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各阶层开始探索从古典国家形态向现代国家形态转变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终以革命的手段带领人们完成了现代建国，并且确定建国后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国家建构的层次也逐渐清晰：现代建国从帝制中国覆灭到民族国家显现，从民族国家的消音到政党国家的定型，最后以革命形势完成中国现代建国，自此中国开始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迈进。
关键词：现代建国；帝制中国；民族国家；政党国家
从明清交替到晚清变局，中国开始逐渐从古典国家形态向现代国家形态转变。现代国家建构作为一个政治学名词，在中国现代建国的历程中增添了更多中国历史的时代特色，中国近代社会复杂的内因和外因致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不能遵循简单的已有范式，而必须在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找到建国突破口。所以我们必须抓住历史的脉络，阐明中国现代建国的重大主题：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完成现代建国，以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围绕现代建国的主题，革命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现代国家的历史面相也不断清晰。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开启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建立，从“中华民国”建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现代建国的任务基本完成。在现代国家建构范式已经存在，中国现代建国的任务尚不算困难的情况下，为何中国现代建国却走过了荆棘丛生颇为坎坷的建国之路呢？为此，理清中国现代建国的历史逻辑从大历史观上看对于了解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从帝制中国覆灭到民族国家显现
关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第一次转型，其内生力量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史称辛亥革命。短短几周，清王朝治下各省纷纷通电“独立”，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应声崩溃。辛亥革命既不同于中国历代以来下层民众推翻上层统治者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由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欧洲各国政治革命，辛亥革命的特点在于，它是以中央政府以外的地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分崩离析。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国民党一直试图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尽管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基本形同虚设，革命成果也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但是不得不说，中华民国的成立是民族国家形式结构确立的标志，也是中国现代建国的阶段性成果的表现。单从政治制度上来说，民国初年的政府形式是历史的进步，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的弊端得到基本消除，但是在这种政府形式下各省军政府权力膨胀，国家陷于分裂。因此，这时的民族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现代国家的形式，所以当中国试图从帝制中国转型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并没有维持下去，而是变成朦胧的历史映像，谈及此可归纳出一些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消隐国家镜像的缘由：民族国家之所以没有成功延续，是因为晚晴民族国家的建构本身就没有稳固的政治族群的支撑，之后又因袁世凯的复辟而惹怒民众，至此断送了统一民族国家建构的前程。因此当我们谈起民族国家的基本命运也只能是当作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一抹底色了。
二、民族国家的消隐与政党国家的定型
当民族国家建构已经开始逐渐确立一套关于政治结构的框架时，在中国一种完全与民族国家建构异趣的现代国家建构形式——政党国家逐渐获得了它勃然成长的契机。政党国家的建构关系两大政党，其中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建设政党国家的主要领导者。在袁世凯复辟等事件的经验教训下，强化了自己以党治国的理念。但在现代政党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对于英美各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模式并不青睐，而是想要从中国本国自身政治中摸索出一套关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方案。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当苏俄现代方案出现时，孙中山找到了现代建国的目标，因此，借鉴苏俄的建国经验，成为此时以党建国的根本指向。孙中山指出：“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而后曰“简言之，以党治国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而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这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其实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现实存在，孙中山的理论是建立在治国的基础上的，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国民党当时并没有取得全国政权，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仅仅是以党建国，而并没有到治国的层面。由此建立起来的国家，必然是“党在国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国家的理念虽同样借鉴苏俄，但是相较国民党的建设成果显示出了相当程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对于苏俄的政治组织形式进行了悉心的研究，在保证理论正确的前提下，兼顾中国当时的国情，融入了中国古代已有的一些组织方式，其组织的严密性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党即国家”的国家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建国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它具有人民性，共产党领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于以党建国的理论和国民党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的，但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建设政党国家的目标和方向的进路仍是十分相似。
三、以革命形式完成现代建国
从帝制国家的覆灭到民族国家的消隐，再到政党国家的定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形态脉络大致如此。但是在战火硝烟不断的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何以在现代建国如此复杂的环境下摸索出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又是怎样带领中国人民最终完成现代建国的任务呢？对此，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关于现代建国选择的道路以及过程成为研究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巴黎和会的耻辱让国人痛感国家主权的不完整，而五四运动则让更多人领悟到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救亡图存和现代建国。在列强的枪炮下获得民族独立，把传统的古代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为了实现以上两点，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尝试了很多主义，包括内阁制、多党制等，但都失败了。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以致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内部情况复杂的国家，西方上层统治集团建国的条件显然并不具备。国内底层群众又90%是文盲，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因此，当时救亡图存只能走一条路，就是先进的中国人、知识分子深入基层用革命理论去动员民众、发动民众，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时刻选择什么方式完成现在建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些人能够决定的，它是由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的缘由决定的。易言之，一种不被历史拒斥的现代国家面相，必须是建立在一种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终于尘埃落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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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刘暖暖（1996-），女，汉族，山东省青岛市，在读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作者:刘暖暖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1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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