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本体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语文教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项：最近一段时期，语文教学改革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许多报刊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如《光明日报》等还开辟了这方面的专栏，连续发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教育界中人，他们说的大多是“经验之谈”，比较切合目前语文教育的“实际”。但是，对于如何改变这种“实际”，他们的想法却不能不受到实际上的许多约束，尤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语文教育模式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虽然都处在教育界以外，对目前语文教学的实际状况没有他们那么熟悉，但是，对于语文本身的“实际”（包括它的实际运用状况），我们的了解并不亚于他们。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与语文打交道，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是大量的、活的语言文字材料，而不是有限的几十篇课文。所以，我们可以从语文本身的实际出发，谈一谈我们对于语文教育的看法。
卢：为什么要来批评语文教材呢？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原因：一，大家都说下一代是祖国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但是跟社会上别的东西一样，实际上，下一代的教育，也是被某些部门垄断了的，致使一些不良的东西出不去，好东西进不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来不得温良恭俭让，需要来一点真正的碰撞，真正的争鸣。这样才是对下一代负责。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二，假如说现在的教材是开放的，比如说像民国时有多种教材，由学校自己选用，那么我们也用不着来批评。可是现在只能用指定的一套。这种规定的合理性如何，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地不讨论。但是正因为只有一套教材，没有办法用别的，我们除了参加讨论，别无他途。
项：对于时下的语文教育水平，我的评价是比较低的。虽然我并不否认中国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近百年来为提高国民语文素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否认八十年代以来语文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但是，从过去十几年的语文教学、文学研究和刊物编辑工作以及日常阅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感性材料中，我却只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自如地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感情方面，我们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有缺陷的。不用说一般的中学毕业生和理工科的大学生，就连那些大学文科毕业后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如记者之类，其语文水平也是有问题的。如前不久在抗洪宣传中，新华社发了一则通稿，题为“关键时刻总理情”。这个标题虽然没有明显的语病，但是其前后组合方式给读者的感觉却相当别扭，甚至构成了某种阅读障碍。如果把它作为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语感迟钝的例子，我看恐怕并不为过。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刘心武闹的一个大笑话——这位以创作《班主任》而出名的作家，前年在一篇公开发表的随笔中，把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中的后半句当作自己的“梦中得句”，得意地炫耀了一番，结果却在无意之中露出了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虽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把这个特例作为刘心武“文学常识不足”甚至许多作家“语文水平不够”的“铁证”，但是，从这位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著名作家出的这个“低级错误”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出一些“搞”文字的人所共有的“语文症状”呢？要知道，现在新闻界的情况是破稿子满天飞，出版界的情况是“无错不成书”，教育界的情况是大多数学生怕读古文、怕写作文……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虽然不能一概归结为语文水平问题，更不能完全归咎于学校的语文教育，但却是我们在为语文教育“把脉”时所不能不注意到的。
项：在我看来，当前语文教育上最明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材的质量问题。目前我省通行的初中语文教材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则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两套教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德育”。表现在课文的选材上，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首先强调文章的政治思想内涵和道德教育意义，而不是文章本身在语文上的价值和特点。如教材中的议论文部分，就选了比较多的政论文，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政治人物的报告、讲话之类。这些文章有的不大有文采，有的虽然也有文采，但是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涉及到很多背景材料，不是单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可以讲清楚的。比如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别了，司徒雷登》之类，从政治上来看，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是很有特色的。但是，把它们放在中学（有的甚至是初中阶段）的语文课本里，作为中学生学习议论文的范式，我看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文献，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中有些议论还是针对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形而言的。现在把它作为范文，要求中学生领会其精神实质，并且“活学活用”，当作一种准则加以遵守，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从写文章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议论文恐怕也不宜作为初学者的范式。因为它注重的是气势，而不是逻辑。我们中国人写文章历来强调要有气势，对于逻辑却往往不太注意。毛的文章虽然也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最大的特点却是气势逼人，先声夺人，不容论敌有争辩的余地。这样一种风格的文章用来作为“批判的武器”，自然可以收到所向披靡的效果，但是，如果把它作为议论文的范式，让中学生去仿效，我看效果恐怕不会很好，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画虎不成反类犬”。例如“红卫兵”一代中的许多人，包括现在还在走红的一些“知青作家”，他们写起文章来大多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但是在学理上经得起严密推敲的并不多。我看这与“毛文体”的影响就有一定的关系。
除了毛泽东的诗文以外，目前中学语文课本里选的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作品。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九册课文（不包括高中第一册）中，鲁迅的作品共选了12篇（与毛的诗文所占的篇幅大致相当）。这12篇从文体上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说和一般性的记叙文，包括《故乡》、《祝福》、《药》、《阿Q正传》以及《柔石小传》等。 这一类中除了《柔石小传》不太有意思以外，其他都是可圈可点、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为课文也是很合适的。第二类是抒情和记叙并重的散文，包括一篇《呐喊·自序》、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和半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编者将它放在初中第一册的课文中，删去了原作中写三味书屋的部分，另取名为“百草园”，其本意或许是为了削减篇幅，便于学生接受。但是，这样一来，却把原作对百草园的描写变成了单纯的写景文字，使人不能从中看出小主人公的童心，从与三味书屋生活的有趣的对比中看出儿童心态的变化，这对作品的艺术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害，在实际效果上恐怕也反而有碍于学生的接受。除了这个改编上的问题外，这一类文章基本上也没有多大问题。有问题的主要是第三类，就是杂文这一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与出汗》这两篇论战性的杂文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很有争议性的，可以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如果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杂文恐怕也并不是最恰当的形式——而现行的语文教材却拿作者的观点作为定论，对争论的另一方进行抨击和批判，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不好的。目前有许多青少年对鲁迅不理解，“敬而远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科书上的选文给他们造成了鲁迅“可敬而不可亲”甚至“不近人情”的印象。而事实上，鲁迅有很多文章是写得很有情趣的，有的还很贴近青少年的心理。如《社戏》、《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等，都是很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现行教材不选这些篇目，无非是因为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不那么强。但是，像现在这样，把政治倾向性特别强、说教意味比较浓的文章都选到课本里，使得语文课内容政治化道德化，意义严重超载，结果反而容易造成学生的拒斥——学生对课文本身不感兴趣，语文教育又怎么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呢？
王：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对语文教育和语文本身的认识问题。语文语文，顾名思义，就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学会怎样很好地使用这么一个工具，是语文课最基本的要求。但事实上，目前的语文教育并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我们是中国人，日常的说话、写字都是用汉语，思维也是用汉语进行。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读了十二年书之后，还不能很好地使用汉语。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看其中就有一个对语文的定位问题。现行教科书体系对“语文”的定位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即语文加思想道德，而不是把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工具来掌握。语文课首先要接受的是一种思想感情——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等等；它不但要教学生怎么样使用语言文字，还要教他们在思想道德上如何“上进”。这么一个定位体现在语文课本的选编上，就是强调政治性和思想性，要把一些政治上比较“正确”、思想感情比较“积极向上”的文章选入到课本中。依我看，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语文就是语文，你要讲政治，可以用另外的课比如说思想品德课去解决。大家都知道，数学就是数学，物理就是物理，因为我们把它看成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一个方面。那么，为什么语文课就不能看成是纯粹训练语言文字的课程呢？这个观念问题不解决，语文教育的改革就永远不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项：对。强调德育和智育的结合，要求语文课同时承担思想品德课的任务，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因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整个学校教育的总体目标，这个目标是通过各门分科来完成的，而不是某一门具体课目所能独力承担的。虽然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载体，可以表达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内涵，语文课本也可以适当地选一些与政治、道德有关的文章，但是，选材的尺度必须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政治或道德方面的需要。我觉得任何一项活动首先都有它自身的本体价值、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和政治、道德扯在一起。那样实际上是用一种狭隘的功利目的遮蔽了它的本体价值。依我看，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最大关键，就是要破除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语文本体上来。比如初中语文课本上选了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表彰周恩来的。周恩来少年时期有这样的志向当然很可嘉，很值得我们佩服。但是，从读书本身来说，还是应该有一个内在的本体性的目的，而不能把它附着于一种外在的功利性的目的。你以为给它加上一种道德的、政治的目的是抬高了它，实际上恰恰是贬低了它，扭曲了它。就中国文化来说，最缺乏的就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不计功利地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现行的语文教材就是用一种道德化的东西遮蔽了对语言文字的直接的感性的把握；说得上纲上线一点，这种民族心理都是很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要回到语文本体。语文本体就是语言文字，说得极端一点，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卡西尔说人是符号动物。依我看，语言之于人，绝对不亚于政治、道德之于人。在人类没有政治没有道德之前，首先是有语言。太初有道，太初有言。语言对于人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语言能力对于一个人的实际生活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语文教育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获得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道德教化，更不亚于政治宣传。这是我们必须说明白的一个问题。
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把道德教化和政治宣传方面的内容加到语文课中，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德必须基于个人的自觉，必须体现个体的自由意志。一个人在被强制和受操纵的状态下所做的行为，单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自由自决的行动才具有道德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德性的培养一定要以知性的开发和理性的启蒙作为基础。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所谓“德性”，实质上就是合乎理性。因此，要进行道德教育，就必须与智育结合起来，以理性的自我认识为起点，以人的理性本质的实现为归宿。在古希腊哲学中，“德性”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适度”和“节制”之类的内涵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那时的贵族来说，德性的主要表现就是有权力而不滥用权力；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能够适度地节制自己的情欲，按照理性的要求做正当的事情。这才是德性的体现。在我看来，语文教育的正当方式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而不是去进行道德说教或是宣传某种政治理念——那是一个人到了成年，有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经历、对社会实际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才能形成的。现在我们在一个人的少年阶段就开始给他灌输某种政治观念，让他们在不理解的状态下被动地接受，这实质上是对教育权力的滥用。
卢：我没有正式当过教师，我把教人怎样做人看成几乎高不可及。在古人，天地君亲师是并列的，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如果现在一个老师动不动就说他是教人怎样做人的，我听了以后总觉得很惶恐。我个人觉得，教人最关键的就是身教，另外的都不是正路。而现代教育与古代教育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古代是教怎样做人，知识倒在其次；而现代是职业教育，知识最为重要。这些根本区别是很难调和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不能体会此间的区别，所以搞得很混乱。语文教材的编纂，就体现了这种混乱。我同意你们两人的说法，语文教学还是要以语文为主。
王：现在的初中课文的编者，很明显地，也认识到学习语言文字需要方法。他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想把这种方式、方法用一种比较量化的方式来教给学生。这就是教材的可操作性。他们是很注重这个的。但这实际上在初中是做不到的。
项：因为教科书上所说的这些方法对学生来说是外在的，而不是他们从自己的阅读和写作实践中领悟到的。这种领悟对他来说才是内在的。现在的教材只是把人家现成的一种方法教给学生，这在实际上是使方法变成了教条。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我们现在讲的语言功底，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首先是一种本体上的领悟，从领悟着手，然后才能逐渐进入。而我们恰恰忽视了这么一种本体的位置。
王：没有大量的感性材料，没有积累得很丰富的对文学、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感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较高的语文能力。就算教一百遍，最伟大的作家去教他的儿子也不可能教会。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语文这个东西的确是有操作性的，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不可操作的；或者至少说，在初中阶段是不可操作的。如果需要操作的话，一部分可以挪到高中来。而且方法这个东西根本不能编入教材，只能是老师在课堂上讲一讲，开头怎么好，结尾又怎么好。比如莫泊桑的《项链》，就是讲一个悬念，项链丢掉了，她苦了一辈子，到最后才知道这个项链是假的，人生的悲凉、痛苦，很多东西就蕴涵在里面。
这个结尾处理得好，就是说在前面跟后面之间的关系上是很有技巧的。这个肯定可以讲，但是不能把它作为语文课本的本体。那么，在初中阶段，语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一种感性材料的积累，包括对词汇、句式的把握。我主张初中的语文课文一定要选一些文字上比较漂亮的文章，色彩斑斓的那种文章——美文，即使华丽一点也不要紧。如汉赋之类，在初中语文的后半阶段和高中的前半阶段可以适当多选一些，让学生体会语言文字本身的美，可以激发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把什么文章（包括一些文字很拙劣的文章）都选到语文课本里，难怪学生不要学。连一般的记叙文他们也不要学，根本没有兴趣——他们看到的报纸上的文章也比这些课文好呢。我们小时候为什么喜欢文学？是因为看到有些文章语言文字很漂亮，很有吸引力。所以，语文课的选材应把握这样几条原则：一是语言文字本身要漂亮，要有吸引力。二是感情一定要真挚，不能作假，哪怕是低沉忧伤一点也不要紧。三是写得比较随便一点，不要有什么构成、结构、切入点之类的，他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到哪里完了就完了。当代作家里有很多文章都是写得很漂亮的，包括苏童、莫言的一些文章，文字感觉都很好，就是心灵与文字之间的打通，很神奇的，能激发人的想象的。我为什么觉得读莫言的文章写作会好？因为他的文章极大地拓展了心灵空间，拓展到了语言文字可以无所不能的境界。你读了他的文章就会觉得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天地。这种感觉对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到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所选文章要非常朴实，比如说朱自清的《背影》。这种文章实际上是不宜选到初中课文里的，因为这时学生不可能理解。它的情节虽然很简单，但蕴涵却比较丰富。到了高中高年级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这就是阶段性。前阶段要非常繁华，文字要很绚丽。我很主张初中甚至高中的前半期，学生可以写得花里胡哨，半生不熟的词乱用，都没有关系。他对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有好奇，拿起这个工具乱用一下，这种好奇非常重要。但是到了高中的高年级阶段，一定要选那种真正高品位的文章，或者不一定是高品位，但在方法上是不错的，进入到那种既平淡又有味和朴实的阶段。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什么是好文章？从心灵里流露出来的、质朴无华的才是真正的好文章。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人为的痕迹，非常自然散淡，如行云流水，与心灵完全相通。当学生读到了这样的好文章，并真正读懂的时候，就知道了文章的高下，文字的奥妙，语言的魅力。语言文字，你可以施展得非常华丽，非常铺张，但是你最后使用它，感到与心灵真正相通的时候，教学就真正达到了目的。而且他的鉴赏能力，他的眼光，他的判断力——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已经完成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这个。
卢：我非常同意王彪的这个观点。自己想一想，小的时候被文学吸引，是因为什么？确实是华丽的文章。那时心里在奇怪：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他怎么能写得这么漂亮，能用这么多的词。就是这么一点好奇，把我们带进文学的殿堂。所以，我看关键是要增强课文的吸引力，而千万不要把大人的经验生硬地灌输给中学生。
项：学语文，一个是学会自己表达自己的思想，一个是理解人家表达。你要学会表达，首先就要对语言的表现力有所领悟。小学语文如果说首先还是一个识字的问题，中学语文，语感的训练是语文教学的第一步。所以我觉得语文课文选材应该以文学作品为主体，因为最有表现力的就是文学作品，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有适当的篇幅。古典是根系，现代是花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那么，为什么要把外国文学作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呢？除了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外，我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译文体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影响。在汉语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外国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和其它文体的翻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首先是黄遵宪、梁启超的“新文体”，从日文中引入了大量的新名词，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鲁迅等人又从欧美引入了许多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思想内容，激活了汉语言文学（“欧化”是对汉语的“活化”），把它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得汉语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语式、科学语式和新文学语式。现在的语文教材，外国人写的文章那么少，我觉得这是与它对现代汉语的实际影响很不相称的。
王：从文章的选择来说，我是主张现代文占三分之二，古文占三分之一。在现代文里面，其中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各占一半。因为现在外国文学对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的影响，已经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了。现代文的一个重要源头实际上是外国文学。现代文是以古代的白话文为基础的，它的内部生成是在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过程中逐渐规范化和书面化的。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我们主张“文”就是多选一些文学性强一点的作品，很多人可能会反对。首先，他们觉得语文不完全是文学作品。第二，认为文学性强的作品是比较花哨的，没有实用性。但实际上并不矛盾。文学是语言文字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学习语言文字的最直接的本体。为什么古代的教育就是文学？哪怕是经书，也是文学性很强的。学生在掌握了很多的词汇、句法的运用之后，也为其他打下了基础。像说明文之类，是一个实际应用的问题。当你掌握了语言文字，到了怎么去使用的时候，才去解决文体上的纠葛。
卢：我讲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
一，教材里的散文选得比较差一些。有一种虽然是名家散文，但是这个名家的创作力已经明显衰退了。像《曼哈顿街头夜景》，是丁玲晚年的访美作品，其实应该选她年轻时的作品。而且那么多作家访美，不客气地说，没有一篇是好文章。这种文章对文学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把它选进去简直是误人子弟。选名家的作品，要选他们的名作。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三大家，虽然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他们有很多缺点，但是语文书里选的比他们的作品要差多了，都是些蹩脚的模仿者。很多都是选自当代的杂志或者报纸，有些文章非常糟，所谓“取法于中，风斯下矣”。这种文章一不出自心灵，没什么新鲜的感触；二是语言文字非常一般，没有什么意思。此外还选了很多读书经验、写作经验之类。但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在这些领域也不太出色，有的还没有资格写经验谈。有个别文章，应该是小学生读的，却放到了中学教材里，比如叶永烈的《圆圆和方方》，很不可理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事过境迁的东西，像《长城春色无限好》，是1957年发表在《旅游》杂志上的。而现在的长城跟那时候肯定不一样了，无论是外表还是路上的景色等等。而且它不是名篇。像三四十年代的著名文学大家的散文，现在选的就太少。
二，大多数的论述文是很糟糕的。这些论述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现在拿来当教材，我觉得很无聊。还有一个就是名作的问题。选名作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是对于名作，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现在的教材对有些名作的理解，我看是一种误读。如鲁迅的《最先与最后》，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强调宽容，强调要有不同意见，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到最后。而在编选者的误读中，却被当作了在运动会上表彰最后的坚持者的一个文本，一种对“努力”的表彰。
三，古文选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诗，一种是文章。中国传统诗歌中最好的肯定是唐诗。而这个课本比较注重“面”，选了很多后来人的东西。这不是很对头。因为诗首先要选“好”，不应该追求“面”。中国诗歌史的最高峰就是唐诗，这是没有争议的。现在的课文选的一些诗根本没有诗意。像王安石的《元日》，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开始流行的非常政治性的一首诗，我看没有必要选上去。这是因为选的人受了一些文化的局限，自己的印象深刻的就选进去。还有比如白居易的《放言》，也是一首没有什么诗意的诗，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是边缘的东西，现在却把它当作名作选进去，我觉得也不对。什么叫诗，我觉得编者实际上不是特别理解。还有一个问题，举个例，像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里面，“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眼就在“时时”、“恰恰”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对中学生来说又是很难讲清楚的，我看还是不选为宜。再说文章，我看选材上的问题也不少。如高中课本里的《过秦论》，这种文章太铺张，而引用的很多史事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多少根据。这是古人的一种写法。但是你把它当作中学课文，一个个典故给他们讲，经常是无法落实的。这些拿来给中学生讲就太高深了一点，没有必要。我觉得在中国传统的论说文里，这种文章算不上是很正宗的经典之作。
卢：上面大家讲了很多，而最后要落实到如何改进语文教材上。我觉得，编写教材的体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明显缺少一个将学术前沿的新研究成果及时地传递到中学教材中去的机制。现在的语文课本，长期以来主要由较突出的中学教师加上一些编辑编定。他们当然有不可抹煞的优势，如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等，但是他们在别的领域没有专门的研究也是事实。我认为，语文课本的编定，应该由一个汇集各科专家的委员会进行，如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古汉语学家、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等，再加上一些优秀的教师。因为作家明了文学的产生过程，不致于被暂时的赝品所蒙蔽；文学批评家对现当代的文学水准有一些了解；文学史家可以较客观地评价所选课文真正的价值；古汉语学家可以把住古文解释和教学的关；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懂得循序渐进的原则；教师是第一线的，最了解学生的需要。突破了划地为牢、作茧自缚的思维方式，挣脱了局部利益的羁绊，扩大胸怀，增大气量，我们的工作才会做得更好一些。
（本文系座谈发言，由实习生张钰霖根据录音记录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阅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