))，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 此外，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崛起还凸显了一个问题：当民众选择了精英认为错误的选择时，该怎么办？密尔所定义的代议制民主是“国家的主权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或公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或公民投票行使这种权力”(29)，其预设的逻辑是，政府是人民的意志的代表，但无关对错。人民若要选择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闭关锁国，选择对少数族裔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其结果是选举市场中对极右翼政党的需求大增，但于国于民未必符合长远利益。这一问题，单靠代议制民主是无法解决的，反而只会加剧。实际上，欧盟作为欧洲层面“去民主化”的机构，其政策制定由技术官僚和跨国精英主导，“这种跨民族体系的发展减少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自治……跨民族活动和决策的增多，减少了一国公民通过政府在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事务上实施控制的能力。在这种程度上，一国政府正在成为地方政府”(30)。尽管欧盟备受“民主赤字”的诟病，而且在最具“民主”的欧洲议会也存在传统大党团排挤极端党团——“不民主”地压制欧盟公民“民主”选举的产物的问题，但是就欧洲政治民粹主义化、极端化的发展而言，欧盟这一设置是对代议制民主下极右翼势力发展的对冲(hedge)。 (三)福利国家制度危机 欧债危机之所以会促进民族主义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经济危机的时刻，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变得资源有限，而其本质上所谓“福利”又是基于共同体的边界而实行的。因此，民众尤其是底层的穷苦大众很容易出于自身福利的考虑，反对“外来者”。不少极右翼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其支持者多是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的阶层。新崛起的极右翼政党与福利沙文主义和福利民粹主义相关。(31)工农等低收入阶层往往更容易被煽动起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情绪，将自身利益受损归罪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下外来移民的冲击和欧盟官僚精英的剥夺。在此，经济危机所凸显的阶级矛盾借助民族主义的动力，以支持极右翼的政治选择体现出来。 福利国家是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上的，在操作上具有排斥性，即根据是否有这一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而享有相应的福利。例如，法国民族阵线在纲领文件中论述控制移民的必要性时，称“移民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言是一笔昂贵的开支，大概每年需要700亿欧元”(32)。事实上，共同体对社会团结的要求很高，需要一部分成员愿意将己得由国家分配给需要的同胞。而当这个共同体内部出现了认同危机、产生出狭隘族裔民族主义情绪时，“福利之船承载不了那么多”就容易成为普遍的共识，移民少数族裔作为共同体的“他者”很自然地成为目标。 况且，在欧盟、成员国、国内民众三层结构中，由于货币和边境等输入性主权已经让渡给欧盟，因此造成欧盟内经济竞争力较弱国家因为统一货币而失去进出口的汇率杠杆，从而不得不遭受竞争力较强的欧盟国家“剥削”；但另一方面，欧盟在统一货币的同时没有统一财政预算，边境的开放便利了申根区内各国(主要是由新欧洲到老欧洲)人员流动以及申根边境外的、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而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等输出性主权依然由民族国家负责，那么，民族国家的核心族群民众在经济危机引发的福利改革问题上，会以民族国家的排他性逻辑，来反对该共同体中由于欧盟一体化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局外人”——移民(难民)。但是，如果社会福利的发放权由欧盟掌控，则问题更大，比如各国对于福利程度的偏好差异很大、各国对于难民和移民的准入和社会政策不一，会引发激烈的利益碰撞，最终导致合作的失败。 (四)意识形态危机 自20世纪50-60年代西欧大量输入移民劳动力之后，人种、宗教、语言、文化迥异的移民少数族裔在西欧国家的人口版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族国家通过“同一化”整合模式达致统一的既往路径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在理论和话语上，60-80年代兴起的承认政治和认同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人的权利保护与抗争等注重少数民族群体性权利的运动型左翼政治哲学思潮，也代替原先以公民个体性权利为标准的右翼自由主义，成为全球性的“政治正确”。极右翼政党所代表的国家—族裔民族主义的回潮与壮大，是对这一“政治正确”的反动。 近年来，各极右翼政党和将极右翼政治主张内化了的右翼执政党，纷纷打破普世性的政治正确话语，不惮于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极右翼政党如法国民族阵线公开宣称“社群主义是国家团结的毒药”(33)，从2010年开始，德国、英国、法国首脑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都表示，多元文化主义是失败的、不可行的。(34)此外，各极右翼政党如法国民族阵线、丹麦人民党、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缩SD)等也表示，本国不是移民国家，多民族(multi-ethnic)的转变是国家的灾难，因此不可接受；也明确拒绝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大幅降低非欧裔移民，反对伊斯兰化，对已有的移民少数族裔实行同化政策，加强国家认同和社会团结。(35)极右翼政党受到选民支持的原因，也在于它们敢打破政治话语的禁忌，言主流政党之所不敢言、做主流政党之所不敢做，正如法国民族阵线的支持者所言，“我支持玛琳·勒庞，因为她敢于‘政治不正确’!”(36) 然而，在打破既有政治正确之后，新的政治正确是什么？甚或已经不需要政治正确？如果不需要，那么，什么是全欧洲最基本的道义共识；如果需要，一个曾经以人权为强大感召力的欧洲文明如今不断封闭而敏感地向内收缩，又能贡献出怎样的政治标杆？ 欧洲议会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背后是欧洲社会大的结构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动表现为民族国家危机、代议制民主危机、福利国家制度危机以及意识形态危机，四者共同作用于增大政党选举市场中极右翼的需求因素。在欧债危机之后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极右翼政党的大幅崛起。 五、结语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带有强烈族裔民族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大幅崛起，取得历史性突破。 从供给—需求模型的角度看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原因，是极右翼政党的主张与民族国家既有的共同体建构和融合模式相契合，较易为选民接受；另一个是主流执政党迎合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选民，在移民问题上合流趋向极化，但在政治实践上又不能完全实现承诺，给予极右翼以发挥的政治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需求因素。选民排外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来自于欧洲政治中的结构性危机，即民族国家模式、代议制民主、福利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四方面的危机相互作用，放大了欧洲各国在外部欧洲共同体和内部移民群体问题上的危机，也因此急剧扩大了对有强烈族裔民族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的需求。选举市场中选民的需求因素是最为根本的“内因”，极右翼政党抓住并迎合选民的需求，得以大幅崛起。在这种结构性的影响因素下，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不会止步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而是会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现实。 外部的跨民族体系和内部的离散民族群体已成为欧洲政治进程中的两大重要角色，其中以异文明和异种族的移民为主要影响者。今后，整个欧洲从欧盟层面到各民族国家，都会因移民面临巨大挑战，其应对也会造成一系列溢出效应，政治生态也将受到逐步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大批在所在国承受多重压力、怀有巨大不满的欧洲穆斯林移民后裔加入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缩写为ISIS)做志愿军，(37)前往叙利亚参战、“担纲”斩首欧美公民的行动，直接触发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在族裔—国家民族主义和族裔—地方民族主义的跨国合流下，向本“民族”回归的潮流正在涌动，上与超国家组织、下与共同体内部的“异质”元素产生紧张关系。 欧洲该往何处去？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表明，欧洲并未完全身处后民族结构(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中，而是一种正在建构进程中的民族和后民族混合结构。以基于宪法、规则和公民权利的宪政爱国主义建构欧洲公民团结、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或许存在本质性缺陷，这一抹去文化、历史、传统的抽象设计始终难以抵挡现实中族裔民族主义的冲击。对欧洲而言，“民族性政治实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则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一个跨国性的政治统一体的时代，不过这些统一体仍然还是要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来构成”(38)。如何与民族主义相处，是欧洲乃至其他共同体在建设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 注释： ①法国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又译为“国民阵线”。从学术角度而言，鉴于本文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极右翼政党，且为与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钦民族阵线(Chin National Front)、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等翻译统一，故译为“民族阵线”。 ②在本文中，“极右翼政党”(far right party)仅意味着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离中间较远的右端，不存价值上的高下判断之意。对“极右翼”具体的概念界定，见下文“概念界定”部分。 ③数据来源：欧洲议会官网http://www.resultatselections2014.eu/fr。 ④数据来源：Corinne Deloy,Ascension of populist parties but relativ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bulance in the European elections,02/06/2014,see from http://www.robert-schuman.eu/en/european-issues/0315-ascension-of-populist-parties-but-relative-stability-in-the-balance-between-the-political-parties。 ⑤“其他”一项多为极端主义且主要为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例如，在2009年欧洲议会中，“其他”包括VB,ATAKA,FN,JOBBIK,PVV,FPO,BNP等极右翼政党；在2014年欧洲议会中，则有FN,NPD,LN,PVV,VB,JOBBIK,FPO等。因此，可大致认为极右党团与“独立议员”的相加能够被视为极右政党的总体情况。 ⑥张磊《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探析》，载于《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 ⑦Herbert Kitschelt,"Movement Parties",in Richard S.Katz and William Crotty(ed.),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pp.278-281. ⑧Bert Klandermaus and Nonna Mayer,Extreme Right Activists in Europe:through the Magnifying Glass,Routledge:Abingdon,2006,p.4. ⑨Cas Mudde,"Right-Wing Extremism Analyzed: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NPD,NDP,CP'86)",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27,No.2,1995,pp.203-224; 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93. ⑩Cas Mudde,"The Single-issue Party Thesis:Extreme Right Parties and the Immigration Issue",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2,No.3,1999,pp.182-197. (11)史志钦《欧洲极右政党透视》，载于《国际论坛》2001年第3卷第6期。 (12)在此，笔者是就科里尔概念策略意义上使用。“科里尔的概念策略”不完全是科里尔提出的，笔者为论述的方便，将科里尔在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Democracy:Conceptual Hierarchi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in David Collier and John Gerring,Concepts and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The Tradition of Giovanni Sartori(New York:Routeledge,2009)中综合提出的概念策略统称为“科里尔的概念策略”。 (13)本文中，所谓国家/国族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与“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区分)指的是在欧洲“民族国家”中，从该国传统上的多数民族角度追求民族与国家政治体在权力、人口和领土意义上的边界的合一；所谓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regional/ethno-nationalism)，则是指一民族国家内部，(往往是)从世居少数民族角度追求民族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合一或更高度的自治乃至分离。 (14)例如，对于英国独立党是否能被称为极右翼，在欧洲和英国内部争议很大，比如Is it fair to call UKIP farright?,see from http://www.politics.co.uk/blogs/2014/01/10/is-it-fair-to-call-ukip-a-far-right-party。总体而言，对于这类新生政党，暂时难以对其下定论。就本文对极右翼政党的界定以及英国独立党目前的表现而言，英国独立党还不属于极右翼政党。 (15)Ruud Koopmans,Paul Statham,Marco Giugni and Florence Passy,Contested Citizenship: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p.181. (16)Robert W.Jackman and Karin Volpert,"Conditions Favoring Part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6,No.4,1996,pp.501-521. (17)关于政治分野，参见Arend Lijphart,Patterns of Democracy: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选民分裂、政治制度与民主崩溃》，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5期。 (18)Elisabeth Ivarsflaten,"What Unites Right-Wing Populists in Western Europe? Re-Examining 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 in Seyen Successful Cases",in Como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1,No.1,2008,pp.3-23. (19)该报告是Ipsos为France Télévisions,Radio France,le Point,LCP/Public Sénat和France 24所作的欧洲议会选民结构分析，于5月22-24日以严格的抽样方法开展，样本量为2048人(18岁以上)。详见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elections-europeennes-2014/20140526.OBS8488/europeennes-qui-a-vote-fn.html。 (20)例如，France 24,"Je suis musulman,je fais le ramadan et je vote Le Pen"(我是穆斯林，我过斋月，而我投给勒庞)，27/04/2012，see from http://www.france24.com/fr/20120427-election-presidentielle-marine-le-pen-front-national-fn-vote-etrangers-immigration-temoignages/. (21)关于共和模式，参见刘力达《高认同与高冲突：反思共和模式下法国的移民问题及其政策》，载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 (22)参见刘力达《法国：国家认同大讨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载于2010年8月6日《中国民族报》。 (23)刘力达《驱逐罗姆女孩：法国政治的右转与欧盟干预效力的弱化》，载于2013年11月8日《中国民族报》。 (26)Reinhard Heinisch,"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126,No.3,2003,pp.103-109. (25)相关的事例很多，最新的事例见孙进《穆斯林移民话题再次搅动德国社会》，载于2014年8月7日《中国青年报》。 (26)Frederick G.Whelan,"Democratic Theory and the Boundary Problem",in J.R.Pennock and J.W.Chapman(eds.),Nomos XXV:Liberal Democrac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3,p.13. (27)王绍光《民族主义与民主》，载于《公共管理评论》2004年第1期。 (28)参见《欧盟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29)[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页。 (30)Robert A.Dahl,"A Democratic Dilemma:System Effectiveness versus Citizen Participation",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9,No.1,1994,pp.23-34. (31)Willem de Koster,Peter Achterberg and Jeroen van der Waal,"the New Rilght and the Welfare State:the Electoral Relevance of Welfare Chauvinism and Welfare Populism in the Netherlands",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view,Vol.34,No.3,2013,pp.3-20. (32)(33)参见法国民族阵线官网(http://www.frontnational.com/)中Notre Projet:Programme Politique du Front National的immigration部分，see from http://www.frontnational.com/pdf/Programme.pdf。 (34)刘力达《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终结？(上)》，参见2011年8月26日《中国民族报》。 (35)例如，法国民族阵线纲领文件(http://www.frontnational.com/pdf/Programme.pdf)，丹麦人民党纲领(http://www.danskfolkeparti.dk/Principprogram)。 (36)20 Minutes,Pourquoi ils ont voté Le Pen,25 avril 2012,see from http://www.20minutes.fr/elections/922571-pourquoi-vote-pen. (37)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芬(Soufan)智库集团、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0月)，前往叙利亚打仗的欧洲公民英国有488人、法国412人、比利时296人、德国240人，其他欧洲国家亦有几十至百人不等。 (38)[法]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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