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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3-0059-97 ［收稿日期］2010-09-28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献校勘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即开始对出现讹误的文献进行校勘。此后，又在不断发展的文献校理过程中，总结经验，阐发理论，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校勘思想，成为当代文献学可资借鉴的文化遗产。
一、校勘目的论
校勘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意义如何，文献学家在校勘工作中，会不断地提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归其真正，克复其旧”。文献校勘的首要目的是求真，即求得文献原本之真。对此，颜师古较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汉书》时对《汉书》作了必要校勘，指出要通过“曲核古本”，消弭后世之人任意刊改增删《汉书》所造成的错讹，达到“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目的[1]（卷首，《汉书叙例》）。“归其真正”、“克复其旧”即主张恢复文献的本来面目。自此以后，凡校勘文献者，均以此为目标。至清代，段玉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论述：“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2](P298)把校勘当作求得经书之“是”的手段。黄廷鉴也指出，校勘古书，目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古籍原貌，并主张“注存旧本，不没其真”[3]（卷1，《校书说二》）。
“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校勘观念一直被学术界所接受。学者们坚信，只要“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4]（《序》），就能够复原古籍面貌，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一个可靠的本子。胡适曾归纳这一思想云：“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它和原本相差最微。”[5](P151)
校勘过程也就是复原文献真实的过程，而恢复原稿的原文和作者的原意是为了保证被记载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及客观性，保证作者真实思想在后世的传播，从而使后世不被错误的历史或思想所欺骗和愚弄。
（二）“有功古人，津逮后学”。校书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对此，王鸣盛云：“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4]（《序》）。对此观点，晚清叶德辉深表赞同。他强调，“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并深刻指出校勘“有功古人，津逮后学”[6](P50)。为此，陈垣指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7](P519)古书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衍讹误，必须靠校勘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古籍在文化传播中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在中国古代，前人事迹、圣人思想、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等一切历史的内容都是靠文字和书籍来传播的，文献几乎成为古代文化传播的唯一途径。但是，书籍在传抄、印刷、整理过程中不免常常发生一些失误错讹，乃至“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8](P335)，这些失误错讹又常常造成文化传播过程中真实信息的中断或扭曲。如果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不辨真伪正讹，而一味依循古籍中的错误文字去研究、去接受，自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由谬误文字必然导致产生谬误思想，贻害无穷。故要纠正文献流传中出现的错讹，校勘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钱大昕曾说，校理文献，“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9](P603)，并认为，“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10]（《自序》）。校勘古籍，一方面，还古人清白，做古人功臣；另一方面，刊正错误，有益后人。钱大昕认为，日读误书而不知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他说：“经史当得善本……若日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11](P76)校勘就是要“去其一非，成其百是”[9](P604)。段玉裁认为，校勘不仅要定底本之是非，还要定立说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2](P336)。可见，校勘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操作，既不诬古人，又不误今人。
（三）稽古右文，经世致用。校理文献是主体的行为，校什么书，不校什么书，其中隐含着校勘者的思想观念。从现存资料看，古人校书，绝非“好治闲事”[12]（《俞樾序》），而是有着明确的致用观念。就中国校勘史而言，自始至终贯彻着保存典籍、传承文明的思想。就每位学者而言，又会因学识修养与个人兴趣等的不同导致每个人校勘古籍的差异。宋代范祖禹曾批评王钦臣奏请道士陈景元校勘道书，指出：“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释，盖以备篇籍、广异闻，以示藏书之富，无所不有，本非有益于治道也。……道书除老子、庄、列已立于学宫，其余多虚诞不经，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宫观自有道藏，馆阁所藏，唯备数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雠校，以崇长异学也。”[13]（卷21，《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校理图书，其目的在于减少文献中的错讹，利于人们学习利用，从而使学术昌明，有益治道。但范祖禹却担心校理道书会加快它们的传播，崇长异说，紊乱儒学，不利于士习民风的养成，是一件“轻朝廷之体，羞当世之士”的事[13]（卷21，《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和范祖禹相似，林亿在校勘《黄帝内经素问》时也特别强调校勘工作的社会意义，指出古书经过校勘，“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14]（卷首，《林亿序》）。曾巩校理史书，正是为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故有学者指出，曾巩校书是“考古知今以经世”[15](P60)。清人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研治之精，备受推崇，其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水经》及注乃是一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著作，认真校理，就是为了经世致用。他在“五校本题词”的结尾引朱郁仪《〈水经注〉序》中之语，说：“有国有家者，使能因是《水经》之理，引申触类，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但如果“读误本《水经》而不知正”[16](P653)，其中经世致用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有鉴于此，全祖望才尽其所能，通过校理《水经注》，为世人提供一个善本，以便应用。
总之，中国古代学者对校理文献所具有的经世价值有自觉认识。如段玉裁评价卢文弨校书的意义时说，“校雠之事，自汉刘向、扬雄，后至圣朝极盛。公自以家居无补于国，而以刊定之书惠学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2](P204)。认为校勘古籍，无论是对于国家文治建设，还是应用于现实，都是极富有意义的。
二、校勘原则论
中国是文献大国，长期的文献整理亦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并进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校勘工作理念。校勘古籍的宗旨是返真求是，尽其真、求其是就成了校勘文献高树的旗帜。由此，“实事求是”的校勘思想成了文献校勘的优良传统，并成为主导校理古籍的首要原则。
其一，多闻阙疑，审慎对待古籍。自孔子提出“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后，后世校勘古籍均将其奉为圭臬。《汉书·艺文志》对阙疑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云：“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寝不正”。颜师古注云：“《论语》载孔子之言，谓文字有疑，则当阙而不说。孔子自言，我初涉学，尚见阙文，今则皆无，任意改作也。”对于不能遵守“多闻阙疑”之义的现象，《汉书·艺文志》还提出批评，“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1](P1723)，严重损害了经籍的流传。东汉学者何休在注疏《春秋公羊传》时也阐发孔子校勘古籍的微言大义，指出：“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7]（卷22，《昭公十二年》），所谓“不欲令人妄億错”，是说孔夫子不希望后人在校书时，对于疑字阙文，通过任意猜测来处理。这说明，孔子对待古籍极为审慎，疑则传疑，为后世校书立法。何休把孔子“四绝”引进校勘领域，当作人们校理文献的不二法门，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做好了这四点，自然就会在文献校理方面作出成绩。总之，“多闻阙疑”是要求在校勘资料的搜求和考证方面：一是力求“多闻”，充分利用各种版本，广泛考察一切可资利用的他书资料，综合使用各种校勘方法，进行考校。二是在校书过程中，坚持“阙疑”，也就是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绝不妄下断语，“苟无依据，皆属阙疑”[18](P283)，“正其脱谬，疑者阙之”[19](P191)。对“阙疑”之旨的贯彻，则体现了校勘态度的客观与审慎。
宋代馆阁校勘，一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臆断，不师心自用。宋真宗咸平年间校理《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是非互出，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苟无依据，皆属阙疑。其余则博访群书，遍观诸本，傥非明白，安敢措辞！虽谢该通，粗无臆说”[18](P283-284)。重版本、重证据、不主观臆断，即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一言去取，必有稽考”[14]（卷首，《林亿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三种古传本，即《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三种传本不尽相合，宋嘉祐年间整理《金匮玉函经》，即云：“《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20]这是崇尚尊重历史上所形成的不同传本的差异。欧阳修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每个人都会有知识方面的缺陷，故而在校勘文献时要有自知之明，慎之又慎，小心从事。所谓“君子之学有所不知，虽圣人犹缺其疑以待来者，盖慎之至也”[21](P2254)。对于反复研究依然搞不清楚的问题，主张采取“难以臆断为定，当两载之，使来者自择”[21](P1018)。
至清代，“多闻阙疑”更成为学者校书的准绳，并进一步提出对于无法解决的疑误问题的处理方法，赋予这一原则更加系统、丰富的思想内涵。黄丕烈力主校书要保存古书的原貌，他说：“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吾于古书，亦守斯训尔。”[22]（卷3，《中兴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卢文弨亦云：“宋以前所增窜者，疑亦不少，此则不敢去，恐其舔糠及米也。舍宋本而从别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专辄而改旧所传，则吾岂敢！”[23](P142)对于史书中的讹舛，钱大昕的处理方法是：“今搜采诸书，详加折衷，其可征信者，则增入正文；其当两存者，则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讹，加以驳正，皆必依据古书，非敢自逞臆见，仍注于诸条之下，以便省阅。”[9](P285)鲍廷博亦认为：“遇有互疑之处，择其善者从之；义皆可通者，两存之；显然可疑而未有依据者仍之。”[24]（《凡例》）章学诚也说：“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为必是也。”[25](P38)“择善而从之”、“两存之”、“仍之”，反映的恰恰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
其二，字句讹舛，不可轻改妄改。“多闻阙疑”是就对待文献的慎重态度而言，不可轻改妄改古书则是针对校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而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轻改妄改古书，历来是文献整理的大忌，而慎改古书历来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对于妄改古书的情况，自汉至今，一直遭到世人的批判。许慎作《说文解字》，严厉批评了“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耀于世”的行为。宋明人好改书，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抨击。宋代苏东坡指出：“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26](P147)此即妄改古书，造成书籍讹传百出，而令苏东坡非常气愤。《宋史·田敏传》云：“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27](P12819-12820)此即因任意改字搞乱了经籍的本来面目，故而遭到非议。对宋代坊间刻书任意篡改内容的恶劣做法，清代顾广圻等也都予以批判，他说：“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自玄卖，而古书多失其真。逮后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转转舛错脱落，殆不可读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触目满纸，弥不可读者有之。又甚而奋其空疏白腹，敷衍谬谈，涂窜创疻，居之不疑。或且凭空构造，诡言某本，变乱是非，欺绐当世，阳似沽名，阴实盗货，而古书尤失其真。”[28](P164)坊间刻书，为了赚取最大利润，或增删换易，或标新立异，或涂窜敷衍，或凭空构造，致使文献典籍“舛错脱落”，“多失其真”，传之后世，不忍卒读。
明代学风浮华，妄改古书更胜于宋代。清初大儒顾炎武对此作了猛烈批判。他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29](P672)妄改古书，一是对后世造成很坏影响，“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29](P671)；二是造成文晦义舛，谬种流传，“不知其人，不论其事，而辄改其文，谬种流传，至今未已”[29](P672)。顾炎武还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30](P69)杭世骏对明人任意改变书名、删削卷数、掺入其他资料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明人之妄如此”[31]（卷18，《欣託斋藏书记》）!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号称丰富，但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也相当严重，号为“书厄”。隋代的牛弘、明代的胡应麟等曾分别提出图书“五厄”论[32](P1289-1299)、“十厄”论[33](P6-7)等。饶有兴味的是，清人黄廷鉴认为妄改古书也是古籍一“厄”。他说：“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裨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3]（卷1，《校书说二》）由此可见，在秉承实事求是思想而整理文献的学者那里，妄改、轻改古书对文献的破坏和朝代更替、兵灾匪患、水淹火烧等对文献的破坏毫无两样。
在批判了前人刻书校书妄改古书的现象以后，文献学家们提出了“慎改字”、“不改字”的主张。
其实，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校理文献时，对于改动字句历来是小心谨慎的。东汉郑玄在校理经籍时，不仅不刊改文字，而且还保存异文，择优而从。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校书，对妄删、妄加都提出批评[34](P375-472)，告诫人们校书必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以意增删，徒增讹误。唐代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充分估计到古书在传抄流传过程中文字讹误的严重性，把校勘看作是释义的前提，他谈到自己的校勘原则时说，“余既撰音，须定纰缪。若两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异；其泾渭相乱，朱紫可分，亦悉书之，随加刊正；复有他经别本，词反义乖，而又存之者，示博异闻耳”[35]（卷1，《条例》）。很明显，陆氏既校是非，又校异同，反对轻改、臆改。至宋代，欧阳修是主张慎改古书的重要人物，“要知改字当慎”[21](P2270)，要求人们慎于改字。有清一代，校勘发达，校勘学理论也更加系统化，对于校书改字问题，人们提出了更加丰富的看法。
鲍廷博反对在校勘时改字，坚信自己“从未尝以己见妄改一字”，其原因就是怕改字“失作者本来也”[24]（《凡例》）。顾广圻亦反对妄改古书，主张校书要保存古籍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改，悉依其旧，尚存‘不知为不知’之遗意，于是而古书可以传，可以传而弗失其真”[28](P164)。对于擅改古书，段玉裁也是不同意的。他说：“凡书必有瑕也，而后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2](P191)阮元提出要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校勘，绝对不能轻易改字。他说：“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版，凡有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具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36](P620)焦循对于校勘任意改字也很不满：“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误，失其本真。”[37](P139)朱一新也认为古书不可轻改，他认为，“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书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38](P95)。他批评清代某些校勘家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说：“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都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38](P94-95)李兆洛也批评校勘者“不知守阙如之戒，妄缘疑而致误”，致使“本初无误，校乃致误”。清代学者看到这一点，坚持阙疑，决不妄改，“本朝读书士共守此训，不敢妄改，而雠校之事，确然有所守，故所刊书籍，贤于前代远甚，至乾隆中极盛矣”[28]（《附录·顾君墓志铭》）。
校勘中之所以不轻改、妄改古书，是因为古书致误的原因错综复杂[39]（《第三章》），非主观猜测或臆断所能解决。但事实上，凡校勘必有改字，一字不改的校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关键在于是否改的正确，是否能避免轻改、妄改，决不能拘泥。宋代朱熹校经，往往改字，但他不是轻改、妄改，而是当改则改，“某所改经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轻改，当观所以改之之意”[40](P2626)。清代王引之提出“三改三不改”论，也认为有些当改、有些不当改，要视情况而定，他认为对于“写官误”、“椠工误”以及唐、宋、明之土妄改经书这三种情况，只要证据确凿，校勘时就要“勇改”；对于异体字、假借字以及写官椠工失误但又找不到佐证这三种情况，校勘时就不能轻易言改[41](P148)。总之，对于显然谬误而又证据确凿者，则“勇改”；对于“不能择一以定”、“群书无佐证”者，则不改。应该说，王引之的主张更为通达。
三、校勘家修养论
校书是一项为时长久的工作，其中之艰难，古有定论。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敏求关于书籍校勘的话说：“宋宣献（敏求）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42](P197)朱弁《曲洧旧闻》也有类似记载：“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43](P141)清人黄丕烈在校书实践中对宋敏求的话深有同感，他说：“校书之难，如扫落叶，如拂几尘”[22]（卷4，《新序十卷》）；“书之难校，扫叶拂尘，可为至论”[22]（卷5，《刘子新论十卷》）。不是青灯黄卷日复一日地校书，实难有如此切入肌肤的体会。
既然校书如此困难，也就对校勘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具体如下：
（一）对校勘家自身修养的要求。文献校勘是在校勘者主体支配下的学术实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校勘者主体的观念及修养支配着校勘实践的进行，决定着校勘实践的方式和校勘质量的高低。正因如此，古往今来的校勘家都对自身修养提出过要求。
第一，知识储备：广博专精。颜之推认为校订书籍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储备：“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4](P219)欧阳修也认为，书籍内容，至为庞杂，校勘者必须学识渊博，要求“天地万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21](P1446)。中国古代书籍，尤其是经史著作，其内容上涉天文，下及地理，中载古今变化，旁预玄远幽怪，如学识浅薄，触处皆滞，校勘工作自然无法进行下去。故而，顾炎武强调，“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29](P670)。孙从添也认为校勘家要“博学好古，勤于看书”，“勤学好问”[44](P40)，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方能从事这一工作。
对于校书者而言，光有“渊博”的学识储备还不够，还必须“专精”。李笠曾指出，“校勘学家应具两种学识，一曰常识，二曰特识”，常识“无工作界域之区别，一切校书家俱用之”，而特识则是“从事工作时特殊对象之鉴别”[45](P507)。广博的知识储备，可以看作是“常识”，必须人人具备，方能从事校书，“特识”则是一种特殊的修养，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储备，可用之于与之相关的文献的整理。
从事校勘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荦荦大者，有文字、音韵、训诂等语文学知识，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文献学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的专门知识。文献以文字来书写，但文字、读音屡经变化，造成文献讹误，宋代岳珂、清代顾炎武都对文字、音韵变化造成的文献错讹作过分析。正因如此，清代学者主张“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41](P148)，故加强文字音韵学修养，成为校勘学者的共识。版本、目录等文献学知识，更是校勘文献不可或缺的修养。此外，古代学者还强调“专家校书”，汉代刘向校书即形成这一优良传统，如“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兵部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都是用具备某一方面知识的专家校理相关文献，事半功倍，效果极佳。
第二，治学态度：勤勉细心。在古人看来，校勘古书，还必须具备两种治学态度，即一要勤勉，二要细心。古代文献学家校勘古籍，非常勤恳和细心，“一编在手，废寝忘食，丹铅无已时。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征以证之，广询以求之”[24]（《朱文藻序》）。朱翌《潜山集·题校书图》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勤勉细心校书的情景：“我闻校书如扫尘，尘随帚去辄随有。萤窗孤坐志不分，帝虎鲁鱼相可否。榻上诸公富贵人，安能辨此铅黄手。绿柳啼莺耳畔春，翠袖弹丝眼前酒。如何复窥蠹简尘，又借管城公作帚。画史画名不画实，润色丹青传不朽。我是瀛洲旧校书，挥汗磨铅胝两肘。当时万一见此图，诸郎不免涎垂口。”[46]（卷1，《题校书图》）诗中所云“萤窗孤坐”、“挥汗磨铅”，亦指出校书要耐得住寂寞。王鸣盛考校十七史，“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其云：“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豪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饮饭进羹，登春台，饗太牢，不足喻其适也。”[4]（《序》）这不仅是勤勉细心，而且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每校出一处错误，竟如登春台、饗太牢一般享受！没有对校书事业的热爱，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的。
第三，对待自己：勇于反思。古代高明的校勘家律己极严，常常解剖自我的校勘工作，反躬自省。以钱大昕为例，在校勘工作中，他反对吹毛求疵、自我炫耀的作风，说：“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箫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10]（《自序》）很明显，钱大昕反对在校史时指小疵为大创。钱大昕主张考校古书，宜时时自省，忌夜郎自大，对于那种“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的轻浮学风，颇不以为然。他指出：“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见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而不暇，何暇论人哉。”[9](P278)虽然钱大昕所反思的是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治学问题，但确实包括校勘学在内。这种号召学者反躬自省的观念，正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二）对校勘家资料占有的要求。校勘必须掌握广博的、用以比勘佐证的资料，这是历代文献学家的共识。
第一，广搜异本（副本）及占有各种材料。校书必广搜异本（副本），是自刘向以来文献校勘家的共同主张，他们或付诸实践，或进行理论阐释，都把广储异本放在资料准备的首位。这些异本包括稿本、抄本、拓本、印本、注本、选本、校本等。章学诚说：“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25](P37)从理论上论述了广储副本、异本的重要。黄丕烈也认为校书必须集众本以校一书，搜罗不同的版本进行互校，他说：“古书传抄，岂能无误？得此证彼，可定去取，所谓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也。”[22]（卷5，《砚笺四卷》）他在校旧抄本《归潜志》跋语中这样说：“且书必备诸本，凡一本即有一本佳处。”他在校勘《周礼》一书时，就以明代嘉靖本为底本，以董本为主，参以家藏之岳本、蜀大字本、小字本、互注本、校余氏本等七个不同的本子，“集腋成裘，以期美备”。
校勘古籍，除了用本书的各种异本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资料。宋代馆阁整理医书，网罗众本，参以他书，“搜访中外，裒集众本，寖寻其义，正其讹舛……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敘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泝流而讨源……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14]（卷首，《林亿序》）。如校理《千金要方》，“自广内秘文及民间众本、道藏竺典、旁篇杂子，并用搜访，以资参考，得以正其舛互，补其遗佚”[47](P999)，真可谓穷尽一切材料，以资利用。
和前人一脉相承，王鸣盛校书占有资料极其丰富，他说：“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4]（《序》）王鸣盛认为，从事校勘，必须博综群籍，凡世间所有之资料，均要搜罗殆尽，以供佐证，以便校勘时相互检照，达到精校之目的。
广泛占有各种材料，尚需认真甄别。如王念孙父子最善于利用类书校书，由于人们对类书的价值评价不高，故而提出谨慎利用的问题。朱一新评价王念孙父子校书云：“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世无善本，又其书初非为经训而作，事出众手，其来历已不可恃。而以改数千年诸儒龂龂考定之本，不亦傎乎？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38](P75)近人刘文典也说：“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故虽隋、唐、宋诸类书引文并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48](P6)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占有资料，不可不慎。同样，对于他书注文，利用时也要格外小心。卢文弨说：“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书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23](P284)
第二，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及专家意见。校勘文献，代代相继，前人校勘成果理应成为后世校勘的参考。从校勘发展史来看，后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利用比比皆是，对前人校勘成果的评论也一分为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宋代沈揆校《颜氏家训》，就利用了谢景思的校勘意见，在把闽本与谢景思校本比较后，虽谢氏校本“亦时有此疏舛”，但“所校颇精善”，故“多采谢氏书，定著为可传”[34]（《沈揆跋》）。王念孙校《荀子》，也尽可能地吸收了各家校本的可取之处，“择善而从，诚不可以已也”[49](P136)。
博访通人，听取专家学者意见，也是校勘家占有资料的有效途径，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清乾隆五十六年（1781年），阮元充石经校勘官，撰《仪礼石经校勘记》四卷，博采戴震、刘台拱、王引之、金榜、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的看法，焦循为之作后序，称其“博访通儒，务从人善”，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校勘学家虚怀若谷、博采通人的良好学风。对此，孙从添有言：“若古人有弗可考究，无从改正者，今人亦当多方请教博学君子。善于讲究古帖之士，又须寻觅旧碑版文字，访求藏书家秘本，自能改正。然而校书非数名士相好聚于名园读书处，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否则终有不到之处。所以书籍不论抄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至于字画之误，必要请教明于字学声韵者，辨别字画音释，方能无误。”[44](P41)
要言之，校勘家的修养是影响校勘成果质量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此，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理论上有着清醒认识。在他们看来，广博专精、勤勉细心、勇于反思，是主体修养的内在条件；广搜异本、占有其他相关材料，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博采通人，务从其善，是主体修养的外在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文献学思想，而且有益推动了中国文献校勘实践的发展。